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結人與自然

城市是人類文化的產物，根據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1998）的詮釋，自然的真實來自於 希望與殘酷始終並存，既有母親的溫柔，卻也如惡魔使人惶恐，面對始終不可測的未知，人 類創造出相對穩定的人造世界，並以此做為與自然相連的紐帶。人們熟知的改造自然的故事，

可以被理解是人類為逃避自然的威脅，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周尚意、張春梅譯，2006）。文化 彌補了自然的不足使人獲得庇護與進步，卻也容易矯枉過正成為人定勝天的自大。而今將城 市視為地球生態系中的一部份，即是讓城市在整體生態中重新定位，使都市發展所需的環境 成本及都市成長造成的環境衝擊，得以有新的可能誕生（國家教育研究院、徐苔玲、王志弘 譯，2012）。但前提是人們需要對於自然的存在有意識，並持續的探究城市與自然之間密切的 關連，而非故步自封的將自己圈養於城市。

正是如此，人與自然的關係才是關鍵，周儒（1994）提到面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時，從人 們的文化與價值觀來反思，才能重新定位個人在社會，以及在整體環境之間的關係，進而學 習以妥適的倫理與價值觀來面對充滿挑戰的世界。環境倫理是人與環境互動的基礎，是透過 教育與生活所建立。因此本節將從環境教育和家庭生活兩個面向來探討。

一、 環境教育的發展空間與機會

提出生態素養（Ecological literacy）的著名學者 Orr（1992）曾表示：「所有的教育都 是環境教育。」若認同所言為真，那麼不論人文、自然、社會、科技等，都是人們認識與 瞭解所生活環境的過程。然而，對於當前所面臨的生態危機，人們可能認為會有新的技 術能夠解決，但稱之為危機的前提是指目前仍沒有技術能夠解決生態危機。因此 Orr（1996）

指出：「生態危機，換句話說是教育的危機，不僅是依靠一個教育修補就可以的。」Orr 所 言再次強調環境教育的特質之一是科際整合的教育。

Sauvé（1999）同樣強調環境教育應是整體教育的基礎。並進一步的描繪出人與環境 交互作用的空間，即是環境教育可發揮的空間，而此空間不限於實體的環境，更含括人

與自我、人與人，以及人與環境形而上的關係與連結，使環境教育的立基更加明確。其 概念如圖 2-1 三個同心圓所示。

圖 2-1 環境教育空間（Sauvé, 1999, pp16）

自我圈：是個人認識自我的領域，當個人正視自我，發覺自己的特徵、能力與限制，

建立自主性與責任感，懂得如何學習也學習定義自己，並與他人圈連結。

他人圈：人與他人互動，不論是個人或群體。在這裡不僅要建立群體的歸屬感，更 要發展對他人的責任感。例如合作、文化間的關係、和平、民主、人權和國際團結教育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education）。

環境圈：生物物理環境有關的範圍，傳送自人際與社會間關係，這包含了不僅是屬 於人類的周圍環境，不同於他人圈的責任感，環境圈的責任感要擴張到生態中心倫理觀

（eco-centric ethic）。關注其他的生物、生物物理要素（elements）以及生態系的現象，不 論其源自於自然或是人類，或兩者的結合（因為實際環境常會見到自然與文化參合的狀 況），在這範圍中，個人發展了部分的全球生活形態觀感。這裡同時也整合生態教育與經 濟教育，因為這兩者幫助我們瞭解我們的「家（home）－OÏKOS」。生態教育有助於我們 認識「家園」，並在其中尋找到合適的定位。經濟教育有助於管理我們與「家園」間的關

既然環境教育的空間如此廣大，該如何促進環境學習達成 1977 年 Tbilisi 宣言訂定 的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與參與等五項目標呢？Scott 與 Gough（2003）指出環境學習 的累積或起始，來自於個人和環境或環境的想法連結。這樣的學習可以在正規教育中經

二、 連結人與環境的家庭角色

父母若具有翅膀，則孩子的家園也就能夠包括天空。在 Sauvé（1999）提出的環境教 育空間上，家庭肯定是他人圈中的一種樣貌，且是個人在建構世界的過程中重要的影響 團體。因為任何經驗都會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不斷的經由內外在交互作用而重構與轉 化。而家庭無疑是人來到世界上的第一個學習場域，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父母是最重 要的影響者。Duvall（1988，引自黃迺毓，1998）認為要瞭解一個人以助其成長，只需要 瞭解三方面：個人與家庭的關係、家庭生命週期的階段、文化與種族背景。家庭的重要 顯而易見，人們常說「一個人可以走得快，但兩個人卻可以走得遠」，世界上真實伴隨人 們一生啟蒙、成長與衰老的正是我們親愛的家人。

