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置與部署的兩面動態性：消極趨向

集置與部署概念所開發出來的消極性面向之指認功能，可以說是建立在對於 技術（technology）的省察之上。分別是海德格對現代技術的本質指認與傅柯對 規訓技術的微觀研究。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海德格與傅柯二者在採用、轉引、

分析、詮釋技術此一範疇上，其有所差異。簡單說來，海德格是以本質性的思考 方式來看待技術的問題，而傅柯則是以實踐操作的效應作為關注技術的主要面 向。

海德格並非一開始就將技術認定為消極性的行為。而是在提問技術為何，以 及現代技術為何的過程中，悉查出此二者之間本質上的差異，以推斷出後者所蘊 含的消極特徵。簡言之，技術的本質，便是使物得以現身開顯之產出（poiesis／

bring forth）特徵；而現代技術的本質，也就是集置，是使一切事物限定在單一 化的對待與使用，而掩蓋了技術本身所原先具備的本質意義：產出與存有之間所

具備的自由關係。消極性，乃是在此二者之落差間產生。

而，傅柯並非是以本質性的思考作為他將技術納入研究的目的。對他而言，

在研究知識－權力－主體等三大範疇之間的交互影響與作用時，必須關注到其中 為因應某種需求之下的策略實踐與效果產生的載體，也就是由各種實踐技術所組 構出來的配置。此即是部署概念的肉身。也就是說，傅柯較為關心的，是各種不 同的技術在過往各個歷史時期的應用狀態。消極性，乃是這些技術之間所交繞共 構產生的主體化作用，與被迫成為某種特定主體的人，兩者之間所產生的特質。

接下來，筆者便分別闡釋海德格與傅柯二人是如何談論技術的。

一、海德格：現代技術與存有的危險

海德格是藉由技術的本質探索，引領出現代技術所喪失的，技術的原初本質 意義。也就是說，技術是使一物得以現身開顯之過程，而這樣的過程是具有自由 恣意的包容性。但是現代技術卻收納了現代科學與控制論（cybernetics）之方法 特徵，激烈地將所有物現身之可能，縮聚於量化生產邏輯的端點之中，使得物不 再是海德格所謂的「物」，而成為實驗對象、數字的所指、產品等單一同質化的 存有者。就海德格對存有所持的自由、多樣、流變等觀點來看，現代技術這般的 發展勢必意味著某種危機的誕生。而指認出現代技術之本質的集置概念，其所蘊 含的消極面意義，亦便於此。綜前而論，集置，誕生於海德格對於技術本質的追 問過程當中。它指認了現代技術中所隱藏的危險。這樣一種危險，主要是所有一 切自然之事、物，甚至是人本身，皆無可迴避地遭受到現代技術的運作方式所制 約。「開發、改變、儲藏、分配、轉換」⁹的這樣一套系統，最終達成了現代技術 當中十分重要的兩項要求：「控制」與「保障」。¹⁰得以。成了一切自然事物開顯

9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on Technology,” in Basic Writings, eds. by David Farrell Krel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1993, p. 322.；中譯本見：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孫周興譯，〈技術的追問〉，收錄於《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選編，上海：上海三 聯書店，1996，頁 934。

10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p. 322. 中譯本見：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孫周興譯，

的單一模式，而失去其他變樣的可能性。而，這就是集置概念當中所謂的促逼

二、傅柯：規訓技術與自我的主體化

如果我們以正常／非正常此一界線作為傅柯研究的主軸，那麼我們便可發 現，傅柯是藉由使社會控制與穩定得以成立的各種秩序化行為，來延展出他整個 哲學的研究領土。這個秩序化行為，纏繞著知識與權力兩大區塊之間的交互影 響，最終作用於人之上，導致各種主體化作用的啟動。部署，是在上述的秩序化 行為當中，最為顯見且具有實效的規訓（discipline）實踐之研究裡，所發展出來 的概念。在這裡，技術所指涉的範圍，除了知識範疇（如疾病醫學、精神鑑定、

司法判決等），還有權力範疇（針對社會秩序化與穩定化等特定目標所設定出來 的策略操作，如流放、監禁、觀察行為之強制實踐）。而此二區塊匯流出關於特 定主體的形塑作用。

與海德格的本質性研究方式不同的是，傅柯透過規訓歷史的演化與各種特定 策略之下所研發、應用的實踐技術之實指，歷經瘋狂的排斥流放，瘟疫的管制監 控，到全景敞視監獄的心靈監禁，將一組組有相似卻又有歧異之處的技術組合套 件，也就是部署，其在人之上所運作而產生出來的主體化效果給呈顯出來。這樣 一種工作的特質，除了歷史考古的過往案例實指，明確地將部署概念的血肉得以 填充之外，並且採以系譜排列的方式，展示出部署概念的歷史滑移現象，藉此以 證明傅柯所一再強調的，部署得以成立、失效、再組構的事件性因素（即：緊急 需求的插入），以及應對此因素所生成的策略化路數。

