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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為
0，以及病患若不進行幹細胞移植的死亡率為 100%，私存臍帶血仍然不
符合成本效益，除非用到幹細胞的機率增加為
1/515，在上述最佳情境的條件
下，才符合成本效益。在決策模式的所有估算中，99.2%的結果顯示私存臍帶血 不符合成本效益，52.8%的結果顯示私存臍帶血占優勢(dominated)，代表私存 臍帶血較其他的選擇為昂貴且沒有效益。為什麼私人臍帶血銀行沒有成本效益，還是有消費者願意儲存臍帶血呢？
Kaimal(2009)的研究也在討論中嘗試解釋這個效益和決策不一致的現象。其中一
種解釋為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個人決策時對於發生機會很小的事件(rareevent)
的 機 率 會 有 高 估 的 現 象 ， 個 人 要 概 念 化 極 小 風 險 是 有 困 難 的 。 而Hertwig(2004)的研究也是可能的解釋之一：最近呈現的資訊有較強的影響，可
能造成對最有機會發生的事件反而有低估或是忽略的現象42，例如近來的臍帶血 銀行的行銷，使得消費者大量接收有關於幹細胞發展前景的資訊，而忽略掉這些 幹細胞的研究目前都還在實驗階段。從Kaimal (2009)的研究，我們至少找到了
是否私存臍帶血一個可以討論的基礎—成本效益，而非陷於正反意見對於幹細胞 科技的樂觀或保守態度之爭。當然，成本效益和個人的效用並非是相等的，可能 有一些因素沒有被考慮在內。最後，Kaimal (2009)做出建議，由於私人臍帶血 銀行在提供以上的成本效益資訊時，和本身的利益是有衝突的，因此，醫師或者 是產科照護人員，必須幫助提供有證據基礎的資訊給病患，讓他們可以充分瞭 解。在其他的研究方面，公庫臍帶血庫存量的成本效益也有學者Howard(2008)
進行估算，結果顯示美國目前的公庫庫存水準，還可以繼續增加且具有成本效 益；Querol(2009)等人估算英國公庫最佳的臍帶血庫存量是50,000
單位，超過 此數字的邊際效益很小。Thornley(2009)針對美國及加拿大實際執行幹細胞移植的醫師，調查他們對
於私人臍帶血銀行的看法，57
個移植中心的93
位醫師有回覆。調查的結果顯示：
42 Kaimal (2009)，原文為：In addition, the most recently presented information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and may cause underweighting or neglecting of more likely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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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性淋巴母細胞白血病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第二次緩解的治療 上，在其他幹細胞來源可得的狀況下，幾乎沒有醫師選擇使用自體臍帶血細胞進 行 移 植 ；55%
的 醫 師 會 選 擇 使 用 自 體 臍 帶 血 治 療 神 經 母 細 胞 瘤(Neuroblastoma)
，同樣比例的回覆也呈現在沒有手足幹細胞來源可得的狀況下，對嚴重再生不良性貧血(severe aplastic anemia)的治療選擇上；當新生兒有一個 健康的手足，且父母都是北歐裔(northern European descent)，沒有醫師建議儲 存臍帶血於私人臍帶血銀行；僅有
11%的醫師建議儲存，當新生兒的父母是不
同的少數族群。其研究的結論為在沒有明確的移植接受者的狀況下，極少有小兒 造血幹細胞移植的醫師願意替私人臍帶血銀行背書，即便是對不容易找到合適配 對捐贈者的不同族群家庭。Fox(2007)針對 325
名孕婦進行問卷調查，和臍帶血公捐的孕婦比較，計畫儲存臍帶血在私人臍帶血銀行的孕婦比較不願意相信在公庫可以找到合適的捐 贈者；孕婦對於目前臍帶血治療用途的知識，有顯著的貧乏；當問到臍帶血是否 可以成功地治療阿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巴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及脊椎損傷等疾病，分別僅有 28%、24%及 24%的孕婦回答正確，目
前三種疾病都無法用臍帶血成功治癒。該研究結論認為：婦產科醫師應該假定孕 婦接受私人臍帶血銀行有關臍帶血知識的告知(informed)是非常貧乏的，並且讓 孕婦有機會受到充分的告知下進行決策。Fernandez(2003)針對
443
位孕婦，調 查其對臍帶血的知識及態度，結果顯示70%
的孕婦對臍帶血的知識非常貧乏；68%的孕婦認為醫師應該要告訴她們有關臍帶血收集的知識，66%-70%的孕婦
想要從專業的醫護人員或媽媽教室得知這一些知識；86%的孕婦基於利他的角 度，會選擇將臍帶血公捐；14%的孕婦選擇將臍帶血儲存於私人臍帶血銀行，理 由是自存臍帶血是好的投資，而且如果他們不自存的話，會有罪惡感。可知大部 分的孕婦是支持臍帶血公捐的。儘管主流意見對於沒有家族病史或風險的私人儲存臍帶血行為並不支持，仍 有一定比例的消費者接受私人儲存臍帶血的觀念。有評論指出私人臍帶血公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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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直接行銷的策略創造儲存臍帶血的需求(Prue, 2006)；但是，許多的創新產品 的行銷經驗顯示「為什麼有些好觀念、好產品會一炮而紅，有些卻流行不起來？」
(羅吉斯，2006)。無庸置疑的是臍帶血在異體移植的價值及貢獻，首件臍帶血移
植案例在當時(1988 年)是一種創新，但是，創新一定會被接受嗎？創新的擴散 領域之研究，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啟示，也是本章下一節說明的重點。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創新的擴散 創新的擴散 創新的擴散 創新的擴散
「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是由新聞暨傳播學學者羅吉斯
(Everett M. Rogers, 1931-2004)在 1962
年出版的經典之作，每十年更新改版一 次。雖然羅吉斯不是第一位研究創新的擴散之學者，但自「創新的擴散」出版以 來，其所提出的理論及各種案例即深受相關學者的注目；這些案例中也包含醫藥 領域的創新案例，例如抗生素藥品—四環素(Tetracycline)的擴散研究，以下我們 利用「創新的擴散」研究中相關的描述來簡介創新的擴散的一些特性：四環素是
1953
年後期出現的新抗生素，其擴散相當快速，以美國伊利諾州 的醫生為例，在推出後兩個月內，已有15%的醫生採用，四個月後則增加到
50%，十七個月後，所有醫生處方上的抗生素都是四環素。在 1954
年，輝瑞藥廠資助三位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者，凱茲(Elihu Katz)、孟席爾(Herbert Menzel) 和高爾曼(James S. Coleman)進行四環素的擴散研究，研究的區域則為美國伊 利諾州的四大城市。由於決定是否使用新藥的主要權力在於醫生，此研究調查訪 談的對象集中在研究區域的一般開業醫師。研究結果最大的發現是”人際關係網 絡的效能”，幾乎所有意見領袖都是在第八個月時，接受四環素。幾乎在同一時 刻，S型擴散曲線就在意見領袖追隨者的大力支持下，轉呈往上攀升的走勢。
我們可以從羅吉斯提出的擴散的四大要素，來看三位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者 對於四環素擴散研究的結果：
1.
