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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古典希臘自然法概念成形的歷史意義

第一章 自然法概念的成形及其背景,西元前第六世紀至前第五世紀

第四節 結論:古典希臘自然法概念成形的歷史意義

西元前第六世紀至前第五世紀,希臘的哲學思想呈現漸次的變化,早期希臘 哲學從科學的論學走向自然法的探討,此在知識上是由具確定性物理探索走向不 可知的人文追求。約於西元前第六世紀左右,邁立特學派、「多元論者」之論學表 現具體性、客觀性、理論性、確定性與科學性;然而畢達哥拉斯與赫拉克利圖斯 之學說兼治物質與人事之理,明確客觀的科學性質減退,強調變化性與神祕性的 不確定性因素增加。此趨勢可由兩方面解釋,一為學者的求知重點從物質狀態的 追究走向原則原理的尋求;二為對於「變化性」的探討,學者從物理性的分析通 向人文性的解釋。邁立特學派追究宇宙的根本物質,但到安培道格拉斯、安納薩 哥拉斯,其在關注事物的狀態之外,更求物質變化原則的解釋,其理之複雜性與 變化性更增。再者,對於「變化性」的分析,邁立特學派乃探求物質世界的變化 而非人事之變遷,他們關注物理性的動力,並提出萬物皆有生命的論點以給予明 確的解答,而不務求神秘化的解釋。安培道格拉斯與安納薩哥拉斯對於變化所提 出的原則性解釋(「愛與爭鬥」、「宇宙心靈」)尚存前人學說的科學性與確定性尚 存,因其原則原理為自然而然或機械性的存在,但此已不若邁立特學派將宇宙的 變化簡化為動力問題。畢達哥拉斯與赫拉克利圖對於變化原則的檢討,則從物質 的運作法則轉向兼含物質與人事之通理,其學說深具神祕性、宗教性而非具體明 確的科學理論。其中,赫拉克利圖對於變化的解釋更顯虛無,他認為宇宙中變化 的現象即是真相,「永恆」乃是人的感官錯覺,宇宙唯一不變之事即是「變化」。

此外,赫拉克利圖對於人的致知能力也是質疑的,相信唯有神靈方為全知全能154。 早期希臘哲學學術脈絡從確定性走向不可知與神秘性的關鍵,其實是學術由 科學性的分析走向人文性的探討,人文問題遠較科學問題具有變化性、複雜性、

不確定性。在西元前第五世紀以前,此趨向可謂學者企圖貫通物質與人事的取向 漸明,於是學者的知識立場(對於物質世界的探討心得)與其人生觀的關係更密。

邁立特學派與「多元論學派」欲探討宇宙的本質真相,然其認定真相為物質狀態 或物質運行法則,故其知識觀與人生觀關係疏遠。據傳泰利斯的人生格言與其科 學心得並無關連,而其他邁立特學派學者、安培道格拉斯、安納薩哥拉斯等對於 自然世界的關心也遠勝於人事155。此後學者與前人不同,他們關切自然同時關心

154 Malcolm Schofield and Martha Craven Nussbaum ed., Language and Logos: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Presented to G.E.L. Owe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1-52.

155關於泰利斯的人生觀,參見 Diogenes Laertius, trans. by R.D. Hick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vol. I, p.39。

當安納隡哥拉斯遠離公務轉而研究物理之時,或問安氏「難道家鄉非汝所關懷?」,安納薩哥拉斯回答自身對

於家鄉極其關心,言畢則手指蒼穹,暗指其以自然界為家。參見 Diogenes Laertius, trans. by R.D. Hick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vol. I,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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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進而追求貫通自然與人事之理,故其知識觀與人生觀具有一致性。畢達哥 拉斯與赫拉克利圖對於通貫人文與自然的興味較前人濃烈,畢氏學派主張「數目」

可以解釋自然與人事一切的現象與關係,此種認知落實在人生實踐上,則為宗教 靈修,以學習哲學為最高的淨化法門156。至於赫拉克利圖,他不僅提出自然與人 事共通之理乃「對立事物的統一」、「無常即是常」、或者「宇宙法則」;在人生觀 上,赫拉克利圖相信人應該服從「宇宙法則」,其人生態度為知識觀的落實。簡言 之,自然法的學者將認定的自然世界次序比附人世秩序,並要求人服從此理。由 於早期希臘哲學的學術脈絡趨向為通貫人事自然,並走向人文性的探索,因此早 期希臘學術漸具不確定、不可知的性質。這是因為人文問題無法以科學化的原則 論斷,即使自然法學者歸結通貫人文物理之原則,其應用於人事之時其實模糊難 知。赫拉克利圖結論「無常即是常」予人虛無的感受,人應當服從的「宇宙法則」

亦語焉不詳,其或指理性、或指「火性」,人如何對此遵從更無法明言。此自然法 概念的模糊性質雖與後世無殊,然而造成此模糊籠統的因素與後世迥異;此時自 然法概念的模糊性,為先哲具有通貫萬事萬物的宏圖卻見識不足的困境所致,此 與後人藉自然之名各抒己見動機殊異。

從西元前第六世紀邁立特學派的科學治學,到兼治人文與科學的畢達哥拉斯 與赫拉克利圖的求知路數,早期希臘的學術脈絡即有從科學走向人文探索的趨向,

而此探討人事之傾向愈來愈顯明,西元前第五世紀智士學派(the Sophists)的出現 可謂此趨勢的進一步發展。此後,柏拉圖提出一個分別心物層次的觀念論,早期 希臘哲學的物質主義路線或自然法概念的缺失已被批判剖釋。以科學性觀點作為 全面宇宙真相的立場與自然法信仰經此批判後理當不復見之,西元前第四世紀之 後,畢氏學派的靈修傾向大減,而專務數學幾何157。然而,由於各時代各人素質、

