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資料效能 (Open Data Efficacy)

Bandura (1989)提到，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主張的因 果關係涉及三元交互決定論 (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影響個人執行某種 行為的因素包含以下三點： (1) 個人 (person)是對於某件事情的期望、信念、意 圖、情感、認知能力、或是人格特質 (personality traits)；(2) 行為 (behavior)是 個人的行為表現或結果；(3) 環境 (environment)是個人所受到的社會規範 (social norm)、守則 (code)、或壓力 (pressure)。在三元互動的概念裡，個體的認知或自 我反應的情感、行為以及環境等因素，均呈現雙向的交互影響：個人與行為之間，

人們所想的、所相信的，以及所感覺到的事物，會影響他們的行為 (Bandura, 1986)，

也就是行為正是反映一個人的想法。在個人與環境之間，人們會依照他們被社會 授予的角色及狀態，引發不同的社會反應 (Bandura, 1989)。在行為與環境之間，

行 為 改 變 環 境 的 狀 態 ， 同 時 也 藉 由 行 為 本 身 所 創 造 的 非 常 條 件 而 被 改 變 (Bandura, 1989)，且由於行為與環境之間的雙向影響，人們同時是他們環境的產 品也是創造者。而自我效能則是在上述三種因素交互作用中，扮演核心的角色，

如下圖 3 所示。

23

圖 3、社會認知理論三元互動觀點 (Bandura, 1989)

而本研究模型中也包含如此理論，其中個人的部分是指對事物有信念或認知 能力的個體，因此可以說是個人擁有開放資料素養。行為是指個人的行為表現或 結果，可以說是個人參與開放資料的行為，也就是本研究中的開放資料公民參與。

最後是環境，指的是個人所受到的社會規範 (social norm)，也就是個人處於什麼 樣的開放資料環境之中，而對政府推動開放資料的懷疑及對政府推動開放資料的 無能力也是民眾心中存在的疑慮，因此本研究則是將對政府推動開放資料的懷疑 與對政府推動開放資料的無能力納在環境底下，如下圖 4。

圖 4、本研究與 Bandura 的三元交互觀點

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在達成某特定的任務過程中，對於自己能夠成功達成任務 的信心 (confidence)程度 (Bandura, 1986)。Hipp (2016)也提到自我效能是明確專 注在個人的效能展現，並定義為「一個人組織及執行所需行為來管理預期情況的 能力信念」。而 Spreitzer (1995)將自我效能與能力 (competence)畫上等號，認為 自我效能是個體對自己技能呈現的信任度 (Gist, 1987)。自我效能解釋了當個人

行為

個人 環境

自我 效能

行為

(開放資料公民參與)

個人 (開放資料素養)

環境

(對政府推動開放資料 的懷疑及無能力) 開放資料

自我效能

24

面臨到困境、障礙、挑戰、壓力等情境時，是否願意執行某種特定行為的決策，

執行任務時所願意付出努力與堅持的程度、以及可以產生多少信心在解決問題上。

另外，Bandura 也提到，自我效能的發展有四個主要的來源，包含正向學習經驗 (enactive mastery)、觀察學習 (vicarious experience)、社會說服 (social persuasion) 和心理激勵 (physiological arousal)。其中，正向學習經驗是指從個人過去執行任 務的經驗中，對環境的控制能力以及所獲得的結果，會影響自我效能的判斷。觀 察學習是指藉由觀察他人的行為及結果，進而影響個人對自身的自我能力判斷。

口語說服則是指個體藉由他人對自己執行某任務之能力的評估，進而影響其對自 我能力的認定。心理激勵是指一種心理狀態對個體自我效能的評價，舉例來說，

當個體面臨焦慮與壓力時，會降低其自我效能 (Bandura, 1986)。另外，自我效能 會隨著社會脈絡或個人從事的不同活動而有所改變。總體來說，自我效能並非一 成不變，它是任務導向的構念，且會隨著任務不同而改變。在過去研究中也有許 多不同特定任務的自我效能被發展出來，例如：衡量個人使用電腦能力的信心程 度，稱為電腦自我效能 (computer self-efficacy) (Sam, Othman, & Nordin, 2005)；

衡量個人使用網際網路之能力信心程度， 則稱之為網路自我效能 (Internet self-efficacy) (Eastin & LaRose, 2000)等。

總之，自我效能被定義成一個人將過程及經驗評估自己的能力 (Bandura, 1991; Christensen, Fogarty, & Wallace, 2002)，當作是達成所需成效等級的意義 (Gibson, 2001; Sadri, 1996)。有學者提到，那些對自我能力缺乏信心的人，和那 些主動避免挑戰活動 (低自我效能)的人，較不會傾向發展可改善終身學習的資 訊素養技能 (Ross, Perkins, & Bodey, 2013)，相反地，高自我效能，不論失敗與 否，都會導致較高的持久性和任務完成性。

二、

而在推動開放資料的運動上，個人的效能感與在政治上是相似的。由於開放 資料是由民間先提倡的，而非傳統由上而下所頒布的議題，可以說是社會運動的 一種。但若要推動開放資料，也需要人民有意識到自己能為此盡一份心力，認為 自己有能力在開放資料議題上向政府反映自身需求。這就像是 Bandura (1997)注 意到的，若將自我效能套用在政治領域中，可以被描述成：一個人可以透過政治

25

行動而產生影響的信念。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也提到政治效能是：

感覺到政治及社會是有可能被改變的，且每位公民也都能為此種改變貢獻一份心 力。若將此概念套用在開放資料運動上，則能解釋為一個人有能透過開放資料改 變原本的政治模式，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的信念。整體來說，低政治效能感被視為 對政治無感的一種徵狀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Donald, 1966; Verba &

