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主教傳教士眼中的臺灣漢人社會
第二節 道明會傳教士對臺灣漢人的觀察
1858、1860 年兩次英法聯軍，清廷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開放 16 個港口，並允許西方人在中國傳教、經商和旅行。當此之時，臺灣西部的安平、
打狗、淡水與雞籠四港，也成為條約開放港；33 西方傳教士亦紛紛前來臺灣島上 建立據點，從事宣教工作。34
1858 年（咸豐八年），教廷傳信部得知消息後，立刻通知道明會總會長歐志 神父（Fr. Antonio Orge, OP），並授權准許玫瑰省道明會士，準備重返臺灣的傳教 工作。馬尼拉方面接到命令後，幾個星期內就派遣郭德剛神父啟程前往臺灣。他 在 1859 年一月廿五日離開馬尼拉，前往福建與廈門的洪保律神父會合，偕同另 外三位中國傳教員來臺，於同年五月十八日抵達打狗（今高雄）。35
鑒於天主教道明會與基督教長老會有著不同的宣教脈絡，兩會對臺灣福、「客」
的看法應該分開討論。回顧十九世紀後期道明會在臺宣教工作，比起長老教會更 為艱困，兩者差異在於財力差距與人力缺乏，除此之外，道明會在南部的宣教工 作與客家人有較多互動。因此，若透過道明會士的文本觀察，分析宣教阻礙是否 會影響傳教士的看法，是更適合不過。
33 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 年）；林滿紅，
《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年）。
34 莊吉發，〈清代臺灣基督教的教堂分布及其活動〉，《清史論集（十四）》（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2004 年），頁 267-301。
35 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臺灣》（臺南：聞道出版社，2008 年），頁 30-31。黃德寬譯，《天主教 在臺開教記》（臺北：光啟出版社，1991 年），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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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明會傳教士對福佬人的觀察
綜觀十九世紀後期長老教會傳教士的文本資料，針對紀錄對象都有系統性的 整理，相較之下，道明會士所見資料則為書信形式，資料較為零散。考量於此，
為了呈現兩會宣教脈絡的差異，資料的處理方式勢必得有所不同。若要從道明會 傳教士的資料內找尋福佬人的身影，或許可以從描述的區域著手，府城臺南應為 毫無疑問的地點。
1867 年，一樁道明會士租屋案件，府城民眾以風水為由逼迫教堂遷移；不 過，郭德剛仍然執意入住，隔年教堂被毀。36 郭德剛認為，這些敵人想盡各種方 法，就是為了迫害他，使他不得不終止宣教工作，離開臺南。當官員見到郭德剛 沒有武力的支援，便不理睬他的請求，甚至以侮辱和咒罵作為回應。37 郭德剛指 出，臺灣的天主教傳教士是唯一真正瞭解中國人的，他們的法律就是強權公理，
中國人看重的是勢力，或能買到勢力的金錢。只有當信仰普及後，才能避免這種 混亂的情形。38 由此，可以感受郭德剛對於宣教工作受阻的憤恨不平，也瞭解郭 德剛認為，基督信仰普及是改變漢人的唯一途徑。或許，風水信仰只是臺灣民眾 排拒傳教士行動的說詞罷了，然而，我們卻可以從中看見東、西方文化的價值觀 差異，以及透過自身片面知識理解異文化的侷限。
二、道明會傳教士對「客家」的觀察
相較於道明會士對福佬人的紀錄之寡，由於其宣教區域與「客家」人互動甚 密，故對「客家」的紀錄就顯得相當豐富，之所以形成如此懸殊的差異，原因或 許可以分類為二。其一，西方人引進華南 Hakkas 的詞彙，用來標註臺灣客方言 人群，也受到華南土客械鬥之影響，認為客家人非漢人（視福佬人為漢人），因 此特別標記。其二，道明會在平埔地區的傳教阻力多來自附近的客家人，所以對
「客家」的紀錄自然較多。兩者因素中，前者已有林正慧進行討論，也並非本文 重點。39 下面將探討道明會傳教士與「客家」的互動關係，是否影響傳教士對其 看法的變化。
黃子寧曾指出，對於人力、財力和武力都落居下風的萬金人，西方宗教不僅 僅是一個新的宗教，也是一股新的勢力，保護他們不受客家人壓迫。即使傳教士
3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第二輯，第 965、1000、1024-1026 號附件，頁 1274-1276、1312-1315、1379-1384。
37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81-82。
38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83。
39 林正慧，《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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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民眾對他們擁有權勢是錯誤的認知，不過傳教士卻忽略了能夠上告官府，對 民眾來說就是一種權力。40 黃氏清楚點出道明會在平埔地區宣教順利的緣故，以 及其和客家人互動密切之原因。
