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憂鬱青少年在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階段的特徵

壹、高憂鬱青少年的社會訊息登錄

回顧過去文獻，Beck（1967, 1976; 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認 為，有憂鬱情緒的人因為具有負向基模，在負向情境中易將注意力集中於負向 訊息，而忽略正向線索；亦有研究發現，具憂鬱症狀的成人與孩童皆存在注意 負向人際互動訊息的傾向，包括注意並回憶更多負面字詞、回憶更多人際互動 情境中暗示自己遭到拒絕的片段（Hammen & Zupan, 1984; Shirk et al., 1998）。

本研究因此認為，具憂鬱症狀的青少年易將注意力放在與其負向基模相符的疑 似負面訊息，並因而在對情境進行歸因時，也選擇較少量的社會訊息。分析結 果發現，高憂鬱青少年傾向選擇較多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此結果與 本研究認為高憂鬱組應選擇較少社會訊息之假設不符。

另一個導致此結果的可能原因來自研究工具。依照憂鬱的相關認知理論，

憂鬱者的負向認知基模或認知偏誤，特別容易在帶有壓力或負向訊息的情境中 展現，在壓力較少或正向的情境中，其認知表現近似於非憂鬱者。本研究設計 的情境題與情境訊息，著重於檢驗青少年對於社會訊息相關對象與來源時間的 偏好，且為檢驗不同特性青少年是否存在敵意歸因偏誤，特別避免情境訊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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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與對方意圖有關的資訊；這些考量使得情境題中的社會訊息不易出現涉及 主角個人的明顯負面描述，可能造成高憂鬱者的憂鬱認知特性不易被激發，因 此未展現收集社會訊息時的偏差。然而，此因素僅能解釋高憂鬱者沒有出現注 意較少量社會訊息的現象，無法充分解釋他們為何比一般青少年選擇更多社會 訊息。

本研究的另一項發現是，高憂鬱的青少年相較非高憂鬱者，對其責任歸屬 於自己或他人的判斷感到較不確定，尤其是在低訊息量的情境下。檢視分析結 果，當全數情境合併計算，憂鬱程度在責任歸屬的確定程度有接近顯著的效 果，顯示高憂鬱組的確定程度稍低；僅計算高訊息量情境時，憂鬱程度無顯著 效果；僅計算低訊息量情境時，憂鬱程度在責任歸屬的確定程度有顯著效果，

高憂鬱組的確定程度較低；若計算高低訊息量情境間的確定程度差異（以高訊 息量情境得分減去低訊息量情境得分），憂鬱程度亦無顯著效果。由以上結果可 看出，雖高憂鬱組在高低訊息量情境間，確定程度的差異不比非高憂鬱組更 大；但高憂鬱組相較非高憂鬱組，整體而言有較低的確定程度，尤其是在低社 會訊息量的狀況下。

對照兩項研究結果，高憂鬱組相較於非憂鬱組，傾向選擇較多的社會線索 協助判斷事件發生的原因，且對於責任歸屬的判斷也感到較不肯定；這些發現 似乎一致地暗示高憂鬱青少年面對情境事件，特別是訊息量較少的情境，較缺 乏對情境作出解釋與判斷的信心。整合前段所述研究工具的特性，或許高憂鬱 的青少年在情境訊息沒有明顯負向意涵，未激發其負向認知基模時，對情境的 解釋與判斷傾向保守，甚至敏感於情境線索的不足，而對其判斷感到更不確 定。此推論與憂鬱孩童在後續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表現相符合；曾有研究發 現，憂鬱孩童相較於一般孩童，面對人際互動情境時，較易提取出與解決問題 無關、較缺乏自我肯定的因應方式（Mullins, Siegel, & Hodges, 1985; Quiggle et al., 1992）；考慮訊息處理歷程依循特定順序，憂鬱孩童或青少年很可能即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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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情境的解釋與判斷缺乏決斷力，因此在後續的因應行為提取階段中，常提 取無關而缺乏自我肯定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對情境的解釋與判斷感到不肯 定，與憂鬱症狀中的缺乏決斷力相符。綜上所述，本研究雖可能因為研究工具 的限制，而未能驗證憂鬱青少年面對情境訊息的注意力限縮現象，但發現憂鬱 青少年可能有注意更多情境訊息、有困難肯定地對情境做出判斷的傾向，且此 傾向可能導致他們在人際互動中做出較不具適應性的因應行為。

在社會訊息的內容方面，高憂鬱組相較於非憂鬱組，選擇自身相關社會訊 息的傾向雖未達顯著，但亦接近臨界；此外，高憂鬱組顯著偏好選擇過去的社 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此兩項結果與本研究之假設相符。過去研究發 現，憂鬱者存在自我參照的傾向（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biases），易將負向 或有憂鬱性質的訊息認為與其自身特性或經驗有關（Lemogne et al., 2010）；此 特性或許可以說明高憂鬱青少年，在面對已有負向事件發生的情境時，容易尋 求與自身相關、來自過去經驗的線索，作為解釋、判斷當下情境的參照。

