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90 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便陷入前所未有戰後最長時期的經濟不景氣，
因為當時正逢日本平成天皇上台不久，因此，日本人便稱這波經濟不景氣為「平成不況」，
這也讓日本人更加懷念在 1960 年代昭和時期，日本政府所創造的「神武景氣」。而這波戰 後最長時期的經濟不景氣，也把世人對於日本經濟的評價，從 1980 年代傅高義「日本第一 名」的最高點，跌落至 1990 年帶烏理亞「日落帝國」的新低點；537同時也讓在 1970 年代 蔚為風潮，形成周邊國家爭相模仿的日本發展模式，到了 1990 年代，卻變成東亞國家亟欲 擺脫，而卻又無法掙脫的枷鎖。
在東亞國家當中，首先掙脫日本發展模式便是南韓，它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在國際貨幣基金的主導下，積極進行自由化政策，將過去的政府主導模式轉變成市場導向 模式，成功改造了南韓的政經體制，也創造南韓在 2000 年之後的經濟奇蹟；而台灣政府現 在也正在為了擺脫日本發展模式，而正在與市場自由化搏鬥，但是反觀身為戰後發展國家 論主要典範的日本，從 1990 年之後，在表面上，日本政府似乎進行了一連串轟轟烈烈的制 度改革，實際上日本的改變卻是相當有限的，許多政治經濟學者也紛紛提出建議，要求日 本政府面對自由化的浪潮，應該要改變過時的政府主導模式，來對戰後的政治經濟體制進 行總點檢，538但是我們發現日本政府每次在歷經正式制度的改革之後，一旦碰觸到非正式 制度的敏感神經，日本政府便縮手了，這是日本在 1990 年代，雖然歷經多位首相的政經改 革，但卻仍然無法擺脫經濟衰退泥沼的主要原因。
而日本在 1990 年代的改革失敗經驗，同時也對傳統的制度論造成重大的衝擊。在過去 制度論者認為：一旦國家面臨經濟衰退，只要對結構上的法規與制度，對症下藥進行全面 性的改革，國內經濟自然就會逐漸復甦，日本政府在 1990 年代，的確也是服庸著這套理論 模式，亦步亦趨的施行而深信不疑。但是從日本在 1990 年代的改革經驗，我們卻發現這套 制度論模式，用在西方的民主體制國家也許管用，但是在非正式制度盛行的東方國家，卻 是極度的水土不服，因為在改革了正式制度，假若沒有改變非正式制度的運作方式，這對 於政經改革來說，卻只是事倍功半的。
因此，本文便是嘗試要重新詮釋制度論的分析，從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來去分析日本 在 1990 年代經濟衰退的根源因素。而從以上本文的九個章節，對於非正式制度與日本經濟
537 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85); Robert M. Uriu, Troubled Industries: Confronting Economic Change in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538 Steven Vogel, Japan Remodeled: How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re Reforming Japanese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發展的分析，我們其實可以得到理論層面與實證層面等兩項意涵：
首先在理論意涵方面：在非正式制度建立方面，制度可以劃分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 制度兩個面向來探討，所謂正式制度，是指正式法令所明文規定的制度運作，是屬於制度 層面，而非正式制度，則是指在法令當中沒有規定的，而是依賴人與人或是機構與機構之 間，長久以來所形成默契的制度運作方式，是一種經驗層面。而為何要這樣區分呢？因為 我們發現在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一個國家在制度的建立過程當中，為了要強化或是節省 制度運作的交易過程，通常會設計一套非正式制度來輔助正式制度的運作，以達到經濟成 長的政治目的。
在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方面，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下，的確能夠填補正式制度運作的 不足，有效降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交易成本，來促成經濟的快速的發展。但是我們必須要 強調：非正式制度並不像正式制度，有正式的法令規章來遵循，它是一種依賴人際網絡關 係的運作機制，因此是欠缺透明化的行為方式，同時也是必須要在政府主導的封閉型經濟 體之下才能夠有效運作，一旦政府主導能力減弱之後，非正式制度在欠缺政府有效監督，
以及缺乏透明化運作機制下，將會容易形成行為者之間的貪污腐化及利益輸送關係，讓原 本促進經濟快速成長的效能也就逐漸不彰了。
在非正式制度與經濟轉型方面，由於非正式制度的運作是依賴人際互動及關係網絡，
所以其不像正式制度會受到法令規範的約束，因此，在非正式制度富有政策彈性之下，也 讓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更能有效促成經濟的發展，但是在 1980 年之後，全球興起一片自 由化的浪潮，在自由化的聲浪下，直接促成國家必須要進行經濟制度的轉型來加以因應，
