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齊代文學集團的書寫策略
第三節 ‧齊代文學集團的風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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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體」的影響，如沈約的「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昔時兮春日，昔日兮春 風。銜華兮佩實，垂綠兮散紅。巖陬兮海岸，冰多兮霰積」，這固然有些南朝的 文學風尚，但基本上看的出是仿擬〈九歌〉一類作品而來的。另外郝立權也指出，
謝朓的詩句經常化用《楚辭》的句式而來。75不過「騷體」的召喚或許就是另外 一個課題。眼下我們如果依據「詩緣情」、「賦體物」這樣的兩大範疇來論述，那 麼以辭賦鋪排「別」、「恨」等情感題材，將之「客體化」的江淹，應該可以在這 個文類光譜上列入「賦型態的創作者」，至於將「遊覽」、「寫景」等題材或概念，
添加濃厚的主體感受以及主體性視野的謝朓，大概就放入「詩創作者」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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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式」的角度來看齊代文學集團，我們發現有些過去不屬於辭賦所能夠 承載的題材，也逐漸納入賦中，這是其一。此外，向來就是由賦承載的題材、譬 如沈約、任昉的「序志述行」題材，作家的第一選擇仍是「賦文類」而不是其他 文類，這是其二。從沈約寫成〈郊居賦〉後與王融的對話、以及禿髮的〈高昌殿 賦〉，我們也發現創作一篇「大賦」，仍然是作家創作生涯顛峰的代表。作者本身 對一種形式有預設的想像，但同時形式的「原功能」又產生的變動與遷移，作者 或者根據「歷史的慣例」來選擇形式，或許根據「題材的適切」與「施用的功能」
來選擇形式。於是這樣的選擇就充滿了複雜的各種可能。此處我並不期待能夠完 全釐清這種複雜的選擇過程，但至少希望能點明這個事實的本身。
第三節‧齊代文學集團的風格論：
以蕭子顯與沈約為中心之考察
從南朝四代的國祚來說，宋一代 58 年，齊代 20 年，梁代 54 年，齊梁合計 的年代也不會與宋代差太多。但就文人組織的內部而言，齊梁與劉宋呈現出不太 一樣的現象。謝靈運、顏延之、鮑照活躍於宋文帝元嘉年間，建構出「元嘉體」
的基本面貌。從蕭子顯、沈約、蕭綱對文學史的記載，一直到齊梁時期，「元嘉 體」仍有眾多追隨模仿者。但顏謝鮑三大家除了作品之外，我們現在幾乎看不到 他們論詩論文的隻字片語。從文本研究的角度，這三大家與其作品當然是重要的 研究對象，但若從「風格學」的角度來說，這也是非常可惜的。我們較無法客觀 地認知——劉宋創作者對於「文章風格」具有哪些知識、感動與感知力。
但齊梁一代，創作者與文學集團的發展變得更蓬勃、活動更密集、領導者也 更熱衷於文學活動這個行為的本身。從竟陵王蕭子良到梁武帝蕭衍，即便其間改
75 參見郝立權注，《謝宣城詩注》(台北：世界書局，1971)，28 頁。
76 從這樣詩賦雖然越界，卻仍恪守其界線的文學創作中，我們也體會到詩賦的文類邊界複雜而 多元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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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換代，但這些文人彼此間的活動量似乎沒有什麼改變。當時蕭子良的僚臣轉移 到蕭衍麾下，繼續吟詩作賦，品第文章，這樣連續性的貴遊活動與文學集會，其 實也帶給文學批評與理論發展的空間。如果說創作是作家們的第一志向，那麼隨 著創作量與創作名聲都到達一個程度，扮演讀者、品評作品、或進一步地提出理 論，這同樣是創作者們所嚮往的。故此處將討論齊梁一代，這些身兼創作者，又 兼文學評論家的文人，他們的「批評論」或「創作論」，並進一步探討其中他們 如何認知作品優劣背後的「風格批評」，以及認知到「風格」所挾帶的「後設批 判」視野。
在第二章「幾個視角提出」的部分，我們提到蕭子顯和裴子野的文學理論著 作。他們遺留下的作品雖並不多，但同樣可視為身兼文論家與創作者的文人。謝 朓也留有詩歌當「圓美流轉如彈丸」的論述，只是這個理論過於簡化而片段。但 這只是幾個零星的例證。我們如果檢索史書就可以發現——活躍於齊代的重要作 家、齊代文學集團中的創作成員，他們同時也具備隨口品第作家與作品，更能感 知到那轉屬於創作者與文論家「心領神會」的、微妙的「文章風格」。以下幾則 大概是發生於蕭子良集團與蕭衍時期，所紀錄的集團領袖與僚臣、或僚臣與僚臣 之間的言論：
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南 齊書‧王儉傳》)
竟陵王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同時，
便是未有前例」。(《南齊書‧陸曉慧傳》)
武帝問侍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
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何)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 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 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 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書‧何遜傳》)
蕭衍問王儉關於「誰能為五言詩」，是想要讓創作質量獲得肯定的王儉，作為評 斷優劣的評審裁判。王儉回答的很微妙。他說「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謝 朏是謝莊子，王儉指得父執輩應當就是謝莊，但五言詩的才華並不是可移轉的，
