脈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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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05, **ρ<.01, ***ρ<.001

在脈絡分析模型中，學校間平均學習成效平均分數是為 0.026，比起共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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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或未有進一步關係。然而在學校層次達到顯著，則符合了 Coleman 的想像 以及 Chang(2008)的研究結果，認為當家長們相互知道彼此時，就會在彼此之間 形成規範效果及溝通管道，而在學校層次輔之以學校活動、事務的參與時，便同 時影響了所有學生的學習成效，使其成效顯現在團體上。

相對之下，在校外家長連帶部分，我先行假設在校內構成代間封閉性網絡的 家長們，其在校外的朋友是為同一個，且這些家長的小孩又與其朋友的小孩是為 朋友的機率非常小。因此我們假定每位家長的校外家長連帶多為獨立個體，使代 間封閉性網絡與校外家長連帶的影響力不至相互混淆。在此假定下，校外家長連 帶在缺乏學校做為溝通管道、交流媒介的情況下，若家長們彼此還會碰面，意味 著他(她)們可能是朋友關係，縱使碰面的次數不多，但在交談內容上，可能要比 代間封閉性網絡還更深入一些。但從表 4-11 來看，因為校外家長連帶的家長熟 悉、聯繫程度比代間封閉性網絡更偏向低分區，因此校外家長連帶的組成結構符 合過往對其的描述，屬於較開放性質、多元資訊的連帶方式。而之所以只在個人 層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可能因素在於依據 Morgan & Søresen 的說法，校外家長 連帶資訊管道較為多元、開放，因而當家長聽聞其他不同校家長小孩有其他促進 學習成效的方式、行為時，便可能促使家長將此種方法施於自己小孩身上。簡言 之，便是透過校外家長連帶吸收多元的學習方式，促使學習成效提升。

但整體而言，雖然代間封閉性網絡只作用於學校層次，而校外家長連帶只作 用於個體層次，但就結果而言，此二種家長網絡確實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另 在政策面上，若學校透過增加活動的舉行以加強學校代間封閉性網絡的廣闊性與 緊密性，其在提升學生學習力的有效性與所投入的成本考量上，可能要比政府提 升每一個家庭月收入所投注的成本來得低，且效益可能更大。因為就家長網絡與 社會經濟地位四個變項的係數來看，在個體層次校外家長連帶每增加一分對學習 成效的影響力，相似於家庭月收入增加兩萬元；同樣，在學校層次平均代間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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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網絡每增加一分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力，相似於平均家庭月收入增加兩萬多元。

此外，在家庭月收入與家長教育程度兩個變項，於學校以及個體層次上有些 微的變化。首先，家庭月收入在學校及個體層次皆達顯著，只是在個體層次達到 ρ<0.001，而在學校層次是為 ρ<0.05。另外，學校層次的平均家庭月收入每增加 一萬，學生整體學習成效便會增加 0.032 綜合測驗 IRT 分數；而在個體層次家庭 月收入每增加一萬，學生學習成效便會增加 0.007 綜合測驗 IRT 分數，反觀家長 教育程度則是在個體層次達到顯著，在學校層次對學習成效卻不具意義。

這樣的結果突顯出社會經濟地位在不同層次的影響力並不相同，而非以往認 為社會經濟地位對學習成效具有主導性支配力量。於個體層次，家庭月收入與家 長教育程度雙雙對學習成效產生影響力，符合過往認為社會經濟地位是主要影響 學生學習成效的原因。然而即便如此，並不等同於可低估校外家長連帶的影響力，

於表 4-10 中可發現，在以社會經濟地位為主導的脈絡下，其影響力並不會被家 庭月收入以及家長教育程度變項所取代。綜言之，表 4-10 中個體層次的結果除 了應驗過往社經地位背景對學習成效的強勢影響力結論之外，也另外顯現出校外 家長連帶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力。

進一步觀察在於家庭月收入以及家長教育程度在表 4-10 中，於學校層次顯 現的影響力。雖然家庭月收入在個體和學校層次同樣具有影響力，然而家長的教 育程度卻對學習成效不具意義，致使在學校層次是為家庭月收入與代間封閉性網 絡為影響學習成效的主要因素。透過係數可知，家庭月收入在學校層次對學習成 效的影響力比在個體層次高出許多，由 0.007 轉變為 0.032。然而也因為家庭月 收入與家長教育程度兩者中僅有前者達到顯著，似乎也意味著對學校整體來說，

