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文化下的自我概念

本節主要在探討本土化心理學研究的必要性與其意義，並探討中西文化差異 下，華人自我概念的內涵，藉此說明本研究根基於雙文化自我取向構念的原因，

與相關實徵研究成果。

一、本土化心理學研究的意義

翻看西方心理學史，美國的實驗心理學和心理測量學可說是對世界最具有影 響力的主流心理學，直到 1970 年代學者們慢慢發現兩大問題，一是過於忽視複 雜的認知歷程之分析，二為過於忽視文化對心理與行為形成的影響，進而出現了

「認知革命」與「文化革命」，前者促成了認知心理學的發展，後者即引發了跨 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學和本土心理學的研究浪潮(Yang, 2000)。在現實世界中，

美歐等西方國家挾其經濟軍事的影響力，對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學術和教育都產 生了宰制性影響，其中當然包括社會科學中的心理學，但是，各種西方的理論、

概念、方法與工具遷移套用，卻無法完整深入且精緻地理解所研究的當地人們之 社會現象，反而得出虛假的知識（楊國樞，2005a）。而黃光國（2005）更以建構 實在論的觀點說明在某特定文化中生活的人，有一定的生活形式與語言，表現出 各種思想和行為，指出心理學研究的任務便是建構各種理論或模型來描述它們，

依此認為心理學的本土化是理所當然且必要的發展。

楊國樞（2005a）認為非西方心理學者創立自己的本土心理學即是對西化心 理學的反彈，是一種重要的學術運動，希望建立更有效認識當地人的心理學知識 體系，研究歷程中所採取的理論、概念、方法及工具，必須與本土心理或行為現 象與社會文化脈絡高度契合，才能更有效地預防與處理個人適應和社會群體問 題。因此，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等學者於 1976 年起開始提倡華人心理學中 國 化 （ Sinicization） 運 動 ， 至 1986 年 配合國 際 之 間的 用 法， 改 以本 土 化

（indigenization）取代中國化(Yang, 1999)，並調整推動的工作策略，多年來的努 力讓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運動漸有成果，而整理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大概有

52 個不同的重要課題，分屬五大研究領域，其中以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最多，其 次為組織與管理心理學、發展與家庭心理學、臨床與諮商心理學，最後為異常與 犯罪心理學（楊國樞，2005a）。

接著，微觀自我研究的部份，楊國樞（2005a）將臺灣探討有關華人自我的 研究，分為西化研究期（1973 至 1990）和本土化研究期（1990 迄今）兩階段。

前階段的研究成果部份，即為上一節有一定篇幅介紹的楊中芳（1991a）針對港 臺相關研究的回顧；而第二階段的研究主要是「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 畫」下有關華人自我研究的第三個分計畫「自我歷程、自我概念、及自我評價」，

為楊國樞等十名學者參與的研究團體所完成的研究，該分計畫具體實踐本土化的 研究策略，建立了相關理論、概念、方法及工具，成為華人自我研究的基礎（楊 國樞，2004）。為清楚理解該理論架構與相關實徵研究成果，以下將先循華人文 化脈絡探討華人自我的內涵，再加以說明。

二、文化差異與華人文化下的自我概念

大多數研究在探討文化差異時，常將文化分成兩大概念：集體主義與個人主 義，分別有不同的自我、價值和行為的導向(Triandis, 2001)，而且在跨文化的研 究中，顯示自我分類深受社會因素影響，文化的假設將決定人們如何看待自我 (Markus & Kitayama, 1991)，不同的文化，會對「自我」產生一種該文化特有的 想法、信念及行為實踐（陸洛，2007）。在自我的發展中，研究顯示西方文化，

特別是美國人，社會生活型態與價值強調個體主義，將自我視為與情境無關的、

持續的性格歸因（稱為「獨立的自我建構」），重視自己內在特質，認為行為是受 自我內在特質影響的主要結果；相反的，非西方文化下的社會生活型態與價值強 調集體主義，人們將自己視為社會中關係的一部份，自我較重要的部份是公開 的，因此要尋求與他人的合諧一致（稱為「相依的自我建構」），在此經驗與認知 下，決定自己表現出來的想法、情緒和動機，以及自己如何與他人互動(Markus &

Kitayma, 1991)。簡而易見，「自我」的研究確實不宜直接套用西方心理學理論。

回歸到文化脈絡中，多數學者皆認同華人深受儒家和傳統社會文化影響，形 塑出獨特的自我觀與人我觀（陸洛，2003；黃光國，2001；費孝通，1948；楊中 芳，1991b；楊國樞，2005b； Ho, 1995； Hsu, 1985； Hwang, 2009），也分別 從此觀點提出其論述或理論。最先解析華人自我與社會關係特徵的是費孝通

（1948）提出「差序格局」概念，他發現中國人常以自己為中心，將他人依親疏 遠近分成幾個同心圓，用不同的交往法則對待屬於不同圓圈層次裡的人，對不同 人界線又隨情境而伸縮，可以由行動者自行解釋與分割，說明了華人社會關係以

