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討論

本研究係以臺灣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為研究對象，探討治療者的西方 情緒智力與華人情緒智力對其治療效能的影響，共提出三個研究假設，以下分別 呈現考驗結果，並與先前文獻進行比較與討論。

一、治療者的西方情緒智力對其治療效能有直接而顯著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發現，治療者的西方情緒智力對治療效能的影響達到顯著，此結 果與相關文獻相符。

文獻指出，治療者在進行專業工作時，需要具備體察自己與別人的情緒，處 理情緒並運用情緒訊息來指引自己的思考與行動之能力，此能力即是情緒智力的 概念，而情緒智力又與治療效果有密切相關（Alcorn & Torney, 1982; Beutler et al., 2004; Hayden, 1975; Kim et al., 2002; Lambert et al., 1978），由此可見，要增進治 療效能的方法之一，即需要提升治療者的情緒智力。過去研究雖然關注於治療者 的個人特質對治療效能的影響，例如自我覺察在心理諮商與治療專業的影響（如 吳麗娟，2003；李美蘭，2006；陳金燕，1996、2003a、2003b；蔡秀玲，2004），

然而情緒智力的概念卻是較自我覺察廣泛，含括自我覺察、同理心、溝通與表達 技巧、社交能力等要素，研究者認為更能全面性瞭解情緒對治療效能的影響因 素，而本研究透過實徵方式驗證治療者的情緒智力與治療效能確實有所關連，亦 是本研究的重要貢獻。

本研究結果也發現，西方情緒智力對於治療者評定之工作同盟與同理心均具

有直接的影響力，但對於個案則否；研究者推測有幾個可能性：第一，可能與治 療者的自我覺察與評估能力有所關連，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在專業養成與 實務經驗中，自我覺察與評估能力是備受重視的能力之一，因此治療者在填寫治 療效能量表時，相較於個案較能察覺諮商關係與變化。第二，西方情緒智力內涵 包含正確理解他人的情緒訊息，這部份與是否能夠與個案建立良好的工作同盟關 係有關，而同理心亦屬於情緒智力的重要因子，因此治療者自評個人的同理心能 力應會與自身的情緒智力有所關連。

關於西方情緒智力中「社交能力」構面對治療效能有顯著的影響，相關文獻 指出，社交能力指的是個人如何處理和維繫良好人際關係的能力，包含了同理 心、瞭解他人、溝通能力等（張芳菊，2005），而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十 分需要具備與個案建立良好關係的能力，當治療關係愈穩固、信任時，雙方知覺 工作同盟的關係也就愈佳，也就對治療效能愈有助益，可見情緒智力中社交能力 與治療效能是相輔相成的。此外，治療者的個人特質和治療技巧亦能促進工作同 盟，特質方面包括彈性、誠實、恭敬的、可靠的、有信心的、溫暖、關心、開放 等，技巧方面則包括探索和反映個案過去的成功經驗、正確詮釋、促進情感表達、

關心個案的經驗等（Ackerman & Hilsenroth, 2001, 2003），而這些特質又與情緒 智力有所關連，故當治療者愈具備有這些特質，其情緒智力可能愈佳，而社交能 力其實就隱含了治療者個人特質的元素。此外，工作同盟一般被視為包含三個向 度：「情感連結」指治療雙方關係的連結；「目標共識」指雙方對治療目標的共 識；「任務共識」指雙方對達成目標所需完成的任務之共識（Bordin, 1979），

這些向度又有賴於治療者自身對情緒覺察、處理與管理的能力，建立關係的能 力，以及溝通的能力，當治療者愈具備上述能力，則愈能建立起好的工作同盟關 係。

總結而言，本研究部分驗證，當治療者的西方情緒智力愈佳時，其治療效能 愈佳，亦呼應文獻當中所述，情緒智力與治療效果有密切相關（Alcorn & Torney, 1982; Beutler et al., 2004; Hayden, 1975; Kim et al., 2002; Lambert et al., 1978）。

二、治療者的華人情緒智力無法直接預測其治療效能

本研究發現治療者之華人情緒智力並無法預測治療效能，跟過去文獻研究發 現不一致，研究者猜測有幾個可能性。

首先，國內相關文獻指出，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對個人在諮商歷程中 的情緒覺察與處理，會影響其對個案的知覺判斷、對諮商目標與策略的選擇，以 及對諮商處理的效果，而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成長經驗中情緒是否能適切 表達與治療關係有密切關連，同時也對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的理論取向、

諮商關係、以及諮商技術有明顯的影響（林淑君，1999；呂宿菁，2006；許玉佩，

1995；張怡敏，2004；張明敏，1994；張淑芬，1996；張學善，1998；蔡秀玲，

2004；謝珮玲，2003）。然而本研究發現治療者之華人情緒智力並無法預測治療 效能，研究者懷疑過去研究是關注於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於諮商歷程中所 被引發的情緒，而非本研究所聚焦的整體情緒管理能力，如此一來，治療者的情 緒智力對於治療效能的直接影響力可能受到某些因素所干擾，至於是哪些因素仍 不得而知，有待未來更多研究加以深究。

