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金融機構併購之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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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財富最大化的行為理論則認為，併購並不會增加總財富，只是財富轉移，
例如由併購銀行股東轉移到被併銀行股東，或財富效果由併購銀行股東轉移到銀 行債權人。但非財富效果，例如銀行規模擴大、管理者名氣或權力、工作保障等，
則有可能增進併購後銀行管理者的效用。符合此一類型的理論假說，就是著名的
「代理問題」，而其中有兩種主要的代表假說，其一為管理者效用極大化假說
（Manager-Utility Maximization Hypothesis），認為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下 的銀行，管理者的效用是決定於銀行規模或管理者的報酬，而非股東報酬。併購 後可令銀行規模擴大，管理者從中獲取的報酬也會增加。就市場股價反應來看，
由於併購案只是為擴大銀行規模，而非有潛力的投資計劃，故併購銀行的股價會 下跌，下跌幅度會與付給被併銀行的溢價金額呈現正向關係。另外則是傲慢心態 假說（Hubris Hypothesis），雖然被併銀行的真實價值已被市場正確評估，但併購 銀行的管理者可能因為主觀意識，而堅持以較高的價格併購被併銀行，結果市場 會以併購銀行的股價下跌作為反應，形成贏家的詛咒（winner’s curse），而此因 管理者的好大喜功或驕傲的心態所引起。1
而台灣近年來發生的金融機構併購案，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為了追求分行的 擴增、建立完整服務網、追求規模經濟、提高市場占有率、改善財務結構、擴展 國外業務、有利跨區經營等。
第二節 金融機構併購之相關文獻
Sherman and Rupert (2006) 觀察到很多銀行業併購之後，股價並沒有上升，
猜測可能的原因是營運效率的延遲或未實現規模經濟，於是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分析一個由四家銀行合併，總共包含 200
1 本研究主要參考金融研訓院所出版之《我國金融機構併購問題及個案探討》一書，針對金融機 構併購行為理論分類、整理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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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行的併購案。作者分別以併購前四家銀行各自表現最好的分行，和併購後 200 家分行當中表現最好的分行當作比較基準。結果發現，併購後表現最好的分 行，相較於其他 199 家分行，可以省下 22%的營運成本；若沒有併購，則原本四 家銀行各自表現最好的分行，相較於各自其他的分行，只能省下 7%以下的營運 成本，顯示併購可以節省營運成本。但作者也發現，通常併購的利益要等到四年 之後才會實現。研究受訪者表示，往往因為政策壓力、員工整合、系統整合、財 務結構重整、併購費用等，導致併購的利益會延後發生。
Lin (2005) 分析 1997 年至 1999 年，台灣 46 家商業銀行併購案，結果顯示 不同文化背景的銀行，併購之後成本效率會提升。由於相似文化背景的銀行，因 為財務創新能力較低，導致併購效益並不高。另外，作者也發現，小銀行併購案 會表現得比大銀行併購案好，併購之後的效率提升程度較大。
Eken and Kale (2011) 選取 128 家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之銀行併購案為分析 對象，以 2007 年的資料為基準，透過生產力和獲利能力來衡量銀行併購之效率。
結果發現分行大小和規模效率有關，分行大小的上升會造成效率上升，但到達最 大生產力之後，分行大小則會和效率成反向關係。因此太小或太大的銀行都需要 特別注意。此外，作者將銀行分別依據生產力和獲利能力畫在一個二維圖形上，
以表示落在不同象限的銀行具有不同的特性，每個象限需要有不同的經營方式，
而其中，第三象限的銀行應往第一象限發展。
1997 年至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新加坡由於面臨貨幣驟貶和資產價值 下降的環境，許多銀行處於破產邊緣，地方政府鼓勵或者強迫銀行合併以降低倒 閉的風險。Shih (2003)分析此期間發生於新加坡的銀行併購案，以檢驗銀行是否 透過併購改善狀況。結果顯示，體質不好或體質一好一壞的銀行進行合併，倒閉 風險其實更高。此外，由於金融風暴導致的匯率不穩定，合併後不同貨幣計價的 債務也可能使倒閉風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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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琦（2000）以 1991 年至 1998 年間，從事吸收購併型態之銀行併購信用 合作社，與證券商併購案為研究對象。以因素分析法萃取出因素構面，再分別針 對績效與綜效加以檢定。結果發現，銀行經由購併行為會提升其存款吸收能力，
但無綜效產生；證券商併購方面，購併綜效會隨著上櫃與否而有所差異。未上櫃 證券商購併後，績效及綜效皆無顯著差異；上櫃證券商購併後，大致來說償債能 力下降，會產生營運綜效，但市場綜效的發生不連續。
曾瑞雯（2001）以 1996 年第三季至 1999 年第一季，八家本國銀行當樣本，
以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購併前、後經營績效。再利用 Tobit 迴歸分析銀行的背景 及特性如何影響併購銀行效率值，並透過 Malmquist 生產力指標，衡量生產力變 動的情形。結果發現，就成本效率而言，在固定規模報酬下，八家併購銀行主要 無效率來源為技術無效率。但若在變動規模報酬下，技術無效率之主因則來自於 規模無效率。另外也發現，購併前後併購銀行經營效率的差異，除成本效率有顯 著差異外，其餘皆無顯著差異。而迴歸分析則顯示，併購銀行在購併後，技術效 率、規模效率及成本效率皆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自動櫃員機台數對技術效率、
