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之發展與理念

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的變化必然包涵著高等教育與國家、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了 能夠充分理解其演變與發展脈絡，本節由探討現代大學之發展和理念的角度探究高等教 育的概念及其社會脈絡，呈現大學於不同時代背景下與國家、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作 為有關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發展之分析與詮釋的基礎。

壹、現代大學之興起與發展

大學為中世紀至今仍然不停地運轉與變革的少數社會體系，於西元前後，大學在 東、西方開始逐漸萌芽，但現今除了以伊斯蘭法律、神學為主之埃及開羅的 Al-Azhar 大學，中國與印度原有的大學都已經消逝，就教育性質與管理的角度而言，歐洲中古 世紀大學已經初具今日各國現代大學之組織雛型與特徵（林玉体，1994：40；戴曉霞，

2000：4；薛天祥主編，2001：28；金耀基，2003：11）。然而，從中世紀大學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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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由於時代和社會需求的變遷，使得古今大學呈現不同的樣貌，而現代大學之源 起與發展依序為中世紀大學的興起、現代化大學的崛起、大學與工業革命、大學與高 等教育擴張、高等教育大眾化五部分：

一、中世紀大學的興起

歐洲地區自從西羅馬帝國崩析後，進入了「黑暗時代」，直到11世紀末，十字 軍東征（1096-1272）刺激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同時亦帶動了歐洲社會的工商業發 展及城市興起，阿拉伯文化也隨著貿易發達傳入了歐洲，尤其當時阿拉伯人的數 學、天文學發展蓬勃，而且他們還保存著古代希臘文化，古希臘的哲學、醫學與自 然科學拓展了歐洲學者的視野，這些經濟、政治、文化因素成為中世紀大學興起的 重要條件（戴本博，2003：215）。

為了配合政治、經濟發展的需求，教會開始興辦以醫學、法學或神學為主的學 校（studium），在教會附屬學校之基礎上，大學型態也逐漸出現（戴曉霞，2000：

5）。12世紀以後，教會附屬學校的發展日益興盛，成為歐洲各地學者的聚集地，

也吸引許多青年前來學習，於是逐漸由學校（studium）轉變為大學（studium generale），而studium generale指的是一個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的地方，充分描 述了當時中世紀大學的特色。

在這樣的風氣之下，義大利、法國的新興城市誕生了沙列諾（Salerno）大學、

波隆納（Bologna）大學、巴黎大學等歐洲中世紀的第一批大學。大學教師群體和 學生群體受到當時的行會（guild）的影響，也共同爭取成為合法的學術團體，以保 障自身權益與安全，終於在1208年取得「教師與學生行會」（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之資格，而後universitas取代原有的 studium generale成為組織的名 稱，即是現今大學的英文名稱university之由來，顯現出大學不受地域限制、超國界 與世界精神之特色。但是，無論是studium generale或是universitas，於12世紀和13 世紀初期，當時的大學尚非是一種機構（institution），其性質上還是屬於一種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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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直到13世紀中葉後，大學才逐漸有學術機構之性質。

由於大學能夠吸引各地學者與年輕學子的聚集，為當地帶來經濟上的效益和聲 望，使得許多城鎮爭相邀請學者設立大學，但也由於大學師生來自於各地，經常與 大學所在地居民產生衝突，大學常以遷校、罷課（cessation）作為抗議手段，而當 時各地的大學皆以拉丁語教學，教授和學生可以自由地雲遊四方，故大多選擇以遷 校來抵制當地居民的不合理待遇，如1209年，由於英國牛津大學與當地市政單位發 生衝突而未得滿意的解決，於是部分師生乃遷移至劍橋，成立劍橋大學，大學的遷 徙不只是引導了新大學的設立，也對於促進學術自由、尊重學者的風氣以及知識的 傳播有所助益（林玉体，1989：134）。但是大學也因需要當地政治勢力的庇護，

而長期受制於教會之下，教學只能傳播特定知識，為了爭取大學的尊嚴與學術自主 而對教會進行激烈的抗爭，也以遷校和罷課等手段，促使教會承認大學擁有獨立的 審判權和罷課權。大學的「獨立審判權」被視為大學「內部自治」權力的依據，讓 大學進一步地擺脫教會的束縛，此外，大學也成為教會以外唯一被允許進行教學的 權威機構，讓大學從封建帝王與教會獲得許多優惠，給予大學相當程度的自主空間 與獨立性；保護大學學者能夠自由地進行知識探索，因此中世紀的大學已經呈現了 自主性、國際性之特質。