特質、心術有別,故後世自然法論述仍盛行不衰,與柏拉圖同時期的德摩克利圖 即延續以科學立場治學的路數。在德摩克利圖的科學路線之下,相較於邁立特學 派與多元論學派,其學理更為完備,物質主義色彩更為濃厚,其不務抽象玄虛之 說,而建立具有確定性、客觀性、科學性的機械論宇宙觀。此機械論的觀點路希 普斯早已提出,但德摩克利圖加以闡揚,使之更為完備158。此時的科學式學理更 為深刻,邁立特的學者討論物質狀態,原子論者直探物質的本質(原始物質);此 外,原子論的唯物世界觀更具全面性,其以原子解釋所有物質與精神的關係與現 象。又在「變化性」的解釋上,原子論提出機械論的「必然性」說明原子的運動,

此亦較邁立特學派以生命為動力的涵蓋性更廣,原子論者的科學性理論也在先前

156 關於畢達哥拉斯在宗教界上的影響,參見 Carl A. Huffman, ―The Pythagorean Tradition‖, ed. by A. A. Lon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pp. 66-87。

157 Leonid Zhmud, Pythagoras and the Early Pythagoreans, p.60.

158 ‗Nothing happens at random but all things as a result of a reason and by necessity.‘ Aetius 1.25.4. 轉引自 S. Marc Cohen, Patricia Curd, C.D.C. Reeve ed., Readings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From Thales to Aristotle,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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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的引導下更為精密。原子論的提出在當時頗具革命性,科學與哲學長期以 來不區分的情況於此被劃分清楚159

希臘早期的科學性研究到自然法概念的提出有其歷史性因素,由於希臘哲學 探討重點是為瞭解人事而非開發物力,因此人事的變化對於學術研究取向的改變 有所影響。西元前第六世紀後期,波斯帝國取代巴比倫成為西亞的霸權,波斯在 西元前第六世紀初征服希臘人在小亞細亞西部沿岸建立的城邦,小亞細亞的希臘 城邦在波斯的統治下極其不安,並在西元前第五世紀末葉(499-494BC)欲取得獨 立但並不成功160。波斯帝國攻佔小亞細亞後,希臘的學術中心不再是邁立特,而 是其他小亞細亞城邦,安納薩哥拉斯、赫拉克利圖皆出身小亞細亞。而原出身愛 奧尼亞的畢達哥拉斯,在此亂局之後則至南義大利的西西里建立宗教靈修團體,

希臘哲學的探索此後在「遠西」持續進行。希臘學術重鎮的轉移後,希臘哲學的 研究傾向神秘悲觀,此或受當地學風的影響,南義大利地區(Magna Graecia)盛 行奧爾菲信仰,影響畢氏學派頗鉅。畢氏學派的哲學神秘悲觀與而充滿宗教性色 彩,這一方面或受當地影響,但更可能是經此人禍衝擊而對理性的求知取向感到 失望,故轉向靈性領域的探索。赫拉克利圖的學說趨向悲觀虛無,也可由此脈絡 理解。此時構成宇宙的基本物質為何已非學者所重,宇宙的運作原理才是最高的 學術旨趣161。這顯示希臘哲學的研究本質為人文而非科學,若早期希臘哲學的研 究目的為控制物,則人事的變遷動盪不致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而到了西元前第 五世紀,希臘的科學與哲學研究已在希臘本土蓬勃發展,此種人文探索導致學術 的不確定性、不可知性到了純粹探索人事的智士學派更為明顯,但另一方面,巴 爾幹半島東北部地區(Abdera, Thrace)的新秀學者德摩克利圖延續科學研究的路 線,為此人文研究之外的不同脈絡。此研究取向的分流,也暗示著學術研究的蓬 勃發展,方得使科學與哲學專業劃分。早期希臘哲學的學術脈絡可以此歷史因素 解釋,然而,此演變趨勢有其學術的內在理路,不必將之視為外在環境變化的結 果。

早期希臘哲學研究取向的變化趨勢,最初以科學治學,此為文明初期自然的 求知法門。此後自然法則的提出,則是歷史進程中,從追求物質之理到探索人文 的自然發展。自然法則的出現之時自然法概念的侷限同時展現,然此為文明初期 欲探索較高層次義理時難以歸咎的缺失。文明初期學者若要尋求貫通之義,必由 外在世界著手,科學性的研究具有確定性、單純性、理論性,對於外在世界的認 知有簡化的傾向。此後,此科學治學的脈絡卻也漸趨複雜,其由單純探討物質本 質轉而研究物質世界的運作原則。之後科學性的研究漸走向人文的探討,學者兼

早期希臘哲學研究取向的變化趨勢,最初以科學治學,此為文明初期自然的 求知法門。此後自然法則的提出,則是歷史進程中,從追求物質之理到探索人文 的自然發展。自然法則的出現之時自然法概念的侷限同時展現,然此為文明初期 欲探索較高層次義理時難以歸咎的缺失。文明初期學者若要尋求貫通之義,必由 外在世界著手,科學性的研究具有確定性、單純性、理論性,對於外在世界的認 知有簡化的傾向。此後,此科學治學的脈絡卻也漸趨複雜,其由單純探討物質本 質轉而研究物質世界的運作原則。之後科學性的研究漸走向人文的探討,學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