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準戰時體制下的青年動員政策（1949-1958）
第二節 青年動員政策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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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此以青年政策來說，本文所討論的準戰時體制影響應以 1958 年為一象徵 性弱化年份，而在 1960 年代初期完成退場，這是本文稱為準戰時體制下的青年 動員之時期。關於 1958 年後青年政策去動員化之政策判斷與轉換過程是本章第 三節的課題。在此要強調的是，1950 年代青年政策的建構，始終鑲嵌於準戰時體 制的動員架構之中，政策內容也往往呈現「平時／戰時」靈活轉換的準戰時體制 特質，此即本文所稱準戰時體制下的青年動員或準戰時青年動員政策的基本內 涵。
第二節 青年動員政策的建構
遷臺後國民黨政權的青年政策是準戰時體制之一環，在 1952 年後正式劃入 總動員運動以及國家總動員計劃的正式架構之中。本節所要闡明的是準戰時青年 動員政策的具體內容，以及總體戰思考下國民黨對青年學生設定的社會角色。本 節首先論述 1949 年以後高中職以上學生的擴充與青年團系統的建立，說明本文 在 1949 年後以高中職以上學生為研究對象之原因；其次，以國民黨大陸時期的 青年經驗為發端，論述遷臺後青年政策的動員化轉向，以及 1952 年後準戰時體 制下青年動員政策的建構。
一、 「青年學生」的再擴大與青年團系統之建立
自 1945 年後，國民黨治下的臺灣省政府致力於教育普及政策，以期透過學 校教育創造出中國民族國家所需的近代國民以及近代職業所需人力，在此政策的 延長線下，1949 年後教育普及之程度也逐年上升。1950 年以後高中職以上學生 在學率之人數增長，由下表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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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946 至 1975 學年度高中職以上學齡人口（15-24 歲）就學率
學年度 學生人數 就學率 五年間教育機會擴充率 1946 12487 1.05% -- 1950 41702 2.71 61%
1955 76073 4.49% 65.68%
1960 144324 8.49 89.09%
1963 192752 10.80% -- 1965 277823 14.13% 66.43%
1970 556289 18.85% 33.40 1975 755159 20.57% 9.1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歷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中華民國統計年鑑》；教育部編，歷 年《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原始製表：黃春木，《臺灣升學主義的發展解決對策（1945-200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 34。本研究部分節錄改製。
教育普及政策的成功受惠於日治末期教育擴張的遺產，也與臺灣社會普遍崇 尚教育之集體心態密不可分，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政策無疑仍是擴展中等以上 教育的最大推手。由上表可知，國民黨政權推動的教育普及政策獲致十分顯著的 成果，高中職以上就學率每隔五年都能有超過 6 成以上的成長，尤以 1950 至 1965 年之間成長最為顯著。
戰後擁有中等以上學歷者，除了可以獲得近代職業的基本入場卷外，1950 至 1958 年間，還可透過政府特別設置的考試分發制度，任職於公務機關或公營 事業。對於中等以上青年學生來說，大專畢業生謀求任職於中央及省級機構，中 學畢業生謀求任職於鄉鎮層級機構，蔚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期待。而以戰後整體學 歷社會發展來說，尤以高中學歷者位居於進可攻退可守之位置，不僅可以擁有比 高職更好的職業待遇，且又可向上升學獲取高等教育學歷。273如此構成的戰後臺 灣學歷社會，延續了日治時期以近代職業與學歷社會配套創出「青年」的運作邏 輯，是學校系統得以大量吸納青年層並創出近代青年的最主要拉力。
1950 至 1965 年間為高中職以上學生快速成長的時期，正好涵蓋了 1950 年代 準戰時青年動員政策的大部分時間，也擴及 1960 年代初期青年政策轉型的時間
273 黃春木，《臺灣升學主義的發展解決對策（1945-200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2008），頁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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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參見安後暐，《美援與臺灣的職業教育：1950-1965》（臺北：國史館，2010），頁 299-310。李園 會，《臺灣光復時期與政府遷臺初期教育政策之研究》，頁 251-253。楊克仁，〈四健會發展歷程與‧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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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年動員政策的建構
教育普及和青年團的設置為國民黨政權以國家教養權力形塑青年學生的基 本條件，至於國民黨政權所欲形塑的「青年」內涵，則必須考慮到國共內戰經驗 以及臺海對峙所構成的準戰時體制下，青年學生在此總體戰中究竟被賦予何種社 會角色。以下將從國民黨遷臺後的青年政策開始分析。
（一） 大陸時期的青年動員經驗
陳映芳指出，五四運動以後學生與各方勢力形塑詮釋的「五四青年」確立了 近代中國「青年」角色的原型。中國青年以民族國家想像和個人主義為基礎，努 力掙脫家族社會與封建倫理的束縛。如同臺灣青年，中國青年也在本地社會遭逢 世界性帝國主義競爭的態勢下，承擔起民族國家存亡與社會近代化改造的社會角 色。比殖民地臺灣更突出的是，中國學生運動在近代中國的民眾運動中明顯地被 期待為民眾運動陣線的「先鋒」，且中國青年對傳統家族主義社會、儒家倫理以 及專制性國家權威的反抗也更為激進。277