依循認知領域的研究結果與理論，Dodge（1993）認為，過去人際互動經 驗形成的負向人際互動基模存在於個體的社會訊息資料庫中，人們在進行訊息 處理時，資料庫中的資訊會持續與各歷程互動，情境中與既有基模相符的線索 會被更快地處理；本研究因此推測，個體在面對負向事件時，負向的人際互動 基模易被激發，不僅使個體易注意負向訊息，可能也更關注過去的相關人際互 動經驗，作為因應當下情境的參照；本研究之結果與此假設相符。

貳、高憂鬱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解釋

高憂鬱青少年相較於非憂鬱青少年，對其責任歸屬判斷確定程度較低的現 象，已於上一段落進行討論，本段將討論高憂鬱青少年的控制信念、責任歸屬 方向、自覺對事件發生與否的控制程度，以及敵意歸因偏誤。

本研究結果顯示，外在控制信念較強的參與者，較易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 於對方，且雖其效果未達顯著，但有認為事件的發生非自己所能控制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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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現與本研究之假設一致，也與控制信念論述相符。具有外在控制信念的 意義為，個體廣泛性地傾向認為事件的發生決定於外在因素，非自己所能控 制；可以推論具外在控制信念者，容易認為情境事件的發生，互動對象要負較 大責任且自己無法控制。此研究結果亦顯示，個體的控制信念確實可預測其在 個別事件下的歸因判斷。另一方面，高憂鬱組相較於非高憂鬱組，外在控制信 念之傾向顯著較強，此結果與研究假設相符，也與過去重複發現的外在控制信 念與憂鬱症狀有正相關的結果一致。由以上兩方面的發現，可以推測高憂鬱青 少年傾向認為互動對象要對事件的發生負較多責任，且事件的發生與否是自己 不能控制的。分析結果顯示，在事件的責任歸屬方面，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的 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高憂鬱且高攻擊行為之參與者，相較於高憂鬱且低攻擊 行為者，更傾向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對方；顯示憂鬱與攻擊行為，對於將事 件發生的責任歸於對方，存在加成效果。在對事件發生與否的控制感方面，雖 主要效果未達顯著，但高憂鬱青少年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是否發生；此 傾向與本研究所預測者相符合。

在敵意歸因方面，雖然本研究的參與者整體傾向認為情境事件中的互動對 象不是惡意對待自己，但憂鬱與攻擊行為在敵意歸因的主要效果皆達顯著，顯 示高憂鬱組顯著較非高憂鬱組更傾向判斷互動對象為惡意對待自己。此結果與 過去針對兒童所做的研究結果相符，亦即高憂鬱者如同高攻擊行為者，存在敵 意歸因的偏誤。

本研究中的高憂鬱青少年有較高的外在控制信念，亦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 制事件是否發生，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相符，但與顯示高憂鬱青少年具有憂 鬱歸因風格─對負向事件進行內歸因─的過去研究結果似有差異。此差異可能 來自控制信念與歸因風格在構念與測量方法上的差別。Rotter（1966）所發展的 控制信念概念，來自其對社會學習的論述；他認為酬賞（reinforcement）的效果 不僅來自其出現與否或出現的方式，其效果也取決於個體是否知覺到其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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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賞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個體對該因果關係的認識，將影響個體對酬賞的期 待，並進一步影響其行為；而個體對環境事件的發生，是否可受到自己控制的 廣泛性信念，也將影響個體與環境的互動方式。由以上論述可以發現，控制信 念是一涉及各生活領域的廣泛性信念，且影響個體對環境事件的預期；Nowicki 與Strickland（1971）依照此理論發展的控制信念量表，即是詢問填答者是否能 靠自己行為控制各種可能發生的生活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其題項多屬中性事 件，兼有部分正向或負向事件。另一方面，Abramson 等人（1989，1978）提出 的憂鬱歸因風格，著重於在事件發生後個體對於事件的歸因；其測量方式為，

請填答者閱讀正、負向涉及人際或成就的生活事件，寫下導致此事件發生的原 因後，對此原因進行內/外向歸因程度的評量；相關研究發現，憂鬱者對負向事 件做內歸因，對正向事件做外歸因。綜合上述回顧，控制信念量表由於以中性 事件為主，兼有少數正、負向事件，且合併計分，難以看出憂鬱者對負向事件 的內歸因；歸因風格量表明顯區分正向與負向事件，憂鬱者對負向事件的內歸 因傾向明顯。然而，量表題項未區別正、負向事件，可以解釋憂鬱者於控制信 念量表總分不展現內歸因，卻無法解釋憂鬱者展現外在控制信念；關於此現象

請填答者閱讀正、負向涉及人際或成就的生活事件，寫下導致此事件發生的原 因後，對此原因進行內/外向歸因程度的評量；相關研究發現，憂鬱者對負向事 件做內歸因，對正向事件做外歸因。綜合上述回顧，控制信念量表由於以中性 事件為主，兼有少數正、負向事件，且合併計分，難以看出憂鬱者對負向事件 的內歸因；歸因風格量表明顯區分正向與負向事件，憂鬱者對負向事件的內歸 因傾向明顯。然而，量表題項未區別正、負向事件，可以解釋憂鬱者於控制信 念量表總分不展現內歸因，卻無法解釋憂鬱者展現外在控制信念；關於此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