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臺灣近代「青年」概念的成立（1895-1949）
第二節 近代教育與「青年」視野下的共同體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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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民眾的經濟生產維持著家庭農場制，並未走向典型的資本主義化，但同時也 出現少部分近代職業的需求。職業需求與公學校教育的擴展，再加上殖民政府與 臺人菁英的政治對抗激化，自地方社會中產出了由農村青年與學歷菁英青年混雜 構成的青年群眾，並將此近代社會特有的年齡階層概念更加深植在臺灣社會中。
此為近代臺灣社會「青年」誕生的基本構圖。
以本文所關注的「青年學生」而言，有別於廣義的「青年」，自日治時期開 始，臺灣社會中的「青年學生」便擁有更加鮮明且外在的角色形象。自初等教育 開始，近代學校不僅使青年學生的思想趨於一致，就連身體也施以團體化規律一 致的訓練，藉此將青年統合成近代國家的均質化國民。51而在學校以外的場域，
許多中等以上學校規定外出與修學旅行、神社參拜以及參加官方活動時必須穿著 制服，路人均投以注目的眼光，學生亦以穿著制服而興奮自豪。隨著 1930 年代 中等以上學校的增設，這樣的現象越加明顯。52此外，教育當局也在就學出席率 高的家戶門前設置「就學牌」，在鄰里空間中凸顯學生的身分與榮譽感。53這種種 凸顯學校、學生存在感的社會性機制，使青年學生不僅擁有異於常民的近代心智 與生活習慣，更透過可以被看見的身體上均質性的塑造，使青年學生成為臺灣地 方社會中一群特異而鮮明的存在。加上臺灣民眾奠基於「近代教育＝近代職業」
的初始學歷社會的競爭心態，近代教育引進臺灣不久即成為臺灣社會自主追求的 目標，青年學生亦成為文明進步之代表人物。
在日治時期青年學生雖然已經非常顯目，且負有創造「青年」的歷史作用，
但由於臺人擁有中等以上學歷者仍屬少數，多數「青年」組成仍是公學校畢業生 為主的地方農村青年。要等到戰後初期中等以上教育大幅擴充後，屬於「青年學 生」的歷史舞臺才正式登場。
第二節 近代教育與「青年」視野下的共同體想像
日治臺灣的近代產物「青年」如何理解同時正在經歷近代化的臺灣社會，是 本節將處理的問題。本節以共同體想像方式的民族主義化來把握上述過程，分為 以下兩個層面：（一）從近代空間治理的角度，理解臺灣常民對生活世界共同體
51 許佩賢，〈「體操」、「唱歌」與身體的規律化〉，收於氏著，《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頁 198-221。
52 彭威翔，〈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制服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頁 167-172、180-182。
53 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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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近代化趨向過程；（二）以公學校的修身教育與鄉土教育為中心，聚焦於
「青年」被賦予的近代共同體想像視野。
一、 常民生活世界與共同體想像的均質化
根據蘇碩斌對前人研究的綜合整理，不論在族群從屬結構、經濟系統、臺灣 民主國、日治前期的反抗運動以及臺灣民眾的民俗認知中，日治前期以前臺灣社 會都沒有出現類似民族主義想像共同體的跡象。54蘇氏認為共同體想像方式的近 代化應發生在 1920 年代以後。殖民政府的政治權威固然是塑造近代共同體想像 方式的一大動因。而在社會本身，蘇氏認為活字印刷在 1915 年至 1930 年間發展 成熟，與臺灣識字圈內活躍的書寫流通，促成社會自身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創造了 以臺灣為範圍的近代均質性共同體想像方式。55
然而，活字印刷媒介的成熟仍只能解釋識字圈以內的共同體想像方式。在一 般普遍民眾，我們可以設想到交通建設導致時空壓縮，或是資本主義產業使臺灣 島內經濟活動聯繫更密切。在這種概略的認識下，學界關於殖民政府空間治理的 研究，則較實證性地論證地方社會民眾對生活世界想像方式的轉變。
施添福研究指出，殖民政府的地方行政與教化制度，將臺灣社會傳統的生活 空間重組為「街庄民空間」、「警察官空間」、「部落民空間」三種層次分明的生活 世界，人群結合模式遂逐漸由原鄉、血緣等因素轉化為依憑於行政劃分的地緣性 地域社會。56蘇碩斌也提出類似的見解，不過蘇氏透過「帝國」理論的視野更進 一步指出，臺灣的「地方社會」57原本是大大小小遍部各地的個別生活世界，在 經過殖民政府「行政警察」制度的滲透後，地方社會的鄉紳失去地方性的治理力 量，但是臺灣人群原本依附於地方性的人群結合模式並未隨著空間均質化而跟著
54 各個前人研究分別來自以下學者：王甫昌（族群從屬結構）、涂照彥（經濟系統）、楊碧川（臺 灣民主國）、黃昭堂（日治前期反抗運動）、方校謙（民俗認知）。參見蘇碩斌，〈活字印刷與臺灣 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新聞學研究》109 期，頁 4-5。
55 蘇碩斌，〈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頁 1-41。
56 施添福，〈日治時期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 究》8：1（2001），頁 1-39。
57 蘇碩斌的用語為「地方社會」。有別於一般歷史學界將「地方」與「國家」對照，蘇氏取人文 地理學中被賦予意義、安全的、封閉的「地方」與未被賦予完整意義、開放的、危險的「空間」