而萬金平埔地區與客家的互動模式甚為頻繁，特別是經濟方面的往來。其一 為借貸，「『借貸』幾乎可以說是萬金人對五溝水人最共通的集體記憶」，這可能 是兩者的鄰近關係，也可能是五溝水客家人對萬金的土地有興趣。41 其二則為僱 工關係，萬金和赤山的平埔族，會到四溝水、五溝水或大林、成德等客家庄當短 期僱工，補貼家計。42 第三是領養棄嬰的緣故，萬金地區的平埔族有領養客家女 嬰的現象，而論經濟狀況平埔族更為不佳，重男輕女的想法是最大關鍵。43 第四 則是萬金平埔族語附近客家庄的通婚關係。44 就是因為如此，當道明會進入平埔 地區宣教時，教會本身的勢力，以及教會所能提供的土地廉租與經濟援助，便作 用於萬金民眾的入教意願和護教心情。45 這樣的情勢變化使附近地區的客家人 感到焦慮，開始排斥西方傳教士的宣教工作。良方濟便抨擊，客家人是臺灣老百 姓中最大膽無禮的，也是教會的致命對頭，捏造各種謠言迫使傳教工作陷入困境。
客家人則認為傳教士到萬金莊，是為了搶奪礦產和霸佔領土。46
前段所述乃基於文化誤解所產生之衝突，除此之外，若從宣教工作的脈絡進 行探究，也可以瞭解為何道明會士對「客家」之紀錄如此豐富。由於傳教士係挾 條約來臺宣教，平埔族長期受到周遭漢人逼迫，便希望透過引進傳教士的勢力，
改變其處境。47 同樣地，傳教士由於在漢人地區宣教不易，也希望能在平埔族地 區另闢新天地。在郭德剛遭到客家綁架的例子中，良方濟指出：
民眾們覺得傳教士權勢很大，連政府官員都支持傳教士，也只有傳教士能 幫助他們不受客家人的壓迫，為了公平起見，他們願成基督徒，幫助傳教 士。48
然而，教會對郭德剛遭綁事件的處理方式，卻是交付贖金，使得部分信徒對教會 勢力感到失望，認為入教已無法保障自己的安全。49 傳教士指出，這些平埔信徒 急迫需要教會的保護，因為客家人時常迫害當地民眾、燒毀農稼，而且客家人相
40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頁 126。
41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頁 213-219。
42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頁 219-223。
43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頁 219-231 。
44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頁 232-239。 。
45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頁 136。
46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68。
47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64。
48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78。
49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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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勇猛、負報復心，加上懸殊的兵力，使得宣教工作的推展相當困難。50 良方濟 更認為，客家人並不把官員放在眼裡，他們知道官員無力阻止，所以時常為非作 歹。51 李嘉祿也批評，客家人對靈魂和精神生活是毫不關心。52 因此，倘若教友 中有客家人的出現，會使得傳教士感到相當可貴，因為「他們原是教會最頭痛的 人」。53 由此可知，基於「客家」人對宣教工作的阻礙，傳教士提出這麼多批判 的論述，就顯得不意外了。
三、小結
道明會與長老會有著不同脈絡的宣教經驗，透過他們之間的文本差異，可以 探討宣教工作經驗對其看法的影響。整體而言，受到社會排外風氣與資源差異的 關係，道明會初期宣教較為不易，時常遭受抗拒與攻擊。這樣的情形隨著樟腦事 件的發生，才有所改善。對傳教士來說，只有基督信仰普及才能使情況有所改善。
當道明會進入平埔地區時，其西方勢力與提供平埔族廉租土地等方式，造成附近 客家人的焦慮，轉而抵抗西方傳教士的宣教，傳教士便時常指責客家人壓迫平埔 族，阻礙宣教工作。
經由兩會的比較可以發現，基於兩會在漢人社會皆宣教不易之故，都相當程 度提出，批判福佬與「客家」的看法。其中，道明會的宣教工作與「客家」接觸 較為頻繁，受到的阻力相對較大，對客家的批評也較多。相反地，若是臺灣的漢 人願意接受基督信仰，通常能得到傳教士的讚許。因此，我們可以明白指出，傳 教士看待臺灣漢人的依據係以自身的宗教信仰作為標準，若是接受基督信仰的漢 人，自然可以得到較佳的評價。
50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79。
51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80。
52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85。
53 Pablo Fernandez O.P.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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