在傅柯的哲學工作過程中，我們發現到，他事實上已將傳統的主體研究方式 作了一次大型的轉向。意即，對傅柯而言，主體的研究工作並非來自於「內向化」

的基礎條件探索，例如笛卡兒的我思或是康德的先驗統覺等進取，以推論出人，

即主體由何種先天性條件所奠定其本質，而是完全以「外部性」的部署效應觀點，

例如科學與醫學的觀察與定義、教育過程、政治分配等手段，來看待人，作為主 體是如何被設定與建構出來的。從這樣一個主體的轉向與落差，使得我們觸碰到

兩個重要的面向。第一，理解傅柯所謂的「人是一種晚近的發明」¹³究竟意指為

13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Collection Tel, 1990, p. 398.；英譯本見：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Vintage; Reissue edition, 1994, p. 387.；中譯本見：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上海三聯書

除了方法上的不同，在一九八零年的一場講演當中，傅柯曾經論及關於他與 海德格對於技術的探問進取之對象的差異：

對海德格而言，由於對technē 的一種日漸著魔（obsession）之狀態，將其 視作為到達了解物的唯一之途，使得西方世界失去了與存有的聯繫。讓我 們將問題轉回到，建構西方意義底下的主體概念其技術與實踐為何，…一 種我們之為何的診斷（diagnosis）。¹⁶

這段敘述傅柯清楚地區分他與海德格之間關注對象的差異。意即對於技術所 施加作用的不同對象之研究。就海德格晚期而言，將物與作為科學知識、經濟生 產的客體作出區分，並指認出相對於客體而言，物與存有之間的自由關係，是一 主要研究的重心﹔而傅柯從瘋狂到規訓的研究，始終是針對著正常與非正常之間 的劃界條件，與兩者如何被捕捉、形塑、定位等主體化實踐技術的研究。以另一 種方式來說，海德格關注的是物－客體這一對子彼此的差異，以及現代技術與此 一差異之間的關係或影響；傅柯關心的是自我－主體兩者之間的流動關係，並且 指認出使這個流動關係得以運作的各種實踐技術。

不過，當我們細部地探查過集置與部署的概念發生過程後，我們卻無法不意 識到這兩位哲學家對技術的消極性指認，可能具備的全面性影響。什麼意思呢？

海德格在提出集置對一切事物施加的促逼之作用時，難道不也提醒過，就連人都 恐怕無法逃避這樣一種消極性的影響嗎？

對人的威脅不只來自於潛在具有致命作用的技術機械和裝置。真正的威脅 已經在人的本質處觸動了人，集置之統治地位咄咄逼人，帶有一種可能性，

即：人也許已經不得進入一種更為本原的開顯而逗留，並從而去經驗一種

16 Michel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ruth,” in The Politics of Truth, eds. by Sylvère Lotringer &

Lysa Hochroth, New York : Semiotext(e), 1997, pp. 178-179.（重號為引者所加）

更源初的真理的呼聲了。¹⁷

而傅柯針對規訓技術所進行的部署式研究，除了主體的影響以外，難道亦不 涉及人以外的各種事物之陣列秩序嗎？

「規訓」既不會等同於一種體制也不會等同於一個機構。它是一種權力類 型，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它包含一系列手段、技術、程序、應用層次、

目標。它是一種權力「物理學」或權力「解剖學」，一種「技術學」。¹⁸

筆者認為，集置與部署誕生的思路過程，雖是在物－客體與自我－主體兩組 不同的透視點下所鋪設而成，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是絕對無相交可能之平行軸 線。換句話說，海德格由現代技術對於物的壓抑性對待，背後所涉及的，由現代 科學、控制論、工業生產等種種變化所匯流而成的，現代技術的「物之邏輯」， 並非僅侷限在對於自然事物的開發上，人亦成為其中之一環，被單位化或量化，

而捲入這個邏輯當中。傅柯由規訓技術所導引出來的，關於自我的各種傾迫性形 變與管理，其中包含的整體系統組織所安裝而成的，規訓的「主體化邏輯」，並 非僅侷限在對於人的作用之中觀察當中，事物秩序之排組，乃是其中的背景之 一，而一齊被策略化、戰術化。如此，單就「物」或者「自我」的角度來陳述海 德格的集置概念或傅柯的部署概念，恐怕是有所缺失的。雖然這是他們二人各自 的理論焦點，但經過細部的再現與觀察，我們發現，二人各自推導出的集置與部 署概念，其框架特徵的全面性襲捲，卻是無法忽視的。而這也就是集置與部署兩 概念的相似交匯之處。

17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p. 333.；中譯本見：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孫周興譯，

《海德格爾選集》，頁946。

18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Collection Tel, 1993, p. 251.；英譯本見：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p. 215.；中譯本見：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北京：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p. 215.；中譯本見：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