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練專家與訓練生手之多重文本閱讀理解

的調整後殘差為±3.7，p＜ .001，訓練生手比訓練專家傾向使用更高比重的脈絡句型；

在來源句型的調整後殘差為±2.7，p＜ .01，訓練專家比訓練生手傾向使用更高比重的

以下將分別對兩組於文章撰寫作業中的脈絡句、來源句、確證句及錯誤句型，作

( )為受試者代號, S=Specialists, N=Novices

2 ) 10

χ

(二)來源句

表 4-2-1 顯示，整體而言，訓練專家組傾向比訓練生手組使用更高比重的來源句 型，也就是對文本來源特徵的陳述。來源句型共包含五個子分類：文本作者(B-1)、

出版單位(B-2)、文本類型(B-3)、文本內容(B-4)與文本日期(B-5)。經百分比同質性檢 定結果顯示，兩組在 B-2 的調整後殘差為±2.6，p＜ .01，B-5 的調整後殘差為±2.2，p

＜ .05，其它子類別的調整後殘差則皆未大於 1.96，但 B-1 的調整後殘差為±1.9，接 近通過水準；也就是說，訓練專家在文章撰寫作業中傾向比訓練生手有更多對文本出 版單位與日期的陳述，且對作者特徵的陳述很可能也多於訓練生手，但其信心水準尚 未達到 95%。

另一方面，由於文本作者、出版單位、文本類型與文本日期特徵都出現於文本第 一頁的文本簡介中，其與第二頁的文本內容特徵，兩組性質有所差異。若將前述四種 文本來源特徵合併為文本簡介特徵，則子分類之百分比同質性檢定結果將顯示

＝47.81，p＜ .001，兩組在文本簡介特徵的調整後殘差為±4.3，p＜ .001；也就是說，

訓練專家在文章撰寫作業中提及文本簡介特徵的比重，明顯比訓練生手來得高。

訓練專家與訓練生手之來源句範例，見表 4-2-3。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之訓練 專家在每種來源句子分類的平均次數都較訓練生手組來得高；訓練生手對出現於各文 本簡介中的文本作者、出版單位、文本類型與文本日期特徵之累積次數甚至皆為零。

這顯示訓練專家對文本來源特徵的注意層面很可能相對較廣，或者在閱讀後的保留情 形較良好；也可能是訓練生手認為文本簡介中的特徵相對不重要，因此未將其利用於 文章撰寫作業中。

表 4-2-3 訓練專家組與訓練生手組之來源句範例 中可以發現，Dr.Kirsch 認為生物因素只是 憂鬱症成因中的一小部份而已(f)。(S34)

*( )中字母表示各文本編號；( )為受試者代號, S=Specialists, N=Novices

(三)確證句

表 4-2-1 顯示，整體而言，兩組在確證句型的使用比重上沒有明顯差異，也就是 訓練專家和訓練生手對各文本訊息做比對的程度並無不同。然確證句型尚包含四種子 分類(Rouet et al., 1997)：正面連結(C-1)、反面連結(C-2)、一般論述(C-3)與辯證模式 (C-4)。經百分比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在 C-3 的調整後殘差為±2.4，p＜ .05，

其它子類別的調整後殘差則皆未大於 1.96；也就是說，訓練專家在文章撰寫作業中比 訓練生手更常對各篇觀點相似的訊息做綜合性陳述。訓練專家與訓練生手之確證句範 例，見表 4-2-4。

表 4-2-4 訓練專家組與訓練生手組之確證句範例

*( )中字母表示各文本編號；( )為受試者代號, S=Specialists, N=Novices

(四)錯誤句

表 4-2-5 訓練專家組與訓練生手組之錯誤句範例

Biebel 和 Koenig(e)兩位學者針對這些研究做 了後設分析(f)發現，這些研究存在瑕疵，例 如研究對象取樣侷限在輕度憂鬱症患者、研 究時間太短，沒有排除安慰劑效應的影響等 等(e)。(S27)

(無)

*( )中字母表示各文本編號；( )為受試者代號, S=Specialists, N=No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