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商效能指標

本節將介紹本研究採取的效能指標項目，並納入華人文化信念對諮商效能影 響的探討，以說明選擇的原因。

一、諮商效能與諮商關係

多年來的研究資料，都支持心理治療確實對於改善個案的心理健康與生活適 應有實徵性效果存在(Hunsley & Lee, 2007; Wampold, 2007)。其中，Lambert 和 Barley (2001)的研究指出諮商者的同理、溫暖態度和治療關係等共同因素，被證 實比其他治療干預更有預測力。端看近年對於諮商效能的研究結果，顯示諮商關 係是跨情境療效因子的核心，對於正向的諮商成效有顯著且實質的貢獻，特別是 針對工作同盟（working alliance）對療效影響與預測的研究，更是獲得相當一致 的支持(Beutler et al., 2004; Horvath, 2001; Horvath, Flückiger, & Symonds, 2011;

Horvath & Greenberg, 1994; Horvath & Symonds, 1991; Pos, Greenberg, & Warwar, 2009; Wampold, 2001, 2007; Zuroff & Blatt, 2006)。

工作同盟的概念源自心理動力學派早期的文獻，後來普遍被接受為諮商關係 的重要因素之一（張娟鳳，2001），研究工作同盟的先驅之一 Bordin (1979) 認為 個案如果經驗到和諮商者有正向的工作同盟，則較可能產生成功的治療效果，他 定義工作同盟的內涵包括了三個向度：首先是個案與諮商者之間發展出的情感連 結（bond），經驗到彼此間正向的情感依附、信任與接納，再來是雙方對共同建 立出來的治療目標（goal）有所共識，以及雙方對治療過程中所需達成任務的同

意程度，亦指對任務的共識（task）。此定義因涵蓋了諮商雙方在工作關係中的 內在感受、外在的認知與行為表現，因此被廣泛採用（簡華妏，2007），Bordin 所提出的工作同盟模式也獲得很多學者支持 (Horvath & Greenberg, 1994)，國內 的相關研究也都採用該理論架構與研究工具（張娟鳳，2001）。而後，多個針對 工作同盟的相關文獻進行的後設分析或回顧，也都指出目前的研究清楚顯示工作 同盟與治療效果之間有穩定的相關，且不受其他變項影響，也不受評定人員改變 (Horvath & Symonds, 1991; Horvath, Flückiger, & Symonds, 2011; Martin, Garske,

& Davis, 2000; Orlinsky, Ronnestad, & Willutzki, 2004)。因此，工作同盟一直被視 預測治療效能的良好指標。

此外，關於工作同盟的研究也都指出諮商初期工作同盟的形成，對之後諮商 的 發 展與 正向 效 果具 有關 鍵 的 影響 (Horvath & Greenberg, 1994; Horvath &

Symonds, 1991)。初期工作同盟，通常指前三次諮商會談，諮商者與個案之間所 形成的工作同盟就已達到某種穩定狀態，所評定的工作同盟即可以預測後期的諮 商效果（陳斐娟，1996；張娟鳳，2001；Horvath & Greenberg, 1994; Horvath &

Symonds, 1991）。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仍認為個案對工作同盟的知覺與評定比諮 商 者 的 評 定對 諮 商效 果 更 具 有 預 測 性 (Horvath & Symonds, 1991; Orlinsky, Ronnestad, & Willutzki, 2004)。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採工作同盟作為評估諮商效能的指標之一，又因本研究 欲探討諮商者與個案的關係契合度，且 Bordin (1979)對工作同盟的定義本質為諮 商者與個案雙方間的感受與共識，因此本研究採邀請諮商者與晤談三次以上之個 案，分別評定對工作同盟的知覺。

二、華人文化下的關係親疏與情感成分

工作同盟被西方心理學界普遍接受為諮商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與良好的預 測效能指標，但是，能夠反映受東方傳統文化影響的華人內在心理特性與其諮商 關係嗎？

已有研究指出文化差異會干擾工作同盟的建立(Vasquez & Texas, 2007），文

化差異形成相依性與獨立性自我不同的建構，而相依性自我被視為與周遭環境互 動的、或與他人有關連的自我，不論是表達、情緒的經驗以及動機，都會考慮與 他人的關係(Markus & Kitayama, 1991)。而華人文化即為強調關係取向的社會，

儒家倫理的核心更是一套人際關係與人際互動的規範，關係現象呈現豐富的內涵 與獨特性，是探討華人文化中重要議題之一（陸洛，2003；黃光國，1988；楊國 樞，2004）。受到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影響，華人常以自己為中心，將他人依親 疏遠近分成幾個同心圓，用不同的標準對待和自己關係不同的人（費孝通，

