移居池上

2015 年，經由朋友介紹我來到池上鄉富興社區發展協會工作，這個社區發展 協會是以「村」為單位成立，在這個行政區劃內，閩、客及原住民人口比例相近，

族群呈多元混居狀態，負責處理協會計畫執行的陳姐向初來此地的我介紹富興村 時，曾開玩笑的說這裡是「小台東」；這個村獨特的所在，濃縮於此類比詞彙中，

而我也正是從一個小地方，方看見不同族群在此地生活如何互動交流出獨特樣態。

曾從當地一位漢人朋友口中聽到「阿美族在這裡並不弱勢！」這樣一句話；

好的，有一瞬間似乎就這樣被說服了，但再思考下去，這裡所說的「弱勢」是什 麼？既有的資訊告訴我，在這裡以「經濟」的角度而言，阿美族的確並不特別弱 勢；「大家都一樣」─在一位阿美族阿嬤的記憶裡，在那種稻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的年代，她與附近的婦女們不分族群，都會組團到外地打工；這裡也有阿美族人 是大地主，擁有大片田地，更有能力購置農機具。由於主要以種植經濟作物為生，

這裡做農的人家在經濟面向上朝著既定且共同的方向行動；在這樣的發展模式裡 頭，面對一樣的政策，族群界線看似消失了。

「大家都一樣」，彷彿是口頭禪般掛在這裡一些族人嘴邊，有趣的是，在我 與地方上的叔叔伯伯、阿公阿嬤逐漸熟識後，他們看著一個隻身來此地的女孩，

除了關心日常食、衣、住、行，更忍不住關心我的感情大事，阿美族的阿公阿嬤 常認真的表示：「要嫁嫁原住民，不要嫁客家人，會很辛苦，會做死；要娶的話 就可以娶客家人，他們很會做……」；或有開玩笑的說「你是不是要嫁我們這裡

感覺人們常掛在嘴邊的，族群間的相融並不是全部的真相，也可以了解，這樣的 區辨，或有來自日常生活相處的一點疙瘩，而對彼此之印象本身是褒是貶沒有定 論，都是你看我、我看你，以自身為出發點於不同情境中看待而構成的，故方有

「要嫁嫁原住民，不要嫁客家人……；要娶的話就可以娶客家人……。」這樣不 同角度出發而生的「相處之道」哲學。

那麼，這類彼此之間同與不同如何出現，在何脈絡中出現？

二、身在地方：地方的鬆動與凝固

當代地方認同或關係網絡往往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瑣碎，

極其普通平凡之人、地、物的互動 (黃應貴，2016：18) 。

一開始，我心心念念想著做池上「阿美族」的研究，很多人聽到便問「做哪 個村／部落的？」池上九個阿美族聚落：大坡、大埔、陸安、福原、福文、慶豐、

新興、富興、振興每年八月會各自舉辦豐年祭，四年一次於福原國小舉辦聯合豐 年祭；又有些人聽到會說「啊，池上的阿美族喔，他們blah blah blah……」言談中 將整個池上鄉的阿美族視為一共同群體。時而以鄉為單位，時而以部落為單位，

我到底應該怎麼劃界，怎麼做討論呢？

作為台東縣的一個行政區域，池上鄉在地圖上有非常清楚的地理邊界，從清 領時期與日治中期的新開園地區，到日治時期被名為池上庄，爾後國民政府來台，

沿用「池上」之名作為一鄉行政區名稱，又在地方政府大力推動下，所產稻米以

「池上米」為品牌走入市場，成為優質米的代稱。從以上簡單的回顧來看，從行 政區位邊界劃分，到爾後稻米政策與行銷策略的推動中，行政名稱與界線雖不斷 被重劃，但做為一地方的概念卻是不斷被強化的，如今「池上」順理的成為人們 心中一個「地方」，這點毫無疑問。然而在訪談過後，會發現行政區位的劃分於 現實生活，在許多變因下實是可變動的，一位農民就告訴我某一村的米雖種植地

位於池上，但由於地緣遠近關係著運送成本，部份該地居民會選擇送去關山的米 廠碾米及包裝，就成了關山米。這句話透露了池上與關山這兩個非常清楚標誌行 政地理區位邊界的地點，因農民於現實中距離與成本的考量，所產之物的分配實 際上跨越了行政界線。

進入鄉內，池上鄉轄內之十個村落，雖說今日村界明顯，但舉例而言，一位 大哥住在大埔村，但他的田地位於萬安村，因此理所當然地，他常要往返於這兩 地，又在需要農耕機具的時節，如耕地或割稻時，基於某些理由（大哥簡單的說：

因為認識），他找了錦園村有機具的農友幫忙。就這個故事來看，雖然大哥以大 坡村居民自居，但實際上他生活範圍已然跨越了多個村落；他也告訴我，因為當 初政府農地的劃分，或者田地買賣租賃關係，大家的田地通常很分散，不會在自 家附近，東一塊西一塊的，這樣的情況在池上相當普遍。在認知「地方」時，我 想不應僅依據地理劃界範圍，更需從人群的活動去理解與認識。一如David Seamon

