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負面人際情境中 的社會認知之探索
Exploring Social Cognition under Negative Social Context in Depressed and Reactively Aggressive Taiwanese Adolescents
潘奕瑄 Yi-Hsuan Pan
指導教授：陳淑惠 博士 Advisor: Sue-Huei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June, 2015
i
摘要
目的：憂鬱疾患與行為規範障礙症、對立反抗症，在症狀呈現上有很大差 異，但兩類症狀在青少年族群中經常同時發生，也會嚴重影響青少年生活中各 領域的功能；其中，反應性攻擊行為是較常與憂鬱症狀同時出現的攻擊型態，
其伴隨的憤怒情緒也與憂鬱症狀有所關聯。探討此共病機制不僅可釐清共病的 可能原因，並可對兩類症狀的單獨病理機制有進一步了解，同時也能對青少年 的適應與發展有所幫助。同時，在兩類症狀的發展與持續機制上，人際互動行 為皆扮演重要角色，而社會訊息處理歷程則是分析青少年人際互動中認知歷程 的合適架構。故，本論文研究探索高憂鬱、高反應性攻擊行為，以及兩者兼具 之青少年在人際互動情境中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並嘗試提出導致憂鬱症狀與 攻擊行為同時出現的可能機制。方法：本論文設計了兩個子研究，研究一以 346 名七至九年級學生為樣本，建立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 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的 信度與效度。在研究二，研究者自編情境題問卷，包括四個以國中生常見同儕 互動事件為題材的負向情境，及相應的題組；以616 名七至九年級學生為樣 本，利用情境題問卷探索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在人際互動中社會 訊息處理歷程中之特徵。結果：（1）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 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皆有適當的心 理計量特性，可作為本研究使用的合理測量工具。（2）高憂鬱青少年傾向以較 多的社會訊息對情境進行判斷，且自評判斷的確定程度較低；關於社會訊息的 偏好，則傾向以來自過去的、涉及自身行為或特性的訊息進行情境判斷。（3）
高憂鬱青少年有外在控制信念傾向，易在負向事件中認為互動對象為惡意對待 自己，且自己無法控制事件是否發生。（4）高反應性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在解釋 情境時，傾向以過去訊息為參照；與高憂鬱青少年相同，其也具有外在控制信 念傾向，且易認為他人有敵意，自己無法控制事件的發生與否。（5）高憂鬱且
ii
高反應性攻擊行為之青少年，相較於高憂鬱且低攻擊行為者，更傾向將事件發 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討論：本論文進一步嘗試以憂鬱、攻擊行為的相關認 知特徵，以及控制信念、歸因傾向等概念來討論研究之發現；並提出高憂鬱與 高攻擊行為於青少年同時發生的可能機制。最後，說明研究結果的可能貢獻、
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字：青少年憂鬱、青少年反應性攻擊行為、共病、社會訊息處理歷程
iii
Exploring Social Cognition under Negative Social Context in Depressed and Reactively Aggressive Taiwanese Adolescents
Yi-Hsuan Pan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tterns of adolescents who present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or reactive aggression behaviors. By comparing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tterns between depressed and reactively aggressive adolescents, the probable mechanisms of comorbidity would be suggested. METHOD: In investigating the above issues, two studies were designed. Study 1 validated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2nd Edition_Taiwan Version (CDI 2_TW),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_Taiwan Version (RPQ_TW), and Nowicki–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_Taiwan Version (NSLCC_TW) with a sample of 346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tudy 2, four vignettes depicting common negative events of adolescents’ daily life and related questions were designed to probe the patterns of encoding and interpreting social cues in 616 junior high school participants. The CDI 2_TW, RPQ_TW, and NSLCC_TW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articipants’ level of depression,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respectively.
RESULTS: First, the CDI 2_TW, RPQ_TW, and NSLCC_TW yielded goo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with confirmed factor structures as well as satisfactory test- retest reliability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Second, in explaining the negative events, depressed adolescents tended to adopt more social cues than their non-depressed peers, and rated their judgment with lower certainty. To judge the events, they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rely on their past experiences and self-referenced social cues rather than other-referenced ones. Depressed adolescents held higher level of belief in
iv
external control as well as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and tended to believe having no control over the occurrences. Reactively aggressive adolescents, compared to their non-aggressive counterparts,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rely on past experiences to judge the events, to hold higher level of belief in external control and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and to believe having no control over the occurrences. Yet, they showed no preference for self- or other-referenced social cues, nor did they adopt more or fewer cues explaining the events, compared to their non-aggressive peer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showing that, compared to depressed but not aggressive ones, those adolescents comorbid with depression and aggression were more likely to attribut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events to others.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present thesis tries to discuss the psychopathology of comorbid depression and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s with regard to the viewpoints of cognitive bias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d aggression, locus of control, and attributional style. The probable mechanisms will be thus suggested. Possible application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addressed.
