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證指標之方法論基礎與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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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分享，試圖吸取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而觀察社會企業認證文獻，前述四種認 證方式最常被引用與討論，故本研究聚焦這四種認證經驗進行分析；再者，檢視前述 四種認證方式之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其研究偏重認證背景、認證機構介紹、認證運作 機制、認證費用等面向，雖然也說明認證指標之內容，但欠缺對於指標建構之詳細說 明，本研究對於英國 SEM，香港 SEE MARK，及美國 B Corp 認證指標之分析，主要 透過相關文獻分析其背景及意涵，並輔以官方網站蒐集最新資料，而韓國 KoSEA 認 證資料除參考相關文獻外，另藉由韓國官方英文網站，翻譯《社會企業振興法》內有 關社會企業認證之標準，故文獻探討將兼採研究文獻成果、官網資料及法條資料。

第一節 認證指標之方法論基礎與理論架構

壹、指標建構的方法論基礎

檢視國內有關指標建構之文獻，大多透過量化研究方式進行指標建構。例如孫 志麟以國民教育指標體系建構為例，透過計量方式，據以判斷教育之品質（孫志麟，

2000），張芳全與余民寧透過官方統計資料進行國家發展指標建構之研究（張芳全、

余民寧，2002）；部分研究兼採量化與質化指標進行指標建構，例如莊文忠透過多元 研究方法（兼採量化與質化）進行地方政府廉政指標建構之研究（莊文忠，2013），

郭昭佑也是透過多元研究方法進行教育評鑑指標之建構（郭昭佑，2001）。本研究主 要採取質化研究方法，故在選擇指標建構方法的參考點上，必須再進行可行性評估。

透過檢視相關文獻內容，本研究認為郭昭佑的研究論述較契合本研究之需求。

郭昭佑以教育評鑑指標建構為主題，提出指標建構包含幾個重要步驟（郭昭佑，

2001: 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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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標發展方案

其重點在於指標建構必須考量其可行性，如目的、時間、經費與技術配合等，再 透過以下方式發展最適合的方案，包含：1.現狀的：指沒有完整的概念，而僅以現有 資料呈現；2.拼湊的：指以一個模式為基礎，使用現有的資料拼湊而成；3.循環的研 究：指每一段時間進行一部分，而非全部的指標研究，完成後重新循環研究的方式；

4.借用的：係增加現有資料的蒐集範圍，或者利用其他資料蒐集方案，獲得更完整的 資料建構指標。

二、 指標的選用考量

指標主要選用方式，大約可以區分成以下四種方式：1.規範指標系統：該指標由 主管機構訂定，無選擇之機會；2.借用的指標系統：某項客觀的評鑑系統，過去曾經 做過評鑑或者有研究支持即可借用，以節省指標發展的時間與費用；3.修訂的指標係 統：過去曾經使用過，但部分指標不一定適用所有評鑑客體，可經討論，並經修訂，

找出適合的指標；4.發展指標系統：過去未曾進行過評鑑，亦未有研究可以供參，則 必須自行發展該指標系統。

貳、社會企業的理論架構

近期社會企業之研究，可歸納出「賺取收益學派」、「社會創新學派」及「EMES 國際研究網絡學派」三個學派。賺取收益學派主要從交叉補貼觀點詮釋非營利組織社 會企業化的過程，認證指標並非其關注重點，而社會創新學派則基於企業社會責任的 改革派思維，關注社會影響力的產生，也並未建立完整的認證指標。在三個學派中，

EMES國際研究網絡學派對於社會企業認證指標建構較有貢獻，EMES國際研究網絡 學派致力於建構一套社會企業的準則(criteria)，此準則並非規範性，而是以韋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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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概念來描述社會企業的樣態（官有垣，2017: 15），且此種樣態為OECD及歐洲委員 會等國際組織跨國研究所採納（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OECD, 2015）。是以，本 研究認為社會企業認證指標之研究，涉及社會經濟與社會企業家兩大途徑，其研究場 域已跨越歐美二洲，成為全球關注之議題，故EMES國際研究網絡學派之研究觀點已 融入主要國家之社會企業發展之現況，且EMES國際研究網絡學派所發展之準則或指 標並不強調規範性，事實上，其準則內容也逐步演化，從早期經濟與社會兩個準則，

逐漸演化成經濟、社會與治理三個準則。

依據郭昭佑(2001)研究可以發現，對於社會企業認證指標之研究，EMES國際研 究網絡學派已發展出一個基本模式，而部分國家也已經發展出認證指標，故本研究認 為在指標發展方案，宜採用「拼湊的」的方式，乃是最適合臺灣發展社會企業認證指 標之方案；另，EMES國際研究網絡學派的認證指標為 OECD及部分學者研究所採用，

故在指標選用的考量方面，本研究認為「修訂指標系統」乃是最契合當前臺灣社會企 業指標選用之基準。爰本研究以EMES國際研究網絡學派架構為基礎，據以檢視英國 SEM，香港SEE MARK、美國B Corp及韓國KoSEA等認證指標在臺灣之適用性，當 最具學理上的參考價值資料，爰此，本研究採取EMES國際研究網絡學派之論點為初 步指標建構之基礎，並為建立深度訪談及焦點座談題綱之基礎。

