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與科學

長久以來，女性在科學領域中相對缺席，男人自古以來便一直掌握著科學事業的主 要權力，即使到二十世紀之後，高等教育及女權運動興起，使得女性逐漸得以進入科學 研究的殿堂，但女性在科學界的地位仍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女性在科學領域中大多是一 種「點綴」的作用，在男性研究員身邊作為副手，甚至是為協助其夫婿從事科學研究

（Sonnert ＆ Holton，1995）。以頗負盛名且具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諾貝爾獎來說，自1901 年以來，已有765 位男性及 41 位女性得主，女性在科學獎項的獲獎次數僅 16 次，比例 低於百分之三，包括生物醫學10 位、化學 4 位、物理學 2 位。其中女性獲獎最少的物 理學獎得主，僅1903 年的 Marie Sklodowska Curie（居禮夫人）和 1963 年的 Maria Goeppert Mayer 兩位，她們都是與夫婿一同獲頒物理學獎，而非獨自獲此榮耀，而 Marie

Sklodowska Curie 更是唯一得到兩次諾貝爾獎（物理及化學）的女性，因此嚴格來說，

女性科學家實際獲得諾貝爾獎者僅15 位。雖然這些傑出的女性在研究中絕不會只是充 當助手、點綴的角色，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男性所主導的科學工作環境下，女性的存在 仍是少之又少，並可能處處面臨著性別偏見、歧視所帶來的障礙。因此，本節將從影響 女性從事科學的障礙、科學與性別的權力關係、兩性在科學領域的差異等三方面做一整 理及闡述。

壹、影響女性從事科學的障礙 一、結構性障礙

許多學者常以科學的「管漏現象」（leaky pipeline phenomenon）來比喻女性從事科 學職業的發展（李樂旋、溫珂，2008；覃明興，2006；蔡麗玲，2004a；蔡麗玲、王秀 雲、吳嘉苓，2007；Rosser，1995；Sonnert ＆ Holton，1995），其將個人接受科學教育 的知識累積、研究方法的訓練，到最後成為一名科學工作者的過程比喻為水管輸送的通 道（pipeline），假定只要付出相同的努力、具備同樣的才能，不論性別為何皆可在科學 領域內有所發展。然而，這個「水管」事實上處處充滿漏洞，在科學管道的每個部分與 環節，不斷有人流出，卻極少有人進來，最重要的是，退出的大部分都是女性，也就是 說，當專業層級越高，女性所佔的比例即越低，而這些漏洞亦可被視為阻礙女性參與的 原因。因此，在科學領域中女性的相對缺乏，不僅是女性對科學的選擇所致，科學對於 女性的選擇在現實中更具有重要的影響。如朱曉瑜（1998）針對大學理工科系畢業之女 性對於生涯抉擇相關因素的探討，發現兩性對於留在理工領域的生涯抉擇因素有顯著差 異，對女性影響最為顯著的三個因素即為「無法兼顧家庭角色」、「有礙健康」以及「社 會不期待女性朝原領域發展」，使她們對於堅持留在理工領域的職場當中有所動搖。

Rosser 和 Taylor（2009）亦指出，科學領域中的女性表現並不亞於男性，但影響女性離 開科學職業場域的重要關鍵在於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以及女性缺乏專業的社群網絡，

而並非性別上的能力差異。

Sonnert 與 Holton（1995）曾綜觀相關研究，認為女性缺少參與科學的因素可由兩 種模型來解釋：不均模型及差異模型。其中，不均模型（deficit model）強調女性在科 學事業中得到較少的選擇管道和機會。舉例來說，1963 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 Maria Goeppert-Mayer 女士，其本身擁有優秀的數學和物理學背景基礎，運用矩陣和群論解決 問題的能力在當時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無人能出其右，如此傑出的人才在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卻謀不到正式的職位，只能跟隨丈夫在校內教授基礎課程，她低調的協助研究 工作，也指導博士論文，可是卻從未得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何的薪資及報酬，直到進 入專業領域十二年之後，才從另一所學校的兼職工作得到她的第一份薪水，其他包括 Marie Sklodowska- Curie、Emmy Noether（數學家）、Lise Meitner（核子物理學家）等人 也都曾工作多年卻未獲支薪或任何職位。科學對於當時的優秀女性而言，只能作為一種 興趣，而不是謀生手段，女性科技人員在各方面都沒有與男性平等競爭的機會，長期處

於科學的「邊緣」位置（李靜宜，1994；張今杰、張冬爍，2008）。

而「結構性障礙」正是影響女性從事科學的主要因素，即使她們擁有與男性相同的 能力與目標，結構性障礙卻使得女性比男性更不易達成她們的目標。當女性展現出在科 學方面過人的長才，甚至可能面臨所謂的「玻璃天花板效應」（class ceiling effect）（戴 明鳳，2007；Sonnert ＆Holton，1995），意指女性或少數族群無法晉升到企業或組織高 層，原因並非是他們的能力、經驗不夠，或是不願擔任其職位，而是組織針對女性或少 數族群在升遷方面似乎設下一層障礙，這層障礙有時甚至看不到其存在，使她們在職場 中往往到了一定的職位便無法再繼續往上爬升，歷史上在科學領域中的許多傑出女性確 實曾面臨這樣的情況，她們若不是比男性加倍的努力，便是選擇退出科學領域之外，因 此勢必還有更多隱匿不知名的女性科學研究者鮮為世人所知。