在家庭發展的研究中 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馮燕，2009）提出「生態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是解釋個體與環境互動最完整的理論。Bronfenbrenner 特別 強調環境對人類行為與發展的影響，並將環境依照與個人的空間和社會距離，分為一層 一層的各種系統，如同心圓般擴散。將個人置於核心，層層包圍著個人的是與個人關係 最密切的家庭系統，稱為微視系統（microsystem），它與個人的交流最直接、頻繁，故影 響最大。居間系統（mesosystem）指的是各微視系統間的互動關係，因而屬虛擬系統性 質。外部系統（exosystem）是指對個人生活環境及其發展有所影響，這些社會機制雖與 兒童發展有實際距離，但運作結果絕對會影響到兒童的微視系統和日常生活。又外部系 統和居間系統的形成，直接受到各種社會文化和制度的影響，也就是生態系統中所指的 鉅視系統（macrosystem）。

黃迺毓（1998）經由深度訪談三十對育有五歲至小學階段子女的父母，以生態系統 理論探討父母教養方式之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來自原生家庭的影響，父母所持的管教態 度及其管教方式，往往反映出過去的生活經驗，若一個人滿意他的父母教養態度，且對 自己的現況也滿意，就較會依照上一代的方式教養下一代。反之，則很可能會以相反的 方式教養下一代。藉由觀摩原生家庭手足之教養方式，若有認同的部分，亦會彼此學習。

研究歸納出父母教養方式之影響因素如下：（1）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父母、原生家庭手 足；（2）夫妻關係：夫妻感情、夫妻個人因素；（3）子女特質：子女的性別、子女的年 齡；（4）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的社經地位、父母的職業；（5）社會關係：朋友和鄰居、專 家和權威、大眾傳播；（6）文化價值觀：社會風氣、人生觀、傳統文化因素、宗教信仰。

透過生態系統理論更清楚的瞭解整體社會如何影響個人，其中家庭又尤其重要。許 多影響個人的因素都在家庭中出現，因此在心理學領域「個人生命全程理論（individual life span theory）」也未忽略家庭作為個人發展的脈絡（Bengtson & Allen, 1993），雖然該 理論主要強調在個人源自本體的發展，但生命成長的過程影響是多面向的，甚至包含情 境脈絡，是更接近社會學的角度看待個人的發展。在家庭發展的脈絡中又與個人發展不 同，「家庭發展理論（family development theory）」將家庭視為透過社會規範所組成的團 體，並以家庭所經歷的社會時間（如結婚、生子等）來作為主要劃分階段的依據，家人 的年齡並非重點（黃迺毓，1988）。不過，影響家庭如何發展的也正是父母的成長經驗，

所以 Bengtson & Allen（1993）主張「生命歷程理論（life course theory）」即是再檢視與 說明個人如何因為早期的經驗，而影響後來。White 與 Klein（2008，引自馬永年、梁婉 華譯，2009）提到，這三個理論有極高的相似性，雖然在強調源自本體或源自社會的發 展上有所分歧，但事實上卻是彼此互補，因此將之結合成單一的「家庭生命歷程發展理 論」。

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發現亦可呼應上述理論。Chawla（1999）針對環境行動者過往 的重要生命經驗探討行動力來源，結果指出重要的影響因素中，自然經驗、家人、組織、

教育等項在童年時期較為顯著，教育、朋友在大學時期較為顯著，參與組織和職業在成 年時期較為顯著，建構出一個可能形成環境公民的生命歷程。

在臺灣本土的重要生命經驗研究亦發現相似結果，許世璋（2005）經由回收的 198 份

「自傳式回憶」分析臺灣形成環境行動者的重要生命經驗後發現，童年時期的自然經驗，

以及社會生活時期的環保團體參與、心愛地方/自然棲地的消失及自然經驗，被提及率皆

超過 20％。該份研究亦進一步比較城鄉背景的差異，分別提出城鄉間形成環境行動者的 重要影響因素，都會地區方面，童年時期的自然經驗，高等教育時期的學生團體，社會 生活時期的環保團體、其它環境行動者及職業；鄉鎮地區則是童年時期的自然經驗，社 會生活時期的心愛地方/自然棲地的消失、環保團體及自然經驗，以上影響因素被提及率 皆超過 20％。可見自然經驗不論城鄉背景皆具有影響力。值得一提的是，城鄉之間提及 幼年、中小學時期的影響因素，城鄉間在提及自然經驗的比率懸殊意味著生活環境帶來 親近自然的限制（如表 2-2），鄉鎮地區童年自然經驗多半是獨自或與同伴的自由探索，

就親近自然而言都會地區父母的角色相形之下顯得關鍵且重要。

表 2-2 臺灣城鄉間形成環境行動者幼年、中小學時期之重要生命經驗（整理自許世璋，2005）

幼年、中小學時期 都會地區（N=43） 鄉鎮地區（N=60） 臺灣（N=198）

自然經驗 26％ 58％ 46％

父母 19％ 12％ 13％

生命信念 9％ 12％ 9％

不論在國內外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結果，均指出自然經驗是影響環境公民形成的重 要因素（Chawla,1999; 許世璋，2003；曾鈺琪，2014），又特別是童年時期的自然經驗，

不論在國內外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結果，均指出自然經驗是影響環境公民形成的重 要因素（Chawla,1999; 許世璋，2003；曾鈺琪，2014），又特別是童年時期的自然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