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影響日本的
「中國研究」？
—以日本福特基金會論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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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軒 磊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摘 要
「福特亞細亞基金會事件」是現代日本中國學界最重要的論爭之一，內 容為美國在 1962 年時以巨額資金補助特定研究，造成一波學界關於學術倫 理問題之討論。由此引發了日本學界對「研究主體性」之認識與反省，也使 學界群體逐漸走向對立，造成各界對文革觀感完全不同。論爭中主要的批判 在於「學術研究對於社會的責任、亞非拉美觀點與發展路徑的關係、對美國 區域研究方法的批判與認識」三個層次。本文從知識系譜角度出發，試圖解 釋此期間日本中國學界如何接受西方思潮（特別是美國），包括知識論上的 「科學主義」、方法論上的「區域研究」與發展觀上的「西方近代化路徑」 三個面向。 關鍵詞：美國區域研究、現代中國研究、福特基金會事件、戰後日本、 學術社群 * * * * 本研究為國科會研究計畫「中國學的知識人類學研究」（計畫編號：NSC-98-2811-H-002-015）之研究 成果，特此誌謝。72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壹、研究背景
福特基金會事件泝（アジア、フォード財団事件，又稱亞細亞財團／福特財團事件， 以下簡稱「AF 事件」）是 1962 年初，日本中國研究界討論應如何看待「美國研究費補 助」而引起的一連串論爭。論爭的範圍，從「應當如何研究中國」出發，也涉及日 美、日中關係的定位問題以及日本戰後責任論，甚至延伸出知識界對研究立場反省與 重新確認其社會位置。當時的種種思考，不僅在當時有其重要歷史意義，在各國的中 國研究知識界中也是十分特殊的例子。 日本在 1950 年代當時，社會持續爭論「未來往何處去？」原因在於：戰後日本無 法繼續使用帝國時期的亞洲統合論述與進步史觀沴，新日本被定位「民主自由、非戰和 平」的國家沊。另一方面，日本學界從戰前的「亞洲／中國」輕視觀以及將歐美視為 「敵性思想」的壓抑中解放，逐漸開啟了與西方歐美，甚至蘇聯、中國大陸研究者的 接觸。因此中國知識界對未來分為兩種看法：一類是呼籲日本急速進入反共陣營，並 且否定中國大陸政權的人。與此相對的則是視中共建政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日本也 應當追隨的人沝。 當時日本中國研究者的主流思想是「革命史觀」，意即：中國歷史是以階級革命來 分段，到清朝為止是封建社會，中華民國是半封建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 社會沀。這種分法強調以革命為中心描述中國歷史的演變，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視為 註 泝 論爭的主要對象有兩個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主要是針對東洋文庫（中國研究部分），而亞細亞基金會 主要針對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亞洲發展中國家及東南亞部分）補助，因此日本學者討論這個事件 時，並稱其為「AF 事件」。由於本文著重於中國研究部分，因此在行文時主要以「福特基金會事件」 指稱之。福特基金會設立於 1936 年，由福特公司創辦人之子 Edsel Ford 創立。強調和平、民主、經 濟、教育、民生等項目進行科學研究。“Our History,”Ford Foundation, Search time August 27, 2009, http://www.fordfound.org/about/history/overview. 在 1950 年代，會長霍夫曼（Paul G. Hoffman）以及董 事長福特都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主要的關懷就是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的主導權。尤其在 1952 年起，將 大量資金集中到亞洲與中東；1953 年更大量投入資金到印度。也曾不避諱的宣稱：「該基金會的宗旨 就是推進美國的利益。」現今冷戰結束後，已經減少政治色彩，轉向多補助從事貧窮、教育、愛滋病 等社會議題。 註 沴 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87。 註 沊 當時佔領軍（GHQ）的文化政策是相應於民主化與憲法制訂的鼓勵，而帶有對於 GHQ 佔領意義的正 面宣傳，日本國民再教育的色彩，很大程度使用大眾媒體。