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婚姻移民社會網絡

人類具有群居的天性，當人們從一個國家移民至遙遠的另一個國度，周遭環 繞著不熟悉的語言、不習慣的生活方式、一張張陌生的臉，思念故土的情緒立刻 又擁上心頭，而跨國婚姻移民這時候可以傾吐心聲的對象，除了新環境的家人親 戚以外，其他就屬在這裡結交的朋友。對婚姻移民來說，人際網絡的建立與擴展，

不僅僅具有社會支持的力量，事實上也反映了其對文化的認同與身份的想像。

壹、社會網絡的內涵

Walker、MacBride 與 Vachon（1977）認為社會網絡為人與人之間一系列的 接觸行為，個體藉由社會網絡獲得精神層次的社會認同與物質方面的支持與服 務，並由此發展更多的社會接觸與資訊（引自張雅翕，2006）。在端看社會網絡 時，應從整體結構瞭解，而非將個人、人與人之間關係、人際關係互動產生的結 果分開探討。黃毅志（2002）指出，社會網絡所指的就是一種社會關係，其包含 個人與個人或團體之間所產生的連結。在分析社會人際網絡時，個人是節點

（node）的概念，其彼此之間結構動態上，會產生相互作用的效果，產生了連結。

這些連結關係彷彿一條條看不見的線，將個體之間情感及行為扣連在一起，彼此 發揮影響（蔡勇美、郭文雄，1984）。

社會網絡對於個體來說可以是正向的影響、也可以是負面的關係，如果社會 網絡發揮正向作用，將對個人產生心理上的社會支持，也能維繫彼此的情感及強 化此網絡的影響力，因而繼續延伸與整合；另一方面，倘若網絡的關係為負向連 結，則可能造成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個人在此網絡中得不到社會支持，並產 生心理壓力（黃毅志，1999）。綜合上述，社會網絡應由「點－線－面」全面性 考量，由個人「節點」出發，個體之間連結的「線」關係，並由於線與線之間交 錯糾連產生不斷延伸的「面向」，造成的社會網絡。在分析社會人際網絡時，也 該重視其人際動態運作的過程，就其雙方面互動頻率程度、態度與期待來深入理

解其社會網絡對個體代表的意義與詮釋之。

研究者認為，由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者來台背景、管道、身分不一，也 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其在台建立的社會人際網絡，就端看婚姻移民人際網絡時，應 從以下三個面向考慮：（一）移民在移入國與原生家鄉人群建立人際網絡（例如 親朋好友、先行移民者）的連結。（二）移民與新組的家庭以及配偶所形成的人 際網絡。（三）移民在移入國新建立的人際關係。

貳、社會網絡的功能

社會人際網絡的建立關乎著遷移者在社會適應上的重要部份，這種關係的建 立也是在每日的接觸或互動中成長的（謝高橋，1982）。蔡勇美與郭文雄（1984）

歸納社會網絡的功能有以下兩者：

一、 推舉參考的功能（referral function）

意指個人可以利用其社會網絡取得社區中的訊息，例如工作機會、醫 療資訊、遷移風險等，也就是藉由社會網絡的連結取得指導與忠告。前述 提到，移民對遷移地的選擇，也受到移民網絡的強烈影響。移民受到先行 移民者提供資訊，了解哪些國家適合遷移且願意接納移民者，且已有一批 同國籍開路先鋒至此地居住（Stalker , 2002），此就是立基於先行移民者所 累積的社會網絡所獲取的益處。

二、 社會支持的功能（social support）

社會網絡第二個功能為提供社會支持，其又可分為兩種，一為發揮保 護外在侵襲傷害的緩衝功能，同時也提供實際的支持協助功能。另外，在 心理層次方面，社會網絡也提供了個人心理支持的力量與鼓勵。黃毅志

（2002）研究指出，社會人際關係影響著個人參與鄰里、親戚關係、社區 活動的頻率密集度，而個人人際網絡整合與否和家庭關係品質有密切關 係，這也會使得有較少的心理疾病問題與較佳的心理健康。這種正向的心

理感受經驗對於移民而言，也有助於繼續拓展其人際社會網絡（李玫臻，

2002）。

此外，移民人際網絡也形塑著其所處的社會空間。J. Eyles（1968）指出社 會空間是由一群特定的社會團體認定的價值、期待與偏好所雕塑出來，其呈現的 方式事實上也反映了空間內成員的想像（引自陳墀吉，1994）。此可以用以解釋 過去西方家庭團聚移民或大批移工所建立的族群聚落現象，然而台灣東南亞族裔 群體雖無建立如此明顯外來移民聚落，但卻仍有以地方餐廳、教堂、特色雜貨店 等作為移工或婚姻移民集點的空間（邱琡雯，2007）。

