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表現
Dodge 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探討高攻擊行為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 出現的偏誤或缺失,也嘗試以憂鬱兒童的認知特徵說明他們可能有的社會訊息 處理偏誤;他們發現,兩類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的各階段都可能出現偏誤,但 兩類兒童的偏誤有所不同(Dodge, 1993)。以下整理兩類兒童在社會訊息的登 錄與解釋階段所出現的特定偏誤表現。
壹、高憂鬱兒童與青少年於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色
(一)社會訊息的登錄
Beck(1967, 1976; 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認為,有憂鬱情緒的 人因為具有負向基模,在負向情境中易將注意力集中於負向訊息,而忽略正向 線索;負向基模也導致個體出現認知偏誤,造成對自己、環境與未來有負面看 法。有研究發現,憂鬱孩童傾向注意並回憶與自身相關的負向字詞(Hammen
& Zupan, 1984),傾向回憶人際互動中的負向片段(Shirk, Boergers, Eason, &
Van Horn, 1998);相較於非憂鬱的孩童,對正向人際互動中的支持與協助程度 有較低的評分,也會認為他人的協助與關心是不真誠的(Shirk et al., 1997),似 乎有困難準確覺察他人的正向與善意訊息。
(二)社會訊息的表徵與解釋
Abramson 等人(Abramson et al., 1978)提出的衍生憂鬱的推論風格
(depressogenic inferential style)中,包括一組衍生憂鬱的歸因風格
(depressogenic attributional style),意即傾向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個人內在、廣泛 且穩定的因素。在六至十年級的學童(Hankin, 2008)以及九至十七歲的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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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人(Joiner, 2000)的研究皆支持此歸因風格與兒童、青少年憂鬱的關 聯;另亦有一些研究發現,衍生憂鬱的歸因風格可以預測兒童與青少年在遭遇 學業與人際挫折後的憂鬱症狀(Garber & Hilsman, 1992; Panak & Garber,
1992);顯示這樣的歸因風格會影響個體對負面事件的判斷,並促使憂鬱情緒的 發生。
貳、高攻擊行為兒童與青少年於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 色
(一)社會訊息的登錄
在社會訊息的登錄階段,需要個體盡可能不偏頗地收集大量的相關訊息;
然而,高攻擊性的孩子對訊息的注意有偏頗,且收集的情境訊息也較少。研究 發現,高攻擊性的孩童傾向注意環境中帶有攻擊性的線索,且不易將其注意力 從攻擊性線索轉移開(Gouze, 1987);其他研究也發現,對敵意訊息的注意傾 向,與認為他人帶有敵意以及後續的攻擊行為有關(Dodge & Frame, 1982)。
此外,相較於非高攻擊型的孩童,高攻擊性的孩童在對他人意圖做出判斷 以前,收集較少的社會訊息(Dodge & Newman, 1981)。研究者提供假設的人際 互動情境,並讓孩子自行選擇是否需要取得更多關於情境的訊息,以協助自己 對他人意圖與後續因應行為作出判斷;研究發現高攻擊性的孩子較不會主動要 求更多資訊,而傾向在訊息量較少的時候即作出決定,他們的判斷也較不準 確,然而,若研究者主動提供全數情境訊息,即使是高攻擊性的孩童也能做出 準確的判斷。該研究顯示,高攻擊行為的孩子在判斷情境與他人意圖時,所採 用的情境訊息量較少;此外,訊息登錄階段的缺失確實會影響後續的訊息處 理。最後,曾有研究發現,高攻擊行為孩童相較於一般孩童,傾向利用對於互 動對象特質的印象,或過去互動經驗,來判斷互動對象的意圖,比較不會善用 當下情境所提供的線索(Dodge & Tomli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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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訊息的表徵與解釋
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高攻擊性的男、女性孩童與青少年在缺乏明確線 索協助判斷他人意圖時,傾向認為互動對象的行為帶有敵意,也就是具有敵意 歸因偏誤(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Dodge, Price, Bachorowski, & Newman, 1990; Dodge & Tomlin, 1987; Feldman & Dodge, 1987)。即便在情境中有線索暗 示互動對象之行為出於無心之意外、意圖不明甚至善意時,此偏誤仍然存在,
其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兒童與青少年有困難覺察有助其判斷他人意圖的線索
