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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初婚年齡」和「生育年齡」的鏈結關係，吾人窺見了臺灣社會近年來 的生育變遷樣貌之後，更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此種生育率變遷的現象背後，與臺灣 社會的關聯性為何。究竟是否有某些社會機制的運作，改變了不同出生年輪女性 的生育行為。例如：社會價值觀的改變、生育保障的不平等，或是高等教育擴張 的衝擊，都可能是影響臺灣生育率變遷的合理解釋。
晚近年輪女性延後生育，甚至決定不生育的原因與障礙為何？董安琪與楊文 山（2005）提出看法，認為工作保障對生育決策會有影響。在臺灣所謂的「鐵飯 碗」工作，泛指就業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警政單位和軍警單位。政府為了吸 引人才至公部門服務，提供了許多對於家庭的優惠福利措施，雖然這些措施原先 設計並非為了要鼓勵生育，但事實上卻有鼓勵生育的作用。董安琪與楊文山的研 究顯示，受雇於公部門的女性，會生育第一胎和第二胎的機率顯著高於沒有工作 的女性。這樣的證據顯示工作保障的有無，是會影響到女性生育行為決策的機 制。
除了工作所附帶的生育、撫育保障可能會影響女性的生育行為決策之外，高 等教育的擴張，使大多數女性延後離開學校，而晚進入婚姻與生育階段，是否為 晚近出生年輪女性延後生育的另一種原因和「障礙」？楊靜利與陳寬政（2004）
串連多波次的人力資源調資料，以及 1990、1993、2000 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 調查」資料，發現傳統「階級婚配」的效果，受到教育擴張(尤其是女性高教擴 張)的影響，壓縮了傳統教育程度上「男高女低」的婚配可能性，致使教育程度 愈高的女性，愈沒有合適的結婚對象，形成女性教育程度愈高，未婚比例愈高的 社會現象。高等教育擴張不僅降低了女性初婚的盛行率，同時也延後了女性的初 婚年齡。然而，女性初婚年齡又影響了生育年齡，進而牽動了生育數量和生育步 調的改變。因此，晚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增加，確實可能是影響不同年輪 女性的生育行為。
在此節當中，吾人知悉了臺灣生育率變遷的基本樣貌，也嘗試去瞭解影響生 育變遷趨勢的社會機制。然整體社會的運作機制並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正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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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紛呈多元性與複雜性，才使得「變遷」成為可能。若要解開牽動生育變遷趨勢 的關鍵因素之謎，人口學界與社會學界，亦或是關心此議題的其他學術界，仍有 很多方向可以努力，除了前述的幾種可能影響生育變遷的社會機制外，一定還存 有其他的可能性。換言之，探尋影響臺灣生育變遷背後機制是無窮盡的，因此，
本研究之重心並非置放在社會機制的摸索，而是企圖去建立更完整的生育變遷趨 勢，將原本只有半世紀的生育變遷資料，擴展至包含更多時間點的生育變遷資料。
如此一來，將有機會使臺灣生育變遷的研究能夠從更長期的趨勢切入，看到更遠 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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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學家 Norman Ryder 最早提出了人口轉換理論（theory of demographic translation）的概念（Nico Keilman，2006），使我們可以利用完成生育率（CFR；completed fertility rate）的轉換，推測出可能的生育率資料。
Bongaarts and Feeney（1998）曾發表專論，探討低生育率國家的生育數量與 生育步調效應，主張由於晚近出生年輪延後生育步調，導致我們所觀測的時期性 總生育率低於實際水準，而且，未來一旦這些出生年輪及時進入生育峰期，時期 性總生育率即將回升。因此，從 Bongaarts and Feeney 的 1998 的論著開始，人口 學家不斷思索如何改進、調整時期性總生育率，以反映實際的生育水準（參見
Ryder（1959）最早針對時期性總生育率的調整提出方法，在 Ryder 的時期 性生育率轉換模型當中，核心的關鍵在注意平均生育年齡的改變，也就是生育步 調（tempo）的改變。Ryder 的生育率調整概念其實很單純，試想連續 10 個年輪 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皆上升 0.1 歲，那麼在一個 10 年為期的時期性總生育率（TFR）
觀察之下，實則這 10 個年輪的婦女，須利用 11 年時間才會完成生育數量的貢獻。
因此，時期性總生育率會低估實際的生育情況，因為這群婦女還有 1 年的時間依 然有機會貢獻生育數量。然而 Ryder 的時期性生育率轉換方式並沒有考慮到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