十七世紀時，大學逐漸興起，但女性被拒絕在大學之外，嚴重影響了她們從事科學 活動與選擇科學職業的機會，並因為性別之故，排斥女性得到較好的工作、升遷、終身 職位、以及研究資金等等，此等性別歧視也被視為主要的「正式結構性障礙」（傅大為，

2009；Sonnert ＆ Holton，1995）。經過一番努力，十九世紀末的女性得以進入大學接 受高等教育；到了二十世紀後期，正式的結構性障礙在多數國家被禁止，科學中的性別 差異看似隨之減少，但婦女仍受制於科學制度中更微妙的非正式結構障礙。在非正式結 構障礙當中，女性科學家被視為較次等的科學工作者，依附在男性科學家之下，最多只 能充當助手或點綴性的角色，常被安排於地下室的實驗室或閣樓辦公室工作；她們缺乏 對自己有利的策略性資源，如社會網絡，而社會網絡對於科學職業的成功是相當重要的；

再加上她們的導師與同伴多為男性，在社交方面也較為不利。大致來說，無論是正式或 非正式的結構障礙皆可能影響女性的科學職業，同時間接影響更多其他女性，使她們離 開科學事業或拒絕進入科學領域（李靜宜，1994；覃明興，2006；Sonnert ＆Holton，

1995）。或者，對於女性科學家設下不合理的高標準，產生所謂的「居禮夫人效應」，間 接形成了科學界中對性別不平等的雙重標準（Rossiter，1982），科學界以居禮夫人的非 凡成就束縛了日後優秀的女性科學家，卻忽略了居禮夫人在科學研究過程中亦曾遭受過 許多因性別所產生的困難與阻礙。

二、性別角色社會化的影響

根據差異模型（difference model），其認為影響女性職業成就的障礙在於女性本身，

然而這些障礙可能是與生俱來的，亦可能是性別角色社會化及其伴隨的文化價值所影響 的結果（Sonnert ＆ Holton，1995）。早期學者從生物決定論的觀點來看，認為男女先 天的智力特徵和生理結構造成了性別在科學研究方面的差異，男女在基因方面的差異決 定了兩性在行為上的不同表現。其認為女性生理特徵所具備的陰柔氣質，與科學研究相 衝突，因為科學研究必須擁有理性思維和客觀中立的立場，擺脫主觀情感的干擾，刻板 印象認為女性喜歡感情用事，缺乏理性和邏輯思維（張今杰、張冬爍，2008；Humm，

1989），因此不適合從事於科學，即使有少部分特別出類拔萃的女性科學家，也被視為 個別的例外現象。

但是，生物決定論過於強調兩性在先天生理方面的差異，逐漸受到學界強烈的質疑，

其他學者認為男女之間的差異不完全是與生俱來的結果，社會對於兩性角色的期待亦佔 有重要的影響，而傳統的性別角色社會化與人們的刻板印象也脫離不了干係。一個社會 中所存有的性別角色與刻板印象，並非完全根植於文化傳統，而是奠基於當代社會的分 工方式，社會行為方面的性別差異，大多數是由於社會普遍存在的兩性分工所致（簡皓 瑜譯，2004），也就是說，當傳統的性別角色社會化以基本的性別勞動分工為基礎，「男 主外，女主內」更是強化了兩性分工的基本準則，即使二十世紀以來女性的教育程度大 幅提升，且大量地投入勞動市場，卻仍然沒有卸下在家庭分工內的角色重擔。對從事科 學工作的婦女來說，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的研究工作，其結婚、生子等階段對於女 性都是極為不利的。當她們為了家庭、孩子離開職場，一段時日後要再重返工作崗位著 實不易，原因在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一旦產生中斷便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努力將空 白填補，甚至成為她們被科學工作淘汰的重要因素，社會加諸於女性操持家務、養育子 女的責任，使得女性更不易在專業領域和男性一爭長短（李靜宜，1994；戴明鳳，2007）。

社會對於女性角色的期待，不僅從根深蒂固的兩性分工觀念看出，連帶對於教育過 程及個人發展亦帶來重要的影響。在教育過程中，雖然女性在現代接受教育的機會已不 再被剝奪，但女性不諳科學研究的誤解仍在，於科學課堂中所受到的注意也較少（李靜 宜，1994），許多研究指出，男學生在科學教室中比女生更常受到老師的注意，男學生

的高主動性常主導課程中問題的提問和反應，並獲得教師較多的互動機會和回饋（佘曉 清，1998；佘曉清，1999；張逸柔，2009；謝臥龍、駱慧文、吳雅玲，1999；Baker，

的高主動性常主導課程中問題的提問和反應，並獲得教師較多的互動機會和回饋（佘曉 清，1998；佘曉清，1999；張逸柔，2009；謝臥龍、駱慧文、吳雅玲，1999；B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