王儉這個說法固然有些「文化資本」的意涵，指謝朏自幼獲得的家庭薰陶教育；
但與「江淹有意」這個評價對比，「得父膏腴」與「有意」談的應當是風格的論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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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儉的意思是——兩人的五言詩都值得肯定，但風格則有所差異。而這個差 異就在於謝朏沿革謝莊的寫作習性，而這樣的習性在王儉的接受之後成為了一種
「風格」；至於江淹則開展出新的一番意境。江淹的詩保存比較完整，但至於謝 朏的詩現在一首不存。任昉有一首〈同謝朏花雪詩〉，詩曰「土膏候年動，積雪 表晨暮。散葩似浮玉，飛英若總素。東序皆白珩，西雝盡翔鷺。山經陋密榮，騷 人貶瓊樹」。詠花詠雪，大抵就是詠物色詩作，從這類的題材謝莊確實也寫了不 少，某個程度，我們可以從題材去揣度其風格。
蕭子良曾以謝朏為右史，以陸曉慧為左史，他問王融「我府二上佐」，這當 然是一種自豪的口氣，但要如何評價這兩個上佐的文采？同樣得由文章風格優劣 的路徑來看；至於蕭衍問丘遲到家三兄弟的評價，丘遲同樣以其作品風格來作一 應對。丘遲說「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從評價來說，丘遲認為到洽的文章 風格以「正清」見長，若將之發展，則將超越到沆與到溉。「不減」其實答的也 很微妙。「不減」其實批評的很中庸，稱不上特別超越、卻也不至於遜色。至於
〈何遜〉一段，是在說范雲讚賞何遜的對策，而沈約則賞其詩。這一整段與文章 風格相關的重點應該在於——「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 以及「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一日三復」說的比較抽象一點，但大致上是一低 迴感傷的情緒因作品而興發出來；至於范雲感知到的文學風格就比較明確，他說 讀了何遜的對策，認為自己實在無法與之相比。因為何遜的對策展現出當時文壇 的匱乏與缺點。正因為何遜調理過度質樸與過度綺麗的弊病、能掌握清濁文風英 華的變動、更能掌握並中和古今朝代差異故實的流變發展，導致其獨特而高明的 文風。「質則過儒，麗則傷俗」是范雲對當時作品風格的感知；至於「含清濁，
中今古」，則是范雲對何遜作品的體驗與評述。這些零星的片段，都隱含強烈的 批評方法，以及對於「文學風格」的評價與感知。
但齊代文學集團成員中，有具體文學理論的，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蕭子顯和沈 約。蕭子顯於《南齊書‧文學傳論》，談到當時文壇流派與風尚的一段如下：
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 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 采，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 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
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
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 照之遺烈也。(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
值得注意的是蕭子顯談「(學)鮑照派」所提到的「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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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概念性中的非概念性」是阿多諾(Theodor Adorno)對於黑格爾哲學的闡發，在其《否定的辯 證法》(阿多諾著、張峰譯，重慶：新華社，1993)中提出的。阿多諾也用「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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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除罪化」的工作。更晚的令狐德棻於《周書‧庾信傳》說，「然則(庾)子 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 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86。「紅紫」與「鄭衛」甚至成為通往「偏差」的 一個中介，而不再是最糟糕的象徵了。
如果說從一個更嚴謹的「身分」來看，我們或許可以說裴子野、蕭子顯、顏 之推他們的作品或缺佚、或不全，可能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文論家，而不能算是一 個負盛名的創作者，那麼接下來談的沈約，就毫無疑問地在創作文壇與批評場 域，都益顯重要。沈約的〈謝靈運傳〉談顏謝風格的部分說，「靈運之興會標舉，
延年之體裁明密」，就字面的解釋來說，「興會標舉」較偏向創作技巧，而「體裁 明密」則是文章的結構造型，但沈約以此來區分兩家差異，顯然這就是一個「風 格」的論述。接著沈約說：「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這很 明確地點出歷史發展中的先後代創作者，彼此心領神會，論心商榷的隱密邏輯。
而工拙之數到底如何評斷如何「可言」呢？沈約認為，這就得歸結到——文章內 部、某種極深沉內化的節奏感。在《梁書‧庾肩吾傳》中提到：
而工拙之數到底如何評斷如何「可言」呢？沈約認為，這就得歸結到——文章內 部、某種極深沉內化的節奏感。在《梁書‧庾肩吾傳》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