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傳統金融體系結構

韓國金融體系的與台灣相似，都是官治體系的結構。從朴正熙上台開始（1963 年），韓國政府就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經濟發展計畫。在威權時期，政府就偏好以 統治經濟的方式發展工業（Woo-Cumings，1997）。政府利用控制金融體制以及 政策貸款（policy loan）指導產業政策以及財閥的發展方向。韓國政府刻意壓低 政策貸款的利率，降低企業貸款的成本。雖然政府也制定法律促進票券市場的運 作，但因股票或公司債發行成本高，票券市場的發展很緩慢。金融壓抑政策導致 企業自有資本低，且過度借款（overborrow），但也因此政府更得以有效的運用 金融政策影響企業經營（林文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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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金融體系以韓國銀行（Bank of Korea, BOK，相當於我國中央銀行）、一 般商業銀行以及特殊銀行為主。1960 年代時，韓國通過特別銀行法，設立特殊 銀行金援特別的經濟產業。特殊銀行由商業經濟部（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y）監管，這些銀行雖然主要是由大眾存款獲取資金，但也可以藉由向政 府借款或是發行債券作為財源。這些銀行同時也是政府實行政策貸款（policy loan）的工具。特殊銀行中有關於商貿發展的是韓國工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of Korea）。韓國工業銀行於 1961 年成立，主要任務是提供資金給中小企業。工業 銀行的主要資金來源是政府和中小企業聯合會；接受存款的限制與一般商業銀行 相同，而放款給中小企業的標準則是由政府做保，可以借比資本額高出十倍的貸 款。

而在政策放款的部分，1960-1980 年代間的被准許的金融信用放款多屬此 類。自1960 年代開始，商業票據重貼現（commercial bill rediscount system）是 重要的出口產業融資工具。此外，銀行被規定只能與「合格的」外銷產業交易，

而貸款內容則限定特定的內容與一定的金額。BOK 的重貼現率則調整在原重貼 現率的30%到 50%之間。貨幣局（Monetary Board）則制定了另一套合格的重貼 現率規範。此外，中小企業可獲得一般的貸款，而外銷產業則可獲得設備貸款

（equipment loans）。基於政策貸款的原則，韓國銀行也會適時調整銀行貸款可重 貼現的數額。大部分獲得政策貸款的是大企業；政府貸款給大企業的原因雖然是 政治扈從關係的展現，但同時政府也要求大企業必須發展政府建議的產業。但是 大企業往往從這些巨額政策貸款中抽取部分金額，投入自己獲益率較高的生產 線。在經濟自由化之後，以往接受政策貸款的大企業的出口貿易開始降低，然而 政策貸款的情形並未減少。如以往被用於資助中小企業的政策貸款，則被轉用於 重整與信託公司的錯誤投資，以免金融體系崩潰。（Shim，2000：29-30）。

政府的政策放款偏重大企業，表面看來，財閥沒法影響政治。可是當財閥向 政府貸款越來越多時，政府就越來越難以控制財閥。企業家很明白，政府一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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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徵收他們的財產以作為懲罰的話，不只會使其他財閥對政府失去信心，國家 的經濟也勢必陷入動盪狀態。此外，由於這些企業提供政治人物政治獻金以確保 自己可以取得貸款，使政治人物沒有理由動機制裁企業以免自斷生路。學者David Kang（2002：151-157）把這樣的情況稱之為「相互綁架」（mutual hostage），也 就是指政府與商業部門（也就是財閥）勢力相互掛勾。政治菁英和經濟菁英都心 知肚明，即使要打擊對手，對手也絕對經得起打擊並有能力反將一軍。在這樣的 情況之下，雙方都會讓對方好過以降低交易成本。因為政商勢力勢均力敵，所以 雙方可由貪污與競租行為中獲得部分利益，不能獨佔全部利益。政經菁英彼此「掛 勾」，而非「合作」，雙方在最大限度之內盡可能的利用對方。這個過程從不易失 控，因為雙方都有把柄在對方手裡─政府擁有銀行（及擁有核貸權），但是財閥 則對銀行有高比率負債，負債成為對付政府的籌碼。

韓國特別的是地域政治對金融體系亦很有影響。地域政治的形成與韓國的地 理、歷史、文化有密切的關聯。南韓共分為九道、六直轄市，衝突的地域主要集 中於東南方的慶尚道與西南方的全羅道。慶尚道俗稱嶺南，而全羅道則俗稱湖南

（陳寧寧、劉德海，2001：17-22）。學者綜合兩個地區衝突的主要原因有在於.

唐朝時新羅王國（今慶尚道）併吞了百濟（今全羅道）與高句麗完成統一，但是.