Keywords：Adolescent depression, adolescent reactive aggression, comorbidity,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
目錄
表圖目次 ... v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 1
第二節 青少年攻擊行為... 13
第三節 社會訊息處理歷程... 16
第四節 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表現... 22
第五節 研究目的、架構與假設... 26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結果 ... 34
第一節 研究一：研究工具之建立... 34
第二節 研究二：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負面人際情境中的 社會認知... 58
第三章 綜合討論 ... 81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控制信念及反應性攻擊行為測量工具的建立... 81
第二節 高憂鬱青少年在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階段的特徵... 84
第三節 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階段的特徵... 89
第四節 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於青少年同時發生的可能機制... 94
第四章 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 98
第一節 研究貢獻... 98
第二節 研究限制... 100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102
參考文獻 ... 104
附錄 研究工具 ... 114
vi
表圖目次
表 1 研究一中完成第一個研究時間點的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35
表 2 研究一完成第一和第二個研究時間點的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35
表 3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內 部一致性係數 ... 46
表 4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48 表 5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 係數... 50
表 6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53
表 7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 內部一致性係數... 54
表 8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 56
表 9 研究二之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58
表 10 各憂鬱、反應性攻擊行為組別人數... 59
表 11 各版本情境題問卷之社會訊息內容 ... 64
表 12 各變項的總分範圍、總分意義，及全數參與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68
表 13 主要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69
表 14 作為事件發生原因之社會訊息量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1
表 15 社會訊息之偏好：自己相關訊息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2
表 16 社會訊息之偏好：過去相關訊息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2
表 17 全數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4
表 18 低訊息量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4
表 19 高訊息量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5
表 20 高與低訊息量情境間責任歸屬判斷確定程度差異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6 表 21 責任歸屬判斷在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組之 t 檢定 ... 76
表 22 自評能否控制情境事件發生在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組的 t 檢定 ... 77
表 23 控制信念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7
表 24 責任歸屬判斷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8
表 25 責任歸屬判斷在高憂鬱組內高、低攻擊行為程度的 t 檢定 ... 78
表 26 責任歸屬判斷在非高憂鬱組內高、低攻擊行為程度的 t 檢定 ... 79
表 27 敵意歸因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9
表 28 自評能否控制情境事件發生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80
圖 1 社會訊息處理模式圖... 18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
心情低落或憂鬱是普遍性的情緒經驗，它可以是人們面對生活事件或壓力 時，一種暫時性的情緒呈現，但有些人的憂鬱情緒伴隨嚴重的悲傷與痛苦，甚 至影響生活功能，達到臨床上定義之憂鬱症的診斷標準。事實上，憂鬱症是最 普遍的精神疾患之一，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統計數據，全球平均每 20 人中，就有一人在過去一年內經歷過憂鬱 發作，由於憂鬱症可能嚴重影響生活功能，且嚴重憂鬱情緒多初發於年輕族 群，也易反覆發生，世界衛生組織目前估計憂鬱症是造成失能的第三大疾病，
且預估至2030 年會變成第一位（WHO, 2012）。
青少年時期是憂鬱情緒相關疾患盛行率顯著上升的重要時期（Hankin et al., 1998），因為青少年在此階段，面對學校轉換、社會支持系統的改變，以及生理 上的快速發展，容易造成壓力感受的急遽增加。國外調查兒童與青少年憂鬱疾 患的盛行率報告指出，青少年憂鬱疾患的點盛行率約介於1.0－6.0%之間，終生 盛行率約介於4.0－25.0%之間（Kessler, Avenevoli, & Merikangas, 2001）。而台 灣國內的盛行率調查則發現，在國內的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當中，約有8.66％罹 患重鬱症或輕鬱症，約有14.41％曾有自殺意念（陳為堅，2004），22.4％曾有 蓄意自傷行為（陳毓文，2006），3.04％實際執行過自殺行為（陳為堅，
2004）。由上述國內外的調查報告可知，憂鬱在青少年族群的發生比例甚高，是 普遍且易影響生活功能的疾病。
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出版的《精 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 APA, 2013），憂鬱疾患之症狀包括持 續的憂鬱情緒、失去愉快感受或顯著對事物失去興趣、食慾增加/減低、失眠或
2
