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政府與合作社
第一節 表面困境的背後
中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看法卻並不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完全放任式發展的。中 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強調「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兩手抓。而什麼是宏觀調 控，則需要根據政府的需求不斷調整。宏觀經濟尚且如此，在有關民生問題上，政府 通過調節保證市民的生活必需品供應更是常事。在第四章中，我們看到政府試圖在通 過自己的影響力來構建農村經濟發展的結構與過程，而在本章中，我們還將看到政府 如何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來試圖控制畜牧業的生產，並希望以此來穩定城市。反恐和維 穩是新疆的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了保持更關鍵的城市的穩定。要知道，在新疆這樣的 穆斯林地區，羊肉的價格和內地的豬肉價格一樣，都是事關社會穩定的重要指標，是 重要的政治任務。雖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畜牧廳的廳長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 牧業生產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但是這個市場是受到經濟運行規律自動調節還是受到政 府政策而被動調節卻是另外一回事。而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城市化進程中，政府為了 平抑羊肉價格，大規模地擴張羊肉的生產，以此來稳定社會。而短時間內羊肉生產大 量增加政府卻沒有意識到農村地區作為羊肉的提供者在物價下跌後面臨的艱難處境。
從2006年開始，新疆的羊肉價格一路上漲，政府為了平抑城市羊肉價格，開始鼓 勵農村養羊。實際上，這個問題不能歸咎於地方政府頭上，誠然中國基層政府的渙散 往往是導致矛盾的直接原因。在這表面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則是政府依靠行政命令 來推動經濟發展與現實經濟發展瞬息萬變的矛盾。根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網站公 開文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2009年羊肉價格上漲和一系列推動畜牧業「大發展」、
「大跨越」的文件中，一共出臺了多項旨在扶持羊肉生產的政策措施。在一系列扶持 肉牛肉羊生產發展的政策措施，規劃確定，自治區每年至少安排8億元支持肉牛肉羊養 殖。力爭到「十二五」末，也就是2015年，全區牛羊肉產量由2012年的84萬噸增加到 110萬噸，使人均新增羊肉量達到10公斤以上；到2020年，牛羊肉產量達到135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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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的時候，新疆全自治區的羊肉價格忽然開始下跌，市場零售價每公斤為52元， 是140萬， 可是小王你算算800頭羊，每頭1750，這個羊嘛要1700多塊嗎？你算82 算！」而黑叔更是在炕上給我做比劃，「這是習近平，這是張春賢，這是昌吉州，這
蘭雲，《徵地恩仇錄》，《中國改革》2005年第6期，頁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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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放鬆，也基本上不存在「上房揭瓦」的狀態， 但是基層對於基層政府的廉政建84 設和發展能力都頗有微詞。「140萬，三年就是420萬，如果在我們村建設一個加工廠，
我們的羊就能賣出去了。」當我在村中閒聊的時候，村民對我寄予厚望，「小王，你 回去了要上網寫寫這些狀況，把他們暴露一下！」我尷尬地笑笑，卻在心裡盤算另外 一件事，因為想起去年的400頭羊中，村中有人一人獨得30頭，不知道今年他得了多少 頭。「10頭。」他神秘地對我笑笑。為什麼啊？和鄉裡村裡關係好的人就能多幾個嘛？
我並不吃驚，我感到疑惑的是，這麼大的事情村民幾乎都知道，難道不怕村民上訪嗎？
「上面聽話的人沒有……」「是沒有人聽他們上訪嗎？」「恩。」到這裡就明白了，
有的村民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剋扣村裡的羊，原因也是他對政府的行為心知肚明，雖 然他明明是受害者，但是在這件事情上他成了受益者。
在中國的行政結構當中，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所擔負的責任是不一樣的。很多時 候政策的制定與落實完全不是同樣的狀況。而這個項目的推行過程中不僅僅是與上文 養奶牛一樣的政府行為的盲目與對地方性知識的忽視，更是對中國基層治理的一次絕 佳觀察機會。
這種村民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不暢的例子比比皆是。諷刺的是，新疆自2012年 開始大規模的駐村行動，也讓村民深受感染。雖然經常遇到田野中的民族學者被認為 是「欽差大臣」，村民提出各種要求的。 而我在村中的行動，則被認為是工作組。85 我常常跟在黑叔身後在村中行走，在經過一段簡單的哈語自我介紹之後，村裡人大概 都會問黑叔：「工作組嗎？」雖然其他都是哈薩克語，但是幸好其中這個來自漢語的 借詞讓我明白大家都很奇怪是誰會在冬天到這樣一個農村裡來。我問村民，工作組來 過村裡嗎？答案是否定的，傳說中的工作組其實並沒有來過，但是這並不妨礙大家對 工作組的想像。以及將我視為工作組的成員，並讓我轉告上級路該修了、我們家需要 低保，以及土地承包合同三十年不合理之類的話。我在鄉政府附近的商店和村民閒聊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 ： 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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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3），頁216。
趙樹凱，《 基層政府:體制性衝突與治理危機》，《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頁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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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有人把我當工作組，問我為什麼不在鄉政府裡工作？並且說那裡很溫暖，讓 我不要在街上吹冷風。
但是他們不會主動和政府去討論，發希望我這都通過這個外來人員直接把這些東 西和問題上升到更高一層，這樣看來，其實他們是不相信當地政府的。另外由於中國 大陸官方對新疆問題的定調，那是「三股勢力」的原因，這樣的定調其實是忽略了在 新疆發展過程中的幾大的不平衡。南疆與北疆，城市與鄉村，不同的民族之間、不同 的階層之間，新疆的貧富差距是巨大的。但在反恐優先的工作定調之下，民生的發展 也多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一切工作為維穩，當地村民也怕事情弄大了說不清 楚，往往就這樣算了。
最後而本項目的分配則讓我看到村民之間依賴於政府的這種溝通不暢的關係產生 的貧富分化，明明是給全村分配了800頭羊，平均是每家兩頭。而當我問黑叔的時候，
他說他家申請了30頭。這讓我感到十分吃驚，原本以為這些羊是按照家戶平均分配的，
但是情況貌似並不是這樣。關於為何分配如此不均，其實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從黑叔 的身上我們還可以發現，村中的富人們，一方面聲討基層政府的作為，另一方面，他 們卻也要和基層政府也是依賴關係，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之後的合作社問題上，
我們將會更加清晰地發現這種村民與基層政府合作又角力的互動關係。在這整個過程 中毫無反抗能力的人，就是村中的窮人，也是更加弱勢的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基 於個人能力的經濟差距已經表現出來，甚至反應在第二代身上。而這種人際關係，將 會在下一節，村中合作社的運行中更加明顯的展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