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青年困境(世代不公平)─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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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和本研究相關的理論和文獻資料做整理，釐清新自由主義政策 下青年世代所面臨的困境，以及世界各國政府的因應之道及相關決策。段落安 排方式說明如下：第一節為青年困境（世代不公平）─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影 響，第二節為針對青年困境之相關對策，第三節為台灣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相關 對策。
第一節青年困境（世代不公平）
─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影響
二戰後，隨著全球經濟危機頻繁爆發，以及社會福利支出成為國家沉重的 經濟負擔，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陸續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以求擺脫經濟 困局，並再創國家競爭力。新自由主義的五大基本信條論述如下(Dag & Amund, 2009; Elizabeth & Arnoldo, 1996)：
一、市場法則：
反對政府對於企業及市場任何形式的干預，例如價格管制，並鼓勵國家對 於國際貿易和境外投資持絕對開放的態度，允許國際資金、貨品和服務能夠自 由流動，並透過立法程序加以保障跨國商業貿易及私人財產，諸如北美自由貿 易協定等。為了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不允許勞工組織工會並爭取自身權益，從 而提升企業獲利，國家稅收也會隨之增加，最終帶動國家整體經濟成長，提升 全民福祉。
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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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更重要的角色。為此，減少教育、全民健康保險、道路維護、橋梁等公眾領 域的支出，以及降低窮困階級社會安全網的保障程度，降低政府的財政負擔。
同時，讓自由市場能夠針對供給與需求發揮調節功能，設計出不同的產品及服 務來滿足市場中所有社會階層的需求。
三、解除管制：
解除政府過多的管制措施，包含嚴格的環境保護措施、勞工權益的保障、
企業的社會責任等一系列縮減企業獲利，影響企業成長的不利法規，讓企業的 冒險進取精神能夠獲得強化及支持。同時，政府應該為企業大幅減稅，讓企業 在自由市場所承擔的風險和投資的回報能夠回饋公司股東和企業管理者。
四、私有化：
國營事業私有化，諸如將國家經營或持有的銀行、鐵路、高速公路經營權、
電力公司、學校、醫院等賣給私人企業進行營運，因為私人企業比國營企業在 運作管理上更靈活、經營效率更高，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提供顧客優質的服務內 容跟商品。
五、抹滅公益或社群的概念：
強調個人有選擇的權利並對於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起責任，社會無須對社會 中弱勢及貧困階層伸出援手，他們必須想辦法解決因缺乏健康保險、社會保障、
教育管道所造成的現實生活困境，如果他們無法克服自身的困境，那也是因為 他們過於懶惰、缺乏上進心、道德存在嚴重缺陷，社會大眾無須憐憫他們，因 為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起最大的責任。
新自由主義政策取消和限縮了主權國家對資本逐利活動的限制，為資本的 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法律及制度保障。同一時間，全球化和金融化反過來促 使資本擺脫了主權國家的制約和法律規章的束縛，替資本的流動性創造了更大 的空間和能量（諾姆‧喬姆斯基，2000）。經濟政策的制定反映了政治上保守主 義的崛起，也就是對社會福利主義的反動，將二戰後盛行的凱因斯主義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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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相關政策，諸如：大政府主義、國家干預市場、社會福利主義、金融管 制和勞資協商等施政面向進行反轉和拋棄，為不受國家法律限制和調控的自由 市場經濟及國際壟斷資本的迅速發展鋪平了道路。無怪乎克魯格曼（2008）將 新自由主義背後所代表的保守政治運動歸類為「將時間倒流，逆轉那些抑制經 濟不平等的政策，把美國帶回經濟危機爆發前由少數富豪統治的時代。」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西方主要國家自 80 年代開始強調勞動市場彈 性化、國家去管制化，致使勞工在就業市場中的力量明顯減弱，勞動市場大幅 向雇主傾斜，進而改變勞動市場的結構。就業型態出現不穩定及臨時化，非典 型就業和低度就業人口比例增加，失業和長期失業的情形日益嚴重，失業和不 穩定就業的情形已不僅限於弱勢人口群，甚至波及到剛從學校畢業、初入職場 的青年（謝文元、李易駿，2007：3）。按照聯合國系統的定義，青年指的是 15-24 歲的人群，其中 15-20 歲被視為青少年，20-24 歲為青年成人，國際社會已將青 年視為一特殊群體（徐章輝、張明生、楊大偉 2005：30）。