Nie, 1972)，與之相反，高政治效能感已經被視為廣泛政治參與的條件 (Pranger, 1968)。由於開放資料運動是由民眾反映需求讓政府知道，一種由下而上的傳達 方式，實屬一社會運動。因此低的開放資料效能感，會被視為對社會運動的無感 徵狀，而高的開放資料效能感，則會視為增強民眾參與開放資料運動的條件。

Balch (1974) 認為政治效能感能夠被視為支持民主政治政體的規範，且能幫 忙解釋參與政治的變化。但是 Renshon (1973)則提到政治效能感是反映個體控制 自己環境的基礎需求，也就是個人的政治效能感逐漸被人關注。而在 Balch (1974) 的政治效能感研究中提到，雖然當時主要是關注在政體系統上，也就是公民是否 相信系統是民主的，以及有「相信系統」的行為產生，但同時有關個人的政治效 能感也逐漸受到重視。個人的政治效能感是屬於個人的內在系統，而非監督之下 的政治系統 (Balch, 1974)。因此在 Balch (1974)的這份研究中，證實政治效能感 是由現存的兩個相關卻又分開的「政治效能感」維度所組成，可稱為「外在」及

「內在」；「外在效能 (external efficacy)」是當局或政體回應影響企圖的信念，

而「內在效能 (internal efficacy)」是個人能影響的手段信念 (Balch, 1974)。而在 Niemi, Craig, and Mattei (1991)的測量內在政治效能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研 究中，對於外在政治效能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定義為，政府機構對公民需 求的回應。而研究中提到的內在效能定義則與 Balch (1974)相似，認為是關於一 個人了解及有效參與的完全程度。總的來說，外在政治效能的主體是外在環境，

例如：政府機構，主要的含意是自己認為政府會達成指定任務的信心程度。而內 在政治效能的核心，則是以自身的感覺為主體，一切依照自我的想法，是衡量自 己能夠達成目的的信心程度。Schulz (2005)也提到內在政治效能與一般自我效能 概念較有相關。

26

在本研究中，主要探討的是民眾對於自身參與開放資料的能力程度，是屬於 自己衡量自己的行為能力，與內在政治效能較雷同。因此本研究會將內在政治效 能的概念轉入開放資料效能，也就是開放資料內在效能的涵意，即是一個人認知 自己有能力了解並投入參與開放資料的的信心程度。

三、

集體效能 (collective efficacy)的概念來自心理學 (Bandura, 1986; Zaccaro, Blair, Peterson, & Zazanis, 1995)以及社會學 (Sampson, Raudenbush, & Earls, 1997)。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來，有學者說集體效能是將自我效能的概念，從個人 擴展至集體 (Hipp, 2016)。而 Bandura (2000)提到感知集體效能並不只是單純總 結個體成員的效能信念，而是一種新的團體層次，可以說是代表一個族群分享彼 此的能力，像是分享知識及技能成就，包含他們相互協調及協同的動態交易成果 (Bandura, 2006)，去組織及執行所需行為以達到指定目標的信念程度，但是其特 色與個人的效能信念依舊十分相似，其操作方式也是透過相似的處理過程 (Bandura, 1997)。另外，集體努力的效能評斷，是非常融入社會的，研究也已經 指出集體效能能夠影響組織承諾和團隊績效 (Chen et al., 2002; Riggs & Knight, 1994; Ross & Gray, 2006)。感知集體效能越高，族群對他們的事業投資就越高，

在面臨障礙及挫折時，相對來說也較堅強，因此其成就自然也較好 (Bandura, 2006)。總而言之，不論是藉由個人或是集體成員來達成目標，高度的感知效能 對於成功運作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不只能夠管理一個人的生 活狀態，還可能影響整個社會的變遷，甚至有助於察覺到集體效能 (Bandura, 2000)。建立集體效能除了透過分享經驗外，也可能因為觀察成功的角色模型而 有所影響 (Goddard, 2003; Goddard & Goddard, 2001; Goddard, Hoy, & Hoy, 2004;

Gorrell & Capron, 1988; Schunk & Zimmerman, 1997)。

若將集體效能帶入線上環境中，以 Facebook 的社群為例，則可以認為是社 群成員將整個社群視為一整體，評斷能達成某些特定任務的信心程度 (Goddard et al., 2004)。因為社群平台提供一個空間，讓開放資料參與者能夠在此分享各自 的知識及資訊、提供與接受社會支持、以及運用共同合作來達成個人無法完成的 集體目標 (Macinko & Starfield, 2001)。社群成員間的相互依賴，可能會有助於成

27

員們的集體效能信念 (Bandura, 1993; Kurz & Knight, 2004)，而社群平台也可能 使社群成員更能感知到集體效能，讓他們覺得可以在開放資料上有所作為 (Moolenaar, Sleegers, & Daly, 2012)。因此本研究採用在 Facebook 上有參與社群 或粉絲頁的樣本，作為這部分的研究對象。

Bandura (2006)提到測量群體的感知效能方法有兩種，一種是集體成員對自 身在集體中，所發揮特定作用能力的評價，也就是對個人在集體中的能力進行評 價；第二種則是集體成員對集體作為一個整體運作能力的評價，包含集體內部合 作與互動內容。在本研究將會採取第二種的測量方式，因為第一種方式雖然也是

Bandura (2006)提到測量群體的感知效能方法有兩種，一種是集體成員對自 身在集體中，所發揮特定作用能力的評價，也就是對個人在集體中的能力進行評 價；第二種則是集體成員對集體作為一個整體運作能力的評價，包含集體內部合 作與互動內容。在本研究將會採取第二種的測量方式，因為第一種方式雖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