家長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關係，與在個體層次的結果不甚相同，更加突顯平均 家庭月收入對學校整體學生的影響力。這樣的結果可能與學區和學區之間所展現 的平均社經地位水平差異有關。因為高社經水平學區與低社經水平學區之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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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職業背景差異，或對學校介入程度上的差異，皆有可能影響父母親參與學校 事務的態度、意願，像是是否積極參加家長會、義工等各式活動；也會進而影響 學校的辦學積極性、教師教學方式等。這些因素在在都有可能因為學區之間的平 均社經水平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效果。但值得再次強調的是，即便平均家庭月收 入的差異也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原因之一，但在表 4-10 中，可以明顯看出平 均代間封閉性網絡每增加一分，學生整體學習成效便會增加 0.072IRT 分數。意 味著，與個體層次之校外家長連帶一般，平均代間封閉性網絡對學習成效仍具有 較大的影響力。縱使平均家庭月收入不同，但父母親若能透過參加學校事務、與 其他家長建立緊密關係，皆能夠拉進平均家庭月收入之間的距離，透過平均代間 封閉性網絡增加學習成效。

在控制變項部分，於個體層次中，其結果與共變數分析模型的結果相同，依 舊是性別、校外家長連帶、家庭月收入、家長教育程度以及閩南人五個變項，達 到統計顯著水準，其中以性別、家庭月收入和家長教育程度達到ρ<0.001。從表 4-10 可知，女生的學習成效明顯高於男生、而閩南人的學習成效也明顯高於其他 族群。至於客家人、大陸各省市、家庭類型、鄉村、城鎮則同樣未達顯著，也因 為這些變項的係數與在共變數分析模型中相差無幾，顯示這些變項可能確實較難 以影響學習成效。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地區變項於一般迴歸分析中雖然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影 響力，但是在多層次分析模型中卻無法呈現相同結果。透過陳婉琪(2012)的研究，

因為集體社會化論的影響力與代間封閉性網絡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皆是透過 家庭背景以外第三者的力量，對學生的學習成效、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力，

使社區、代間封閉性網絡的影響力獨立於個體之外。又，因為陳婉琪(2012)指出 雖然過往認為是因為城鄉資源分配不均等因素，造成不同地區學生學習成效產生 差異，但事實是，城鄉差距只是掩蓋個人家庭背景與社區鄰里氣氛差異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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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研究中「鄉村」、「城鎮」與「代間封閉性網絡」三種變項之間，可 能指向相同的概念，進而在分析的過程中降低了各自的影響力。

因此在剔除鄉村與城鎮兩變項之後，印證了「鄉村」、「城鎮」與「代間封閉 性網絡」三種變項可能指向相同概念的想像。發現此舉對個體層次造成的影響力 極低，即對個體層次的變項而言，「鄉村」與「城鎮」變項存在與否，對其係數 影響力改變不大；反觀在學校層次，係數改變最多的便是代間封閉性網絡，由 0.072 提高為 0.098，且 ρ 值也由<.05 變成<.01，顯著性提升。而家庭月收入對學 習成效的影響力也由 0.033 降低為 0.029，使學校層次的平均代間封閉性網絡加 劇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力。

合理推估，代間封閉性網絡與居住地之間的共同影響因素，可能因為城鎮與 鄉村之間在家長職業類別、參與學校公共事務態度、學校與住家之間距離差異等 因素，導致代間封閉性網絡影響力的改變。意即居住於都市與城鎮的父母親，可 能因為學校距離住家較近與工作類型，較願意也容易參與學校活動事務，所以也 較快速累積代間封閉性網絡。反之，位於偏遠地區的學校，家長不僅因為到校不 易而無法參加學校活動事務，也可能因為汲汲營營於家中生計而降低參加意願，

造成偏遠地區累積代間封閉性網絡不易。換言之，家長職業類別的差異、住家與 學校間的距離，影響了父母親參與學校公共事務與活動的意願，進而影響學生的 學習成效。而在這過程中，透過 Coleman(1987)與陳婉琪(2012)對於代間封閉性 網絡以及社區氛圍對學習成效的獨立性影響力研究，也逐漸顯現出代間封閉性網 絡可能做為獨立或是中介角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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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05, **ρ<.01, ***ρ<.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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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05, **ρ<.01, ***ρ<.001

透過上述的階層模式進行分析後，發現在個體層次的交互作用變項，其 P 值分別為：校外家長連帶*家庭月收入(0.8)、校外家長連帶*家長教育程度(0.742)，

兩者皆呈現不顯著狀況；同樣，在學校層次的交互作用變項，其 P 值分別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