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分析

本節將說明清代江南女性詩文作品產生的諸項背景，以為後續分析內容時的 參考。以下說明清代社會文化概況、學校與科舉概況、女性地位與教育概況。

壹、社會文化概況

清代女性文學頗為興盛，首先，就文學風氣言，鍾慧玲指出，明代八股取士以 朱子學說為依歸，宋儒思想為權威，而至王陽明（1472-1529）「心學」一出，使思 想界呈現不一樣風貌。心學標舉「致良知」，即是要人不須外求而自得內心的主宰，

認為人的稟性相同，愚夫愚婦亦可以為聖人，是為立足點的平等。泰州學派秉承王 陽明學說，即王學的聖賢之道即在平常生活，不分貴賤，所以門徒中農工商賈，此 一思想影響深遠。明末士人李贄（1527-1602）在思想上受泰州學派影響，在教育 上認為男女有平等的權利，更提出女子的才能與男子相同、學道受教既無貴賤之分，

更應無男女之別。¹王學的出現打破了社會權威的崇拜，雖然並未刺激社會對女性 問題做出重大改革，不過卻開啟了名媛閨秀的文學創作，著作也逐漸為人編纂，閨

1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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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文學開始萌芽。²此外，明萬曆時「公安派」的興起，以「獨抒性靈」為準繩，

「不拘格套」為形式，在文字語言與格式皆未限制。無論俚歌俗曲或雅詞麗文沒有 高低之分，在創作的能力上被平等看待，也因此閨閣女子不必陷於才學不足，而可 以自性而作。萬曆以後，自由開放的文學風氣使婦女作家漸興、作品漸多。士大夫 家族也多鼓勵、表彰婦才，閨閣之間吟箋唱和，母女、妯娌、姊妹之間往來熱絡。

明末獨抒性靈的文學思潮和逐漸成形的閨閣詩壇，醞釀了清代女性文學的興盛。³ 其次，就文人有心獎掖言，施幸汝指出，中國傳統社會中，長久以男性為主導，

明清時依舊如此。且受科舉制度影響，士大夫及文人階層依舊主導社會，因此女性 文學創作的興盛，離不開男性文人的提倡。⁴清初獎掖女性文學的著名詩人有錢謙 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2）、毛奇齡（1623-1716）、陳維崧（1625-1682）

及王士禎（1634-1711）等人，無論是採錄女詩人作品或是點評讚許，幾位在文壇 巨擘公開對閨秀詩文推揚，或是作詩稱許，對清初能文善詩的閨秀為實質的肯定，

助於女性文學的興盛。乾隆年間則有沈德潛、袁枚最為著名。沈德潛（1673-1769）

所輯的《清詩別裁集》收錄閨秀六十六人，且皆有點評，讚譽有加。而因為沈德潛 文學推崇溫柔敦厚的詩教以闡揚載道，所收詩文亦在端名教、重倫常，謹慎與平實 的態度與他人較為不同，尤其與袁枚（1716-1797）大相逕庭。⁵袁枚特別強調「性 靈」、「情」，隨著依著創作者性情、志趣所作，主題不受束縛、形式不受規範，重 視表現自己真實情感。使閨閣才女有作詩契機，因此深受才女的推崇，甚至投詩寄

2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5-7。

3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20-21。

4 施幸汝，〈隨園女弟子之形成背景研究—以袁枚為探討對象〉《問學集》，2016 年第 13 期（臺北市，2006），頁 92。

5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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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而袁枚也突破傳統禮教男女之防的觀念，樂與指導及收女弟子，並多次在杭州 舉辦詩會，晚年更彙集詩文編《隨園女弟子詩選》，是對女性創作很大的鼓勵，而 隨園女弟子也為清代女性詩壇增色不少。⁶

復次，就家庭薰陶言，除了清代當時的文學風氣成熟，以及男性文人有心推崇 外，閨秀受家庭薰陶，或是可以說女詩人群體具有家族化特徵。鍾慧玲分析清代女 詩人興盛的原因之一為官宦世家的提倡。許多能文善詞的女性，生長於書香世家，

自幼即受良好的教育，所習詩書廣泛，自身才學也受家風薰染。無論是父母兄長教 導，或是家族延師入塾，皆助於婦才的發展。在士大夫階層的家庭，多能不受限於 女子無才即德的思想，教育上視男女平等的家庭也見之。對於士大夫而言，學習詩 文並無妨賢媛淑女的教育，反而益於性情涵養，而閨秀能詩也正好展現家風的文雅。

7而郭蓁指出，家族化則是指清代女詩人在婚前或婚後，由血緣或姻親關係而形成 的兩代或兩代以上的群體性特徵。此特色在歷史中或有出現，但未如清代成為女詩 人的群體特徵。如吳江沈氏家族，女詩人綿延五代，近三十人，當中沈宜修出嫁葉 氏，女兒們及兒媳皆善詩詞；又如吳縣戈載，其母袁萼仙、妻子金婉皆為著名女詩 人，所生二女兒詩文被《正始集》收入。在家族化中還具有另一特色，即為閨房唱 和。門當戶對一直為傳統社會中婚配原則，相仿的教育程度也成為標準之一，士子 與才女擁有共同的文學愛好，使得婚姻基礎更加穩固。⁸原生家庭的培養，以及閨 房成學舍的婚後延續，皆有益於女詩人的文學生涯。是為清代女詩人興盛原因之一。

