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長期以來，諮商與心理治療學者企圖從治療理論的角度，取得心理治療療效 的支持證據；然而不同治療理論有其不同的人性和病理觀，不僅難以取得直接證 據，比較療效的相關研究，結果也未達顯著差異；及另針對特定的病理類別，比 較特定的心理治療理論和介入措施的療效，也無法有一致的結論(Wampold, 2001, 2007)，因而諮商心理治療的療效因子一直被關切、但也被認為是個難以證實的謎。
然而，在實務工作現場，不論是比較藥物與心理治療的效果差異(Blatt, Sanislow, Zuroff, & Pilkonis, 1996)，及安慰劑效果的檢驗設計(Baskin, Tierney, Minami, &
Wampold, 2003)，或是諮商專業工作者的評估、個案的自我報告(Bike, Norcross, &
Schatz, 2009)，多年來的研究資料，都支持心理治療確實對於改善個案的心理健康 與生活適應有真實性效果存在(Hunsley & Lee, 2007 ; Wampold, 2007)。
諮商與心理治療效能透過諮商專業工作者（以下簡稱諮商者）對心理治療的 體現，以及諮商者與個案的互動才能發揮其意義與功能，成功的治療需仰賴案主 對諮商者的信任，願意朝向目標改變的合作過程，而近年的研究結果也支持這個 方向，顯示諮商者的同理、溫暖與一致的態度和治療關係與療效的相關，優於治 療取向的效益(Lambert & Barley, 2001)。特別是針對同盟關係對療效影響與預測的 研究，更是獲得相當一致的支持，顯示治療關係是跨情境療效因子的核心(Horvath, 2001; Pos, Greenberg, & Warwar, 2009; Wampold, 2001; Zuroff, & Blatt, 2006)。
Baldwin, Wampold 和 Imel (2007)進一步探究同盟關係，分析 331 位個案對 80 位諮 商者的研究資料，澄清諮商者與個案兩方對關係的影響力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 諮商者的個人因素對關係的影響力較個案因素為高，並據此建議，在臨床上，諮 商者應該監測自己對同盟關係的影響、善用個案對同盟關係給予的回饋；另外，
Wampold (2001)也曾針對療效因子的相關研究提出批判，指出過去的研究中，統計
方法因疏忽諮商者的影響因素，導致高估了治療理論的變異量，若重新估計過去 的研究結果，甚至有研究顯示諮商者所佔效果比例可高達 70％。此外，Wampold 和 Brown (2005)檢視了 581 位諮商者的 6,146 份案例資料，保守估計約有 5%療效 的變異量來自諮商者。雖然諮商者所佔療效比例未有定論，但，過去的研究顯示 諮商者的素質在治療效能中佔有重要地位(Blatt, Sanislow, Zuroff, & Pilkonis, 1996)。因此，Wampold (2007)認為心理治療之所以有效，並非僅是治療本身，治 療關係反而是致使療效產生的關鍵因素，亦即諮商者與個案建立同盟關係的能 力，被視為是更重要的關鍵；所以，Wampold 強烈建議，加強諮商者與個案建立 關係的知能，將是諮商者訓練的重要課題，而諮商者與個案的人際交互作用歷程，
更將是未來研究探究心理治療的重要焦點。基於此，更多探討諮商者的個人因素，
以及在與案主互動時，如何影響彼此形成有效的諮商關係，實為協助澄清療效因 子樣貌的重要研究方向。
所謂諮商者個人因素包括主觀與客觀特徵，客觀特徵主要為年齡、性別、種 族、治療取向等，主觀特徵則為人格、價值觀、態度信念、哲學取向、治療關係 等等(Beutler et al., 1994；引自 Wampold, 2001)。許多研究指出諮商者的年齡、性別、
治療經驗年資、學位等客觀特徵僅佔極小的影響程度，也就是客觀特徵並非療效 的關鍵，這樣的看法在其他研究也獲得一致的支持(Bowman, Scogin, Floyd, &