這種經濟轉型對正式制度來說是輕而易舉，但是對非正式制度來說反而造成調整的困難。
其次在實證意涵方面：在非正式制度與日本經濟成長方面，我們可以發現戰後日本政 治經濟體制是結合官僚、派閥及企業的鐵三角關係與非正式制度，在非正式制度下建立一 套正式制度台面下的運作關係，並由派閥、官僚及企業為主要的互動行為者。另外日本非 正式制度的建立是主要原因，在於日本政府為了要降低民主制度曠日廢時的討價還價過 程，在最短時間之內將國家經濟發展起來，同時日本非正式制度承襲明治維新以來，以官 僚為主導的傳統，透過行政指導及官員空降來統合國家資源，並監督企業是否有確實遵守 政府經濟政策。
在非正式制度與日本經濟衰退方面，我們發現在 1990 年代，日本經濟之所以會歷經戰 後最長時期的衰退，最主要因素在於 1990 年之後，日本歷任的首相都只針對選舉制度、財 政制度、金融制度及行政體制等正式制度做改革，而並未對行政指導、官員空降、審議會 制度、交叉持股以及財政融投制度這五項非正式制度，及其主要行為者政界（自民黨派閥）、 官界（官僚）及財界（財閥）的鐵三角關係做改革，而這些因素卻都是導致日本在 1990 年 代經濟遲遲無法復甦的最主要原因。
在非正式制度與日本經濟轉型方面，在 2001 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我們發 現在小泉上台之初，正好面對財閥與銀行交叉持股所產生銀行體系鉅額的不良債權，以及 官僚與自民黨派閥掌控財政融投所產生政府鉅額的財政赤字，而小泉透過對本道路公團改 革及郵政民營化，來瓦解日本政界鐵三角當中自民黨派閥、官僚體系與財閥之間的關係，
進而改革日本財閥與銀行之間的交叉持股，以及官僚與自民黨派閥充斥的財政融投制度，
這些非正式制度的改革讓日本的經濟從 2004 年之後便逐步開始復甦。
近年來很多學者在比較日本與南韓這兩個國家在近年來的經濟表現，都認為南韓在歷 經 1997 年的金融風暴之後，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下，積極進行財閥解體與轉型，斬斷過 去大企業與銀行之間不當的借貸關係，以阻絕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利益輸送關係，徹底打 破過去日本型的經濟發展體制，讓南韓經濟能夠重新再度起飛。反觀而日本在 1990 年泡沫
經濟破滅之後，在歷經十年（1990-2000）七位首相不同的的經濟改革政策，日本經濟仍然 遲遲無法復甦，最主要的原因便在於日本無法打破過去政經體制的窠臼。
這套以政府為主導的日本式政經發展體制，在官僚、自民黨派閥及財閥鐵三角關係，
所運作的行政指導、官員空降、審議會、交叉持股及財政融投等非正式制度，在 1990 年之 前，一直是帶動日本經濟成長的幕後最大推手，但是到了 1990 年之後，卻成為日本經濟衰 退的最大黑手。而同樣的非正式制度，同樣的行為者互動關係，在不同的時期之所以會產 生這麼大落差的主要原因，便在於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
首先外在自由化的衝擊，在 1980 年代一連串的市場自由化措施，解除對國內經濟體系 的管制，讓日本官僚主導市場的能力逐漸弱化，而自民黨派閥的影響力卻逐漸增強，而將 國家的經濟政策，從過去的專業考量轉變成選舉利益的考量；其次是民主體制的深化，在 歷經 1993 年的政黨輪替，過去長期一黨執政的自民黨縱使重新取得政權，但已經無法像過 去壟斷所有行政資源，這讓日本的行政權力逐漸從行政部門（官僚）移轉至立法部門（國 會），而將國家的經濟政策，從過去的全國性思維轉變成地方利益思維。
因而自民黨派閥逐漸取代官僚成為主要的行政指導者，國會族議員也取代官僚成為最 重要的國家利益分配者，面對國家政策主導者的轉變，在派閥政治的運作下，日本政府卻 渾然不知，也無動於衷，也不願意去面對，仍然極度依靠過去賴以刺激經濟成長的擴大政 府財政支出政策，但是這項政策在非正式制度運作模式的運作下，卻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派 閥與族議員的力量；縱使在 1990 年之後日本嚐到經濟衰退的苦果，但也只對表面的正式制 度進行改革，而吝於對非正式制度作切割，這讓日本在 2000 年之後，陷入同時面對鉅額的 政府財政赤字及鉅額的銀行不良債權的困境。因此，因此學者者便認為若要讓日本斬斷過 去的歷史沈窠，也許應該要讓日本像南韓一樣歷經一次的金融風暴，才能作全面性的改革。
因而自民黨派閥逐漸取代官僚成為主要的行政指導者，國會族議員也取代官僚成為最 重要的國家利益分配者，面對國家政策主導者的轉變，在派閥政治的運作下，日本政府卻 渾然不知，也無動於衷，也不願意去面對，仍然極度依靠過去賴以刺激經濟成長的擴大政 府財政支出政策，但是這項政策在非正式制度運作模式的運作下，卻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派 閥與族議員的力量；縱使在 1990 年之後日本嚐到經濟衰退的苦果，但也只對表面的正式制 度進行改革，而吝於對非正式制度作切割，這讓日本在 2000 年之後，陷入同時面對鉅額的 政府財政赤字及鉅額的銀行不良債權的困境。因此，因此學者者便認為若要讓日本斬斷過 去的歷史沈窠，也許應該要讓日本像南韓一樣歷經一次的金融風暴，才能作全面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