純技術效率及成本效率則為正面的影響；分行數對規模效率有正面影響；若催收 款比例越高，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越差，兩者皆呈負向影響。另外，Malmquist 生產力指數顯示，整體樣本銀行不論購併前、後，其生產力變動來源大部分來自 生產技術變動。
甘永成（2007）以 2003 年到 2005 年之本國銀行與外商銀行為研究樣本，利 用資料包絡分析之 SBM 模式（Slack-Based Measure）與差額變數分析（Slack Variable Analysis）為研究方法，以「固定資產、存款、員工人數」為投入變數，
及「投資、放款、收入」為產出變數，來衡量本國銀行之經營效率。結果顯示外 商銀行在效率上彼此的差異較大，有「佳者極佳，劣者極劣」的情況發生。而本 國銀行的無效率，投入方面在於固定資產、存款與員工人數過多，而產出方面則 在於投資不足、收入過少為主要影響因素。作者也發現，組織改造或併購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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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段的緩衝期，才能產生合併綜效（Synergy）。
呂子力（2007）以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併購國民西 敏寺銀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之以小併大的案例，分析研究歐洲銀行業併 購後之經營績效。作者以併購活動對股價之影響、併購前後三年之財務績效，及 併購後的營運績效，包含資產、淨值、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淨收入的變動等，
予以比較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就國民西敏寺銀行股東而言，雖然蘇格蘭皇家銀 行付出併購溢價，但因併購綜效的發揮，得以有效增加其股東之財富，而蘇格蘭 皇家銀行也由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擠身為英國第二大銀行，並為其後各項鉅額 之併購案，建立堅實的基礎與經驗。
蔡淑君（2007）欲探討台灣政府推動一次金改的政策之下，是否影響銀行經 營效率。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以利息支出、用人費用、固定資產、逾期放款為 投入變數；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及總投資為產出變數，評估 2001 年至 2006 年間，台灣整體銀行之經營效率，接著分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銀行，與非金融控 股公司之獨立銀行兩大群體，比較其總技術效率、純粹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之差 異。研究結果顯示，樣本期間，除了 2003 年外，整體銀行的無效率來自於純粹 技術無效率；金融控股之子銀行總技術效率、純粹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均顯著 優於獨立銀行；但一次金改後整體銀行之總技術效率、純粹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
沒有顯著優於一次金改前之效率。
洪千惠（2008）使用個案研究法，經由渣打銀行近幾年來的併購軌跡，探討 渣打銀行經營策略是否依據其企業精神與價值進行，同時以渣打銀行併購台灣新 竹商銀行之個案研究，討論金融機構跨國併購的問題。作者從進入市場速度、克 服市場進入障礙、學習和開發新能力、多角化並降低市場開發成本及風險，來討 論渣打銀行之併購動機。研究結論歸納出基於競爭策略考量，特別是針對大中華 市場，於「增加市場力量」有正面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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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力元（2008）利用花旗銀行併購華僑銀行進行個案研究，分析併購案之目 標產業及公司、探討動機，在合作方式、過程及併購價格等非財務性因素上，找 出關鍵因子，並分析花旗銀行在併購過程中，各決策的合理性。最後除了檢視花 旗銀行併購華僑銀行對台灣金融業的影響外，作者也希望對於將來有意進行併購 的企業，提供一個依循的方向，並針對產業及公司特色修正後，可以減少併購過 程中可能犯下的錯誤。
劉瑞波和張小霞（2012），以超效率資料包絡分析法和 Malmquist 生產力指 數模型，對金融危機前後，中國商業銀行經營效率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在金融 危機中，雖然中國商業銀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
經營效率的影響相對較小。其主要原因包含：中國資本市場開放度較低，銀行業 參與國際市場的深度有限；中央銀行和中國監管機構切斷了金融危機的傳導途 徑；，以及人民幣升值客觀上幫助銀行避開了危機等。但研究結果也顯示，2009 年大部分銀行經營效率增長停滯、資產品質惡化，且由於美元的疲軟導致大量熱
經營效率的影響相對較小。其主要原因包含：中國資本市場開放度較低，銀行業 參與國際市場的深度有限；中央銀行和中國監管機構切斷了金融危機的傳導途 徑；，以及人民幣升值客觀上幫助銀行避開了危機等。但研究結果也顯示，2009 年大部分銀行經營效率增長停滯、資產品質惡化，且由於美元的疲軟導致大量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