嗜睡、無價值感、過度或不恰當的罪惡感受，難以思考、集中精神或做出決 定、重複想到死亡或有自殺意念、有自殺嘗試或特定的自殺計畫。憂鬱情緒與 失去愉快感受是憂鬱相關疾患的核心症狀表現，當有多種症狀同時出現且持續 達一定時間，則個體可被診斷為憂鬱情緒相關疾患。除了症狀呈現達到診斷標 準者，尚有許多青少年雖有上述症狀呈現，但未達臨床診斷之標準，這些症狀 同樣可能嚴重影響其生活適應。測量憂鬱的方式與工具多樣，各研究所使用者 略有不同，但皆以憂鬱情緒及上述症狀為焦點，本論文將以「憂鬱症狀」描述 包括憂鬱情緒之憂鬱相關症狀。已有許多研究發現，兒童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 呈現與疾病發展歷程與成人相似（Birmaher et al., 1996; M. Kovacs, 1996; Ryan et al., 1987）。值得注意的是，在重鬱與輕鬱症的診斷準則中，皆註明成人所表 現之持續憂鬱情緒，在兒童與青少年可能以易怒情緒來呈現；事實上，過去研 究發現暴躁易怒（irritability）是憂鬱青少年常有的表現（Biederman, Faraone, Mick, & Lelon, 1995; M. Kovacs, Akiskal, Gatsonis, & Parrone, 1994），亦有研究指 出，暴躁易怒是憂鬱青少年最普遍呈現的症狀（Crowe, Ward, Dunnachie, &
Roberts, 2006）。
青少年憂鬱症不僅影響青少年時期的情緒與生活功能，亦可預測成年期的 生活適應困難、心理困擾、甚至精神疾病，包括憂鬱情緒、雙極性情感疾患、
嚴重煙癮或物質濫用、危險行為、意外與自殺行為，以及建立穩定親密關係的 困難（Birmaher, Ryan, Williamson, & Brent, 1996; Kandel & Davies, 1986）；此 外，在重鬱症初發後的五年內，有70%的兒童與青少年經歷復發，更有 5－10
％的患者在初發的15 年內完成自殺行動（Kaufman, Martin, King, & Charney, 2001）；整體而言，於未成年期初發的憂鬱疾患者，相較於在成年初發者，復發 率較高、功能受損也較嚴重（Zisook, Shear, & Kendler, 2007）。上述研究的發現 說明青少年憂鬱症狀與青少年期、成年期的心理困擾與生活功能缺損有明顯關 聯，更突顯去了解青少年症狀呈現、罹病機制的重要性，以期達到早期發現、
3
早期有效介入的目標。
壹、青少年憂鬱症狀與人際互動行為的關聯
在青少年時期，會面臨人際關係網絡的重大轉變；有別於在兒童時期依賴 家庭作為社會化場域與支持的主要來源，青少年時期的青少年，雖仍與家庭保 持連結，但其獨立性卻逐漸增加；此外，青少年也與同儕建立更緊密、複雜的 互動，甚至發展親密關係，而同儕互動經常讓青少年投注大量情緒資源。面對 這些人際關係轉變的壓力，青少年需要應用許多個人或社會支持的資源來加以 應付，資源不足的個體即容易在青少年時期發生適應困難或心理困擾（Rudolph 2009）。研究已發現人際互動困難造成的壓力可顯著預測青少年未來的憂鬱症狀
（Flynn & Rudolph, 2011），此憂鬱症狀會進一步使得青少年無法有效發揮人際 適應功能，並受此互動技巧的發展缺損影響未來的人際互動，造成人際互動的 長期「疤痕（scar）」（Nolen-Hoeksema, Girgus, & Seligman, 1992）。上述研究說 明，人際關係的缺損或困難是青少年憂鬱的危險因子，同時也是青少年憂鬱的 結果之一，兩者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意即，缺乏適應性人際互動行為的青少 年，在人際互動中遇到挫折時，若社會支持網絡不足，就易有憂鬱情緒與相關 症狀產生，而此憂鬱症狀會再進一步損害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能力，進一步使得 憂鬱症狀惡化或復發。綜上所述，人際關係既是青少年的重要資源也是主要壓 力來源，此人際關係的品質與青少年憂鬱的發生與維持具有緊密關聯，故須進 一步探討兩者的關係。
過去研究發現，有些人際互動行為與特性普遍存在於有憂鬱症狀的青少 年，例如：無效的人際問題解決策略（Quiggle, Garber, Panak, & Dodge, 1992）；
面對人際壓力時的不適應性反應、人際互動疏遠、面對人際互動時感到無助、
攻擊行為、過度尋求再保證（Panak & Garber, 1992）；以及利社會行為與正向情 緒不足和尋求負面回饋（Abela & Hankin, 2008）。而上述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 動行為，則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社會認知風格、人格特質、性別相關特
4
性，和發展歷程等（Abela & Hankin, 2008）。由於社會認知風格是影響青少年 在人際互動情境中理解、決策與行為的相對近端的因素，故以下將討論憂鬱青 少年常見的社會認知特性，並探討這認知特性對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的 影響。
（一）憂鬱青少年的社會認知特性
已有許多學者提出憂鬱的認知理論；呼應認知心理學所探討的範疇，這些 理論以人類在接收、辨識、理解、判斷與推理歷程出現的特徵，作為憂鬱疾患 初發、維持與復發的原因。憂鬱的認知理論多屬脆弱質─壓力模式（Diathesis- stress models），認為認知脆弱質與壓力的交互作用會促使認知脆弱質彰顯其效 果，導致憂鬱疾患的發生（Abela & Hankin, 2008）。在眾多憂鬱的認知理論 中，其理論可用來說明與解釋憂鬱青少年人際互動歷程，包括Abramson 與其 同事提出的憂鬱推論風格理論（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Abramson, Seligman, & Teasdale, 1978），Beck 提出的憂鬱認知理論，以及 Weisz 與其同事 提出的機率-能力-控制力模型（Contingency-Competence-Control model）（Weisz, 1986; Weisz & Stipek, 1982）。以下先簡要介紹這些理論的內涵，再整理這些憂 鬱理論中所觸及認知特徵對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的影響。
Abramson 等人提出三種衍生憂鬱的推論風格（Depressogenic inferential style），包括：（1）傾向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廣泛且穩定的因素，（2）傾向認為負 向事件將有災難性的後果，及（3）經歷負向事件後認為自己有缺點；帶有上述 這些憂鬱推論風格的人，容易在經歷負向事件後做出上述的推論，並因此產生 無希望感，而無希望感將導致憂鬱（hopelessness depression）發生（Abramson et al., 1989）。Beck 認為憂鬱性的認知基模會在個體遭遇負向事件時被激發，負 向基模的激發會導致個體以偏向負面、過度歸因於自我的傾向進行訊息處理，
造成傾向負面的思考偏誤，並發展負向認知三角─對自己、世界及未來抱持負 面看法，並導致憂鬱的發生（Abela & Hankin, 2008）。以上的衍生憂鬱的推論
5
風格或憂鬱負向基模，皆可能在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訊息處理歷程造成偏誤，尤 其是在可能被解讀為負面的情境當中。Weisz 與其同事提出的機率─能力─控 制模型認為，自己是否有能力促使喜好事件發生的信念，可以分為兩個向度，
第一為該事件的發生與否有多少程度取決於行為者（以同儕為參照），第二為自 己有多少能力可以執行促使該事件發生的行為（Weisz, 1986; Weisz & Stipek, 1982）；上述可控制程度與控制能力兩者的不足，皆與憂鬱症狀有正相關
（Abela & Hankin, 2008）。此理論突顯對生活事件的缺乏控制感，在青少年憂 鬱扮演重要角色。
（二）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動概念
Rudolph（2009）在其所提出的青少年憂鬱的人際脈絡架構中，認為青少年 對人際關係的不適應性評估是引發憂鬱的脆弱性之一。他認為過度在意人際關 係成功與否、投注過多時間與情緒能量於人際關係，以及對人際互動抱持負向 概念，皆是青少年憂鬱的人際脆弱性。其中，對人際互動抱持負向概念的青少 年，包括：認為自己不值得或不能夠參與正向的人際互動、認為他人是不支持 且不可被信任的、傾向認為人際互動會是不愉快的、認為自己無法創造正向的 人際互動結果，就容易對其人際互動抱持無望感，並且影響其在人際互動歷程 中對相關訊息的登錄、解釋與提取。已有研究發現，具憂鬱症狀的青少年存在 人際訊息處理的偏誤（Shirk, Van Horn, & Leber, 1997）、傾向將人際互動評估為 高度壓力情境且歸責於自己（Krackow & Rudolph, 2008）、也會過度認為自己的 社交能力不足 (Cole, Martin, Peeke, Seroczynski, & Hoffman, 1998) 。上述易引發 憂鬱的青少年人際脆弱性特質，包括對自己與他人的負向知覺與態度、對人際 互動有負面期待，以及對人際互動缺乏控制感，剛好皆與前段憂鬱青少年的社 會認知特性，如無望感、負向認知三角、控制感不足等相呼應。
如同憂鬱的認知理論所採取的脆弱性─壓力模式，本研究認為，青少年既 有的脆弱性認知風格，會特別容易在青少年在面對高壓力的人際互動情境時展
6
現出來，使青少年在人際情境中對訊息的理解與判斷趨於負面，因而做出負面 的人際互動行為，並導致接收到負面回饋的互動對象採取真正的負面行為，進 一步惡化互動關係。
貳、青少年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共存的現象及相關研究
（一）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對立反抗症、行為規範障礙症的共存
