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 2 年（882）春季至中和 3 年（883）年春季，當帝國軍與黃巢 軍正爭奪長安的同時，一場阡能之亂在「大後方」威脅著唐僖宗的安危。
阡能之亂最初由邛州牙官兼當地土豪阡能首先發難，其後涪州刺史韓秀 昇加入。當時唐僖宗正因為黃巢戰爭而避難成都，而邛州近在成都西方 二20 公里左右，涪州則在成都之東，去成都稍遠，但扼控江道，阻礙了 長江中下游與李唐天子的連繫，因此阡能之亂的規模雖不比黃巢，卻也 引起唐帝國中央的緊張。眼前討論阡能之亂的文章並不多，僅有王世宗
〈試論唐末民間變亂勢力之聚成──以阡能之亂為中心〉似乎在討論本 次事件，不過若讀其內容，其主標題「唐末民間變亂勢力之聚成」確實 是該文討論的宗旨。納入此文討論的唐末民間變亂有裘甫之亂（860）、
龐勛之亂（868-869）、王黃之亂（874-884）、61王郢之亂（875-877）、阡 能之亂（882-883），阡能之亂並沒有在該文中獨佔鰲頭。若想要了解阡 能之亂的始末，該文並非上選。
在王世宗的筆下，晚唐某些地區因著長年戰亂、政府控制力較弱、
58 黃清連，〈王鐸與晚唐政局──以討伐黃巢之亂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63 本 2 分，1993，頁 207、264-265；黃清連，〈宋威與王黃之亂──唐代藩鎮 對黃巢叛亂的態度之二〉，頁1-2、31。
59 黃清連，〈高駢縱巢渡淮──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一〉，《大陸雜誌》第 80 卷第 1 期，1990，頁 4。
60 黃清連，〈高駢縱巢渡淮──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一〉，《大陸雜誌》第 80 卷第 1 期，1990，頁 10。
61 王世宗採《通鑑》記黃巢起事於乾符元年（874）末之說，此處為王世宗原文抄錄。
民不聊生，導致該地區變成前述戰亂的溫床，但這種民不聊生的解釋，
或有不足之處。比如發起主事者固然有利用民不聊生的社會背景，但也 正如文中所述，幾位領導人物「若非位列長官，即為地方『豪俠』，各有 其相當不錯的『群眾基礎』與號召力量」，這些人物的出發點，恐怕不是 單純地「民不聊生」，或見到「民不聊生」而從軍反唐。同時，該文對唐 帝國官方應對這些變亂的種種反應，諸如「人不習戰、官軍腐敗、以及 官方陣營的無力、姑息與分裂」等，其實都可歸結為「唐末政治的腐化」
一語，但是今人對當時唐帝國權力頂層的政治運作，卻還是滿佈殘章斷 語、見樹不見林。同時，此文提到諸起變亂聚成的過程往往不能缺少「家 族牽引從亂」與「脅從」等因素，這點值得深思，或許在用各類變亂的 規模來說明人們多麼憎恨當時的唐帝國時，應當注意其中包含有那些不 甘不願、或半推半究而從軍反唐的人群，或許對他們來說，唐帝國或許 不甚理想，但也不至於徹底地離心離德，或許在當下，這類人群憎恨的 是那些擾亂帝國的人群。
或許，在這些亂事中各種「私利化」的傾向，更值得深入探索。這 點在該文中也有提及幾許現象，只不過是用來抨擊、彰顯官軍的腐敗無 能，不過，無論是民間貧富差距的拉大，還是包含叛軍、節鎮以至神策 軍等各種政、軍勢力對「利則進，不利則退」原則的貫徹，似乎在描繪 晚唐那股追求私利最大化的風氣。雖然就道德意涵上還說，私利化的現 象是單純的不道德，但就現實上來講，卻是那個時代的保命符，在那個 時代，這種現象或許更像是真理，或許可以正視此點，來重繪那個時代 的政治情勢。附帶一提，王世宗筆下，唐帝國在「唐末」已是個「宦官 政權」了，這或許正鮮明地點出部分世人對唐帝國最末幾十年的印象。62
（二）藩鎮
與前述諸場戰亂相比，帝國管下的各級藩鎮或許才是唐帝國內大小 戰亂的「專家」，往往與諸般戰亂互為表裏。一方面，藩鎮本身提供平定、
抑止戰亂的軍力，另一方面藩鎮本身也是戰亂的來源，在與王仙芝、黃
62 王世宗，〈試論唐末民間變亂勢力之聚成──以阡能之亂為中心〉，《史原》（臺北：臺 大歷史系）16 期，1987，頁 75-90。
巢等敵對勢力周旋的前前後後，帝國與各級藩鎮的競合關係也正在上 演。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一書，恰如其名地討論不少 帝國與各藩鎮間的關係。63這是本厚達千頁的大書，即使扣掉附錄的表，
64也有近450 頁的篇幅。
一如此前所敘諸家說法，對王壽南來說，僖宗朝仍是一個重要的分 水嶺。舉例來說，如僖宗朝是藩鎮「下剋上」兵亂次數最多的一朝；65如 黃巢之亂後僖、昭、哀朝，得與安史之亂的代宗朝、建中之亂的德宗朝 並列「跋扈叛亂藩鎮最多的三個時期」，尤其在黃巢之亂以後，大戰不止，
各藩鎮擴充軍備猶之風，似乎空前；66如僖宗以前，藩鎮間以彼此平等的 地位結合，但在僖宗之後，在藩鎮間出現強藩與附庸的關係，打破了均 勢，因而得以問鼎中原；67又如在黃巢之亂後，中央政府對藩鎮逐漸失去 控制。68王壽南所觀察的這些現象，多半考諸史籍，據當時人所論，應當 合乎史事，對瞭解9 世紀下半的唐帝國，當有不少助益，而此書中也有 數處，引人深省。
首先，在該書〈軍紀不良與中央對藩鎮控制力之削弱〉一節中，指 出因著戰亂中帝國對軍人的倚重，逐漸養成「兵驕將悍之風氣」，在此風
