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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過去研究問題

由上述回顧看來,國外(非華人文化圈)文獻指出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方式與風 格確實會影響其創造力,然而此效果在亞洲、華人文化圈的研究成果則較不明顯,

細究過去研究有一些問題尚待釐清,以下提出三項可能解釋說明如下。

壹、 國內外文化背景與教養模式差異

綜合上述,國外研究多指出(歐美)「高要求且低回應」、「專制權威」的教養 方式對培養子女的創造力是不利的,「高回應」的教養方式則有助創造力表現。東 方(亞洲或華人文化圈)地區的研究結果則僅支持「高回應」的正向教養效果(Lim

& Smith, 2008),但在「專制權威」的負向效果則不明顯。

Raj 與 Raval(2013)認為要了解這種差異及必須從亞洲文化理解起,一個社 會的整體文化將造成教養價值觀的差異,並深刻影響孩子社會化過程,而社會文化 可以大致區分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種,根據Triandis(1996, 2001)的看法,個 人主義為社會價值觀認為每個個體都是獨立的,所以鼓勵個體獨立自主的發展,並 追求個人目標的實現;集體主義的社會價值觀為強調個人與團體成員的關係與互 動,鼓勵個體融入團體裡,並共同追求團體的利益。因為基本社會價值觀不同,導 致華人與非華人文化圈的雙親在教養風格與孩子創造力的態度上不盡相同,西方 在個人主義社會文化中,歐美較強調孩子的獨立發展,對於創造力發展的態度也以 支持、鼓勵為主,所以教養風格與創造力表現的研究結論大多認為專制不利孩子發 展;但亞洲社會在集體主義文化氛圍下,較不鼓勵創造力思維(與他人不一樣)以 及寬鬆放任的教養風格,而是強調對家庭的歸屬與依賴,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中,孩 子若展現出依賴群體和避免衝突的特質將會得到社會的認同與歡迎,導致雙親比 較不會採用寬鬆、接受的教養方式(Chen, Rubin, & Sun, 1992)。

除了以傳統的個人-集體主義作為分野,近期研究進一步針對亞洲或華人文 化圈的文化價值觀與教養模式進行剖析,例如,在 Raj 與 Raval(2013)的整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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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模型即針對華人文化(泛指受到華人文化影響的東亞文化圈)進行整體性的 探討,其中特別點出華人家庭在文化世界觀、父母教養目標、父母教養行為的獨特 性。首先在文化世界觀裡,東亞華人文化圈由於受到儒家思想(Confucianism)的 浸淫,其核心理念為強調家庭成員間的相互依賴性、遵循階級分明的家庭制度、提 倡孝道的價值、重視子女的學習狀況與表現、灌輸子女努力與勤奮的重要性(Chao

& Tseng, 2002),這樣的文化價值觀也顯現在父母對子女的知覺上,相較於西方文 化將子女視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東亞子女自出生後即被視為是整體家族的一份 子(Meyer, 2009)。在父母的教養目標上,相較於歐美父母希望子女能發展出自主 生活的能力,並能朝向個人目標去努力,東亞父母則傾向希望子女能持續依附在家 庭系統裡,並與家庭成員持續保有相互依賴的關係,Rubin 與 Chung(2006)指出,

在東亞的文化背景裡,父母會希望子女能有效理解家庭相互依賴與孝道的重要性,

例如:在小時候要依靠父母的照顧,在成年後,他們能反過來關心與照顧年老的父 母(Ho, 1989)。

在教養方式與實際的訓練行為上,華人文化圈的家庭也多顯現出與歐美家庭 不同之處,首先在整體的教養風格上,如前所述,華人文化區家庭多使用專制權威 的教養風格,亦即高壓且低回應的教養方式,然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教 養方式是順應華人社會的價值觀,同時也與「順從」與「孝順」的教養目標相符合

(Rao, McHale, & Pearson, 2003),在這樣的文化框架下子女比較能接受和理解父 母的養育方式。反之,在歐美文化中,專制權威的教養風格並不順應主流文化對個 體的要求,父母之所以會採用這種非主流的教養模式可能與父母的個人負向因素 有關(例如:對養育子女的負向知覺、對家中權力地位的掌控、父母個人的心理疾 患...),所以才會使兒童產生發展上的障礙和不適應(Rudy & Grusec, 2001)。

據此,一些研究者即主張,西方文化的雙向度父母教養量表可能不足以反映亞 洲教養方式的全貌,Chao(1994)即指出華人父母雖然在教養上常展現高壓與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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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但與西方研究者所定義的專制權威,在概念與行為意義具有本質上的不同。

Chao 指出雖然同樣是高要求、控制的教養模式,但「專制權威」涉及了父母的負 向教養知覺(對子女抱持著敵意、冷漠、拒絕的態度)與其他不適當的教養行為。

反之,華人父母的教養模式雖看似缺乏溫暖與關愛,但這並非是父母對子女具有敵 意或其他負向情感,而是在儒家文化中,父母通常比較不會將對子女的關愛與讚賞 直接表現出來,而是傾向採用這種看似嚴厲實則關愛的教養模式,透過恩威並重的 方式表達對子女的感情與達到教化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華人子女能有效區辨「管 教」與「要求」兩種教養模式的差異,例如:華人子女比起歐美子女更能有效理解 父母採用權威教養的原因(Li, Costanzo, & Putallaz, 2010);他們能有效知覺父母對 自己的付出與正向(溫暖與關懷)的行為訊息,進而降低嚴厲管教所產生的負面效 應(Wu & Chao, 2011)。Chao 將這種華人特有的教養方式稱之為「管教」(guan)

