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最初的問題：法權對社會解放重要嗎？本文的答案是：重要，但沒那麼 重要。
顏厥安教授在〈自由主義與憲政體制的建立〉中曾經由哈伯瑪斯的後倫理反 思性因素對非西方國家在建立憲政體制的困難提出深入的分析，其中最基本的難 題就是非西方國家在由非民主憲政體制轉型時，不能透過獨立的政治觀，而必須 以全方位或完備性學說來回應挑戰。自由主義在非西方國家不僅是政治架構或政 治運動（因為其往往尚未完成），更是文化運動（顏厥安，2005c：259-263）。
本文認為，政治自由主義乃是在有諸種文化自由主義（當然也有非自由主義）
競爭的美國或西歐提出，相較於此，非西方國家幾乎從零開始的情境可能更反映 出自由憲政的根本特性，也就是民主的實現與維持高度依賴政治社群內的文化條 件。
然而，如果採取著「內在超越性」歷史哲學觀或Honneth 的黑格爾自由主義
1，在欠缺民主文化的非西方國家，自由憲政難道不是不可能嗎？本文持否定說，
首先，承認是普遍的道德結構，融主體的道德認識是人類文化的普遍特性，並非 西方文化特有，因此爭取承認的抗爭在世界史上一直存在，差別僅在於西方透過 法權與道德性的承認機制，使得各個承認領域內的抗爭與個體化更徹底的實現。
其次，非西方國家無論主動或被迫，也已經或多或少接受了國家正當性來自
1 Honneth 並沒有使用這樣的說法，僅在 Honneth (2011a)提到「對自由主義的黑格爾式擴充」。
另外，本文認為Honneth 不該被歸類於社群主義或共和主義，特別是他明確拒絕社群主義的非批
判性。
於人民同意，以及可對社會規範進行道德反思之承認原則。即使尚未接受，我們 也可以由承認所預設的自主增長來判斷是否應該接受。
因此，我們已經且應該擁有法權制度與道德反思之結構。這似乎就是多數自 由主義的起點，因此，只要打倒迂腐、守舊政權，自由憲政即可完備。亞洲國家 如台灣與韓國在晚近也都經歷此一過程而建立法制上的民主。但從晚近的發展可 以看到雖然形式上的民主法治得以維持，但政府體制內的合理化或其他領域的社 會解放未必隨之快速實現，甚至有倒退的現象。
雖然 Honneth 將實定法理解為社會承認共識達到後加以明文的產物，但本文 認為，不管在西方或非西方，這並非實況，不管是精英壟斷，或是立法程序中產 生實質合理但在議場外尚未被高度接受的法律所在多有2。雖然這並不意味著這 些法律規範必然無法實現，相反地，超前立法也可能和社會的承認文化產生辯證 關係，但個別法制度也因此是高度脆弱的。即使服從法律本身，若欠缺相對應的 承認文化，是否真的能讓承認原則良好的運作與實現即成為問題3。因此，相較 於實定法或法學論述，真正關鍵的是社會中的法實踐。透過國家權威頒佈的法權 固然得以在一定限度內維持自身，但若欠缺相應的承認文化，即使有利益相異的 不同群體，進一步的民主化或權利的實質化仍難以推展。
這點出了哈伯瑪斯拒絕共和主義對公民倫理慣習（ethos）之強調可能有的 問題，不管是憲政制度的建立與進一步的深化，單純依靠程序性的法律溝通有其 極限，而必須依賴公民對憲政精神的理解與熱情，但即使是憲法愛國主義所欲達 成的「團結」能否單純由法體制本身產生亦有問題。Honneth 曾試圖由市場對成
2 但當然是值得批判的。
3 尤其在高度爭議的憲政實踐上，僅依循條文文字，往往是不足的，能進到釋憲審理之爭議也十
分稀少，必須仰賴社會輿論與官員的自制。又例如在司法文化中，過度強調司法官權威可能使得 平等法權的文化受到阻礙。
就的肯定所形成的成員感作為團結之來源。但在《自由的法》最後似乎要用歐洲 共享的、在各個承認領域中的抗爭而得且彼此交流的政治文化以促成歐洲團結
（Honneth, 2011: 622-624）。
在哈伯瑪斯的憲政愛國主義與 Honneth 的政治文化兩種團結性方案中，本文 認為後者一方面解釋了團結性與自由的進步動力來源（哈伯瑪斯的法理論只能提 供合理化的機制），另一方面也點出法權不是社會正義的全貌，這一點是極為關 鍵的。這意味著，自我實現作為自由的理念不能夠如哈伯瑪斯的法理論中被削弱 為集體自我認同，甚至依附於民主意志形成的自我決定程序（憲法），而必須由 各個承認領域中自由的實現共同構成。如同先前所述，忽略其他承認領域的正義 理論，將是不完全的，甚至會威脅其他承認領域自主性。
從這一點看來，以自由主義模式在非西方國家建立憲政體制，往往將焦點限 縮在法權及以其為核心的法治國體制之建立。儘管法權必然會「溢出」至其他承 認領域而對之進行限制。這種限制一方面可能威脅愛與成就領域的內在邏輯，造 成文化認同的危機，另一方面，本文更為關注的是，其所提供的進步動力依然有 限。因為在個人關係與市場經濟中，除了個人所擁有的權利、基本保障以外，更 為關鍵的是對情感與個人貢獻的理解。
在亞洲國家中，我們也看到如日、韓一方面具備法治國體制，卻在已民主化 多年後（尤其是戰後即有不間斷之形式民主的日本），持續擁有相當嚴密的父權 家庭結構與不平等的性別文化。在台灣，民主化、法制度的建立對勞工地位的提 升似乎作用有限。這意味著無論是由上而下的憲法移植或由下而上的民主抗爭，
都未必能夠將政治上的自由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即使是透過權利論述爭取離婚權、
或同性婚姻合法化，如果是以寬容作為基礎也都有其極限。最終仍必須透過扭轉
社會對愛、婚姻的理解，才能夠改善婚姻中的女性與同志的社會地位。
當然，本文並不認為法權抗爭與其他爭取承認的抗爭互斥，反而常常相互牽 連，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運動往往會提出對婚姻與家庭的不同想像，爭取勞工權利 的運動可能伴隨著對勞動價值的重新詮釋。對愛與成就的理解可能被轉化為法權 論述的一部分，也可能僅是與之同時出現。無論如何必須要意識到這些論述完全 無法化約為權利論述。
不過，這僅是意味著在實踐、論述方式上法權不應是唯一途徑，並非要放棄 法權作為一種實踐手段。婚姻平權的論述可以打開社會對婚姻與情感的全新想像，
性自主的論述也可以作為扭轉社會中對情慾理解之起點，但不可能完全取代後者。
法權論述在此是全社會平等化關鍵的環節，但也僅是其中一個環節。這正是權利 之所以能也之所以需要與政治相互辯證的理由。
儘管法體制之建立僅是法權承認文化的一部分，後者又僅是整體承認文化的 一環。但本文也認為各種進步的社會運動可藉由透過法權論述打開整體政治或文 化抗爭的空間，因此作為實踐成果或實踐途徑都是重要的。法律或法學一方面是 這些爭取承認抗爭的結果。另一方面，本文認為，法學也不只是被動的接受立法 者的決定，藉由重新以各種受苦經驗反思法權承認原則之詮釋與適用，法學也可 以是批判性介入並扭轉社會承認文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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