已有許多研究發現，憂鬱疾患與行為規範障礙症（Conduct Disorder，
CD）、對立反抗症（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的共病率甚高，所以 有一系列研究聚焦於憂鬱與攻擊行為的關聯性探討（Card & Little, 2006; Fite, Colder, Lochman, & Wells, 2008; P. J. Fite, Laura Stoppelbein, & Leilani Greening, 2009b; Raine et al., 2006）。憂鬱與攻擊行為都是耗費重大社會成本的心理困擾，
不僅影響青少年的人際、學業等各領域功能，影響未來發展，也造成社會福利 資源的花費，所以去探討兩者有其必要性。以下先回顧過去對於憂鬱疾患與 CD、ODD 共病現象所做的研究，再回顧近期對憂鬱與攻擊行為關聯所做的研 究。
憂鬱疾患與 ODD、CD 在青少年發生共病的現象，已成為許多流行病學調 查及心理病理研究的主題。針對社區青少年及孩童進行調查，發現患有憂鬱疾 患的個體中有27.3%同時患有行為規範障礙症，12.2%有行為規範障礙症的個體 同時罹患憂鬱疾患，社區樣本之共病率約為6.6%，僅稍低於憂鬱疾患與焦慮疾 患的共病率－8.2% （Angold, Costello, & Erkanli, 1999）。針對臨床樣本所做的 調查，患有憂鬱疾患的青少年中，有14%至 25%同時患有行為規範障礙症，兩 者間的終身共病率則可高達36%（M. Kovacs, Paulauskas, Gatsonis, & Richards, 1988; Rohde, 2009）。Costello、Mustillo、Erkanli、Keeler 與 Angold（2003）發 現，在女性青少年中，將其他疾病皆控制住後，憂鬱仍與CD、ODD 有共病存 在，但在男性青少年中，控制其他疾病的共病後，憂鬱與CD、ODD 則無共
7
病。以上流行病學的研究結果顯示，憂鬱疾患與ODD、CD 的共病率明顯高於 基本機率，且此現象在男、女性青少年皆存在，唯共病現象在男、女青少年發 生的機制是否相同，需更多研究加以釐清。
相關領域研究者對此共病現象產生興趣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憂鬱疾患 與ODD、CD 是看似相當不同的疾病，前者的症狀包含了情緒低落、失去活 力、無價值感與罪惡感等，後者的症狀則包含攻擊行為、欺騙、發脾氣、違反 規範及經常與大人爭辯等等，不僅師長不易想像好發脾氣且具攻擊性的青少年 會有情緒低落的狀態，在過去對青少年心理問題的分類上，兩類疾患也分屬不 同的類別──內化行為問題（In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與外化行為問題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Achenbach & Edelbrock, 1978）。但探討在症 狀呈現、疾病分類上皆大不相同的疾患同時發生的現象，不僅可以了解其產生 共病的機制，也可能對個別疾病的病理機制有更深入的認識。 第二，已有許多 研究顯示，行為問題與憂鬱疾患間的共病，將使得青少年有更高的風險於未來 發生情緒、行為、學業、社會適應及職業方面的困難。例如，在一項包含男、
女性共病青少年的研究中，共病者比僅罹患ODD、CD 者有更多憤怒與焦慮情 緒、縱火、身體症狀，相較於僅罹患憂鬱疾患者，共病者也有更多身體症狀與 焦慮情緒；此外，共病者在學業、家庭與人際領域的功能也更差（Ezpeleta, Domènech, & Angold, 2006）。 亦有研究發現，與品性疾患共病之憂鬱疾患，其 病程更趨向慢性且重複復發（M. Kovacs et al., 1988），而憂鬱則與行為規範障礙 症症狀的早期初發有關（Goldstein et al., 2012）。因此，探究造成兩類疾患共病 的原因，不僅有助於增進我們對兩種疾病在罹病機制上的了解，也有助於協助 青少年有更好的社會適應。
Wolff 與 Ollendick（2006）進一步探討上述高共病率，到底是真實疾病的 現象，或是研究方法與疾病分類準則的缺點所導致的膨脹現象。在研究方法方 面，過去許多採用臨床樣本所做的調查結果，可能因為就醫樣本多是症狀較嚴
8
重的個案，而傾向發現較高的共病率，然前述採用社區樣本所得到的高共病比 率可以排除此疑慮。此外，臨床實務上面對多個訊息來源提供不一致的訊息 時，會採用「或」而非「且」的原則，意即只要單一訊息來源（如孩子本人、
父母或老師）報告足夠的症狀與嚴重度，即可予以診斷，在此原則下，若訊息 來源有所偏誤，則可能導致共病率的膨脹。但Angold 等人（1999）發現，僅採 用孩子本人報告症狀的研究，亦得到相當高的共病率；事實上，利用結構式訪 談採納多方訊息，配合清晰客觀的診斷準則，反而能避開主觀偏誤，做出較正 確的判斷，避免過度診斷。在診斷準則方面，兩類疾病的確診各須多種症狀同 時出現，且兩類疾患需呈現的症狀有很大差異，因此診斷準則的重疊性應該不 是造成高共病率的原因（Zoccolillo, 1992）；兩者唯一的共同處是都有可能出現 情緒易怒（irritability），但一項將情緒易怒症狀加以控制並重新計算共病率的研 究，發現共病率並未因此下降（Biederman et al., 1995）。以上的討論顯示，憂鬱 疾患與行為問題的高共病率並非研究方法或診斷準則的缺失所造成，而是真實 存在的共病現象。
（二）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對立反抗症、行為規範障礙症共存的相關研究與可能 解釋
關於兩類疾患共病率高於基本機率的原因，過去已有許多學者嘗試以不同 的角度加以探討，以下將分述這些研究取向及其成果。
在第一個研究取向上，有許多學者對共病個體中兩類疾患發生的先後順序 進行研究，期待能以時間順序關係釐清兩種疾病間是否可能存在因果關聯；意 即，若一疾病穩定地先於另一疾病發生，則較有信心推論，先發生的疾病提高 罹患後續疾病的機會，或者導致後續疾病的發生。然而，關於憂鬱與行為問題 這兩類疾患目前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憂鬱疾患先於行為 問題（Beyers & Loeber, 2003; M. Kovacs et al., 1988），另一些研究則發現，行為 問題先於憂鬱疾患（Rohde, 2009）；此外，亦有研究者認為，兩類疾患可能有
9
相互促進的關係（Measelle, Stice, & Hogansen, 2006）。早期曾有一些學者認為 孩童不會像成人一樣直接將憂鬱情感表現出來，而是以其他症狀尤其是問題行 為的方式展現，因此，在過去曾有許多孩童的適應不良症狀被認為是憂鬱疾患 的「面具（Mask）」，行為規範障礙症即是其中之一（Carlson & Cantwell, 1980）；雖然此觀念現在被認為不盡正確（Rohde, 2009），但事實上，當孩子同 時存在兩種疾患時，由於照顧者或師長忙於處理容易被觀察到的外化行為問 題，其內化問題─憂鬱疾患─經常因為被外化問題遮蔽而不被處理；此現象可 能是使得兩類疾患發生的先後順序在臨床上不易被確定，並導致相關研究無法 得到一致結果的原因之一。
以上文獻回顧發現，疾病發生的時間順序關係，難以協助釐清某一疾病是 否對另一疾病有促進關係，而兩類疾病是否有相互促進的關係，亦需要更多研 究加以支持。針對此共病現象，尚有兩個研究取向嘗試尋求其機制。首先，兩 類疾病間可能擁有一些共享的危險因子，各自也有一些獨特的危險因子，這或 許是造成有些個體僅罹患其中一種疾病，而有些個體同時罹患兩者的原因。再 者，憂鬱疾患與ODD、CD 在整體症狀呈現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憂鬱疾患及 ODD、CD 皆各自包括了多種不同症狀，或許將這些症狀加以分類，可以在症 狀的層次找到行為問題與憂鬱疾患間的關聯。以下將詳細加以討論。
Wolff 與 Ollendick（2006）回顧過去研究，嘗試區分出兩種疾病的共同危 險因子，以及各自的獨特危險因子。在父母的心理疾患方面，父母親的憂鬱疾 患與物質濫用可提升子女罹患憂鬱疾患及行為問題的風險，但僅有行為問題會 受到父母反社會人格的影響。在情緒調節方面，僅具行為問題者的特徵為衝動 性高而情緒調節能力弱，僅具憂鬱疾患者，則是衝動性低且情緒調節過當，至 於共病患者則與僅具行為問題者較接近。在認知偏誤方面，僅具憂鬱疾患者有 習得性無助、憂鬱歸因風格等負向認知特徵，而僅有行為問題者，則是傾向對 自己有過高的評價；此外，兩者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出現不同種類的偏
10
誤。由以上的整理發現，兩類疾患都有在父母親心理疾患、情緒調節及認知偏 誤等方面的危險因子，但共享的危險因子甚少，似乎不足以解釋兩者共病的現 象，目前也較少有研究討論上述變項在共病患者的表現為何，因此不易協助我 們對共病的發生做出解釋。
已有多篇研究對行為問題所伴隨的各種症狀進行分類，期待能找出和憂鬱 疾患有所關聯的因素，但各研究團隊間所得到的因素分析結果略有差異
（Burke , Hipwell, & Loeber, 2010; Mick, Spencer, Wozniak, & Biederman, 2005;
Stringaris & Goodman, 2009）。Burke 團隊整理過去研究發現，ODD 在時序上經 常出現於CD 與憂鬱疾患之前；因此認為，將 ODD 的症狀加以分類，會找到部 分症狀可以用以解釋憂鬱疾患與行為問題間的關聯。他們整理過去的因素研究 發現，整體而言ODD 的症狀可以被區分為負向情緒─包含易怒的（touchy）、
憤怒的（angry）、惡意的（spiteful）及報復心的（vindictive），與侵擾行為兩 類，其中負向情緒向度的症狀可以預測未來的憂鬱症狀（Burke & Loeber, 2010）。針對女性青少年的五年期追蹤研究也發現，ODD 症狀可分為負向情 緒、對立行為以及侵擾行為，其中負向情緒可預測後來的憂鬱症狀，對立行為 與侵擾行為可預測行為規範障礙症。Burke 團隊認為對立反抗症或許是憂鬱疾 患與品性疾患間重疊、共通的部分，且負向情緒是其關鍵（Burke, Hipwell, et al., 2010）。值得注意的是，Burke 團隊所定義之負向情緒中，最穩定存在的構 念為易怒與憤怒，剛好也是DSM-5 鬱症診斷準則裡針對兒童青少年族群，可以 替代憂鬱情緒的主要表現症狀。