（1980）所認為，理解地方的關鍵在於身體的移動性，然而，由於受現象學影響，

他主要追尋人類行為的本質，剝除了經驗脈絡，但人的身體如何在地方活動並不 只是單純本質性的，行為摻雜著意識，意識與其所在環境和接觸的人事物也有相 當程度的關聯性，Allan Pred 即言：「地方是不斷發生的東西，是以創造和利用物 理環境的方式，對特殊脈絡中的歷史有所貢獻的東西。」（王志弘等譯，2004：

59-60）

黃應貴在「21 世紀的地方社會」書序中提到，不同的社會領域會帶出不同屬 性的地方感，而個體本身在空間上賦有的流動性，讓社會與地方認同，已不僅單 單依據血緣及地緣結構為原則構成與群聚。他提出，研究者可以從「個人憑藉著 什麼，而能與他人產生連結或有所關連」的角度出發，看個體間互動如何形成關 係網絡，黃應貴（2016：16-18）既從個人的主體性及互為主體層面出發，即涉及 個體的「社會想像」；社會想像指個體對生活環境的主觀想像。Edward Soja（王

志弘等譯，2004:64-65）提出「第三空間」的概念來討論地理空間，他主張空間是 為人所「實踐」出來的，它不僅是具體可視可測的，同時涉及人想像的層次。討 論至此，地方已不是一固定的範圍，它是一具時間性的構築，此意即地方的概念 源自歷時性的實踐；不同人在地方上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同時因著對於自身身分 的認同（族群、性別、職業……等），擁有不同的生活領域與人際網絡，產生對 於地方不同的理解，產生不同的「地方感」，換句話說，「地方」是在一個過程 中，在時間的進程中，人事物在改變，對地方的認知也隨時被鬆動與重構。

許多研究已指出，交通與通訊等科技的發達，使得地方地理界線趨於模糊，

身處其中的個體，行動範圍得更輕易地依據需求拓展，連帶地開展了生活各層面 的領域，也讓個體的生活歧異擴大，這現象似讓地方社會的同質性趨向瓦解，但 地方真的因此被瓦解了嗎？黃應貴（2016）以為更大層次之區域再結構力量會成 為地方產生文化再創造的動能，再創造的動能，讓地方成員有共同社會想像之基 礎，進一步促成地方認同，這兩種作用力，使當代的個人，往往擁有多重地方認 同。以個人先於群體形成的社群性社群，「因著共同的社會想像提供必要的凝聚 力與地方認同感，加上參與了更大區域的區域再結構而帶來文化再創造的結果」，

而被視為一「地方社會」(同上引，2016：29) 。不可諱言，今日行政區劃是為人 們所認同並作為一想像中地方範疇的基礎，社區發展協會、以村為單位的活動辦 理等，再再將「地方」具體化。郭倩婷（2002）關於池上阿美族的研究，指出池 上阿美族人有著「聚落」與「鄉」兩個層次的認同，兩種層次認同展現於個人與 地方人們不同的互動情境中。

康培德回顧過往關於歷史與地域社會文獻，指出施添福的〈清代臺灣竹塹地 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及〈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 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兩篇文章分別從國家政治力量與地 方土地拓墾組織與社會型態兩個層面切入討論地域社會空間的形成與發展，將

人、地、區域、空間關係帶入地欲社會如何被塑造的討論中。爾後學者如詹素娟、

黃宣衛在其族群研究上也加入地域社會的概念：詹素娟以「社群」挑戰「族群」

一詞，突顯人群因地緣性而衍生之社經關係才是歷史上人群認同的基礎；黃宣衛 則從地域差異討論不同地方阿美族人的社會發展（康培德，2011：358-359）。透 過康培德的研究文獻回顧，呈現了「人」與「地」的關係是雙向的，人們的生活 狀態是依需求得經常性的跨越行政劃界移動，這樣的地方感與社群感／社群性

（sociality）相互共構成人對於自身的認同，而國家因素加入是強化或是瓦解這樣 的關係，也因地域而有所差異；綜言之，地方社會是多股力量交織而得以形成。

本篇論文將從我最熟悉的「小地方」：池上鄉「富興村」此地方單位出發，

此地原住民及閩客族群人口比例為1：3，地域範圍背臨海岸山脈，前面縱谷平原，

在農產作物上相較其他村呈現更多元的樣貌；從族群到農業種作型態的多樣性呈 現，我認為或可為可為池上縮影，找出地方上人與人之間這種所謂的「一樣」與

「不一樣」論述做一觀察與解釋，因此以該地方村民為主體，跟隨他們的腳步，

爬梳地方產業與人生活模式的連結，進一步跟著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工作與移動情 景，了解大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地方個體，地方個體本身的能動性又如何帶領自身

爬梳地方產業與人生活模式的連結，進一步跟著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工作與移動情 景，了解大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地方個體，地方個體本身的能動性又如何帶領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