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法律與關係自我的自己人──轉型正義行動者的集體歸屬與自我認同
第一節、 轉型正義行動者的關係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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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法意識。
第一節、轉型正義行動者的關係法意識
從集體的層次分析法意識，學者王曉丹提出關係法意識分析模型，在關係自 我中透過情、權威、公共性，三個集體層次的情感衡平活動。在情的層次，人們 尋求合理的敘事以便在人際互動中獲得好的道德位置；在權威的層次，人們試圖 在權威的關係中找到適當的自我位置；在公共性的層次，個人對公共性的參與確 認，影響人與人之間連結方式，決定法律在日常生活扮演的角色73。以下本文將 對轉型正義行動者的關係法意識進行分析。
圖一、關係法意識分析模型
一、情的層次
從關係法意識的角度分析，人們在日常互動中對正義的感受，並非單純的個 人理性論證，也存在於人們日常生活中與各種關係互動的感受74。「情」所指涉 的意義可能代表情緒、情感，也可能代表事實的意涵，例如情形、情況，也可能
73 王曉丹，同註 15，頁 123。
74 王曉丹，同註 15，頁 124。
自我 權威
合法正當性
他人 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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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規範的意義，例如人情世故75。對於情不同的詮釋，使得人們對於日常生活 所發生的事件，可能有不同的想像與認知，人們透過情感衡平的敘事，建立自己 的正義觀，讓自我在關係中處在能被尊重接納的位置76。
針對破壞銅像、潑漆此類社會事件，社會大眾普遍不能接受轉型正義行動者 的行為，因為這樣的行為是違法的，社會大眾也認為轉型正義行動者是在搞意識 形態鬥爭、破壞秩序、撕裂社會。社會大眾認為社會和諧是重要的，做為一個守 法的好公民必須要遵守法律，所以社會大眾會指責違反法律的人。轉型正義行動 者面對這樣的指責，他們承認自己確實違反法律，同時他們認為社會本來就會因 為意見不同而存在分裂，不正義的事應該被公開討論，而不是用和諧的表面掩飾 問題的所在。
「我認同說應該要正面面對法律責任，可是他是不是就是在撕裂社會？
我覺得他只是強迫大家去正視這個社會有些對立撕裂的地方，強迫大家 去看，而不是說他去撕裂了社會，怎麼可以在有人去倡議進步價值的時 候跑過來說你們在撕裂社會。其實社會本來就是對立的，我們只是想讓 大家去正視社會是對立的，大家唯有說去知道社會有一些衝突，不管是 史觀上，族群、價值觀上的衝突，他都是真實的存在，你要先去看到這 件事情的存在，才能去談我們有什麼共識，或是我們共同追求未來生活 的狀態，而不是強迫大家說我們不要去戳對方的傷口。」──阿澤
社會大眾與轉型正義行動者對於破壞銅像、潑漆行動解釋的差異，追根究柢，
在於人們是否在乎轉型正義的推動。學者認為台灣社會對於轉型正義漠不關心可 能有兩個因素，第一是由於過去的威權體制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功，威權統治時期 恰好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期，經濟快速發展讓人們懷念過去的時代；第二是威權
75 王曉丹，同註 15，頁 125-126。
76 王曉丹，同註 15，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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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看到在過去的威權時期，反抗者若欲爭取民主自由而挑戰體制，可能會面臨 有期徒刑甚至死刑。台灣經過民主轉型後，反抗者表達政治訴求已經不用擔心會 被剝奪生命，轉型正義行動者認為目前做社會抗爭所會面臨到的刑責已經比以往 輕很多，如今已沒有生命的威脅，只要刑責是他們有能力承擔的，就會去做抗爭 運動。
「我不是在乎我牴觸了法律，而是後續的過程很麻煩，比起當初黨外運 動的人他們受到更大的麻煩，其實我們這個真的算是很微小的事情。我 覺得你本來做為一個台灣人，你去體會過去的人所經歷的麻煩，本來就 是一件在探尋自己歷史和自己生命中的過程，即使有這個後果我還是願 意去做，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後果相較於過去的人所追求的爭取的已經很 輕微了。」──阿巧
參與抗爭的代價除了刑責外，經濟因素也是抗爭者所顧慮的，阿一覺得在運 動中仍會受到階級的限制，有些人之所以沒有辦法參與運動是因為他要投入工作，
保釋金也是在考驗抗爭者的經濟資源，阿一覺得自己比別人有資源去承擔這些風 險，既然他可以承受住比較多的壓力，那麼他就應該要有相應的作為，更應該去 參與運動，去做一些比較激進手段的抗爭。
「我知道我的家庭有比較多的經濟資助，我不用擔心我保釋金籌不出來，
我覺得這其實影響非常大，整個運動中階級宰制的味道還是很重，我一 直都不否認，我一直清楚意識到這件事情，多少人看到那個保釋金就不 敢去了，你去潑個漆罰個幾千塊多少人就不敢去了，這很現實，我知道 我有這樣的條件，我可以去負擔那個成本，我會去做那麼多激烈的行動，
