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賦體特徵與特色
第一節 賦體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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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賦體特徵與特色
第一節 賦體概述
一、賦體創作源流
賦體是中國文學史上深具價值的一種創作體式，其源於戰國末期，上承了《詩 經》、《楚騷》、諸子百家乃至於民間倡優之詼諧俗賦等創作精神與形式特色，而 在文人貴族的運用及發揚之下興盛於大漢帝國且傳於歷代。
而若觀照前人乃至現今的相關研究成果便不難發現，賦體的源流背景可將其 歸納出四種論述面向，如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主要以思想與手法來確定漢賦 與《詩經》的承流關係，然而亦有學者以題材與藝術手法做為切入視角，認為漢 賦源起於《楚騷》，再者又如清代學者章學誠等人為代表，認為辭賦不僅出於詩 騷，更包含了先秦散文，而馮沅君於其《古優選》中則認為漢賦出於民間優伶，
而後曹明綱、任二北等人皆對此等論述有所明確考證且認同其說法。
簡而言之，若以當前學界的認知來說，辭賦源流大抵可分為下述四類：源自 於《詩經》的六義傳統、源自於《楚騷》的書寫方式、源自於《詩經》、《楚騷》
與先秦文學與縱橫家筆法、源自於民間倡優。
然而，四種脈絡面向實則各有側重，以《詩經》為源流的說法主要是以詩經 中的創作思想例如《詩‧小雅‧四月》所論之：「君子作歌，維已告哀24」與六義 中的賦筆且基於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25。」等論點來確定漢賦與《詩》的 承流關係。而認為辭賦之體起源於《楚騷》的說法則是以寫作題材與藝術手法來 做為切入視角，誠如劉勰《文心雕龍‧才略》：「仲書專儒，子常純史……亦《詩》
人之告哀焉26。」句式所表述之情狀，認為賦家在駕馭各種題材又或者己身創作 有所偏重的狀況下，依舊是秉著「告哀」精神的，這也與《詩‧小雅‧四月》中
24 江陰香譯注，《詩經譯注》，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 年，頁 82。
25 趙逵夫主編，《歷代賦評注》，成都：巴蜀書社，2010 年，頁 484。
26 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譯，《文心雕龍》，濟南：齊魯出版社，1996 年，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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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述「君子作歌，維已告哀」有所呼應。此派學者認為因先秦時期政局動盪，
文人雅士乃至於平民百姓皆深受楚騷影響，在當時便已開始以類於後世賦體的創 作形式來抒發己思，且或寓或諷。然而直至西漢時期，文人騷客因大漢帝國政治 體制的環境高壓，誠然已無法如同春秋戰國時期文人能士得以大展身手且高倡己 思，故楚騷體所傳達的「生不逢時」便或隱或顯的存在於賦體之中。關於此點《文 心雕龍‧辯騷》一篇中明確指出：「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 怏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時見。是以枚、賈追風以入 麗，馬、揚言波而得奇。」27此段文獻無疑是正面且確切地佐證了漢代賦家對於 楚騷體的情思與手法繼承。於此，呂逸新在其〈漢代文人身份生成與漢賦嬗變〉
一文中表示：
就漢賦的發展來說，騷體賦是從戰國時代的楚辭發展而來的，從內容上說 騷體賦繼承了「楚辭」的詩騷傳統，側重抒寫作家懷才不遇生不逢時的哀 怨，懼禍及身的憂慮和憤世嫉俗的憤懣。28
基此這一派別所側重的面向顯然在於漢賦對楚騷體的創作手法的承傳與轉 變之關係，如基於鬱不得志的「愴怏難懷」而又因不得直言只得「循聲而得貌，
言節候則披文而時見」等創作基調，而稱賦體源於楚騷。
此外，又以清代學者章學誠等人為代表，認為辭賦不僅出於詩騷，更包含了 先秦散文，例如簡宗梧先生便於其《漢賦史論》一書中表示於先秦時期有《尚書》、
《春秋》、《國語》等歷史散文與諸子哲理散文等，且提出「有一批人既不是思想 家或政治家，也不是經學家或史學家，而能『綜緝辭采』與『錯比文華』，所以 憑文章傳世。」29之論點，其認為賦體的創作情思與寫作立意乃源自於人民（包
27 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譯，《文心雕龍》，濟南：齊魯出版社，1996 年，頁 134。
28 呂逸新，〈漢代文人身份生成與漢賦嬗變〉，《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 年 06 期，頁52。
29 簡宗梧：《漢賦史論》，臺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民82 年，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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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文人）在基於對於社會政治有所感觸或欲展抱負的一種創作行為，這便是章學 誠先生所謂：「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觀。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 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
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30一事了。
而第四種觀點則是馮沅君《古優解》與任中敏《優語集》二書中所提出的「賦出 於俳詞」此等論點，二者扣合俳詞之本質與講唱者之背景與樣態等等，進而提出
「賦出於民間而發揚於貴族」此等論點，且以賦的發展歷程應當是由「民間」至