觀察EMES研究之內容，從早期雙重底線觀點逐步演化為三重底線觀點，資分述 如下：

一、社會與經濟雙重底線目標

歐洲委員會於1996年支持由跨國學者組成之「EMES歐洲研究網絡」，專責研究 歐陸社會企業浮現，試圖釐清社會企業的定位與功能，EMES依據其調查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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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企業和社會兩種目標定義社會企業，即為雙重底線觀點之代表。企業目標共分成4 個指標，依序是(1)持續性的生產財貨或販售服務(A continuous activity producing and/or selling services)、(2)高度自治(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3)有經濟風險(A significant level of economic risk)、(4)最少的支薪員工(A minimum amount of paid work)；

在社會目標，則包含5個指標，依序是(1)明確的社區利益(An explicit aim to benefit the community)、(2)公民的共同目標(An intiative launched by a group of citizens)、(3)決策 權非基於資本的所有權（A decision-making power not based on capital ownership）、(4) 著重參與的本質(A participatory nature, which involves the persons affected)、(5)有限的 利潤分配(Limited profit distribution)(Defourny, 2001:16-18)。

就企業目標之內涵而言，首先，社會企業是一種持續生產財貨與銷售服務的活動，

社會企業不同於傳統的非營利組織，通常並不以政策倡議或財貨重分配做為是組織的 主要目標及訴求，而是直接涉入產品的生產以及提供服務的活動運作；其次，社會企 業組織具有高度自主性，社會企業是由民間自主創設及強調治理，故社會企業雖有部 分仍須仰賴公部門經費補助，但卻非其附屬組織，不受公權力或其他組織管理，可自 主決定組織發展與活動，並且擁有「發聲與退出」(voice and exit)的權利；第三，與 非營利組織不同的是，社會企業需要承擔一定的經濟風險，社會企業組織的財務能力 取決於組織成員、員工的付出與努力，並須確保來自商業交易活動、公部門補助以及 捐贈的適當資源，以維繫組織發展，故成立社會企業者必須承擔全部或部分的風險；

第四，社會企業具有一定比例的支薪員工，如同傳統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同時包含 金錢與非金錢的多元資源，組織內部也同樣有著志工與支薪員工，然而，其經濟運作 則需要支薪員工來承擔其業務活動(Defourny, 2001:17)。

就社會目標內涵而言，首先，社會企業服務社區及從事有益於社區活動的組織目 標，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務社區或特殊標的團體，換言之，社會企業的特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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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渴望從地方層級提供社會回應感；其次，社會企業乃由一群社區民眾自發性創設的 組織，是社區集體動力下的產物，並共享一個特定目標，需要藉由某種方式來維持團 體運作；第三，決策制定權並非取決於出資者的多寡，是為所有利害關係人所擁有，

非僅限以出資者所擁有的股份多寡做分配，亦即「一人一票」(one member, one vote) 決策權；第四，與組織活動有關的人皆具有參與權，所有利害關係人對於決策制定都 有重要的影響力，並且希望透過經濟活動提高地方層級的民主；第五，社會企業為有 限度的利益分配，包含利潤完全不可分配的非營利組織，也包含合作社組織，社會企 業 可 在 合 理 限 度 下 做 適 度 的 利 潤 分 配 ， 進 而 避 免 利 潤 極 大 化 行 為 (Defourny, 2001:17-18)。

二、社會、經濟、與治理三重底線目標

對於 EMES 歐洲研究網絡所建構之雙重底線指標，研究網絡成員不認為當可適 用於所有類型的社會企業，套用德國學者 Max Weber 的詮釋，比較像是一種「理想 型」(ideal-type)的分類方式。而當更多非歐陸學者加入 EMES 研究網絡後，除組織名 稱轉換成「EMES 國際研究網絡」外，經過更多的跨國社會企業比較研究後，EMES 國際研究網絡開始對社會與企業目標做出修正，即在原有企業/經濟與社會目標外，

另提出「治理」為第三種目標(Gidron and Hasenfeld, 2012:77-79)，此即三重底線之觀 點。換言之，EMES 指標在經過科學辯論及面對社會企業新的法制發展後，逐漸由雙 重底線，轉向包含經濟/企業、社會及「所有權-治理」(ownership-governance)的三重 底線發展(Borzaga, 2013: 319-320)。

然而，對於三重底線目標的內涵，學者間則出現不同的界定方式：其一為將原屬 企業目標之「高度自治」及原屬社會目標的「一人一票決策權」及「著重參與的本質」， 重新歸屬為治理目標(Gidron and Hasenfeld, 2012: 77-78)。其二為將「利潤分配」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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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治理目標(Borzaga, 2013)，Borzaga 認為，從經濟面向觀察，社會企業乃是私領域運 用企業指標運作的一種自主性實體；而從社會面向觀察，社會企業追求特定的社會目 標，故應排除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從治理面向觀察，社會企業收入來源，包含公部 門資金、慈善資源、捐贈、及來自市場的收費，故其利害關係人包含志願者及相關資 金贊助者，為避免營利最大化之行為，而修正為全部盈餘不得分配，或部分盈餘不得 分配的限制，意即組織只能在有限範圍內分配盈餘。社會企業具備許多不同的組織型

為治理目標(Borzaga, 2013)，Borzaga 認為，從經濟面向觀察，社會企業乃是私領域運 用企業指標運作的一種自主性實體；而從社會面向觀察，社會企業追求特定的社會目 標，故應排除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從治理面向觀察，社會企業收入來源，包含公部 門資金、慈善資源、捐贈、及來自市場的收費，故其利害關係人包含志願者及相關資 金贊助者，為避免營利最大化之行為，而修正為全部盈餘不得分配，或部分盈餘不得 分配的限制，意即組織只能在有限範圍內分配盈餘。社會企業具備許多不同的組織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