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環境從古至今都存有極大的「不準確性」，隨著科技進步而改善了人與 環境的互動關係，對「安全」與「穩定」的追求乃至「趨吉避凶」一直都是你我 的行為準則，然而在訊息不完整的情況下，所有決定都存在一定的「風險」與「不 確定性」。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於 1986 年指出隨著工業化與科技化的社會 處處埋藏危機與風險，更是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而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
傳達風險更攸關維持社會秩序與人類福祉延續的成功與否。有鑒於此，本節嘗試 從風險傳播理論發展與媒體在風險溝通的角色與重要性出發，並探討傳播過程中 潛藏的不確定性與媒體的關係作結。
一、風險與社會
顧忠華（1999）引用哲學人類學家蓋倫（A. Gehlen）的觀點，認為人類的 特徵乃是「本能的匱乏」（Instinktarmut）即本能並未提供固定的行為反應模式，
因此人類具有開放性世界，必須透過自身活動來「建構」相對穩定的互動結構。
更指出這也是人類創造各項社會制度來規約集體生活以及共同抵抗自然環境災 禍的理由。雖然「趨吉避凶」可視作行為的準則，但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意 味著任何決定都包含一定的危害。而「風險」的概念不應侷限在可能發生的天災 與人禍，需求理論提出人最基本的「生理」與「安全」兩大需求中，只要認定可 能受到危害，即使客觀危險不存在，心理所呈現的焦慮與恐慌都應屬「風險」的 討論範疇。
而「風險」（Risk）一詞原先是指特定環境、時間內、造成損失發生的可能；
或期望與實際結果的差異；任何行為或放任導致不良結果的機率。Hansson (2002) 認為風險一詞具有多層涵義，但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1)指涉人無法預期厭惡 事物的發生與否；(2)在特定情況中指稱厭惡事物的發生機率；(3)指稱某些事物 或行為後果影響的嚴重程度，如核能發生機率很低卻危害鉅甚，若仍執意追求，
則其風險極大。黃浩榮（2003）認為風險是一種在時間上涵蓋未來危害的概念，
我們無法確切掌握風險的內容與程度，只能推測其可能性，並研擬對風險想像的 論述並進行評估。要探討風險的起源必須理解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簡言之，根 據周桂田（2004）認為科學理性是基於人類理性與知識逐步系統性的建構對自然 世界的理解，奉科學是客觀、真理來源的思維模式；社會理性可視為社會的內涵，
包含習性、文化、價值觀等社會因素。
Luhmann 認為風險是社會系統經由溝通與競爭而不斷自我再製(autopoesis)，
所形成系統間互相對立而獨大的狀態，不溝通也造成隱蔽的風險建構系統（李君 韜譯，2009）。周桂田（2004）認為科學技術文明化影響、改變所有人類行為與 社會結構的內涵，可說是自工業革命以來長時間歷史累積的效果。更指出在強烈 的專業競爭過程，捨棄社會理性與生態接受能力，而築起學術的高牆，卻造成科 學與社會系統的溝通障礙，時而製造出相當大的風險，而這種緊張的關係更令現 代科技結構中各種確定感到存疑。Luhmann 更指出這樣不溝通的狀態，即使有 災難發生，若社會系統沒有感知或告知，風險對社會系統而言並不存在，風險若 沒被社會系統所溝通、感知、建構、發展，風險則會藏於社會中（李君韜譯，2009）。
意旨風險需要被溝通才得以被社會系統感知。
風險中必定含有無法掌握的不確定性，而風險的產生必然涉及人為試圖以
「部分」推估「整體」的決策過程(Beck, 1992; Hansson, 2002)。從工業社會對科 學理性的崇敬，將風險視為可被客觀觀察、計算與掌握，更將風險解釋的權力假 手於權威或專家（臧國仁，1999）。但隨著社會與知識高度精緻與複雜化後，人 所掌握的「部分」更顯渺小，使風險更加不確定、危險、複雜、難以評估(Beck, 1986；汪浩譯，2004)。自啟蒙時代的科學理性獨大與專家系統依賴的「簡單現 代」（simple modernization）忽略了其他價值（環境、倫理）的考量導致更大的 損害而備受質疑。社會理性起而挑戰專家壟斷知識詮釋的地位，各種批判與反思 的聲浪成就了風險社會的想法，不僅終結知識的確定性，易讓人明白知識的侷限
在批判簡單現代詬病的同時，Beck (1992)認為風險是特定技術程序或具體危 害的發生機率，並強調風險是人為決策的產物也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side-effects)。
Beck (1992)認為風險是穿梭於科學知識間而無法預料到的結果，認為科學知 識需在社會脈絡下進行討論與批判，故提出「科學理性缺乏社會理性是空乏的、