14世紀以後，大學課程範圍已較為寬廣，課程內容也更為豐富，但是大學依然 受到教會所影響，其教學內容還是以解釋、論證基督教的教義為主，但是大學對教 會也有著部分的影響，大學不僅能帶來大量的消費，同時也是許多教皇、主教、貴 族與政府高階官員的母校，也由於大學師生特權的運用，大學學者勇於批判教會及 君王的作風，使得大學在當時的社會各階層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尤其大學在教 皇和封建帝王爭取權力的角力過程中，教會和君王兩方都想拉攏大學，期望透過大 學學者的聲望、博學、法學知識及擅於辯論，以增進自身權力的理據與合法性（戴 曉霞，2000：9；戴本博，2003：216），於是大學成為一個既不屬於教會；也非聽 命於君王的獨立學術組織，因而獲得了「象牙塔」的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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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大 學 學 者 勇 於 懷 疑 與 挑 戰 的 精 神 卻 也 造 成 教 會 的 威 脅 ， 當 時 威 騰 堡

（Wittenberg）大學教授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對於教會斂財、教會 人士生活糜爛等提出抨擊，將他本人反對販賣贖罪券及教會誤用權力的種種行為，

詳列九十五條條文（Ninety-five Theses），而激發了宗教革命。宗教革命的興起，不 僅動搖中世紀以教會為主的社會秩序，同時也擾亂大學在教會和封建帝王之間的平 衡，基督教的分崩離析促使民族國家逐漸成形，雖然大學逐漸脫離教會的控制，但 是國家的力量卻更為直接的介入。

16、17 世紀所設立的大學，其成立目標與課程內容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大 都較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也更加注重民族國家和地方的利益與需求（黃福濤，

1999：92；戴曉霞，2000：10）。對於外在環境的改變以及民族國家的壓力之下，

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古老大學也需要回應教會和國家之間的權力消長，而且國家勢 力的興起對於大學的發展也帶來深遠的影響。

二、現代化大學的崛起

17、18世紀為歐美傳統大學的「冰河期」，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並沒有給予傳 統大學太多的刺激（薛天祥，2001：33），雖然啟蒙運動使得當時大學課程中神學 的色彩減退，但是在課程設計與教學目標上並沒有太大轉變，課程中也沒有引進新 興學術（郭為藩，2004：19）；對於科學革命之激發與推動，反而是大學以外的科 學團體，如英國倫敦的皇家學會、巴黎科學院等，對於支持科學研究的發展有極大 的貢獻，可見傳統大學對於社會的變化、科學的興起採取保守態度，大學的發展已 逐漸無法跟上時代的變化（戴曉霞，2000：11），同時加上宗教革命之後，由於教 會的特權被削減，大學中部分具有神職的學生被迫離開，也讓有意成為神職人員的 求學動機減退，使得大學的學生人數亦隨之減少，為了改革傳統大學的課程與吸引 學生就學，大學必須進入改革的階段。

德國於1694年創辦了哈勒（Halle）大學，對於課程有了創新性規劃，納入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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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特別是法語）、數學、自然科學、政治、法律、歷史等課程，甚至部分課程 以德語授課，研究工作也擺脫神學的權威解釋，採取科學概念，還大力宣揚哲學及 理性主義，與中世紀大學以神學為主的課程內容相較，更為現代化和反映時代精 神，也為1810年創立的柏林大學奠定穩固的基礎（戴曉霞，2000：11；郭為藩，2004：

14 ） 。柏林 大學繼 承 哈勒大 學 的精神 ， 校長洪堡 德（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強調「學術自由」、「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等新穎的觀點與做法，不 只是吸引其他國家學生前來就讀，而柏林大學重視研究的新典範也被視為研究型大 學之濫觴，為世界各國大學競相仿效，使得逐漸沒落的大學開展新機，尤其柏林大 學的高等教育理念對於美國大學走向研究型大學有很大的影響（林玉体，1989：

454；戴曉霞，2000：24；郭為藩，2004：21）。除了德國設立現代化大學之外，

其他國家也針對課程結構進行改革，例如蘇格蘭的大學打破傳統的文/哲、神、法、

醫的四學院結構，改為專門化的單一科系，開創了新的學術領域與課程，而蘇格蘭 模式也為19世紀英國新興大學所仿效（戴曉霞，2000：12）。

事實上，伴隨著課程的多元與科學的分化，大學所需的費用與資源也與日劇 增，已經不是學者自治團體所能負擔，因此維持大學運作和設立大學所需的龐大資 金必須由國家和社會來承擔，而國家開始介入大學的創設，如出資興學或募款助 學，例如德國於1810年設立柏林大學，是由普魯士王國撥經費資助的（林玉体，

1989：392），於是大學在無形中讓出部分權力，國家和社會的力量也逐步地介入。

三、大學與工業革命

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的浪潮正席捲了歐美各國，但是大學就像「沒有窗戶 的城堡」（Kerr, 2001：8），對於生產技術與科學的突破視若無睹。然而，面對新 興的工業資產階級以及產業人才的需求，各國開始針對工商業以及國家發展所需的 人才，在傳統大學系統外，設立專門學院或專門性研究機構，例如1789 年法國大 革命後，法國新政權強制關閉22所中世紀成立的大學，改設各種與工業發展相關的 專門學院；而英國也於19世紀後期，將各個工業城市的城市學院先後升格為城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