……戰後的 2-3 年間，言論界的中心課題 是對於封建、軍國主義／法西斯的批判與民主主義理念的確立。安藤良雄等，日本の歷史 13—日本の 新生（東京：読売新聞社，1973 年），頁 84。 註 沝 姬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大阪），第 7 期（2000 年 9 月），頁 21。詳細的論爭請參考：邵軒磊，「戰後初期日本中國研究的延續與斷裂」，台灣東亞文明 研究學刊，第 5 卷第 1 期（2008 年 6 月），頁 215~236。 註 沀 国分良成，「建国五十年—中国研究と中国近代史の再検討」，北大法論集（札幌），第 51 卷第 4 期（2000 年 11 月），頁 1396~1397。最重要的革命事例。泞在價值觀上認為革命能與過去完全斷裂，從而提出了「日本是不 是也該革命？」這種疑問泀。持此論點的學者以社團法人中國研究所之中的研究人員為 主要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在歷史學界這種論點也是很普遍的洰。 另一方面，由於戰後美國對日本直接佔領，美式價值觀對戰後日本各種層面都有 著決定性的影響，主要以「西歐資本主義近代化」為核心泍。尤其 1960 年代之後，安 藤彥太郎認為美國對學術界有絕對性的影響：「…（戰後中國學界的改革）不是選擇以 現狀分析的蘇聯，也不是選擇傳統東洋學為主的歐洲（以經學思想為研究對象），而是 以美國為主，追求理論的學問處理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方法泇。」對日本主流政 策研究者而言，美國學術重視現代中國研究沰，正符合日本的政策需要。 具體而言，1950-60 年代初，日本的中國研究界雖然以左派革命史觀為主流，美國 的影響透過種種機制穿透到中國研究界中，甚至成為現在主流研究方法與主要立場。 這段起伏與消長的關鍵時刻，伴隨著舊金山和約、安保運動等社會運動，日本中國學 者也隨之開展出研究視角與學術倫理的反思，到 1962 年的福特基金會事件達到高峰。 因此本文以此一事件為核心，討論學術典範轉變與關鍵因素為何？日本學者如何維持 主體性與學術上的自我認同？這個歷程不但是戰後日本面臨的問題，也是許多現今與 美國相關的發展中國家學術發展息息相關，甚至也是同為東亞文化區域而又逐漸蓬勃 自主的中台韓學界未來之重要課題。
貳、先行研究與研究架構
1962 年 AF 事件，討論美國補助研究資金問題，是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界重要的 事件與分期指標，此一史實大致毫無疑問泹。但考察既有文獻，可以發現對當時的所爭 註 泞 以仁井田陞為代表的「對中共絕對讚美論」，認為：毛所採用的路徑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依照 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意義結合所生成的方法。帶有從根本在階級間將權力移動的性 質，因此中國的革命正是第一個能夠真正稱為「革命之名的革命」。仁井田陞，「中国近代革命の歴 史的課題」，世界（東京），第 44 期（1949 年 8 月），頁 16。 註 泀 姬田光義，前引文，頁 20~21。 註 洰 關於革命史觀詳細的論證，請參考邵軒磊，「革命史觀與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之社會主義系譜」，中國 大陸研究 ，第 50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17~134。 註 泍 必須注意的是，「近代化論」在戰後思想始終雖然一直是要角，但是其中的性質常常不相同，民族論 也是如此。敗戰之後的近代化論經過一次轉折：一開始討論封建日本的各種物質條件在明治以後以什 麼方式存在，而又是如何支撐戰爭。並由此基礎物質條件出發，討論應當如何推動日本的民主主義。 但這樣的「近代化論」隨著保守勢力的重新崛起，漸漸失去主要發言地位，講和前後轉變成為「為了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目的」而研究其中條件的「近代化論」。安藤良雄等，前引書，頁 259。 註 泇 安藤彥太郎，「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雑誌（東京），第 70 卷第 5 期（1961 年 5 月），頁 625。 註 沰 榎一雄，「近現代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雑誌（東京），第 64 卷第 5 期（1955 年 5 月），頁 433。 註 泹 在總覽性的介紹文章中，是這樣記載的：「在 1962 年 1 月到 7 月左右，日本的中國研究者之間，發起 了對於美國的亞細亞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的現代中國研究計畫的暴露與批判運動。」