社會理性缺乏科學理性是盲目的」的說法。意旨用社會理性的角度詮釋風險，缺 乏專業與科學性證據與分析是對社會脈絡的盲從，在科學理性驗證、歸納的過程 缺乏社會脈絡的連接與溝通是沒有意義的。
上述可看出風險概念的典範轉移皆環繞在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隨著科學演 進與擴展，不確定的擴大而使得風險無法被科學理性所估計，使得社會理性得以 出頭而修正風險評估的過程。陳瑞芸、馮國豪（2008）彙整風險傳播學者從不同 傳播理論觀點檢視風險溝通的內涵，並描繪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角色，如表 2-3-1-1 所示：
表 2-3-1-1 風險傳播理論比較表 物（Bradbury, 1989）。
將產生危害的未發生事件。
然而 Giddens (1991)對知識與科技、專家系統仍抱有正向的態度，強調雖然 科技構成風險而造成人對現代化的疑慮，但仍不可忽視科技帶來的好處與便利。
在 Giddens 樂觀的態度中，風險與信賴、危機與機會是相互依存的（周桂田，2005）。
相對於「簡單現代」在科學理性獨大造成風險的錯估，Beck ( 1992)提出的「反 思性現代」（reflexive modern）觀點，批判知識所建構的工業化現代其所產生的 問題、災難與危機，隨之而來無法計算、控制、恢復的高風險後果迫使人們主動 反思專家系統與風險溝通的重要性。
科學技術在經濟競爭邏輯下變成全球化的驅動力，換言之科技系統不在是科 學技術研發本身，更難說他將能維持普遍、客觀性與中立性，相反的更成為全球 性經濟、技術競爭工具而運作（周桂田，2004、2005）。而高度仰賴專家系統產 生的論述作為施策規準的現代，在高度科技爭議事件中，專家系統迴避社會民主 溝通的可能更令民眾產生不信任，而對專家知識系統與事實判斷感到疑惑。更導 致風險社會中專家與民眾在風險溝通上的斷層，也喪失在高風險議題在風險溝通 與建構的本質（周桂田，2005）。由上述可明白專家系統對知識的壟斷與支配，
建構出備受民眾質疑的風險。在如此不良的風險溝通中，身為溝通的媒體在風險 溝通的定位又如何呢？
吳秉翰（2008）指出現代是以知識作為基礎的社會，無知就意味著會受到傷 害，強調知識的同時也讓人們對風險發生的機會產生恐懼。意旨日常生活中若沒 有知識作為行動的基礎，似乎就代表著風險，此想法更強化了資訊權威在風險溝 通中的權力與社會依賴性（臧國仁，1999）。而擁有知識卻也不能保證沒有風險 的存在，風險意識仍可能反過來影響判斷、選擇與決策。新聞媒體與訊息來源更 在定義風險、風險呈現過程中可能扮演關鍵的角色（臧國仁，1999；Cottle, 1998；
Tuchman, 1978）。
張春炎、蕭崑杉（2013）有鑑於氣候變遷乃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風險議題，
又因環境氣候風險後果不可預測與非立即性，以氣候變遷、溫室效應為標的探討 新聞媒體在氣候風險的社會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發現除了政府與專家外，
加入越來越多環保團體，而在論述的基礎面皆有差異，呈現動態、在地且多元的 趨勢。這也反映出多元的風險知識建構與多樣環境風險事實的想像，更使得全球 暖化的風險建構呈現更多樣的論述。然而多偏重於大氣科學的證據建構風險，媒 體也以此為主要評估風險的依據，也契合了 Beck 強調誰來定義風險是探究風險 如何被社會建構的關鍵（汪浩譯，2004）。
陳瑞芸、馮國豪（2008）以健康食品新聞報導分析風險傳播論的實行與落差，
並從風險傳播的觀點探討媒體在訊息來源多樣的角逐下，影響風險建構的關鍵社 會因素為何？結果發現，影響媒體在風險建構的社會因素除了市場競爭壓力、媒 體性質、價值觀外，風險中難以估計、辨識與舉例的特性也是造成風險溝通的難 處。而高度仰賴於官方與專家的資訊，更使得民眾風險知識的侷限與被動。由上 述兩實證研究可知，媒體在風險溝通扮演著科學理性（科學知識、科學證據等）
與社會理性（社會情境、文化脈絡等）間的重要橋梁，引導受眾建構風險。
Beck 指出風險與決策息息相關，每一個決定都存有風險，因此一項負責任 的決定應考慮行為所產生之立即性與延遲性影響，決策者更扮演守護全民福祉的 重責（汪浩譯，2004）。隨著全球化的趨勢，科技強國的任何決策與評估更是左 右了全球經濟、社會、衛生、能源等發展，使得產生的風險須全球買單，世界性 風險社會油然而生（周桂田，2003；Beck, 1992）。鑒於臺灣所處板塊交界處，地 勢高聳、河川湍急，西面太平洋等充滿風險的地理環境，在充滿天災的環境，政 府與媒體如何扮演好政令、資訊、風險的傳達也是時下風險研究的重點。然而災 害事件在風險溝通上又具有那些特性？
鄭美華（2004）回顧近年來發生於臺灣的重大天災，不計其數的颱風災情（賀 伯、象神、潭美、納莉…）、公衛疫情（流感、SARS、口蹄疫、禽流感、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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