心理分析觀點曾以憤怒、攻擊等心理機制對憂鬱症的發生提出解釋，雖然 較少在近期針對青少年憂鬱症與行為問題的文獻中被提及，但或許能為兩者共 病的現象提供啟發性的思考。佛洛伊德於臨床工作中觀察到，無法在與重要他 人的關係中滿足自戀需求的個案，會對自我產生負面批評，他認為，由於直接 地對他人展現敵意與憤怒會產生罪惡感，個案因此將其攻擊轉而針對自己，特
11
別是已經被自己內化且認同的內在客體（Carlson & Cantwell, 1980）。此「對自 身進行攻擊」的觀點，似乎呼應了憂鬱歸因風格的理論；研究發現，憂鬱與特 定的歸因風格有關，即傾向將負向事件作向內（internal，即歸咎於自己）、整體 性（global，涉及生活的所有層面），以及穩定的（stable，此因素會持續存在）
歸因，而對正向事件作向外的（external）、局部性的（local）及暫時性的
（transient）歸因（Abramson et al., 1978）；這樣的歸因風格很可能導致個體對 自己進行批評，認為自己缺乏價值。曾有研究檢驗憂鬱歸因風格是否能解釋對 立反抗症、行為規範障礙症與憂鬱症間的關聯，路徑分析發現歸因風格的確能 對兩者間的關係提供部分解釋（Rowe, Maughan, & Eley, 2006）。
（三）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共存現象與可能解釋
因為攻擊行為是 ODD 與 CD 的重要症狀呈現，兩疾病的診斷準則皆包含對 他人或物品的攻擊與破壞，以及對人發脾氣或大吼等情緒和言語爆發，所以有 另一系列的研究聚焦於攻擊行為的探討。已有許多研究發現，憂鬱症狀經常存 在於反應性攻擊行為高的孩童與青少年（Card & Little, 2006; Fite et al., 2008;
Fite, Stoppelbein, et al., 2009b; Raine et al., 2006）；因此對於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 關聯的研究，也多聚焦於反應性攻擊行為。有關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區 分，參見第二節說明。
一項後設分析研究發現，反應性攻擊行為和憂鬱與焦慮情緒、不被同儕接 納、受同儕欺負、遭同儕拒絕、較少的利社會行為、不喜好社會互動，以及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狀、違規行為皆有顯著相關；控制了主動性與反應性攻擊行為 間的相關後，主動性攻擊行為僅和違規行為、同儕拒絕有關（Card & Little, 2006）。另一項針對男性青少年進行的追蹤研究發現，反應性攻擊行為可以預測 三年後的憂鬱症狀，但此預測力僅存在於遭受同儕拒絕或有不良親子溝通關係 的青少年（Fite, Rubens, Preddy, Raine, & Pardini, 2014）。另一包括男、女性青少 年的研究亦有類似發現，親近的同儕關係可以調節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
12
間的正相關（Preddy, Fite, Wimsatt, Vitulano, & Gaertner, 2014）。以上研究結果顯 示，反應性相較於主動性攻擊行為，與青少年的整體社會適應不良有更強的關 聯；此外，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不良的同儕互動皆有關，其中，好的 同儕互動可以緩衝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的關聯，而不良的人際互動讓高攻擊行 為的青少年更易出現憂鬱症狀。
總結以上的文獻回顧，針對憂鬱症狀與 ODD 或 CD 共存機制的研究，主要 有三個方向；第一，由疾病的發生順序嘗試檢驗兩類疾病間是否有因果關係，
第二，兩類疾病是否有共同之危險因子，第三，對問題行為相關症狀進行分 類，嘗試找到兩類疾病共通之症狀，其主要發現是，包含易怒與憤怒的負向情 緒是ODD 與憂鬱症狀間的共通點。以上的研究皆協助我們對兩類疾患共存的 現象與可能原因有更多了解，然上述取向皆是在疾病與症狀等較巨觀的層面進 行研究與討論。另一系列的研究則發現，憂鬱症狀與反應性攻擊行為有明顯關 聯，兩者經常共存，且同儕互動的品質在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的關聯中 扮演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反應性攻擊行為的特徵之一即是經常伴隨憤怒 情緒。由於過去對憂鬱與侵擾行為共存現象的研究，多以疾病或症狀層次的討 論為主，本研究希望能以更微觀的角度探索憂鬱症狀與侵擾行為在青少年同時 發生的可能原因。由上述文獻回顧發現，憂鬱症狀與ODD、CD 皆涉及青少年 在人際互動中的困難，且人際互動也是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間關聯的重要因 素，因此，本研究認為探討人際互動行為方面的偏差，可能是討論兩類心理困 擾共存的重要切入點。另一方面，憤怒情緒是青少年憂鬱與對立反抗疾患間的 共通點，而反應性攻擊行為也經常伴隨憤怒情緒出現；因此，反應性攻擊行為 是適合做為進一步探討憂鬱與侵擾行為障礙關聯的焦點之一。經過以上的文獻 回顧與討論，本研究將聚焦於有憂鬱症狀或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的人際互動 行為，嘗試以此角度進一步探索青少年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共存的可能原因。
由於青少年與同儕間的互動關係緊密，與同儕的互動品質對青少年的心理社會
13
適應有重大影響，本研究將著重於青少年同儕間的互動行為。
第二節 青少年攻擊行為
壹、台灣青少年的攻擊行為
青少年期是攻擊行為明顯增加的發展階段；過去研究發現，攻擊行為最嚴 重的年齡約為16 歲（Tremblay, 2000）。法務部《100 年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 分析》（法務部保護司，2012）報告，每一萬名少年/兒童中，約有 61 名少年/兒 童有犯罪行為，其中有約四分之一屬傷害罪；近年來，傷害罪佔全體少年兒童 犯罪人數的比率逐年增加，且所佔比例均高居暴力犯罪首位。在少年犯方面，
傷害罪是暴力事件刑事案件與保護事件中所佔比例最高的犯罪種類之一；民國 102 年經法院裁判確定有罪的 14 至 18 歲青少年中，傷害罪亦為人數較多之類別
（法務部，2014）。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在學或非在學之少年兒童，傷害罪均 為所佔比例較多的犯罪類型，且在學少年兒童觸犯傷害罪之比例與非在學者相 當，可見校園內發生傷害事件的風險亦高。此外，教育部的統計也指出，校園 暴力與偏差行為在國中階段大幅增加，且約佔101 年校安通報事件的 7%，其中 以鬥毆等暴力事件佔大多數（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2013）。由以上資料可以發現，涉及暴力攻擊行為的傷害罪佔台灣少年犯罪中相 當大的比例，且少年傷害罪犯並非僅限於輟學少年，校園中也有相當頻率的傷 害罪與攻擊行為。
在犯罪原因方面，少年及家事法院將少年兒童犯罪原因分為生理、心理、
家庭、社會、學校及其他因素。法務部的分析發現（法務部保護司，2012），
近年來少年兒童犯罪者，因「心理因素」而犯罪者最多，所佔比例達46 %，且 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心理因素」中又以「自制力不足」為主要原因，約佔92
14
％。以上統計顯示心理因素在兒童青少年的犯罪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值得持 續研究並尋求介入方法，以期減少兒童青少年之犯罪行為。
貳、攻擊行為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
國外研究顯示，青少年暴力攻擊行為可預測未來的心理困擾、學業與職業 困難以及犯罪行為（Coie & Dodge, 1998）。Farrington（1995）發現，曾在青少 年期有暴力行為者，其中有一半會在成人早期再次出現暴力行為。以攻擊行為 的持續性分類，僅在兒童期或青少年期出現攻擊行為者，在成年期有較多酒精 濫用問題，整體攻擊傾向也較高；自兒童或青少年起持續有攻擊行為者，在成 年期較容易出現被警察逮捕、交通違規、攻擊行為、家庭暴力、離婚、酒精濫 用、健康狀況不佳，以及教育和職業方面的低成就；不論兒童或青少年期的攻 擊行為是否持續，在成年期都有較多的心理社會問題（Huesmann, Dubow, &
Boxer, 2009）。追蹤不同攻擊行為種類之青少年在成年期的發展，以反應性攻擊 行為為主的青少年，相較於一般人在成年早期有較多負面情緒，如焦慮、憂鬱 及自殺行為，較早開始使用非法藥物、有物質濫用行為， 唯成年早期的反社會 行為並未顯著增加（Fite et al., 2008; Fite, Raine, Stouthamer-Loeber, Loeber, &
Pardini, 2009; P. J. Fite, L. Stoppelbein, & L. Greening, 2009a）；以主動性攻擊行為 為主的青少年，不僅在成年早期有較多物質濫用與反社會行為，也有更多心理 病態（psychopathic）特徵（Fite, Raine, et al., 2009）。以上文獻說明，不論種類 或持續時間，青少年暴力攻擊行為皆與成年期的適應不良有顯著關聯，若能進 一步了解青少年攻擊行為的機制，將有機會協助青少年在現階段及未來有更好 的適應功能。