63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出版，1978）；原為 1968 年國 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64 附帶一提，一本 1990 年出版的《中國史研究指南》指稱：「王氏此書（即《唐代藩 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最具功力的部分是以王廷爕〈唐代方鎮年表〉為基礎，參酌 唐代文獻、石刻史料，製成極為方便的唐藩鎮表，惜此表並未引起更進一步的研究。」
高明士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II──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臺北：聯經，1990），
頁212。
65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第 4 章第 3 節〈軍紀之不良與中央對藩鎮控 制力之削弱〉，頁201-231。
66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第 4 章第 1 節〈戰亂中藩鎮武力之增強及其 對中央之離心力〉，頁141-153。
67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之研究》第 4 章第 4 節〈藩鎮之間的勾結與跋扈叛逆之態 度〉，頁236。
68 雖然說從唐玄宗朝往唐帝國滅亡的方向看去，帝國「對藩鎮之控制」一直都是「逐 漸失去」；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之研究》第8 章第 2 節〈唐末中央政府駕馭藩鎮 策略之錯誤與藩鎮之離心〉，頁381；亦見於同書第 2 章第 2 節〈藩鎮對中央態度之統 計〉，頁71。
氣之下，每逢中央放鬆對藩鎮的控制，往往就造成「兵亂迭起」，以致「朝 命不能及的地方，藩鎮之得位，常以武力為依據」，且兵亂頻繁之處，易 產生跋扈、叛亂的藩鎮，諸如代宗（762-779）、德宗（779-805）、僖宗
（874-888）、昭宗（888-904）都是兵亂較多的時期，其中又以唐僖宗朝 為最，而這幾個帝王治下，跋扈的藩鎮也最多。因此在此節的結尾，王 壽南歸納出「兵亂之多少與中央對藩鎮的控制力強弱實成正比例」的原 理。69
從其羅列的表中來看，這個推論似乎言之有理，但是一時間令人很 難辨明到底是中央控制力的減弱導致了兵亂，還是兵亂削弱了中央對藩 鎮的控制力？而且在其論述中，乃以兵亂之多少來認定中央對藩鎮控制 力的強弱，在此基礎之上「兵亂之多少」與「中央對藩鎮的控制力強弱」
幾乎不可能不成正比。此時若再回顧王壽南在〈藩鎮對中央態度之統計〉
一段中，曾提及「藩鎮之久任，表示對中央控制力之薄弱，於是有野心 者遂乘機倔強跋扈」之語，並以藩鎮的「跋扈」，來說明中央對藩鎮控制 力的薄弱，70將更令人感到思慮糾結。
類似的觀點在〈結論〉中再次受到強調。比如王壽南指出中央與藩 鎮的供需關係，亦即若中央有權力給予藩鎮更多的權力、或保障既有的 權力，那麼雙方將合作多於對抗，反之亦然。71但問題是，在認定中央權 力是否夠大之時，往往參考藩鎮態度恭順與否，而中央威勢之衰弱、控 制力量之減少，往往酌用藩鎮跋扈為理據。更何況與中央合作能帶來的 利益並不單單來自中央，藩鎮與中央保持和諧的關係以後，也可能由安 定本地、抽調兵力改投它用等等方式來取得「利益」。又比如王壽南指出
「中央經濟力量薄弱時，其對藩鎮的控制力弱，藩鎮亦多表露跋扈、叛
69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之研究》第 4 章第 3 節〈軍紀之不良與中央對藩鎮控制力 之強弱〉，頁201-231；引文在頁 202。
70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之研究》第 2 章第 2 節〈藩鎮對中央態度之統計〉，頁 44-101；引文在頁 65。
71 王壽南提及「藩鎮在其權力慾望的支配下，當中央能够予奪其既有權力或更大的權 力時，藩鎮對中央表現恭順的態度」，而「當戰亂方熾或中央威勢衰弱之時，中央對地 方政治之控制力量減少，藩鎮權力未必由中央所授予，藩鎮權力之擴增不必出於中央 之恩賜，而中央對藩鎮權力之獲得亦無力加以抑制，此時，藩鎮跋扈、叛亂之態度便 易於出現」。事具：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之研究》第10 章〈結論〉，頁 431-432。
逆之態度」，72但中央能否控制幾個運輸線上藩鎮，往往又決定了中央經 濟力的強弱。類似的想法活躍於此書的字裡行間，不斷地刺激著讀者的 好奇心。
其次，在〈藩鎮武力之強大與其對中央之態度〉一節中，王壽南反 覆申論因帝國內「戰亂」而使藩鎮有了強大的武力，而藩鎮有了強大的 武力，加上戰亂的環境，遂敢於跋扈；同時戰亂也破壞了天子權威的神 秘感，損壞帝王的尊嚴，削弱了中央之威勢。易言之，戰亂是削弱唐後 期中央權力要因。在此雖然不難理解「戰亂最足以破壞原有之安寧，削
其次，在〈藩鎮武力之強大與其對中央之態度〉一節中，王壽南反 覆申論因帝國內「戰亂」而使藩鎮有了強大的武力，而藩鎮有了強大的 武力，加上戰亂的環境，遂敢於跋扈；同時戰亂也破壞了天子權威的神 秘感，損壞帝王的尊嚴，削弱了中央之威勢。易言之，戰亂是削弱唐後 期中央權力要因。在此雖然不難理解「戰亂最足以破壞原有之安寧，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