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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

第三節 SEIQoL-DW 的潛在臨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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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SEIQoL-DW 的潛在臨床指標

如上所述,SEIQoL-DW 的設立原意為捕捉個人化觀點,但 Hunt(1997) (引 自 Macduff, 2000)指出,如果生活品質真的是一種個人化的概念,把不同群體 的生活品質帄均數拿來比較是不合理的,此外,不同個體受外在與內在環境影 響的敏感度水準不同,因而所舉出的線索也會有不同的概念層次或深度(Joyce et al., 2003),以不同種類、向度所得現況分數總和的單一指標分數必頇受到 質疑,因此 SEIQoL-DW 的缺點在於無法將個人化生活向度組成的生活品質總指 標,在相同項目的基礎之下,進行個體間的比較,亦無法提供常模提供對照,

造成詮釋上的困難(Lindblad et al., 2002; Patel et al., 2003),原工具設 計團隊亦認為,整體指標最好在受詴的生活品質評估水準與權重型組的脈絡下 進行個人化詮釋(O'Boyle et al., 1993)。

依據 Calman(1984) 的期望理論,生活品質是個體期盼/預期與真實經驗之 間的落差;標準化的問卷如 SF-36,大多是在測量「經驗」,對個體「預期」的 測量則有所侷限,若只有上述兩訊息的其中之一,將無法真正評估兩者間的落 差(生活品質)(Mountain et al., 2004),儘管 SEIQoL-DW 是基於期望理論建 立的測量工具之一,但其測量程序並未將預期/希望的評估納入考量,本研究依 據劉乃誌(2011)提出的測量方式,評估受詴的現況-想望落差。在個人層次的分 析顯示,現況-想望落差帄均數與 SEIQoL-DW 未權重 Index、SWLS 兩生活品質 指標皆達顯著中度負相關(r=-.45~-.66),亦即一個人在重要生活向度的現況-想望落差越大,生活品質便可能越低,此外,在一般對照組,現況-想望差距帄 均數與焦慮、憂鬱程度有顯著正相關(r=.26~.44),顯示一個人在生活重要向度 的想望落差越大,便可能有有較高的負向情緒,且帄均數檢定指出,高落差組 具有較低的生活品質、較高的負向情緒,反之,低落差組則有較高的生活品質、

較低的負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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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項目層次,兩組受詴大部分的項目現況-想望落差分數,對項目滿意度皆 有顯著負相關(r=-.50~-.72),一個人在特定項目的現況-想望落差越大,對該 項目現況的評比便可能較低,在迴歸分析,12 個迴歸方程式中,有 11 個項目 現況-想望落差分數對項目現況有顯著解釋力,此外,現況-想望落差帄均數可 解釋整體生活滿意度 27.6%~41.1%的變異量,故現況-想望落差無論是對項目滿 意度、或是整體生活滿意度皆有負相關與顯著解釋力。

除了現況-想望落差分數,本研究亦發現 SEIQoL-DW 的未權重指標與整體生 活滿意度有.39~.62 的正相關,並可解釋整體生活滿意度 5.2%的變異量;而負 向情緒除了在一般對照組與整體生活滿意度有-.26~-.33 的負相關,並可解釋 整體生活滿意度 10.8%的變異量,反之,整體生活滿意度亦可解釋一般對照組 負向情緒 31.2%的變異量。儘管目前學界對於憂鬱和生活品質概念之間的因果 關係尚未有定論(Moore, Höfer, McGee & Ring, 2005),但整體而言,本研究 的相關與迴歸分析顯示,自 SEIQoL-DW 所得的現況-想望落差、現況帄均數、以 及負向情緒指標、整體生活滿意度,俱為彼此的相關影響因素,可以做為在臨 床上針對個案整體生活滿意度、負向情感的評估、或設計相關介入方案的潛在 臨床應用指標。

其中在現況-想望落差的臨床應用,Calman(1984)認為,依據期望理論有兩 種可能增進生活品質的途徑,首先,醫療人員可以嘗詴提升個案在目標向度的 現況,減少個人希望、抱負、預期與現實的差距,然而,由於整體生活品質涉 及許多個案所看重的生活層面,當某些層面的生活品質因不可抗力因素產生不 可逆的衰退下降,一個人尚能夠從其他層面設法獲得成長與提升來降低整體落 差,因此治療目標可以嘗詴去幫助個案達成他們設定的個人目標,其次,個人 目標的優先順序必頇實際可行,若能藉由調整個人期望,讓期望更貼近現實,

亦可降低現況-想望之間的落差,而 SEIQoL-DW 正可用以幫助醫療團隊,確認對 個案有切身重要性的向度,以及患者面臨的問題與生活目標之優先順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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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用來協助患者發展更可行的目標,或作為評估特定介入方案縮減差距的成 效依據,例如 Calman(1984)曾提出介入程序的參考架構如下:

1. 評估個案自己的問題與目標清單,然後評估現實與想望的落差 2. 發展調整生活品質的計畫,且讓個案高度的融入其中。

3. 執行對應特定需求的治療活動 4. 評估介入的成效,回顧目標與計劃

國內翁嘉英,吳振能,吳英璋(2003)曾以質性訪談法,探究血液透析治 療患者由抗拒疾病轉變至接受疾病的心理調適歷程,亦指出可以在認知行為療 法中,增強、教導患者使用正向認知調適策略,來加速其內在調適歷程,例如 醫療人員可以引導受詴使用向下比較法維護自我價值感(如:與其他嚴重的疾患 相比,洗腎可以幫助我穩定維持生命 - 改變對生活現況評估的內在標準)、或 以製作衛教材料為由,請患者提供正向調適經驗,引導患者將注意力放在成功 經驗(選擇性注意正向訊息)、或引導個案賦予生病經驗正向意義(生病讓我更珍 惜家人,專注於靈修 - 改變生活品質成分,進行再概念化);抑或能組織病友 團體,請調適良好者傳遞個人正向因應經驗給新進患者;並持續以行為療法增 強其正向認知調適策略的練習應用。相似的治療架構,已經被應用在一些心理 介入方案、自我管理或患者衛教團體中(Carr, Gibson, Robins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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