山根幸夫，「現 代：戦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 出版社，1983 年），頁 503。7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論之「中國研究價值」有四種解釋脈絡途徑： 首先是以「反帝國主義／軍國主義脈絡」來討論日本的中國研究定位問題，主要 表現在以 1962 年初期到 1963 年 11 月的文獻裡。如岩村三千夫指出「吾人中國研究 者，不但研究是為了日本的進步，但也不能傷害中國人民。…絕不能採取敵視中國的 態度而從事中國研究，否則就會步上戰時軍國主義的後塵泏。」石島紀之指出「學問必 須中立，戰前對亞洲實證的研究成果雖然是有的，但是也因此促進了侵略戰爭泩。」簡 言之，AF 事件在日本研究者的思維中，第一印象就是與帝國戰爭印象做出連結，把 「AF 獎勵研究案」看成帝國時期對的中國軍事研究，也就是作為侵略需要的「文裝之 武備泑」。 同時，左翼學者也討論了「學術自主」問題，也就是日本學界是不是受到美國 「控制」。如西川正夫指出，連「市古宙三（東洋文庫計畫主持人、AF 事件主要當事 人）都是事前才知道被包含於美日台共同計畫的一部分，而且美國學者將常駐於東洋 文庫中，因此對於日本方面的自主性感到懷疑炔。」甚至將日本視為美國的一部分對於 亞洲（朝鮮、台灣、東南亞）滲透影響力，稱其為「戰後版脫亞」炘。這樣的脈絡對部 分學者而言，在以「學術自主」的道德優位性，主張日本不應該受到美國控制，而且 研究者不應依賴政府或某特殊單位補助。 第三個面向則是關注於「研究方法」問題，從而對於研究者主體性思考引發了對 於整體中國研究的視角性問題加以討論。在研究方法上的分類而言，久保亨、江田憲 治指出「1970 年代之前，是由兩種對立觀點組成，一方是革命中心史觀的中國革命 史；另一方則是納入美國的中國研究手法，對中國的經濟實態做出數量（量化）把握 的調查研究炅。」較為批判的觀點認為這是對於日本傳統的歷史研究輕視甚至是無視的 現象炓。隨著美式區域研究方法的引進，對原先的社會主義途徑與東洋學研究途徑而 註 泏 岩村三千夫，「誤りをくりかえさないために」，歴史評論（東京），第 143 期（1962 年 7 月），頁 1。 註 泩 石島紀之，「生の立場から」，歴史評論（東京），第 143 期（1962 年 7 月），頁 12。 註 泑 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的初代總裁後藤新平也主張「為了滿州經營的目的，要有文裝的武備」，主張 「學俗近接」，與東京帝大學者白鳥庫吉合作，1907 年設置了滿鐵調查部，是日本對於中國的最早的 調查式研究，也成為戰爭所需的資料。請參考：伊藤一彥，「日本の中国研究」，安藤正士等編，現 代中国研究案內（東京：岩波書店，1990 年），頁 5。因此，戰後知識分子對美國主導的區域研究調 查，聯想成為了戰爭所需的研究。 註 炔 西川正夫，「全中国研究者の集団討議」，歴史評論（東京），第 143 期（1962 年 7 月），頁 14。 註 炘 蠟山芳郎，「殖民地獨立の時代と日本」，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 題：歴史の方法とアジア（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 年），頁 119。 註 炅 久保亨、江田憲治，「現代」，礪波護等編，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出版会，2006 年），頁 264。 註 炓 姬田光義，前引文，頁 22。
言，都是一種衝擊炆。甚至在當時都可以看出在價值觀上將「區域研究」視為政府決策 工具，進而否定的思維炄。若與前兩點對照來看，可將這段時期視為「傳統研究方法」 與「美式區域研究方法」衝擊的結果。 第四種層次則是「知識社會學世代交替脈絡」的理解：「福特基金會問題是以年輕 研究者為中心而開展的運動，也有世代矛盾的原因在裡面炑。」也就是理解為老一代中 國研究者所佔有的學術資源，遭受新一代研究者挑戰的過程。而其後伴隨著文革與日 本國內的大學鬥爭所展開的「對舊權威的正面挑戰炖。」也使得 AF 事件被添加了學界 世代交替的色彩。茲將對 AF 事件所陳述的四種觀點表列如下（參看表 1）。 表 1 日本學界 AF 事件先行研究整理 主要觀察脈絡 主要觀點 代表論者 反帝國主義／軍國主義脈絡 日本在世界／亞洲的位置：和平民主、 不可對中國從事帶有敵意的研究 岩村三千夫、石島紀之 研究主體性脈絡 日美關係、研究者與權力關係問題 西川正夫、蠟山芳郎 研究方法脈絡 區域研究引入，引發的學術問題 久保亨、江田憲治、姬田光義 知識社會學世代交替脈絡 研究者世代交替，學術資源分配問題 野沢豊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對於福特基金會的始末與影響，已能達到相當程度的掌握。 