McKendree-Smith, 2001; Horvath, 2001; Lutz, Leon, Martinovich, Lyons, & Stiles, 2007; Jennings & Skovholt, 1999; Owen, Wong, & Rodolfa, 2009; Wampold ＆ Brown, 2005)。因此，諮商者個人因素中的主觀特徵，恐怕將是後續研究最值得探 究的療效因子項目之一。
若更詳細端看主觀特徵的項目，除了諮商者的同理、溫暖態度和諮商關係等 共同因素，被證實比其他治療干預更有預測力外(Lambert & Barley, 2001)，其他項 目的研究則未有一致結論；例如，諮商心理學界一致認為諮商者的「人格特質」
很重要，許多研究也嘗試探索出有效諮商者的人格特質，然而研究資料豐富、卻
仍難有定論(Wampold, 2001)。國內學者廖鳳池（1994）對此現象提出解釋：他以 為過去針對諮商者個人特質與諮商效果直接關連性的研究，無法獲得定論的原 因，很可能是因為過去研究將個人因素視為能力或人格方面的特質（traits），然而 這樣的概念與諮商者的自我（self）狀態並非同一個構念。因此，廖鳳池乃選擇從 認知中介影響與自我基模理論的概念為觸發，探討諮商者在治療中的自我認知，
對諮商關係與行為的影響狀況。結果支持其假設，雖然將諮商者的自我區分為一 般、人際和晤談中三種型態，但透過不同的中介變項，都影響到個案的晤談感受 與諮商關係，顯示自我認知是影響諮商關係和諮商行為的重要變項。
特別是，廖鳳池的研究顯示諮商者的自我，可能是過去探究療效因子中有關 諮商者個人因素，重要卻被忽略的方向。自我一向被視為個人經驗彙整的中樞（陸 洛，2003），是心理學界中重要的討論主題之一，企圖了解自我的本質與自我心理 歷程開展的動力，因而相關研究相當蓬勃，其中被關注最多的是自我概念（郭為 藩，1972）。自我概念為人格結構中的重要核心構念，許多研究都指出自我概念和 行為、生活適應、學業成就、人際關係、心理健康等有密切關係（侯雅齡，1998；
郭為藩，1972）。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是諮商者以個人自我為參照工具，與個案互 動的助人過程，所以諮商者的自我了解與覺察，對營造有效性的治療基礎而言是 相當重要的。因而，在諮商者的個人主觀特徵中，本研究以為若能聚焦於諮商者 的主觀特徵之一「自我概念」，將有助於澄清與理解諮商者個人因素對療效的影響。
所謂「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一種個人對自己系統性的了解與知識形成 發展的過程中，西方心理學家認為「主體」的自我整合自身感受與行為，又能以 自我視為覺察自省的「客體」，透過如此反覆的過程經驗到「自己是一個怎樣的 人」，逐漸建構出自我概念的內涵，亦在其中根據生活經驗、他人互動與環境影響，
了解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將自己視為獨特的整體（陸洛，2003，2007；廖鳳池，
1994）。簡而言之，對自我概念的看法強調人的主動建構、個人行動的參照架構，
更強調個體自我概念的形成，脫離不了社會互動、人我關係的影響。另外，在文
化系統的觀點下，更清楚指出自我的分類深受社會因素影響，獨立或相依的文化 假設差異，決定了人如何看待自我(Triandis, 2001)，相依性與獨立性自我建構，在 人的認知、情緒和動機上，皆產生根本而深刻的影響(Markus & Kitayama, 1991)。
總之，研究者以為社會文化的差異恐怕也深刻影響著諮商的內涵（洪莉竹、陳秉 華，2005；陳祥美，2005；Sue & Sue, 2007），因此若欲清楚了解台灣本土諮商的 治療效果，以及諮商者的自我概念對諮商的影響，有必要將文化因素的觀點納入。