「宮廷」、由「倡優」至「文人貴族」與由「俗」至「雅」的面向來作為其論述主 軸，例如任二北在其《優語集》一書中便表示漢代文人儘管鋪採摛文，但亦不乏 抒情、調侃而有類於民間倡優的創作形式，此外任氏亦提出亦舉出東方朔、淳于 髠此二賦家與倡優一類有所類同：
淳于髠、東方朔這兩個人，名義上雖非倡優，然言其行實和倡優絕類。
他們都能詼諧諷諫，應對的言語多用韻語，處世的態度常是玩世不恭 的。31
確實，若以東方朔的〈答客難〉一篇來進行觀照，該篇以詼諧且俗白的語句 構成，且藉客問難東方朔，諷其位卑不足，而文中東方朔進行答辯，表示漢武時 期與先秦人之際遇不同，在在都是發洩其懷才不遇的鬱悶情思，而此篇賦作亦開 啟了揚雄的〈解嘲〉跟班固的〈答客戲〉等藉由問答且俗白語句進而為賦且句有 倡優滑稽特質的俳優賦篇。
然而無論是哪一種賦體的生成脈絡，賦體的創作筆式進至漢代後無疑有了空 前的發展，但也因時代環境的不同，在文人手上形成了迥於民間俳優與縱橫之士 的創作風潮，形成了另一種賦體功用，也就是文學侍從筆下的貴遊文學。
30 清‧章學誠撰、李春玲校點，《文史通義》，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 16。
31 任鍾敏編著，王福利，《優語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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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賦體演變脈絡
漢朝，中國歷史上知名的大帝國之一，其無論在思想、文化、文學等方面皆 對後世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從漢高祖始一路至漢武帝、漢宣帝時期國力鼎盛，
經濟蓬勃發展，因是宮殿建築規模浩大，帝王、諸侯王等王公貴族樂於田野遊獵 等娛樂行徑因而隨之高度發展，也正所謂風行草偃，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文 人們不得不改變其書寫面向與取材內容，因是，賦體作品原具的政治價值與功用 亦被迫轉變，例如《西京雜記》一書中記載：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 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勝為屏風賦、韓安國做几賦不成，
鄒陽代作。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五匹。32
於此段文句中誠然可見文士從諸王遊，且作賦用以娛樂的創作用意與時代現 象，另外於《漢書‧賈鄒枚路傳》中亦載：
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何宣房，遊觀三輔離宮館，
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始賦之。33
據此我們得以知曉在漢代時期無論是九五帝王亦或者公侯貴族皆將賦的創 作視為娛樂視聽的一項工具，也因如此的喜好取向，漢代文士開始以文相競，描 繪宮殿、神仙、遊獵等事與物，展現自身文采的同時，亦供君王權貴娛樂之用。
因是，漢賦也就脫離了傳統的楚騷寄寓亦或者戰國縱橫文人的文采本意，而形成 了貴遊文學的創作基調了。
此外，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與提倡文人經典，亦使得賦體創作於此時期成
32 曹海東注釋，《新譯西京雜記‧梁孝王忘憂館時豪七賦》，臺北：三民書局，民國84 年，頁 165-176。
33 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臺北：臺灣商務，2010，頁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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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人求仕的可期管道，例如司馬相如、枚皋、王褒、揚雄等人便皆因辭賦入仕，
此點誠如班固〈兩都賦序〉中所載：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 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御史大夫倪寬、太長孔臧、中大夫董仲 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34
此段文句中具體地呈現出該時文人對於「獻賦」的渴望與重視，然則雖然漢 代文人企圖「書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尚德而盡孝忠」，但在上位者的認識觀點 與喜好趨向之下，漢代文人亦不得不寓於娛樂而一改賦體作品的書寫面向，勢必 得降低與刻意地隱藏其勸諫功能，進而轉變為歌頌揚德的娛樂功能等。也因關乎 當時的高壓體制與牽扯自身仕途順遂與否之敏感問題，因而賦家不得不淪為文學 侍從，而賦體也就往往流於形式上的鋪陳與揚頌而無法落實「體物寫志」的政治 功用了。而從《漢書‧東方朔傳》：「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為郎，與枚皋、郭舍 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35。」與《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中：「上令 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不有博弈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36。」的文獻記載來看，誠然得以窺見漢代辭賦在當時常與倡優俳 詞詼諧之娛一類有所呼應或常被指涉，也實在得以看出漢代辭賦成為貴遊文學後 文人的創作環境與無奈之處了。
然而，西元二二零年曹丕篡東漢帝位，至西元五八八年隋朝楊堅滅南陳而統 一中國共三百六十九年的這段期間陸續經過了三國時期、西晉時期、東晉時期、
十六國時期與南北朝時期。而自公元一八九年漢靈帝駕崩之後，整個中國便掀開
十六國時期與南北朝時期。而自公元一八九年漢靈帝駕崩之後，整個中國便掀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