創新：羅吉斯指出”當一個觀念、做法或事物被接收端的某個人或某個團體認 可為「新的」時，這項觀念、做法或事物就是一種創新。它跟該創新是不是‧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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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被發明、是不是第一次被使用的客觀上的新舊無關。個體認知上的新舊，
決定了它是不是一項創新。” 羅吉斯也將創新的認知屬性區分為相對優勢、
相容性、複雜性、可試驗性及可觀察性，被認定為具有較高的相對優勢、相 容性、可試驗性、可觀察性和較低複雜性的創新事物，會較其他創新更快被 接受。雖然高爾曼等學者對四環素的創新認知屬性並未特別描述，僅說明四 環素之所以能夠完全取代舊的抗生素的主要因素是四環素的副作用較少，但 是我們可以延伸四環素在幾個創新認知屬性上的說明：
a.
相對優勢：四環素的副作用較之前的抗生素少，其相對優勢較高b.
相容性：四環素和原有的價值體系相容，醫療體系並不排斥此創新。c.
可試驗性：四環素可以試用在病患身上，並從試用後的效果，減少此創新 的不確定性。2.
溝通管道：溝通管道是指資訊從某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的的手段或方法。高 爾曼等學者調查發現，有80%的醫生是從藥商哪裡首度得知四環素、57%是
來自於藥商零售人員、18%是藥廠廣告信函、4%是藥局期刊，還有1%則是
醫學期刊上的廣告。 雖然大部分的醫師從商業性的溝通管道認知到四環素，但是醫師決定是否接受四環素，同儕對創新的評估會影響醫師的決策，因為 同儕的使用結果會減少醫師對創新結果的不確定性。高爾曼等學者認為製藥 商、醫學院和教學醫院，在推出藥物之前，已完成一系列的實驗，但這對一 般醫生來說還是不夠的。專業水準的結論不能取代醫生親自的試用；但是，
來自同儕的使用結果，卻可以取代醫生自己的親身試用，至少部分如此。
3.
時間：時間在個人的決策過程中，主要有五個步驟：認知、說服、決策、執 行、確認(圖2.1)。前面曾經提到同儕對創新的評估會影響醫師的決策，主要
發生在創新決策過程後期的說服及決策階段，同儕間人際關係網絡就會成為 這個新藥物較重要的溝通管道和來源。此外，依時間的早晚，不同時期的接 受者分別被歸類為創新先驅者、早期接受者、早期大多數、後期大多數，以 及落後者。不同時期的接受者，其特性也各不相同，以較早接受四環素的醫‧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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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較晚接受的醫生比較，前者更常外出參加專業醫學會議；後期的擴散研 究也指出，創新的先驅者都擁有體系外的人際關係；而較早接受新藥物的醫 生，他們服務的病人較為富有，醫療所得較多。
4.
社會體系：社會體系是指一群相互關聯的單位，一起參與解決共同面對的問 題，並達成共同的目標，這個單位可能是個人、非正式的團體、公司行號或 其他子系統。高爾曼等學者發現，醫療體系本身對這項創新已逐漸達成一個 正面的看法，而這種意見共識促成了相互聯絡的醫生很快就接受了這項創 新，最後終於使得醫療團隊對創新的友善態度傳播到人際關係較疏離的、邊 緣化的醫生哪裡，讓他們也同樣接受了新藥物。羅吉斯則是進一步推論在社 會體系中，個人的溝通網絡互動密切程度和個人的創新性有正向的關聯。也 就是說，如果個人是藉著同儕提供接受創新的經驗，而被說服接受這種新觀 念的話，那麼，如果這個人擁有較多提供這樣訊息的人際關係，在接受創新 時，就會表現出更多的創新性。四環素的案例凸顯出醫生的人際關係網絡對於新藥擴散的重要性，然而，羅 吉斯也提到，後續有學者重新研究高爾曼等學者的新藥擴散報告，並提出若質疑：
兩位醫生幾乎在同一時間接受四環素，其主要的原因不是在溝通網絡 上，而是結構同型性(structural equivalence)所造成，而這個結構同型性 發生於兩個人 在網絡結構上都佔據同樣的社交空間。43
以事件歷史分析法重新研究四環素的報告，溝通網絡這個變數，對醫生
以事件歷史分析法重新研究四環素的報告，溝通網絡這個變數，對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