1948）。因此，人際關係更被視為是一種情感型態（鄭伯壎，1999）。

在華人的文化脈絡下，楊中芳和彭泗清（2005）認為人際情感與人際關係之 間關係密切，兩人將中國人的情感細分為義務性的既定情感「人情」，如依據人 倫或對社會既定關係類別所期待的應該有的情感，以及自願性的真正情感「感 情」，具有兩人之間自發的、沒有理性算計的性質；雙方依據交往場合的目的與 需求進行互動，彼此人情滿足是發展兩人關係的信任基礎，而當超越了此基本互 惠的預期，感情成分才會增加，而感情層面的進展是關係深入發展的關鍵。黃光 國（1988）進一步提出人情與面子的概念，說明華人會用不同的交易法則和關係 不同的人交往，關係網絡內的人屬於情感性關係，以需求法則互動，例如家庭內 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為家庭盡力、而家庭也應當提供他生活所需，但是，關係網 絡外的人屬於工具性關係，則使用公平法則，例如店員與顧客，雙方交往以達成 自身目的；特別的是，網絡內外之間還存有混合性關係，具有多寡程度不一的情 感與工具性質，例如親戚、鄰居、師生、同事等，諮商關係亦歸屬於此，彼此認 識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關係，但又不夠深厚到隨意表現真誠行為，特別需要注意 的是，這類關係具有時間的延續性特色，必須藉著人與人時常往來加以維繫，即 交往雙方以一種將來可能會以關係內情感性交往的預期，而使用給予人情與面子 等方式來影響彼此的關係距離感。

「人情」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多種意涵。簡單而言，可以是中國社會中人們相 處的社會規範；也可以是人與人進行社會交易時，雙方用來餽贈彼此的一種資

源，因此人情不僅是具體的物品或服務，而且包括抽象的情感；在情感方面的涵 義則指個人遭遇到各種生活情境時，可能產生的喜怒哀樂等情緒反應，因而通曉 人情，在西方心理學的概念中，也即具有同理心的意思，可以喜其所喜、哀其所 哀，所以華人使用的人情法則相當複雜（黃光國，1988）。綜觀這些理論，均指 出華人文化的獨特特性深刻影響人際間關係的判斷與互動，華人重視人際關係的 情感成分與人情資源，以其作為劃分親疏程度與情感表露、互動行為等之判斷依 據，換言之，人情的運作與知覺，亦是改變關係親疏、進入真誠感情交流與互動 層面的關鍵。

而以上關於華人重視人際關係與交往的情感因素，與社會心理學探究社會互 動轉化為人際關係歷程中所談的「親密感」（intimacy），有異曲同工之意涵。社 會心理學有關人際關係與社會認知判斷的認知歷程研究，強調關係是個人對自身 行為與他人反應等經驗的主觀詮釋，透過日常生活中自發性的社會互動，轉化為 人際關係，其過程中「親密感」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林以正、黃金蘭，2006）。

Reis 及 Shaver(1988)將親密感視為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間的動態歷程，意指 關係親密感的形成歷程，始於人際互動中的一方，表達內在的情感或訊息，另一 方又能回饋出適當的反應，意即表露者能感受到另一方充分了解、誠心關懷，在 這個過程中，隨著時間發生愈多的自我表露與回應，可增進雙方的了解，將有效 的降低關係初期的不確定感，而且研究指出適當的回應可以維持互動的和諧性、

鼓勵自我表露、增強喜歡與信任感；因此，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皆是關係親 密感形成的重要因素與預測因子（引自林以正、黃金蘭，2006）。

林以正和黃金蘭（2006）亦於國內研究驗證 Reis 和 Shaver(1988)的理論，其 以修訂羅徹斯特社會互動量表（Rochester Interaction Record, RIR）記錄大學生的 社會互動、以 Q 分類法測量人際親密感，結果顯示參與者的自我表露與知覺同 伴回應，在時間橫斷面上與關係親密感具顯著相關，在時間縱貫面上更具有顯著 穩定性與預測力，特別是知覺同伴回應對親密感更有獨立且穩定的預測效果；此 外，該研究亦請受試者對喜歡、信任、對關係的確定感、內外團體區辨等進行同

樣的分類作業，結果顯示親密與信任的相關為 0.75、親密與自己人的相關為 0.79、信任與自己人之間的相關為 0.75，顯示三者概念仍存有差異，但確實有高 度相關性。

至此可知，親密感是社會互動轉化為人際關係的重要基礎，是關係親疏程度 的關鍵，與華人文化所談的人情滿足程度涵義相似，意即要被華人視為關係網絡 內的「自己人」，必須改變混合關係中情感與工具性質的比例，增加情感、降低 工具，雙方必須有一定的人情滿意或關係親密感。所以關照雙方互動中的自我表 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兩因子的情形，應是探究關係品質、是否成為「自己人」或靠 近網絡內的重要依據。

對照諮商關係呢？研究指出華人對「信任」的建構分為根植於血緣與情感認 同的關係網絡內信任，以及基於習俗、專業與利益計算的關係網絡外之社會信任

（王怡文、陳亮全、黃光國，2006），然而，華人的人際困擾，多源自原生家庭 人際衝突所產生的親情困頓，以及人情交易複雜性所帶來的人情困境等問題（黃 光國，1988）。可見轉離關係網絡內信任而尋求諮商協助的初始，尚僅奠基於社 會信任基礎，要真的產生諮商效果，仍必須厚實信任程度以進入情感交流的層 面。也因此多項研究發現華人的治療情境裡，治療者常必須要滿足個案的期待，

讓病人覺得諮商者是專家、有經驗的角色，慢慢有「自己人」的感覺，才能取得

讓病人覺得諮商者是專家、有經驗的角色，慢慢有「自己人」的感覺，才能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