(Dodge et al., 1990)。此外,敵意歸因偏誤的出現與情境事件是否涉及本人有 關;研究發現,當高攻擊行為孩子在觀察其他孩子進行互動而非自己參與互動 時,此偏差不會出現(Sancilio, Plumert, & Hartup, 1989),其中的關鍵似乎在於 孩子是否有情緒激發(Dodge & Somberg, 1987)。攻擊行為在孩子認定他人的行 為出於惡意時更容易發生(Dodge, 1980),且敵意歸因偏誤可以預測未來的反 應性攻擊行為,卻無法預測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出現(Dodge & Coie, 1987);甚 至有研究發現,實驗操弄或長期介入孩童的敵意歸因傾向,能夠影響孩童未來 攻擊行為的出現與否(Rabiner & Coie, 1989; Slaby & Guerra, 1988)。此發現和 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定義相呼應,反應性攻擊行為出現於孩子認定對方 有攻擊或挑釁之後,而主動性攻擊行為則是有計畫且具目的性地執行;上述研 究也突顯訊息解釋歷程中的敵意歸因偏誤,在孩子的人際互動歷程中對其後續 行為有很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Quiggle 等人(1992)發現,高憂鬱症狀的孩 童,如同高攻擊行為的孩童,也有出現敵意歸因偏誤。
Quiggle 等人(1992)曾同時觀察高憂鬱、高攻擊行為,以及兩者兼具的孩 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表現。研究發現,兩者兼具的孩童與高憂鬱、高攻 擊行為的孩童相似,也出現敵意歸因偏誤;以兒童歸因風格問卷(Children’s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測量的歸因傾向則顯示,兩者兼具的孩童亦出 現明顯的憂鬱歸因風格,意即在負向情境中,傾向將事件的發生做向內、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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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穩定的歸因。
整合上述的文獻回顧,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的孩童皆出現社會訊息登錄與 解釋的偏誤表現。在社會訊息的登錄階段,兩類孩童皆傾向注意環境中的負向 線索,高憂鬱孩童易注意負向的人際回饋,高攻擊行為的孩童易注意敵意訊 息。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兩類孩童皆有敵意歸因偏誤,但高憂鬱孩童傾向 認為負面事件的發生為自己所導致,高攻擊型的孩童則認為由他人所導致。在 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共存的孩童,研究發現他們也有敵意歸因偏誤,且存在憂 鬱歸因風格。
參、控制信念
從前述回顧可以發現,憂鬱與高攻擊行為的孩童常有的認知偏誤,在社會 訊息處理的登錄與解釋階段,皆涉及對自己或他人訊息的選擇性注意,以及 內、外歸因的傾向,因此本研究推測,在互動對象意圖不明確的事件中,個體 對事件內或外歸因的普遍信念可能影響個體的社會訊息處理。在Crick 與 Dodge
(1994)的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中,資料庫內存有由過去人際互動經驗得到的社 會互動知識與基模,這些資料會隨時與各處理階段中的情境社會訊息進行互 動,影響社會訊息的處理。由於注意特定情境訊息,或做內、外歸因的傾向,
部份也來自於個體過去的人際互動經驗,本研究認為,這些認知處理特性也都 儲存於該資料庫中,隨時影響新進社會訊息的處理。
根據 Rotter(1966)的社會學習理論,酬賞(reinforcement)的效果並非僅 來自其出現與否或出現的方式,其效果也取決於個體是否知覺到其行為與酬賞 間的因果關係。孩子對周遭世界的知覺是混亂不可預期或存在秩序且可被預 期,將影響孩子的行為以及孩子對其行為獲得酬賞的期待。Rotter 描述此面對 酬賞的廣泛性信念是兩端分別為內在與外在控制的一個連續性軸向;當個體知 覺到酬賞並非完全取決於其行為,而是受到運氣、他人控制、環境中複雜因素 等等外在原因的控制,則個體傾向有外在控制信念;當個體知覺到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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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取決於自身的行為或相對穩定的特質,則個體傾向有內在控制信念
(Rotter, 1966)。Nowicki 與 Strickland(1971)依照此理論發展兒童版控制信念 量表(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以兒童生活中常見情境為題材,測量 此單一向度的構念。過去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所做的研究發現,內在控制信念的 傾向會隨年齡增強,且與學業成就有正相關(Nowicki & Strickland, 1971);外 在控制信念則與憂鬱、焦慮、行為問題有關(Liu, Kurita, Uchiyama, Okawa, &
Ma, 2000; Rawson, 1992; Tesiny, Lefkowitz, & Gordon, 1980)。Rotter(1966)的 所提出的內/外在控制信念理論,以及 Nowicki 與 Strickland(1971)依該理論所 發展之控制信念量表,皆與本研究欲探討的個體整體性內/外在歸因傾向相符,
因此將採用該量表測量青少年的控制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