乍看之下，是表現在研究者在資源與現實間的「取捨」問題；但放在總體的中國研究 知識系譜炂中，則不能只瞭解 AF 事件中的權力與鬥爭部分，而必須從整體研究方法與 註 炆 在戰後初期，東洋史研究經過幾次論爭。整體看來，就是年輕學者批判戰時主流研究學者的「中國蔑 視觀」。如上原淳道提出在「東洋史の反省」指出「因為沒有方法論、研究者也沒有問題意識， 『東洋史不是史學』的說法在戰後非常盛行。」松本善海指出以往的東洋史學是由學閥獨佔的漢文史 料處理技術，今後「必須將科學放在這種專業技巧之上，也就是科學的歷史學。」松本認為東洋史學 還停留在幼兒的情感認識階段，並沒有分類思考能力，是一種病態。增井經夫「東洋史の智慧」中也 批判了東洋史學風的矮小性。小倉芳彥，「日本近代史の再探討」，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世界歴 史 30 別卷（東京：岩波書店，1971 年），頁 488。以上的學者，大多傾向使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 帶有一定的定見。反之，老一輩的學者對此主張研究必須客觀實證，堅守「價值中立」；但在戰敗的 陰影之下一開始幾乎沒有發言空間。而在 AF 事件中，老一輩學者以美國區域研究作為新的言論武 器，與新一輩（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抗，主要受援助的也都是老一輩學者，因此對東洋史學界也有相 當衝擊。 註 炄 歴史科協議会，「フォードアジア兩財団の資金供与に関する資料（続）」，歴史評論（東京）， 第 144 期（1962 年 8 月），頁 33。 註 炑 野沢豊，「回顧と展望」，現代中国研究（大阪），第 3 期（1998 年 9 月），頁 101~118。 註 炖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歷史研究会編，アジア現代史（東京：歷史研究会，1985 年），頁 4~36。 註 炂 本文所使用的「知識系譜」觀念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2002），此一觀念見於知識考古學、性 史以及「尼采、系譜學、歷史」三篇著作之中。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by A. M. Sheridan Smith（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Hommage a
7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知識論的脈絡關照。值得注意的是，AF 事件在具體研究補助上並沒有帶來根本性的改 變，但無寧說藉由這個事件，日本學界重新能以「自我主體性」的立場發言，也開始 意識到必須要有「研究者立場」。用這樣的脈絡來瞭解 60 年代初的 AF 事件，也才能 對文革時中國學術界的嚴重對立現象，以及曾經沈潛一時，而在 90 年代重新崛起的亞 洲研究做出理解。 本文立基於此，在先行研究中已有強調「研究者個人層次」的基礎之上，將「AF 事件」以思想系譜的觀點加以考量：首先釐清在國際政治視角中，以美國對日本的政 治社會影響為基礎；其次討論由戰後初期在知識論價值上的「科學觀」開始，到方法 論上的「區域研究」；最後到研究者自身的「倫理學」立場，並藉由史料說明當時的衝 擊與反抗運動。本文主要闡明的是：「AF 運動體驗」與日本學界對西方（尤其是美 國）的觀點帶來的轉變為何，而應當如何放入整體研究史系譜中理解。
參、AF 事件的遠因
從戰後日本的角度而言，對於西方價值接受的主要原因來自「價值真空」炚。盟軍 總司令部（以下簡稱 GHQ）除了為社會帶來「民主和平」觀念，也在學術界則開啟了 「美式科學」的觀念。一、作為「道德」的科學
對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學術界而言，西方最早也最直接的影響來自直接佔領日 本的美國。在 1948 年秋，美國派遣了「人文科學顧問團」炃對日本的人文學界進行三 個月訪視與交流，並且將成果回報給 GHQ 牪。日本方面由南原繁為首，召集 28 位人Jean Hyppolit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 pp.145~172. 在本文的脈絡中意義有二：首 先，關注概念的「演變」，時間序列的方式鋪陳出其源頭以及其演變，即對於學術的起源與發展加以關 注。其次，本文更強調系譜的社會學意義。傅柯指出「考古學對於形式本身考察，系譜學則分析其實踐 之外的形成過程，以及其後的修正情況。」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p. 11~12。傅柯提出 了「權力的微觀物理學」再現「去中心」的權力規訓如何滲透到社會與個人，藉由知識、技術、思想方 式等等落實在各種不同領域。對學術社群而言，系譜學注重規範與互動，將研究社群所賴以建立的制度 與其間互動。也就是第二個意義：關注學術社群的內部與外部權力運作範疇。