另外，在台東南亞籍女姓婚姻移民也常藉由政府機關與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 學習服務課程及社區活動作為社會網絡連結的地方。然而，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 民作為婚姻移民的少數，加上其身份、來台管道的多樣性，上述社會空間集點作 為移民發展人際網絡的概念，恐怕不一定同樣套用於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身 上。如果可以，其則以何種角色融入該社會空間？如果不能，東南亞籍男性婚姻 移民又以哪些方向開發其社會人際網絡？恐怕都是本研究中必須去深入探究。

參、影響移民建立社會網絡之因素

Lee（1993）指出移民在因應跨文化帶來的衝擊時，認為個體當在接觸一個 全新的環境時，會因為選擇以正面態度或是負面態度來面對文化衝擊，而導致不 同的人際關係網絡。移民若選擇以開放、彈性、接受、信任這些正面態度時，其 所可能採取條是新環境的策略是會以觀察、傾聽、詢問的方式，如此一來，不但 可以減少遭遇許多不必要的挫折和誤解與融入新的環境，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相對的，當移民選擇以恐懼、自大、偏見、懷疑批評的負面態度來因應新的 文化環境時，將會導致人際關係的疏離。Phillpott（1970）也認為，遷移者在移 居地環境參與的組織團體類型以及建立的人際網絡，取決在於遷移者本身態度傾 向留在移居地或是相信將來會回到原居地。倘若遷移者本身打算在移居地永久居 住，則其可能較喜歡加入移居地的社會組織以及建立當地新的人際關係；而相反

的，如果遷移者受到移居地居民不友善的態度、或是沒有打算留下來居住，在人 際網絡上則可能傾向參與由同鄉人建立的互助團體為主。

國內已有許多關於婚姻移民人際網絡的相關研究，但多以東南亞籍女性婚姻 移民為主體加以分析詮釋。部分研究指出東南亞籍女性婚姻移民婚後會與原有的 社會關係切斷，加上由於社會支持的薄弱、文化語言必須重新適應，短時間內難 以融入新社會環境，其人際網絡的建立則是以夫家為基礎而逐漸延伸到社區（蕭 昭娟，2000；鄭雅雯，2000）。劉美芳（2001）研究發現到在台菲籍女性婚姻移 民自覺與鄰里社區格格不入，不同文化背景讓自己好像「外星人」般無法融入別 人生活圈。部分研究也提到東南亞籍女性婚姻移民常被在台夫家以「擔心結交壞 朋友」為由而限制行動範圍，造成了其在社區中的人際孤立（鄭雅雯，2000；劉 美芳，2001）。此外，東南亞籍女姓婚姻移民與家庭成員的相處關係也會影響到 其社區人際交往與觀感，例如女性婚姻移民與公公婆婆之間的相處往往成為社區 中討論的話題，這些正面或負面的與論也影響社區人士對東南亞籍人士的觀點

（蕭昭娟，2000；邱琡雯，2002）。

然而上述以女性婚姻移民所累積的研究經驗未必可以運用於男性婚姻移民 身上，G. Livingston（2006）分析赴美找尋工作的墨西哥移民，發現到男性移民 比女性移民較不容易藉由社會網絡尋得工作，但使用人際網絡的男性移民卻比起 女性容易找到正式部門的工作單位，這說明了移民利用社會網絡獲取工作方面有 著性別上的差異。東南亞籍男性跨國婚姻移民不管是來台管道、時間長短、經濟 狀況、工作有否都跟女性婚姻移民不同，加上男性和女性建立友誼的方式有所差 異，這些都會影響到不同性別之跨國婚姻移民在台建立的人際關係類型所有差 異。

此外，移民本身對於自身身份的認定也與其社會網絡有關，Arjun Appadurai

（1991）指出當代社會有著流動性、非地域化(nonlocalized)的特性，移民作為流 動性人群(moving groups)，所呈現的面貌不再是有明確空間範疇的群體。Kearney

認為應該以「認同」概念來分析移民在異地的社會網絡與所處社會空間（引自翟 振孝，2004）。綜合上述，跨國婚姻移民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擴展，受到先行移民 網絡、新組家庭態度、所組社區大眾態度、以及個人態度跟身分認定等各層面的 影響，而其在今日流動時代與他人的複雜行為及接觸關係，有必要就其主觀意念 與想像認同來詮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