6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207。

7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91-101。

8 郭蓁，〈清代女性詩人群的總體特徵—以清初至道咸詩壇為中心〉《齊魯學刊》，2008 年 第 5 期（山東，2008），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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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項因素成就清代才媛輩出，除了家族化之外，女詩人的出現，也有地域 性的特徵。當時女詩人所在地域，以南方地區江、浙為多，其他則為福建、安徽等。

上述所言獎掖女性文學的男性文人中，多數也都出於江、浙二地。郭蓁指出，女性 詩人在地域的分布上與男性詩人具一致性，是聚於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江南地區，

使之江、浙詩人數量高於其他地區。⁹更進一步與科舉中舉人數相比，據張杰分析

《康熙四十五年進士登科錄》與《丙戌科會試題名》（光緒）各省進士的比率，江 蘇省分別占 17.84%、7.28%，皆居第一；而浙江省 17.1%、7.91%，也皆居第二，雖 說占的總比率變少，但列居一、二名仍舊不為動搖。¹⁰可以見得江、浙地區文人常 居多數。雖說江、浙兩省與江南地區仍有地域上的差異，江南地區含括了部分的江 蘇與浙江省，如從地理位置來劃分江南的話，則包含蘇州、松江、太倉州、常州、

嘉興、湖州、杭州、鎮江，¹¹而正也是兩省中人文發達的區域，如經濟中心的蘇州、

人文薈萃的杭州。

探究江南地區與女詩人興盛的關係，可以上述略知多數文人與該地有關係。羅 時進以藝文、圖書、興學、隱讀四面向，解析構成江南文化型社會的因素。以藝文 而言，明代嘉靖中期即開始聚集文豪碩儒，這與當時自然地利物產豐饒與相較安定 的社會環境有關，山明水秀不但陶冶人文也啟迪靈感，前後輩相互召喚，形成人人 詩書的社會。而不僅詩書詞林，戲曲、書畫也為江南的藝術門類。藝文呼喚文人，

也為江南帶來圖書社會。經濟繁榮後刊刻行業發達，而士人崇文，「傳是」觀念影 響藏書文化，士人家族好書、敬書、嗜書、求書、鑒書的風雅已經成為生活模式與

9 郭蓁，〈清代女性詩人群的總體特徵—以清初至道咸詩壇為中心〉，頁 122。

10 張杰，《清代科舉家族》（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240-241。

11 羅時進，《地域‧家族‧文學：清代江南詩文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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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情趣。社會中的尚文與重學是相互聯繫的，若說藝文與圖書為文化士族的生活 內容，那讀書則是生命的根性，而興學是對此根性的育成。江南的興學分為社會性 與家族性。這此所說的社會性包含官學與書院，資金全部或部分來自官方，而族學 資金則完全由家族支出，對於文化家族而言，族學具保有名閥傳世與族人基礎教育 的意義，多數更專設學田保障族學的發展。最後則提到江南地域的特色—隱讀。

「隱」與「出」同樣為傳統士人的天然精神面，而江南的隱讀風氣有著一種特殊的 高雅情懷。除了政治原因外，也有地方先賢開創的生活風格。對於富裕生活的名士 們，自以耕讀稱之，為了獲得更多心性自由、樂天自適的處優養雅，既有體面與尊 嚴，又具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成為名士的依歸。¹²江南的地理、人文累積，成為 文人的聚集地，羅時進解構江南文化社會的形成，雖說是以男性為主，但也影響著 女性。

除了江南地區聚集甚多的文人，而女性詩人在地域的分佈與男性詩人具一致 性外，高彥頤也提出此地區的女性，是以文化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色生活，並非僅 作為經濟的生產者。在《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指出了江南的特 殊性，女性受教育、讀書、出版和旅行的機會不斷增加，都是才女增長的必要條件。

而作為讀者、作家、畫家、塾師和旅行者，這些女性延伸了妻子、母親的傳統性別 角色。而才女也出現在其他地方，但只有江南地區才如此發達，相當數量的受教女 性與支持她們的男性，在文學的消費與生產、詩句的交換、觀點的相互豐富，都促 使江南才女文化的成熟。同時上段所提的藝文所代表的藝術市場；圖書即是出版、

刊刻中心；興學則代表教育，藝術市場，而興學與出版直接增加女性受教育的機會，

也是才女文化發達的原因。然而女性興起造成社會的改變，對儒家二元秩序理念，

12 羅時進，《地域‧家族‧文學：清代江南詩文研究》，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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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低、長／幼、男／女，也日見鬆動。¹³

高氏又指出，傳統社會中的「男女有別」，將男性、文學、政治權力歸於公眾 領域，而女性、生育、家務勞動歸於家內領域。閱讀、寫作和政治權力向來被視為 男性特權，女性在學術上的貢獻被視為次要和間接的，儘管擔負著子女的早期教育 責任，女性與知識的關係在傳統中充滿矛盾。在生產新知識與女性的江南，有部分

高氏又指出，傳統社會中的「男女有別」，將男性、文學、政治權力歸於公眾 領域，而女性、生育、家務勞動歸於家內領域。閱讀、寫作和政治權力向來被視為 男性特權，女性在學術上的貢獻被視為次要和間接的，儘管擔負著子女的早期教育 責任，女性與知識的關係在傳統中充滿矛盾。在生產新知識與女性的江南，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