註 炚 戰後日本物資艱難，加上又失去指揮系統，社會已經失去正常運作能力。「多半是從盟軍總司令部 （GHQ）處獲得的單向價值觀。」姬田光義，前引文，頁 19。
註 炃 美國方面由 George K. Brady（肯塔基大學英語教授）、Charles E. Martin（華盛頓大學國際法政治學教 授）、Edwin O. Reischauer（賴孝和，哈佛大學東洋語學副教授）、Luther W. Stalnaker（德瑞克大學 哲學教授 Drake University）、Glenn T. Trewartha（威斯康辛大學地理學教授）組成。術資料刊行会， 日本人文科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顧問団報告書（東京：術資料刊行会，1950 年），頁 1。 註 牪 主要目的是：「1.對日本人文科學研究現狀作目錄編撰；2.對研究方針、研究方法、研究助成重點進行
瞭解後，調查現實的需求；3.整合資料與社會需求之後，對研究方針與研究方法進行勸告。」術資 料刊行会，前引書，頁 1。
文科學者組成「協力委員會」，並指名 55 人文科學者作為專門委員，作對美訪問團接 待工作之總會與部門會議狖。主要目的在於致力於學術與政府分離的「學術民主化／自 由化」改造。 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對於「人文學科戰時為侵略政策服務」的指控。顧問團報 告書指出，「自然科學將一定的資料正確的處理，客觀的蒐集。而人文科學在選擇資料 就沒有辦法完全正確，而且也在不規則的研究條件下研究。……只能主觀、臆測，而 目的取向的研究比較多。」也就是在「國家的精神限制下」研究狋。另一方面，自然科 學雖然也受到戰時體制的影響，但是相對於思想言論的箝制，自然科學能作為軍事需 要，而受到日本戰時政府歡迎，同時也因為其實用性，戰後不會否定當時的研究成 果。因此「自然科學」的地位上升，其次是「能夠成為人文科學的人文學」（經濟、現 狀研究），無法科學化的學問（文史哲）則受到很大的限制。 其次，由於戰後所採用實用傾向的思維模式「社會科學就是用以決定最好的選擇 （決策），避免以預測與直觀來選擇狘。」在文革前的中國研究界，處處可見傳統東洋 學者面臨社會主義者「無批判意識」指責狉時的無奈。尤其是 1960 箱根會議以後，提 出了八大現代化指標：都市化、商業服務業發達、社會參與、社會流動、知識水準、 社會網絡、組織化、全球化。之後，日本政府採取了從「科學到近代化」狜的發展主 張。這種主張，是以生產力為核心，結論認為社會必須朝向生產力高的方式演變，採 取科技研發、社會分工、產業提升、擴大再生產等措施，一言以蔽之，就是使用自由 主義市場加上發明，使資源有效利用，從而增長。日本馬克思理論者同意增長目標， 但預言增長必須經過剩餘價值剝削、資源集中、擴大再生產，這樣一來造成貧富不 均，必須更注意工人、環境問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左派與近代化論者對社會發展 立場上，並不針鋒相對，主要的爭論來自於「是否依附美國」。 註 狖 術資料刊行会，前引書，頁 1。 註 狋 術資料刊行会，前引書，頁 13。 註 狘 術資料刊行会，前引書，頁 7。 註 狉 旗田在回顧東洋學時指出，雖然當時學術不全是為了「侵略」服務，但是也提出了因為「學究性格」 而使得有權者任意的利用學術，也就是東洋史學是「缺乏人性」的學術。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 洋史の傳統」，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歴史の方法とアジア， 頁 212~213。由此可以瞭解，社會主義者的邏輯是：戰時的東洋學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研究成為軍國 主義的幫手，所以對於戰爭也很難說沒有責任，因此必然要有「正確」的意識。但是科學主義者正是 因為懺悔當時所參與的行動，所以才有意與政權保持距離。在這樣論述的過程中，兩邊的主張與辯論 缺少交點。 註 狜 1960 年 8 月 29 日，由美國亞洲研究會主辦，邀請日美眾多社會學家之「近代日本研討會」（近代日 本に関する会議，簡稱「箱根會議」）。會議結論強調「工業化、民主化、市民社會」的重要性，而 且重新詮釋明治維新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歷史，被認為是「美式近代化論」在日本的起源。尤其是 「工業化=近代化」的觀點，也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非先進國與後進國的差別，而是共同朝向 「高度工業化」而邁進，同時也淡化勞工與資本家的緊張關係。有批判認為：背後的意圖是將東南亞 所謂後進國，套用「非社會主義化工業發展」模式，以日本做為其中的代表來推廣美式近代化論政 策。安藤良雄等，前引書，頁 261。