「自我」為中心、以人倫作為構成關係網絡的原則、網絡具有伸縮性的三個特性，

顯示華人自我與社會關係緊密。學者 Hsu(1985)亦認為西方心理學對性格的看 法，是將人視為獨立的個體，但華人自我與社會文化緊密，因此無法全然解釋華 人自我的特性，進而提出「情境中心取向」的概念，認為華人重視依據自已在群 體中的身分做出合宜的表現、傾向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群體性質，追求一種與他人 互動時人際關係的動態平衡，其更以心理社會圖（psychosociogram）來表達人存 在的概念與人覺察社會情境的意識狀態，包含前意識、潛意識、未表達的意識、

可表達的意識、親密的社會文化、運作的社會文化、較大的社會文化的七個層面，

前四層即為傳統的性格概念，但 Hsu 認為對華人而言，人的存在並非性格的展 現，而是一種與他人互動、文化的存在，因此應以人們與社會最緊密影響的四層 面：未表達意識、可表達意識、親密的社會文化和運作的社會文化，作為探究華 人自我的介入點。

楊中芳（1991a，1991b）指出華人非常重視自我，是理想社會的達成工具，

但是其重視與西方人並不一樣，因為在傳統儒家或中國哲學理念下，「社會」藉 由人倫關係把「個人」組成一個緊密、有層次的結構，使得人與人之間有不同緊 密程度的關聯，個人的行為也必須這個關係脈絡中，依著對他人所背負的責任與 義務來行事，社會的秩序與和諧依賴每個人的「自我修養」，所以中國人的自我 發展已經由「個己」轉化到「自己」與「社會」融為一體，也可說是一個不斷追 求進步、走向道德至善的過程，與西方文化認為「社會」是由一個個平等、自由、

獨立的個體所組成，社會的秩序依賴「個人」控制，追求的是個別的幸福，兩種 是很不一樣的價值體系。同樣說明儒家文化、五倫關係對傳統華人的社會行為本 質的影響，Ho(1995)認為角色決定了個人的行動，進而個人重視關係認同，個人 也就由重要的關係所界定，此「關係性自我」（relational self）會高度意識到他人 的存在，也因人我界限無清楚劃分，自我認同深受關係認同影響，且儒家文化強 調重視自我反省、要控制私心而為他人著想、透過與他人關係的和諧達到自我體 現。雖然同樣認同儒家文化與倫理對中國人有深刻影響，但黃光國（2001）卻不 同意 Ho 關於中國人的自我與他人關係密不可分的看法，認為中國人的自我仍有 主體性。黃光國（2001）綜合多年以建構實在論為基礎的研究成果，提出儒家關 係主義的建構，將人視作「社會的代理人」，並用「人情與面子」模式說明中國 人會依社會關係處境與人際法則的不同，展現各種行為反應與衝突化解模式，用 以維護心理平衡與實踐社會道德秩序。

一樣強調關係對華人自我的重要影響，陸洛（2003，2007）也認為中國人關 注的「自我」層面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的「人我關係」界定顯現了自我的內涵，

亦即人我關係才是文化型塑自我的關鍵，西方文化人我關係疏離，創造出獨立我 的建構，但是華人文化人我關係交融，創造出互依我的建構，此建構強調了互依 共生、角色責任、道德修為與順應環境的自我觀特徵。而楊國樞（2005b）以社 會互動角度的觀點提出論述，認為傳統華人社會，在適應日常生活的方式偏向社 會取向的類型，個體融入或配合社會環境生活的不同層次，有很不同的互動特徵 或內涵，依華人日常社會生活最核心的四大互動場域，構成了華人社會生活的主 要部份，特殊的互動方式形成四種對應的取向，因此楊氏將社會取向又分為四類 次取向；第一類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位--家族，個人在認知、感情和意願 上皆深受影響，形成一套以家族為重、個人為輕的心理行為傾向；第二類為權威 取向，受歷史影響，中國傳統都是實行父權家長制，甚至延伸至君權的專制，導 致人們不僅對於情境、關係中的權威存在非常敏感，亦對權威無條件的崇拜與依 賴服從。

第三類為關係取向，傳統中國文化強調以人和人的社會關係來界定自己的身 分，如「我是某某某的兒子」，實際上也是以關係界定自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即為五倫關係：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長期文化演化出一套五組的社 會關係劇本，要求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守本分，甚至必須隱藏很多個人的特 徵，融入可被對方、家族及社會接受的角色活動，意即人在面對不同的關係或社 會情境，其態度與行為也會跟著轉換，因此傳統中國人在社會互動歷程中，是以

第三類為關係取向，傳統中國文化強調以人和人的社會關係來界定自己的身 分，如「我是某某某的兒子」，實際上也是以關係界定自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即為五倫關係：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長期文化演化出一套五組的社 會關係劇本，要求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守本分，甚至必須隱藏很多個人的特 徵，融入可被對方、家族及社會接受的角色活動，意即人在面對不同的關係或社 會情境，其態度與行為也會跟著轉換，因此傳統中國人在社會互動歷程中，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