之對照，將傳統臺灣社會稱為「地方社會」，殖民政府國家機器運用行政理性支配的近代社會稱 為「空間社會」。參見蘇碩斌，〈空間治理與地方夾縫：日本近代帝國統治下的臺北社會演變〉，
收於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臺大出 版中心，2015），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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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個人的原子化；相反地，臺灣社會以殖民政府創造的均質空間為載體，在 1920 年代以前就創造出規模臺灣大的人群結合模式。例如，龍山寺從一座三邑人 的地域性廟宇，擴展成為涵蓋現今大臺北地區的信仰圈；霞海城隍廟的地域性祭 典也擴張成為臺灣規模的商販網絡。這些乘著日本近代帝國空間治理而來的新型 人群結合模式，成為 1920 年代以來各種臺灣規模運動的共同體想像基礎。近代 國家理性治理所創造的均質性空間，不僅是國家力量與日本官方民族主義侵入常 民生活世界的載體，也是臺灣地方社會的人群結合模式再整編的載體。58
綜合施添福與蘇碩斌兩人的論述，殖民政府對常民生活世界空間感的改造，
直接促成人們對「想像的共同體」產生了不同的想像方式。人們開始依循地方行 政的地理劃分凝聚共同體想像，部分取代或疊加在傳統血緣、原鄉等關係網構成 的共同體想像之上。而由於行政空間的上下層級形構關係與人們生活其中的空間 社會實為一體，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很容易便擴大連結為臺灣大規模，甚至與日本 國家觀念相連結。人們的世界觀逐漸從「土地與人民」，邁向近代的「國土與國 民」。這種全島視野與依循行政理性的共同體想像方式，最突出表現在接受過近 代教育的青年層的思考與行動之中。他們和一般臺灣民眾同樣在日常生活中逐漸 吸收近代化的共同體想像，同時又是活字印刷媒介與國家權威最主要的受眾。
二、 公學校教育養成的共同體想像原理
在臺灣，培養出「青年」的主要力量是近代學校教育，近代學校也提供一套 官方標準的共同體想像方式，欲將青年形塑成為國民之模範。以下討論將以梳理 公學校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方式來進行。公學校學生雖然不完全稱得上是青年範 疇，但是不論是自公學校畢業後再進入中高等學歷的基本資格，或是在鄉加入青 年團體，都在公學校教育所形塑近代心智的延長線上，公學校教育所習得的共同 體想像應該不會與青年階層的共同體想像相去太遠。首先，我們將以修身科的德 目內容來理解公學校所教授的共同體想像原理；其次，透過鄉土教育來討論近代 共同體想像中的地方社會，兼提及臺灣範圍想像之形成。
（一） 修身科：跳脫五倫的近代共同體想像原理
58 蘇碩斌，〈空間治理與地方夾縫：日本近代帝國統治下的臺北社會演變〉，頁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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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2002），頁 305-306、341-342。蔡錦 堂，〈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及其影響〉，《師大臺灣史學報》2（2009 年 3 月），頁 16-17。60 莊幸如，〈臺灣日據時代之教育敕語實行──以公學校修身科為中心〉（淡水：淡江大學日本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4），頁 48-63、80-94、109-113。以下關於修身教科書德目內容 的基本整理皆根據此研究，不另註。 共領域在臺灣：困境與契機》（臺北：桂冠，2004），頁 88-89、97-98。
65 在日本的家族國家理論中，博愛不是如西方個人主義近代國家的形成理念，而是聯繫家族與國 家連續性的道德原理，因此是由近而遠階層式的。博愛在臺灣的修身書中也顯示出附著於天皇制 國家以及類似傳統慈善由近而遠的原則。家族國家觀中的博愛參見李永熾，〈明治日本「家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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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85-96、152-163。69 陳泳惠、林江臺，《臺灣乞丐之父：施乾的思與為》（臺北：玉山，2012），頁 16-17。
70 陳泳惠、林江臺，《臺灣乞丐之父：施乾的思與為》，頁 26。
71 陳泳惠、林江臺，《臺灣乞丐之父：施乾的思與為》，頁 101。
72 陳泳惠、林江臺，《臺灣乞丐之父：施乾的思與為》，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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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接受近代教育的上層青年（正好是受到文協影響的青年群眾），對於共同體想 像的近代化趨向應不至相去太遠。1946 年以中等以上學生為主體組成的防疫工作 隊可為其例。這支隊伍由剛從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任職於衛生局的郭琇琮
代接受近代教育的上層青年（正好是受到文協影響的青年群眾），對於共同體想 像的近代化趨向應不至相去太遠。1946 年以中等以上學生為主體組成的防疫工作 隊可為其例。這支隊伍由剛從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任職於衛生局的郭琇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