新羅統一韓國後的兩個王朝─高麗與朝鮮都對全羅道地區採取歧視政策。此外，

韓國文化長期受儒家影響，儒家思想中對君王的順從使人民忍耐著接受政府政 策，可是隱忍的結果更強化了雙方仇視情緒。且長期以來慶尚道人才掌握政商要 職，經濟發展結果也多貢獻於慶尚道建設，使也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其他地區心 理更不平衡（Kwon，2004：548）。此外，1985 年的光州事件更被全羅道人視為 慶尚道當權者屠殺全羅道子民的血淋淋鐵證。為延續把持政權，主控第五共和

（1982-1987）與第六共和（1988–今）政治核心的 TK（大邱─慶尚的簡寫）集 團，曾經考慮修憲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以讓當時在國會中占多數的民主正義黨

（所屬者多出身於慶尚道）鞏固既得利益，但後來在反對黨候選人金泳三（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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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尚道人，但與當時當權的盧泰愚派不同）與民意強烈反對下作罷（Lee，1992）。

兩個區域的競爭通常表現於選舉之中。韓國的選舉民調，一般顯示地區和年齡是 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因素（Kim，1999）。以實例來看，1971 年朴正熙與金 大中之間的總統之爭就被詮釋為地域之爭，而地域主義也完全反應在兩位候選人 的競選策略中。雙方候選人都將焦點放在全羅道與慶尚道的地方爭鬥上，並藉由 激化地方衝突情結以獨佔自己出身地區的選票。此外，朴正熙當時為執政者，其 發展策略將產業發展中心與經濟利益完全放在首爾─釜山地區（省份上屬於京畿

─慶尚區），這也正是金大中陣營強烈抨擊的。慶尚與全羅發展的明顯差異，使 1971 年的總統選舉變成因政經發展差異而造成區域相互對抗（Kwon，2004：

552）。地域情結在韓國是由歷史與文化長期積累而成的非制度因素，雖然不在憲 政體系之內，卻深刻的影響了政治行為者的舉動。

[圖 3-1 韓國區域對抗示意圖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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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韓國地域衝突示意圖（資料來源：http://cafe.naver.com/philipPintravel/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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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地域政治影響到韓國的政黨體系。韓國政黨體系不同於台灣的兩陣營 對立，其政黨體系破碎而零散。這個政黨體系有以下幾個特徵：第一、在時間演 變下，韓國政黨政治由最初的政黨林立的多黨制，因強人政治逐漸轉變為執政黨 優勢，進而形成形式上的兩大意識形態陣營（保守─開放）。第二，保守型的執 政黨以擁有群眾魅力（charisma）的政治家為中心，又分裂成不同的派閥，派閥 經常重組。改革型的在野黨則因長期缺乏政策制定經驗未見成長。第三，地域主 義的激化加上政黨壽命不長，政黨少有整合的機會。韓國政黨體系兩大陣營的形 成，和歷史演變有關。因為韓國歷史上多由強人執政，相對於傳統而保守的執政 黨，在野黨通常採取呼籲「公論」的方式對抗。因為執政黨強力壓制在野黨的言 論，使市民階層同情並進而支持在野黨，形成抵抗專制統治的政治傳統。此外，

韓國政黨壽命長短與該黨的領導人有相當的關係。不管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當 同一陣營中的派閥不合，且政黨領導人不夠強力，派閥領導人會帶領成員出走，

另組新黨。但分裂出去的派閥形成的新政黨，和同一陣營中的政黨在意識形態上 還是一脈相承的。如盧武鉉在受彈劾後，便帶領四十七名議員離開「新千年民主 黨」，另組「開放的我們黨」。「開放的我們黨」在名稱上雖然是新政黨，但是政 治意識形態上仍與「新千年民主黨」相近。

派閥合組新政黨有時也出於執政利益。2009 年迄今執政的「大國黨」就是 由三個同陣營的政黨整合繼承產生的。由政黨變化的趨勢可觀察出，政黨若有組 織能力，領導者有政治資源，則政黨的壽命也較長。一旦失去政治資源，派閥領 導人組的政黨會消失。但派閥領導人自組政黨卻不會與另一個陣營的政黨合作

（森山茂德，2005：111-120）。

韓國政黨體系中兩大黨陣營對抗的情形在盧泰愚上台（1988）後有了改變。

其中地域政治為政黨版圖的重塑影響很大。韓國的政治菁英多出身於大邱─慶尚 地區，而這樣的任用方式並未隨著朴正熙時代的結束而隨之減弱，反而有越來越 強的趨勢。舉例而言，金大中自朴正熙時期便開始競選總統，卻屢次無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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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遭到政治迫害。因此TK 地區與全羅地區之間的矛盾，在威權時期過後反而 越演越烈。政治民主化後，政黨組成的限制降低，地域主義藉機抬頭，韓國的兩 黨制於是向多黨制發展。政黨的地域傾向可由其領導人的出身以及議員的組成看 出。如金大中所領導的「新國民政治會議」，全羅道跟首爾是該黨最大的票倉。

金大中為全羅道出身，該黨大部份的議員多由首爾出身。地域主義影響了人民的 投票傾向與政黨組成，成為影響韓國政黨體系組成的要素。圖 3-2 顯示 1945 年 至2008 年韓國政黨的分合。執政的保守陣營在 63 年中，有 21 個政黨（涵括改 名的政黨）出現；在野的改革陣營則有39 個政黨出現，這項數字可看出韓國政 黨體系的零碎。

[圖 3-2 韓國政黨變遷圖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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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韓國政黨變遷圖（資料來源：http://ko.wikipedia.org/wiki/%EB%8 C%80%

圖3-2、韓國政黨變遷圖（資料來源：http://ko.wikipedia.org/wiki/%EB%8 C%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