一、青年惡劣的生存環境
（一）勞雇關係的職場問題：
老闆不願意和員工分享利潤，員工當然也不願意替老闆賣命。台灣商務平 台創辦人胡偉良說，老闆並沒有考慮讓員工分擔責任，習慣凡事自己來，容易 陷入又忙又累的窘境，企業也很難有突破；而大部份上班族也只求穩定，缺乏 冒險精神，若是員工都抱持著只求一份穩定的收入與工作，進入養老模式，公 司難有好的業績與表現，因此最終易陷入景氣惡循環模式。除了不懂得分責分 權，台灣企業主還有另一個重問題，就是根本沒有餘力去學習上課，這和世界 潮流是不吻合的。胡偉良指出，全世界老闆都在努力學習，拚命找出公司轉型 的方向，以提升企業競爭力，而台灣老闆面臨轉型往往趨於消極態度，多半認 為科技變化大，已不是他所熟悉所以直接選擇放棄，或以「退休」作為藉口，
把奮鬥、轉型的責任留給下一代，這種情況對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是個大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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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芳，2017）。
（二）青年低薪的問題：
近 30 年來，世界各國推動最低工資立法的立法蔚為風潮，一方面藉以提高 基層勞工的所得，改善其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則是更合理分享經濟發展，並 達到產業升級和優質就業的政策性目標。最低工資已經成為各國提高工資，改 善勞工合理生活水準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回顧台灣基本工資的發展，過去 30 年來的過度壓抑，宣告低薪競爭的經濟模式，不僅讓台灣的薪資落後於主要競 爭國家，更造成慢性窒息的低薪化。而從現行之「基本工資」為 20,008 元、時 薪 120 元。過去，甚至曾有長達 7 年「凍漲」，直到 2014 年才終於勉強破 20,000 元大關，成為台灣低工資政策的力證，也直接衝擊青年的就業和薪資，也造成 台灣青年勞工人才外流（孫友聯，2016：29）。
風傳媒（2016）指出，在韓國 20 幾歲的年輕人，除了上位圈 5%的人能夠 成功進入三星電子這種限定的好企業或是去當 5 等級的公務員外，其他 95%的 人多是以非正職身分被錄取。一般非正職缺的月薪平均是 119 萬韓幣，其中 20 幾歲的年輕人有 74%左右的人月薪平均是 88 萬韓幣。「韓國 88 世代」簡單的 來說就是台灣的 22K 制度；所謂的 88 世代，一般指的是「韓國就業困難或是 被非正職職位折磨的 20 代」。「88 世代」的由來是因為成功找到工作的 20 代年 輕人，撇開那些少數進入大企業打拼的人生勝利組，大部分的族群都是以「非 正職」的身分被錄取，而在韓國非正職身分的月平均薪資所得是韓幣 88 萬韓 幣，因此低薪是普遍青年面臨的困境。
（三）政府政策的不完善：
台灣聘僱大量外勞，雖不是造成近年來勞工低薪的元兇，但至少是幫兇。
其中，僱用外勞占比愈高，就愈壓抑本勞薪資水準，因此建議政府管制外勞總 數，不應持續開放外勞。然而，回顧台灣的外勞政策（或稱移工政策），從少量 的「專案」到大量的「政策」，在資方的壓力之下，政府一再推陳出新的以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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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擴大引進，似乎已成為補充國內「勞動力缺口」的唯一政策。事實上，外 勞政策是一個不折不扣壓低人事成本的模式，當雇主依就服法以一定勞動條件 在國內招募不果而缺工，在外勞引進以後卻只願意付出基本工資，造成外勞和 本勞同工不同酬的剝削，甚至資方團體要求外勞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從未間 斷，更凸顯了外勞政策低薪的本質（孫友聯，2016：29）。
而且政府提供的保障並非人人皆能受惠，以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為例，政 府提供的公屋租金相對便宜，但僧多粥少，供不應求，總要排隊輪候。有的年 輕人大學畢業之後要 10 年，才有輪得上租住政府公屋的機會，私人樓宇雖然時 時都可以租得到，但是租金並不是人人都承受得起。大多數年輕人又以工薪階 級為主，收入有限，囊中本來羞澀，除了吃飯、穿衣、交通、人際交往之外所 剩不多，很可能日不敷出，難以度日，因此許多人都引頸期盼能租上政府提供 的公屋（盧嘉，2016：54）。
（四）補習班文化：
張靜云（2011）補習是華人世界的普遍現象，也盛行在台灣。一般常認為，
補習是因錄取名額過少，為擠進窄門，在競爭壓力下所衍生的活動。因此，一 旦錄取名額增加，理應可減緩補習風氣。只是證諸實際，近年台灣的大學錄取 率不斷創新高，但補習班卻愈開愈多。放學後，部分中小學學生參加了校外的 課業輔導（以下簡稱為補習），由家長支付費用，針對語文、數學、理化等智育 科目做加強，以 提高在學校的學科表現。這樣的 「補習」 活動不僅在東亞地 區盛行， 也發生在亞洲之外的許多國家，國際學術社群稱之為陰影教育
（shadow education）（Stevenson and Baker 1992）。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
關 心教育的雜誌，以及台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TASA），都曾經針對國中學生的補習狀況進行調查，表 1 是各項調查 的舉辦年度、學生年級、詢問的問題以及參加補習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