其次，研究者推測可能與治療者在專業工作與生活中所使用的知識不同有 關。由於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的養成訓練，大多源自於西方的理論與概 念，因此在專業工作上治療者依循的是西方對於情緒管理的概念，例如要覺察自 己與他人的情緒、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以及運用情緒來激勵自己等，然而回到 生活中治療者仍舊受到文化的影響，也傾向採用華人文化在情緒管理與表達上的 特性待人處事，例如在真實人際關係場域中，受到維繫人際和諧、重視面子等因 素影響，而採取忍讓的情緒管理策略，因此在考驗華人情緒智力對治療效能之影 響時，本研究所使用的這兩個量表，所測得可能是治療者在不同情境下的狀態，

故兩者之間即可能無顯著的關係。

上述討論也突顯出心理學本土化的重要性，西方的心理學是由生活中觀察現 象、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而累積的知識，因此西方治療者的專業工作與生活中所 使用與受到薰陶的皆是同一脈絡知識，然而臺灣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卻非

如此，專業與生活分別由兩套知識各自運作，甚至可能產生文化衝突，是故研究 者認為華人治療者應該試著建構屬於本土的心理學知識，以消弭西方文化與華人 文化之間的落差。

承上討論，研究者懷疑亦可能與依變項是否能夠反應華人治療者的治療效果 有關。工作同盟雖然一向被視為預測治療結果最好的指標（Beutler et al., 2004;

Horvath & Symonds, 1991），然而由於華人文化中重視關係導向，本研究懷疑工 作同盟的任務與目標共識之面向可能無法反映出真實的治療效果，也許未來研究 可以考慮其他治療效能的指標，例如晤談感受，或者是取自治療雙方以外的來源

（例如督導），以避免治療者主觀偏誤或個案填答的感激效應。但若考量文化差 異性，以及使依變項更能反映華人本土的概念，研究者以為，納入華人安適幸福 感概念，作為治療效能的指標可能更為適合。幸福感研究有多種取向，其中之一 與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發展有密切關係，稱之為「心理幸福感」

（邢占軍，2005），幸福感研究是關於個體在情意與生活品質方面的整體評價，

探討的內涵包括正、負向情意，以及生活滿意的認知評價（引自林淑惠、黃韞臻，

2008）。楊中芳（2009）即指出，華人所謂的幸福感不若西方學者所構思的那樣，

以追求「剌激」為幸福的泉源，且在華人文化下可以將心理健康定義為具有主觀 幸福感及免於焦慮之苦，故不少學者已經發展出高度契合本土性之測量幸福感工 具（例如陸洛，1998；李怡真，2008）。因此若將幸福感作為治療指標，可以獲 知個案在治療前後是否在心理主觀上對整體生活品質有所改變，如此在評估華人 治療者的治療效能時，可能更為適當與貼近。

而另一可能的原因在於，本研究所定義的華人情緒智力和治療效能並不在同 一層次上。本研究所採用的治療效能指標大多指涉個體的內在狀態（inner state），然而華人情緒智力的內涵，是被放在關係脈絡之下被界定，也就是說，

華人情緒智力是個體處於社會互動脈絡中如何「做人」的展現，屬於行為層次，

因此在測量治療者的「內在」與「行為」層次之間的關連時，可能還受到其他因 素的影響，因此造成分析結果並不顯著。

三、治療者的華人情緒智力與西方情緒智力交互作用對其治療效能並無影響力 本研究發現治療者西方情緒智力與華人情緒智力的交互作用，對治療效能並 無影響力。研究者推測，這可能是西方情緒智力與華人情緒智力兩者並非是截然 不同的兩套理論與概念，而是有其共同的概念與元素，或者是西方情緒智力和華 人情緒智力的概念也許不同，本部份將討論之。

首先，在西方與華人文化對情緒智力的概念上，根據Mayer, Salovey and Caruso在2002年的回溯研究，情緒智能的概念起源於西方心理學者對情緒的各種 實徵取向的研究，包括情緒產生的理論、情緒的演化基礎、人工智慧、情緒辨識 有關的研究，以及腦神經與臨床心理治療方面的知識（引自王叢桂、羅國英，印 刷中）。然而在多元文化與心理學本土化的浪潮下，不少華人心理學者開始思索 華人文化對於情緒的認知與情緒管理是否有所不同，王叢桂、羅國英（印刷中）

首先，在西方與華人文化對情緒智力的概念上，根據Mayer, Salovey and Caruso在2002年的回溯研究，情緒智能的概念起源於西方心理學者對情緒的各種 實徵取向的研究，包括情緒產生的理論、情緒的演化基礎、人工智慧、情緒辨識 有關的研究，以及腦神經與臨床心理治療方面的知識（引自王叢桂、羅國英，印 刷中）。然而在多元文化與心理學本土化的浪潮下，不少華人心理學者開始思索 華人文化對於情緒的認知與情緒管理是否有所不同，王叢桂、羅國英（印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