值得注意的是，華人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人我關係是華人文化型塑其 自我的關鍵，與西方比對之下，西方文化人我關係疏離，創造出「獨立我」的建 構，華人文化人我關係交融，創造出「互依我」的構念，展現不同的價值信念（陸 洛，2003）。針對華人文化的研究亦普遍發現，華人深受傳統儒家、道家和佛教的 哲學與宗教內涵影響，在這些傳統思想脈絡與生活指導原則下，個人被鼓勵追求 實現的自我是社會自我、真實自我和非我(Hwang, 2009)。因應華人文化看重關係、
合諧和自我修養等內涵，個人會因不同的人際互動情境而運作不同的自我類型（陸 洛，2007），對關係與信任的建構，都有別西方文化（王怡文、陳亮全、黃光國，
2006），個人在求助的態度、方式和目標等，都與西方個人主義傾向殊異(Hwang, 2009)。但是，近代西風東漸、社會變遷，受到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潮流 交互的影響，台灣社會呈現多元文化共存現象，華人的自我概念在許多研究中發 現已非純然傳統的互依自我，亦非全然變成現代的獨立自我，而是逐漸化合、出 現折衷自我的運作，形成一套「雙文化自我」的系統，會依涉及的互動場域或情 境的合適性，運作不同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的心理特性（陸洛，2003，2007；楊 國樞，2004；楊國樞、陸洛，2004；Lu & Yang, 2006）。
反應於諮商中，更容易見到雙文化自我對現代華人的影響。許多研究顯示華 人案主展現許多個人自我與關係性自我的衝突，常在做自己與維繫和諧之間擺盪 受苦，「關係」成為心理問題的核心（范嵐欣，2008；陳秉華，2001；陳秉華、李 素芬、林美珣，2008；陳祥美，2005；曾素真，2010；趙容嬋，2010）。傳統華人
文化非常看重關係與和諧，而吸收西方文化後出現個人自我的需求，如此雙文化 自我的落差與適應，自然產生許多心理問題。不過，上述研究也顯示透過諮商協 助經驗到人際衝突與困擾的夫妻，增加個人自我的覺察、互動關係的了解、溝通 表達，能有助自我與人我關係的協調，降低內在自我衝突，兼顧個人自我需求與 關係和諧（范嵐欣，2008；陳秉華，2001；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也 發現透過諮商介入，個案可以在諮商歷程中釋放關係困境的壓抑情緒、獲得自我 的強化，並逐漸展現在做自己與維繫關係間的協調平衡狀態（趙容嬋，2010）。總 之，在雙文化衝擊下，兩取向的自我皆需要被滿足，並且在諮商介入歷程中，透 過自我的強化、覺察與溝通的增加，能促進自我協調，進而逐漸達到華人心理企 求的平衡和諧目標。可見在諮商工作中，西方個人主義所強調的價值，對發生雙
文化非常看重關係與和諧，而吸收西方文化後出現個人自我的需求，如此雙文化 自我的落差與適應，自然產生許多心理問題。不過，上述研究也顯示透過諮商協 助經驗到人際衝突與困擾的夫妻，增加個人自我的覺察、互動關係的了解、溝通 表達，能有助自我與人我關係的協調，降低內在自我衝突，兼顧個人自我需求與 關係和諧（范嵐欣，2008；陳秉華，2001；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也 發現透過諮商介入，個案可以在諮商歷程中釋放關係困境的壓抑情緒、獲得自我 的強化，並逐漸展現在做自己與維繫關係間的協調平衡狀態（趙容嬋，2010）。總 之，在雙文化衝擊下，兩取向的自我皆需要被滿足，並且在諮商介入歷程中，透 過自我的強化、覺察與溝通的增加，能促進自我協調，進而逐漸達到華人心理企 求的平衡和諧目標。可見在諮商工作中，西方個人主義所強調的價值，對發生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