一方面也是我會覺得說我有這成本去做，那我就應該要去做。」──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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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行動者在面對權威的關係中，他們從服從到站出來抵抗，轉型正義 行動者的自我認同有了角色變遷。他們清楚知道挑戰體制會受到法律的處罰，如 果他們能夠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就會站出來反抗權威，而反抗中華民國權威，意 味著做為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從中追求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
三、公共性的層次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互動，在集體層次上建立了對公共性的想像，自我如何想 像與他人連結方式，影響法意識的建構81。轉型正義行動者、社會大眾對於權威 的信念，三者之間的關聯互動，建構了社會的公共性。轉型正義不僅要追究加害 者是誰，以及如何賠償受害者，更進一步地關於整體社會，轉型正義應討論的是 民主社會是否該供奉威權統治者82。
「空間就如同時間一樣，我們每日在其中生活、流動與呼吸。然而空間 絕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存在或是人們活動的背景，它一方面滿足人類遮 蔽、安全與舒適的需求，一方面更展現了人們在某時某地的社會文化價 值與心理認同。83」
民主轉型之後，雖然威權統治者已經不存在，但是仍透過威權象徵隱微的存 在於社會中，甚而許多威權的紀念處所，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活動場所、觀光 景點，例如中正紀念堂。銅像的公共性，牽涉到人們對於日常生活空間的想像，
一個民主社會的公共空間是否應該存在威權象徵，銅像的去留仰賴人們如何決定 要生活在什麼樣的空間。法律並未在銅像的去留中扮演任何角色，法律只規定了
81 王曉丹，同註 15，頁 137。
82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同註 57，頁 10。
83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頁 5，200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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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能毀損他人之物，現代人們越來越少去注意到那些銅像的存在，甚至 自動忽視它的存在，但轉型正義行動者認為只要銅像存在，那就是個被壓迫的空 間，銅像並非平白無故的存在，實際上背後代表的是對獨裁者的偶像崇拜。
如何處理台灣社會中的威權遺緒，因為不同族群歧異的歷史情結，成了雙方 互相角力的場域。過去曾發生中正紀念堂改名事件，教育部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旋即遭到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反對84。台灣關於轉性 正義歷史記憶的衝突，使得社會無法好好討論威權遺緒的去留、轉型，不同族群 認同、政黨傾向，對於歷史的敘事不同，有一方試圖維持威權統治者偉人領袖的 地位，另一方欲表達歷史真相被掩蓋的不滿。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阻礙了社會的 對話，轉型正義的目的是要挖掘歷史真相以創造共同的歷史記憶，建立一個公共 化、社會可接受的共同過去85。
「其實潑漆或是給他做一些裝置藝術，主要是希望大家去思考說這樣的 東西在當代有什麼價值。我們知道大部分的人會覺得說他們對銅像沒感 覺，他們不覺得被這些銅像壓迫，也不覺得這些銅像是不好的東西，因 為我們做這些行動主要就是，當然最終極的目標是希望他們受到我們的 壓力可以把這些銅像撤除，另外一方面最主要其實我們是希望大家想說 為什麼這時代還有人會覺得說這些銅像是不好。我覺得我們在一個公共 領域中，只要銅像出現在那邊，那這個公共領域就是被受壓迫的領域，
就是被受壓迫的公共空間，我們希望讓大家去思考這件事。」──阿一
轉型正義行動者對民主社會公共性的想像，影響他們法意識的建構，為了奪 回沒有被壓迫的公共空間，讓社會大眾的意識形態不被威權壓迫的空間所潛移默 化，他們選擇違反法律，製造出社會議題，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讓大家去思考
84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同註 57，頁 78。
85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同註 57，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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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像存在的意義，以及轉型正義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