綜合學界目前研究，國民黨對近代中國青年之運用，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後可 分為兩種不同的政策時期。在 1924 年國民黨改組並實行聯俄容共路線後，黨對 民眾運動採取積極推動的作法，青年運動方面除設立學校外，黨中央也設有青年 部，並運用黨團積極運作學運。2781927 年國民黨實施清黨至南京政府成立前後，
對民眾運動之態度一變而為消極的壓制，279青年運動亦然，試圖將五四以來的學 生組織行動限制在校內學生自治範圍，去除學生對政治活動與社會議題的參與。
280在教育體系中，國民政府推出軍訓教育、訓導制度以及會考制度；281在黨組織
277 中國「青年」的歷史形成及其社會角色參見陳映芳，《“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頁 60-157。
與臺灣「青年」的異同比較為筆者綜合本文第二章所論。
278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 264-281。
279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修訂增補本）》（北京：
華文，2010），頁 152-155。
280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 395-417。黃堅立，《難展的雙翼：
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柳軼，
《1919-1949 年國民黨對學生運動的控制研究》（北京：人民日報，2013）。
281 廣少奎，《重振與衰變──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研究》（濟南：山東教育），頁 229-242。軍訓 教育與訓導制度亦參見劉惠璇，《抗戰時期西南地區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一九三七──一九四 五）》（臺北：文史哲，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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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則以黨義課程介入校園並組織校園黨務與三青團，282透過以上諸種措施嚴 密控制學生的思想與活動。這種政策基調一直持續到 1949 年國民黨失去大陸政 權為止都未動搖。在公民教育甚或黨化教育中，國民黨對於青年學生作為國家社 會承擔者和民眾運動「先鋒」的社會角色雖然並未否定，但是實際上在政治參與 和社會運動的場域中，基本採取消極壓制的作法。
大體上，消極壓制青年運動是國民黨大陸時期青年政策的基調，不過國民黨 仍保有部分動員學生實踐「青年」的政策管道。如同第五章將會提到的，清末民 初之際中國教育界曾自海外引進「社會服務」概念，並視為形塑近代國民之基本 素養，這種想法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也正式成為國民黨政權長期以來的教育政策。
在大陸時期，國民黨政權長期壓制學生的政治社會參與權利，唯一准許青年學生 扮演其國家社會承擔者角色的體制內管道，正是教育體制與三青團提供的社會服 務工作。
雖然目前學界研究多仍侷限在大專院校範圍，不過大概已經可以論斷，國民 黨政權支持的社會服務主要在對日抗戰期間獲得青年學生的廣泛實踐。在教育行 政方面，教育部在 1936 年後陸續規定專科、高中職以上學生須參與各項社會服 務與戰時服務，對日抗戰期間各大專院校均有社會服務實績，教育部更將 1942 學年度訂為「學生社會服務年」，加強社會服務推動。因應戰事，教育部也陸續 訂定醫護、工程、翻譯、法律等各專業學生或畢業生之徵調。283而在國民黨與三 青團方面，蔣介石本人即強調三青團應致力於社會服務，284團員亦多有實務成 績。285上述教育行政以及三青團主導之社會服務具體成果，可以四川大學三青團 及其黨團活動為例，主要工作成果有：民眾學校、講習會、書報閱覽處、民眾診 療所、農事展覽會、國民精神總動員宣傳、286義賣獻金賑濟孤苦、徵募書報慰勞 前線、鄉村服務宣傳慰問、救濟失學學童與青年，成立劇社義演救濟、戰時救護 隊、通訊隊、急診隊、發動徵募勞軍運動、協助政府糧政役政與經濟統制、宣傳 徵工及控制工運。287
282 劉惠璇，《抗戰時期西南地區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頁 106-117。
283 劉明香，〈抗戰時期西南地區高等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 文，1988），頁 163-172。
284 劉惠璇，《抗戰時期西南地區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頁 110。
285 樊中原，〈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大專院校活動之研究〉（木柵：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 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 119-121。
286 劉惠璇，《抗戰時期西南地區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頁 114。
287 朱高影，〈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1938-1947）──國府爭取青年運動領導權之努力及其挫敗
──〉（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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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民黨大陸政權青年學生動員之經驗顯示，國民黨並不否定近代中國青年 所擔負的國家社會承擔者角色，反而透過黨化教育與三青團之號召更加確認「青 年」的國族使命。但是在實務上，國民黨在大陸主政期間，一以貫之地壓制青年 學生的各種政治參與與社會運動，唯獨開放黨團、三青團與教育體制所主導的社
由國民黨大陸政權青年學生動員之經驗顯示，國民黨並不否定近代中國青年 所擔負的國家社會承擔者角色，反而透過黨化教育與三青團之號召更加確認「青 年」的國族使命。但是在實務上，國民黨在大陸主政期間，一以貫之地壓制青年 學生的各種政治參與與社會運動，唯獨開放黨團、三青團與教育體制所主導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