或「訓練」 (training),甚至主張在探討華人家庭的教養模式時,應將「管教」向度 獨立區分出來,並納入原先的雙向度教養量表裡。

近期跨文化的研究者則試圖整合上述觀點,這些研究指出處於華人文化圈的 父母,會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採取重視家庭階層性(hierarchy)與和諧

(harmony)的教養觀,促使他們更傾向採取高壓、重視權威的教養方式(Huang &

Gove, 2012; Leung et al., 2010)。然而與原先專制權威概念不同的是,華人文化區家 庭的父母並非僅是單純地以自身立場考量,要求子女順應父母制訂的所有要求(高 要求),及忽視子女所有的需求與興趣(低回應),而是會專注某些特定的領域上,

例如Leung 等人(2010)的研究即指出,父母會以子女未來成就為出發點,對於子 女的教育與學業成就特別重視,對於子女在教育上需求也會給與高度回應。Huang 等人(2015)在其文獻回顧裡,也以此為基礎,將父母的教養風格自原先的專制權 威獨立抽取出(其命名為「少數民族權威風格」,Ethnic Minority parent style),並 與其他兩種高要求的教養風格(開明權威與專制權威)進行比較(見表2-3-3),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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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Huang 等人的觀點,父母的教養風格雖在某些親子互動的模式上與傳統的專制 權威相同:像是同樣較不會回應子女的興趣需求、對於子女的管教偏向高壓、上對 下的方式;但其中也有與開明權威相似的部分:像是重視子女的生活需求回應(特 別是教育需求)(見Huang & Gove, 2015)。綜上述,華人文化圈父母的教養風格似 乎介於兩類高要求的教養風格間,在教養想法與父母立場上,父母的教養風格相近 於開明權威風格(以子女為出發點,會關注子女的生活需求);但在實際教養行為 與模式上則相近於專制權威風格(傾向採高壓、階層式的管教方式)。此外,華人 文化圈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度(回應與要求程度)可能也較其他文化的父母來得 高。據此,在華人文化圈裡,高要求類型的教養風格與子女創造力間的實質關係仍 待進一步的釐清。

表 2- 11 三類高要求教養風格之比較

父母教養風格 向度

要求向度 回應向度:需求 回應向度:興趣

開明權威 中度 高度 高度

專制權威 高度 低度 低度

少數民族權威 高度 高度 低度

翻譯自Huang & Gove(2015)

貳、 未控制與創造力相關之家庭背景變項

過去研究結果顯示子女的學業成就及家庭的社經背景,與創造力表現具有正 向關聯(見Chang et al., 2014),其他可能的混淆變項包含子女的背景變項都是調 節文化價值觀效果的重要因素(Raj & Raval, 2013),包含年齡、性別、出生序、心 智早熟、童年創傷、家庭背景、教育與特殊訓練、角色楷模等影響使得教養風格對 創造力的效果可能不太相同(Simonton, 1995, 1999; Tennent & Berthelsen, 1997;

Snowden & Christian, 1999; Chao, 2001; Coolahan, McWayne, Fantuzzo, & Grim, 2002)。

且家庭社經地位及文化資本也會影響孩子所能接觸的外在環境,例如,張芳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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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2014)研究發現許多新移民子女因家長的社經地位較低,長期忙於工作、照顧 家庭兩頭燒,比較沒有閒暇時間帶孩子參觀博物館、音樂會或科學展覽等。Senm 與Sharma(2013)指出父母通過分配資源(包含金錢、時間、精力),帶領孩子接 觸不同的領域環境、密切參與孩子學習過程,並透過讚揚孩子表現可以促進孩子的 創造力。

據此,本研究即控制上述可能會影響教養風格-創造力的家庭背景變項,例如:

性別(Lin et al., 2012)、出生序(Eisenman & Schussel, 1970)、兄弟姊妹個數(Baer, Oldham, Hollingshead, & Jacobsohn, 2005)、父母教育程度和社經地位(Dai et al., 2012)、父母婚姻狀況(Chang et al., 2014)。以確保假設路徑之可信度及降低相關 之混淆變項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參、 未區分主、次要教養者

過去關於教養風格的研究大多以調查家庭中孩子分別感受到父母親的教養方 式或綜合兩者的教養態度為主(例如:王鍾和,1993;葉光輝,2005),雖然教養 者是孩子最直接學習與模仿的對象,其表現出的行為舉止、態度、語言能力等都將 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的社會行為表現(鄭雅婷、孫扶志,2007),然而,現今社

過去關於教養風格的研究大多以調查家庭中孩子分別感受到父母親的教養方 式或綜合兩者的教養態度為主(例如:王鍾和,1993;葉光輝,2005),雖然教養 者是孩子最直接學習與模仿的對象,其表現出的行為舉止、態度、語言能力等都將 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的社會行為表現(鄭雅婷、孫扶志,2007),然而,現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