參、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
青少年的攻擊行為可分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兩者在行為 目標、認知歷程、情緒反應，以及相關的個人特質與預後皆有所不同；也因
15
此，兩種攻擊行為的區分被認為提供了研究攻擊行為發生機制的一個重要觀點
（Raine et al., 2006）。反應性攻擊行為是個體面對挫折或他人的攻擊、挑釁時，
為保衛自己利益、社會地位或進行報復，而做出的攻擊行為，經常伴隨憤怒情 緒；主動性攻擊行為則是個體為達某一目標而蓄意、有計畫地進行的攻擊行 為，通常是冷靜執行而不帶有強烈情緒的（Crick & Dodge, 1996; Fite, Raine, et al., 2009） 。
主動性攻擊行為在動物與人類研究中，皆被認為是工具性、計畫性，鮮少 伴隨生理激發的攻擊行為。有研究發現進行此類工具性暴力犯罪的成人有較高 的心理病態（psychopathy）特質，包括操縱他人、不勞而獲、情感與生理激發 平淡、尋求刺激等特性，在兒童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因此主動性攻擊行為被 認為與心理病態特質有關。與帶有心理病態特質的成人相似，具有該特質的孩 童在同儕互動中經常能展現幽默並在初期得到同儕歡迎，但在長期互動後，這 些孩童即因攻擊與干擾行為而受到同儕的排斥（Dodge & Coie, 1987）。此外，
主動性攻擊行為高之孩童，其攻擊行為傾向持續至青少年及成人期，其攻擊行 為也涉及更嚴重的不適應性行為與法律問題（Fite, Raine, et al., 2009）。
反應性攻擊行為是個體為應對他人攻擊或挑釁所做出的反應，因此與個體 的人際衝突解決風格有關，而此問題解決歷程涉及大量的認知運作。已有許多 研究發現，有大量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孩童，在訊息處理歷程中會有偏誤表現
（Crick & Dodge, 1996）。亦有研究顯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執行功能方面的缺損 有關，例如缺乏抑制功能、自我控制能力較弱，以及較高的衝動性（Atkins &
Stoff, 1993; Raine et al., 1998），且執行功能的缺損可以預測物質濫用高風險兒童 的反應性攻擊行為（Giancola, Moss, Martin, Kirisci, & Tarter, 1996）。在情緒方 面，反應性攻擊行為與害怕、暴躁易怒（irritable）及敵意情緒有關（Raine et al., 2006）。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研究皆顯示，青少年的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有
16
明顯關聯；Fite 等人（2009）發現青少年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成年早期的憂鬱症 狀有關，但此關聯性在控制青少年期的憂鬱症狀後即消失，研究者因此推測，
反應性攻擊行為與青少年期初發且持續至成年期的憂鬱有關，並推測這些青少 年的憂鬱症狀來自攻擊行為造成的同儕拒絕與社會孤立。
第三節 社會訊息處理歷程
Dodge 及其研究團隊曾提出兒童的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並發現有憂鬱症狀 或攻擊行為的兒童，皆在社會訊息的處理歷程中出現偏誤表現（Dodge, 1993;
Quiggle et al., 1992）。以下將介紹 Crick 與 Dodge（1994）的社會訊息處理理 論，並整理過去依此架構針對兩類不適應兒童所做的研究。
壹、Crick 與 Dodge 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理論
以社會認知觀點探討兒童的社會適應，奠基於一項假設，即社會認知是影 響人際互動行為的重要機制，而孩童的人際互動行為又會對其社會適應有重大 影響；所以，社會認知觀點可作為探討青少年社會適應一個很實用的理論架構
（Crick & Dodge, 1994）。早期對兒童社會認知的研究，多藉助既有的認知概 念，例如觀點取替能力，但這些概念所描述的認知歷程與行為過於廣泛，以這 些構念進行的實徵研究往往得到不一致的結果；因此相關研究學者便嘗試更聚 焦於人際互動當下的認知歷程，以更細緻的認知構念對兒童人際互動行為進行 研究，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觀點因此逐漸被學者所採用。Dodge（1986）提出 了社會訊息處理理論，解釋孩子從面對社會情境訊息到做出人際互動行為之間 的認知歷程；事實上，以此理論架構衍生出的實徵研究，相較於過去的廣泛性 的認知構念，確實對兒童人際互動行為有較佳的預測力（Crick & Dodge, 1994）。Dodge 等人後續又因實徵研究的累積與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理論發
17
展，而陸續修改其理論，並以該理論嘗試解釋孩童如何因人際互動的困難而出 現攻擊行為或憂鬱症狀（Crick & Dodge, 1994; Dodge, 1993; Quiggle et al., 1992）。本研究嘗試以該理論架構，探索不同憂鬱症狀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程度的 台灣青少年，在人際互動中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期待能藉此對青少年憂鬱症 狀與攻擊行為的共存現象提出部分解釋。以下將先介紹Crick 與 Dodge（1994）
提出之社會訊息處理理論。
Crick 與 Dodge（1994）認為孩子帶著天生的生理特性，以及由過去人際互 動經驗所累積而成的記憶資料庫投入人際互動情境；他們將孩子在面對社會情 境至採取因應行動之間的歷程分為六大步驟（其理論模式圖參見圖一）。在孩子 的記憶資料庫中，不僅存有過去個別的人際互動經驗，也存有由眾多互動經驗 累積而成的概括性規則，例如人際互動的基模與腳本、社會規範、面對各種情 境的常識與判斷力等等，這些資料將影響孩子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資料提取 與決策，而新的人際互動經驗也不斷擴充記憶資料庫中的內容，繼而影響後續 的人際互動認知與行為。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第一步為社會訊息的登錄
（encoding），孩子選擇性地注意外在與內在的線索，並將這些線索存入短期記 憶，作為後續詮釋情境、決定反應方式的基礎；外在線索包括互動對象的行 為、情境中的各種事物等等，內在線索如自身的情緒反應與生理激發。第二步 是對線索做出內在表徵與解釋，意即對事實賦予意義，又可分為幾個細步驟，
包括：（1）對環境線索形成個人化的心理表徵並存入長期記憶，（2）對情境事 件進行因果分析，（3）對他人的觀點與想法進行判斷（包括判斷他人意圖），
（4）評估人際互動的目標是否已經達成，（5）評量自己過去在人際互動中對互 動結果、自身能力的預估是否準確，（6）判斷過去與當下互動對自身與他人的 意義。第三步是決定情境中人際互動的目標或想要的結果，例如：避免捲入紛 爭、與對方成為朋友、得到想要的物品、與互動對象互不相欠等等；孩子通常 帶著目標或目標傾向參與人際互動，隨著互動的進行，孩子可以選擇維持原目
18
標，或依照情勢修改其目標。第四步為針對情境從資料庫中提取可能的因應方 式，若面對的是新情境，則需產生新的應對行為；資料庫中的既定內容會影響 被提取行為的範圍，此外，孩子對事件賦予的意義也會影響被提取的反應種類
（Dodge, 1993）。第五步是對各種因應方式進行評估，並選擇一個最佳做法準 備行動；評估時考慮的因素可能包括：行為後果、是否有能力做出該行為、該 行為是否適當等等。第六步為執行所選擇的因應方式。孩子採取行動後，人際 互動或訊息處理的歷程並未停止，新的情境線索開啟下一系列的處理歷程，因 此社會訊息的處理是循環進行的（Crick & Dodge, 1994）。
圖 1 社會訊息處理模式圖（Crick & Dodge, 1994）
以上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理論有幾個特點。第一，參考認知科學領域的研 究成果與理論，人類的訊息處理歷程並非僅有單一路徑或一次只處理一個訊
19
息；此外，孩子在情境中處理訊息的同時，新的情境線索會不斷進入處理系 統；因此，雖然社會訊息進入處理歷程後，會依循固定的步驟處理，但因為新 線索不斷匯入，任一時刻下各個階段皆處於運作狀態，且運作成果會透過回饋 歷程影響其他階段的運作。第二，此架構包含了微觀與巨觀的經驗─行為互動 機制。孩子在互動經驗中累積人際互動的知識，做為未來訊息處理歷程的參 考，例如，當孩子以肢體攻擊應對他人的言語挑釁，並成功地嚇阻對方，則未 來受到挑釁時，孩子易認為這是可行而有效的做法；此外，孩子的互動經驗形 塑他對人際互動的看法，並進一步形塑其互動行為，例如，社會適應困難的孩 子可能對人際互動有負面看法，此態度可能讓孩子在訊息處理歷程中有負面傾 向，此傾向又可能進一步導致社會退縮等其他不適應性互動行為，影響社會適 應。第三，此理論包含一個潛在的心智結構─社會互動知識庫，以及一組隨時 與情境互動的運作歷程，新的互動經驗持續更新知識庫，更新後的知識庫也不 斷影響訊息處理歷程。
此外，Crick 與 Dodge（1994）認為，其理論尚須納入其他可能影響孩子人 際互動行為的因素，並且有待進一步的實徵研究結果協助納入。這些因素包括
（1）自動或受控制的訊息處理歷程：部分人際互動歷程可能因為重複發生而為 孩子所熟悉，這些歷程可能在情境中快速地被執行，而非依循訊息處理歷程判 斷後才行動；此外，也有研究發現孩子在負向情緒中易有快速、不經思考、非 理性的判斷與行為（Dodge & Somberg, 1987）；因此，似乎有部分社會互動行為 並不依循前段所述之訊息處理歷程，這些自動化的歷程內涵為何，又何時容易 被激發，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討論之。（2）隨著孩子的發展，其訊息處理歷程可 能產生改變，包括訊息處理容量與速度的增加、社會互動知識的累積，以及某 些處理途徑因重複執行而變得更加穩固，導致訊息處理模式逐漸限縮而固定；
這些發展因素實際上如何對訊息處理歷程產生影響，則需要進一步研究。（3）
情緒被認為在每一個訊息處理階段都有可能造成影響；例如，在訊息登錄階
20
段，情緒感受與生理激發可能成為內在線索，在訊息解釋階段，若認為對方存 有敵意，就容易產生生氣、害怕等情緒。此情緒對訊息處理歷程的影響也需要 被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欲探索不同憂鬱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是否在人際互動 的訊息處理歷程中存在某些傾向，做為使其憂鬱症狀或攻擊行為產生並持續的 因素，另也嘗試由兩類特性青少年相似與相異的訊息處理傾向，提出憂鬱症狀 與攻擊行為同時出現的可能解釋。以上對於Crick 與 Dodge（1994）社會訊息處 理歷程理論的說明，顯示該理論架構十分適合為本研究所採用，其主要理由有 三：第一，此社會訊息處理觀點，可與過去對憂鬱青少年所做的認知特性研究 相呼應；第二，已有一些研究探討高反應性攻擊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出 現的偏誤，可作為本研究探討高攻擊行為青少年訊息處理特性時的參考；第 三，該理論的發展與後續研究皆以同儕互動為主要焦點，與本研究關切的青少 年人際互動領域相同。除了以上優點，該理論將人際互動中的認知歷程做了詳 細地分解，因此可針對單一階段的訊息處理進行研究，亦可探索多階段之間的 關聯。理論也包含一個人際互動經驗資料庫，資料庫中的內容可作為情境中訊 息處理的參照，情境中的人際互動經驗也會納入資料庫保存，成為未來的參考 資料；此資料庫結構可做為儲藏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既有之人際互動信 念與認知特性的地方。 最後，了解不同特性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困 難後，才有機會針對不同階段之缺失發展聚焦而容易被青少年理解的因應技 巧。
貳、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階段
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第一步驟─登錄社會訊息，涉及對環境與內在訊息的 知覺與選擇，而第二步驟─解釋社會訊息，則涉及個體對訊息所做的心智表 徵、因果推論、觀點取替等運作；兩個步驟皆容易受到認知偏誤的影響。相對 地，後續的訊息處理階段包括決定互動目標、提取可能的因應行為、評估並決
21
定因應行為，以及執行因應計畫，皆較依賴過去人際互動經驗累積於資料庫中 的知識或基模而決定；例如，可供選擇的互動目標與反應行為皆受限於資料庫 中的既有資訊，對於各種反應行為的評估，也易受到過去執行行為所得的回饋 經驗影響。因此，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的階段相對後 面的其他階段，較容易受到認知偏誤的影響。
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由於訊息的處理依循特定步驟，前一階段的處理 結果將影響後續步驟的進行。例如，若孩子在解釋社會訊息的階段中，將互動 對象的行為判斷為中性或出於善意，則在考慮互動目標時，可能自資料庫中提 取更多中性或善意的目標，像是結束互動並繼續原本活動或與對方成為朋友；
若孩子將對方行為判斷為帶有惡意，則在考慮互動目的時可能提取更多負向目 標，像是報復或懲罰對方。所提取的互動目標傾向不同，最後選擇的目標即有 可能不同；正向的目標將促使善意的因應行為被提取，負向的目標將導致惡意 因應行為最後被選擇並執行的可能性大增。有研究嘗試以高攻擊行為兒童在社 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徵，將以反應性或主動性攻擊行為為主的孩童區分開 來，結果發現，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孩童，其主要訊息處理缺失出現於訊息的 登錄與解釋階段，而高主動性攻擊行為者，其缺失主要出現於後續階段（Crick
& Dodge, 1996）。
綜上所述，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尤其容易受到認知偏誤的影響，且該兩 階段處於訊息處理歷程中的初期，其處理結果易影響後續的訊息處理；此外，
本研究欲聚焦的高反應性攻擊行為者常有此兩階段的缺失，因此本研究將聚焦 於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歷程來探討具有憂鬱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 在人際互動的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定傾向。
22
第四節 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 息處理表現
Dodge 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探討高攻擊行為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 出現的偏誤或缺失，也嘗試以憂鬱兒童的認知特徵說明他們可能有的社會訊息 處理偏誤；他們發現，兩類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的各階段都可能出現偏誤，但 兩類兒童的偏誤有所不同（Dodge, 1993）。以下整理兩類兒童在社會訊息的登 錄與解釋階段所出現的特定偏誤表現。
壹、高憂鬱兒童與青少年於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色
（一）社會訊息的登錄
Beck（1967, 1976; 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認為，有憂鬱情緒的 人因為具有負向基模，在負向情境中易將注意力集中於負向訊息，而忽略正向 線索；負向基模也導致個體出現認知偏誤，造成對自己、環境與未來有負面看 法。有研究發現，憂鬱孩童傾向注意並回憶與自身相關的負向字詞（Hammen
& Zupan, 1984），傾向回憶人際互動中的負向片段（Shirk, Boergers, Eason, &
Van Horn, 1998）；相較於非憂鬱的孩童，對正向人際互動中的支持與協助程度 有較低的評分，也會認為他人的協助與關心是不真誠的（Shirk et al., 1997），似 乎有困難準確覺察他人的正向與善意訊息。
（二）社會訊息的表徵與解釋
Abramson 等人（Abramson et al., 1978）提出的衍生憂鬱的推論風格
（depressogenic inferential style）中，包括一組衍生憂鬱的歸因風格
（depressogenic attributional style），意即傾向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個人內在、廣泛 且穩定的因素。在六至十年級的學童（Hankin, 2008）以及九至十七歲的精神科
23
住院病人（Joiner, 2000）的研究皆支持此歸因風格與兒童、青少年憂鬱的關 聯；另亦有一些研究發現，衍生憂鬱的歸因風格可以預測兒童與青少年在遭遇 學業與人際挫折後的憂鬱症狀（Garber & Hilsman, 1992; Panak & Garber,
1992）；顯示這樣的歸因風格會影響個體對負面事件的判斷，並促使憂鬱情緒的 發生。
貳、高攻擊行為兒童與青少年於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 色
（一）社會訊息的登錄
在社會訊息的登錄階段，需要個體盡可能不偏頗地收集大量的相關訊息；
然而，高攻擊性的孩子對訊息的注意有偏頗，且收集的情境訊息也較少。研究 發現，高攻擊性的孩童傾向注意環境中帶有攻擊性的線索，且不易將其注意力 從攻擊性線索轉移開（Gouze, 1987）；其他研究也發現，對敵意訊息的注意傾 向，與認為他人帶有敵意以及後續的攻擊行為有關（Dodge & Frame, 1982）。
此外，相較於非高攻擊型的孩童，高攻擊性的孩童在對他人意圖做出判斷 以前，收集較少的社會訊息（Dodge & Newman, 1981）。研究者提供假設的人際 互動情境，並讓孩子自行選擇是否需要取得更多關於情境的訊息，以協助自己 對他人意圖與後續因應行為作出判斷；研究發現高攻擊性的孩子較不會主動要 求更多資訊，而傾向在訊息量較少的時候即作出決定，他們的判斷也較不準 確，然而，若研究者主動提供全數情境訊息，即使是高攻擊性的孩童也能做出 準確的判斷。該研究顯示，高攻擊行為的孩子在判斷情境與他人意圖時，所採 用的情境訊息量較少；此外，訊息登錄階段的缺失確實會影響後續的訊息處 理。最後，曾有研究發現，高攻擊行為孩童相較於一般孩童，傾向利用對於互 動對象特質的印象，或過去互動經驗，來判斷互動對象的意圖，比較不會善用 當下情境所提供的線索（Dodge & Tomlin, 1987）。
24
（二）社會訊息的表徵與解釋
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高攻擊性的男、女性孩童與青少年在缺乏明確線 索協助判斷他人意圖時，傾向認為互動對象的行為帶有敵意，也就是具有敵意 歸因偏誤（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Dodge, Price, Bachorowski, & Newman, 1990; Dodge & Tomlin, 1987; Feldman & Dodge, 1987）。即便在情境中有線索暗 示互動對象之行為出於無心之意外、意圖不明甚至善意時，此偏誤仍然存在，
其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兒童與青少年有困難覺察有助其判斷他人意圖的線索
（Dodge et al., 1990）。此外，敵意歸因偏誤的出現與情境事件是否涉及本人有 關；研究發現，當高攻擊行為孩子在觀察其他孩子進行互動而非自己參與互動 時，此偏差不會出現（Sancilio, Plumert, & Hartup, 1989），其中的關鍵似乎在於 孩子是否有情緒激發（Dodge & Somberg, 1987）。攻擊行為在孩子認定他人的行 為出於惡意時更容易發生（Dodge, 1980），且敵意歸因偏誤可以預測未來的反 應性攻擊行為，卻無法預測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出現（Dodge & Coie, 1987）；甚 至有研究發現，實驗操弄或長期介入孩童的敵意歸因傾向，能夠影響孩童未來 攻擊行為的出現與否（Rabiner & Coie, 1989; Slaby & Guerra, 1988）。此發現和 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定義相呼應，反應性攻擊行為出現於孩子認定對方 有攻擊或挑釁之後，而主動性攻擊行為則是有計畫且具目的性地執行；上述研 究也突顯訊息解釋歷程中的敵意歸因偏誤，在孩子的人際互動歷程中對其後續 行為有很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Quiggle 等人（1992）發現，高憂鬱症狀的孩 童，如同高攻擊行為的孩童，也有出現敵意歸因偏誤。
Quiggle 等人（1992）曾同時觀察高憂鬱、高攻擊行為，以及兩者兼具的孩 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表現。研究發現，兩者兼具的孩童與高憂鬱、高攻 擊行為的孩童相似，也出現敵意歸因偏誤；以兒童歸因風格問卷（Children’s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測量的歸因傾向則顯示，兩者兼具的孩童亦出 現明顯的憂鬱歸因風格，意即在負向情境中，傾向將事件的發生做向內、廣泛
25
且穩定的歸因。
整合上述的文獻回顧，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的孩童皆出現社會訊息登錄與 解釋的偏誤表現。在社會訊息的登錄階段，兩類孩童皆傾向注意環境中的負向 線索，高憂鬱孩童易注意負向的人際回饋，高攻擊行為的孩童易注意敵意訊 息。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兩類孩童皆有敵意歸因偏誤，但高憂鬱孩童傾向 認為負面事件的發生為自己所導致，高攻擊型的孩童則認為由他人所導致。在 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共存的孩童，研究發現他們也有敵意歸因偏誤，且存在憂 鬱歸因風格。
參、控制信念
從前述回顧可以發現，憂鬱與高攻擊行為的孩童常有的認知偏誤，在社會 訊息處理的登錄與解釋階段，皆涉及對自己或他人訊息的選擇性注意，以及 內、外歸因的傾向，因此本研究推測，在互動對象意圖不明確的事件中，個體 對事件內或外歸因的普遍信念可能影響個體的社會訊息處理。在Crick 與 Dodge
（1994）的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中，資料庫內存有由過去人際互動經驗得到的社 會互動知識與基模，這些資料會隨時與各處理階段中的情境社會訊息進行互 動，影響社會訊息的處理。由於注意特定情境訊息，或做內、外歸因的傾向，
部份也來自於個體過去的人際互動經驗，本研究認為，這些認知處理特性也都 儲存於該資料庫中，隨時影響新進社會訊息的處理。
根據 Rotter（1966）的社會學習理論，酬賞（reinforcement）的效果並非僅 來自其出現與否或出現的方式，其效果也取決於個體是否知覺到其行為與酬賞 間的因果關係。孩子對周遭世界的知覺是混亂不可預期或存在秩序且可被預 期，將影響孩子的行為以及孩子對其行為獲得酬賞的期待。Rotter 描述此面對 酬賞的廣泛性信念是兩端分別為內在與外在控制的一個連續性軸向；當個體知 覺到酬賞並非完全取決於其行為，而是受到運氣、他人控制、環境中複雜因素 等等外在原因的控制，則個體傾向有外在控制信念；當個體知覺到事件的發生
26
主要取決於自身的行為或相對穩定的特質，則個體傾向有內在控制信念
（Rotter, 1966）。Nowicki 與 Strickland（1971）依照此理論發展兒童版控制信念 量表（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以兒童生活中常見情境為題材，測量 此單一向度的構念。過去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所做的研究發現，內在控制信念的 傾向會隨年齡增強，且與學業成就有正相關（Nowicki & Strickland, 1971）；外 在控制信念則與憂鬱、焦慮、行為問題有關（Liu, Kurita, Uchiyama, Okawa, &
Ma, 2000; Rawson, 1992; Tesiny, Lefkowitz, & Gordon, 1980）。Rotter（1966）的 所提出的內/外在控制信念理論，以及 Nowicki 與 Strickland（1971）依該理論所 發展之控制信念量表，皆與本研究欲探討的個體整體性內/外在歸因傾向相符，
因此將採用該量表測量青少年的控制信念。
第五節 研究目的、架構與假設
壹、研究目的
憂鬱疾患與 ODD、CD 在疾病分類上分屬不同類群，在症狀層次也有相當 大的差異；前者以情緒低落、失去喜樂感、動機缺乏及罪惡感等為主要症狀呈 現，後者則以攻擊與違規行為、憤怒情緒等症狀為主；然而，兩類症狀在青少 年族群中同時發生的狀況是很常見的現象。兩類症狀呈現差異甚大的疾病卻有 相當高的共病率，其共病的病理機制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構過共病機制的探 討，不僅可釐清共病的可能原因，亦可對兩類疾病的單獨病理機制有進一步的 了解。此外，兩類症狀的同時出現將嚴重影響青少年在學業、人際等生活領域 的功能，以及成年期的社會適應，故了解兩類症狀共存的背後機制，也會對青 少年的適應與發展有所幫助。
人際關係是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與挑戰，良好的社會互動可以協助
27
青少年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壓力，而人際互動上的困難則與多種心理困擾有關 聯。其中，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發生和持續都與青少年的人際互動有關，人 際互動的品質可以預測兩類心理困擾的初發，而這兩類心理困擾也會進一步損 害青少年的人際關係；因此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可作為探討兩類症狀共存原 因的切入點。
此外，易怒情緒是憂鬱青少年常有的症狀呈現；過去研究發現，以易怒情 緒為主的負面情緒，是憂鬱疾患與經常作為行為規範障礙症前驅症狀的對立反 抗行為的共有症狀。因此，以伴隨憤怒情緒的反應性攻擊行為為焦點，嘗試探 討青少年憂鬱與攻擊行為的關連，應是可行的做法。
再者，由於訊息處理中的認知偏誤是促發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近端因 素，本研究將以社會訊息處理觀點，探討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的青少年 在人際互動行為中遇到的困難，特別是聚焦在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的特徵。
研究發現，具憂鬱症狀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孩童，在兩階段的訊息處理都存在 偏差。這兩類孩童在訊息的登錄階段所收集的情境訊息皆較一般孩童少，其中 憂鬱孩童易關注於負向人際訊息，而高攻擊行為孩童易關注於敵意訊息；另 外，在訊息的解釋階段，兩類孩童皆有敵意歸因偏誤，傾向認為他人的行為是 出於惡意，其中憂鬱孩童傾向對事件的發生做向內、廣泛性而穩定的歸因，而 高攻擊性孩童則認為責任在於互動對象。
事實上，過去已有分別對於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探討，以及兩類兒童在 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特徵的研究；然而，仍有部分問題尚待進一步探索。第 一，兩類孩童在社會訊息登錄階段似乎出現關注自己或他人訊息的傾向，在訊 息解釋階段則出現內/外歸因傾向，但過去未有研究探討，如此以自己/他人作為 社會訊息處理主體的傾向，是否存在於一特定的心理機制，不僅影響事後對事 件的歸因，也影響了訊息處理中一開始的訊息收集歷程，使個體在收集訊息時 有自身或他人訊息的偏好。本研究由文獻回顧，推測內/外在控制信念，可能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