7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矢澤康佑當時就批判因為追求近代化，造成「歷史學思想的斷絕」，表現在「現狀 評論」文章與期刊的產出，幾乎沒有價值判斷狒。當時「客觀」研究成為主流，也就是 研究者試圖脫離研究事物，僅作無價值觀的報導。由此可以看出「科學」在日本中國 學界有著雙重意義：一方面作為知識論上研究的客觀中立論點，逐漸取代了傳統文哲 為中心的東洋學，二方面成為一種對戰爭反省的方法，也就是必須遠離權力，學術不 能受政治控制的思維。
二、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研究
日本學界引進美式區域研究狔觀念，最早是山本達郎在 1950 年 6 月到 1953 年 1 月，訪問西方諸國之後帶回日本的情報狚，其中特意介紹了美、英、法的研究機關與學 風 。 其 中 將 美 國 學 界 分 為 「 東 向 ／ 西 向 」， 東 向 意 指 以 「 東 方 學 」狌（ biblical archaeology，代表學會為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為主的古典研究，而「西向」是 指太平洋東亞現代問題研究（代表學會為 Far Eastern Assosiation）為主要思考範圍狑。 介紹了美國嘗試將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等融入東洋研究，以純然 客觀態度與社會科學概念研究玤。當時美式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還在發展中，對日 本學者而言，第一印象是強調對一個區域多方面專門的研究，不只是要用一個原理來 註 狒 矢澤康佑，「東洋史現代回顧と展望」，史雑誌（東京），第 71 卷第 5 期（1962 年 5 月），頁 672。 註 狔 美國區域研究可追溯至戰時對德國的「敵情研究」上，但嚴格意義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是二戰 後，以學界為主體的知識活動。主要的特徵是重視語言訓練、田野調查、地方資料與觀點，有「跨學 科」（interdisciplinary）或「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特色。張世澤、張世強，「區域研究之下的 南亞視野」，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2008 年 3 月），頁 87~88。當時為了迅速掌握二戰後的世 界局勢，區域研究方法結合國家資源、私人基金與學院體制，進而積極帶動一種「美國式全球化」 （American globalization）風潮。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轉引自張世澤、張世強， 「區域研究之下的南亞視野」，頁 88。冷戰時期，主要的框架是與蘇聯對抗，因此主要偏向政治、軍 事、經濟層次，研究課題的是極權國家行為模式以及第三世界發展模式，主要的研究資金也多來自政 府部門。冷戰後，跨國界、全球化議題興起，造成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核心的框架遭受批 判；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去殖運動的結果，使得此一方法中「西方中心」的偏見遭受挑戰，如薩 伊德（Edward Said）、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等。現今區域研究更多與社會學、人類 學等方式結合。 註 狚 山本達郎，「歐米極東研究消息」，史雑誌（東京），第 62 卷第 4 期（1953 年 4 月），頁 362~372。 註 狌 “biblical archaeology”原意為「聖經考古學」，被應用在傳統歐陸對東方經典（如論語、莊子）的翻譯 以及考據之上，強調字句的正確性以及字詞概念的內部完整性，是早期歐陸特色的「中國研究」。在 明治時期日本引進西學時，也被應用在文史哲研究上，主要指的是西式經學考據方法。因此最初就被 稱為「東方學」（日文漢字），是較為古典的稱謂。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期刊便稱為東方學 報。中文與社會學中薩伊德（Edward Said）的 orientalism 一詞，譯為「東方學」容易混淆，但在日文 中是完全不同的字。註 狑 山本達郎，前引文，頁 364。 註 玤 同前註。
說明，更強調與其他學科分野的「連結」玡。當時山本達郎認為美國的區域研究有以下 特點：一、有用的當地知識快速有系統的學習；二、對世界諸文化的相對性的認識， 而瞭解文化並無優劣之別；三、對各地的社會與文化有整體性的把握玭。對日本而言， 顯然是自認為日本較能體會中國文化的心理基礎。所以山本對此加以評論：「美國對於 行動主義的方面很強，但是對於亞洲文化的知識較為薄弱，日本學者必須加強以文化 同理心理解的面向玦。 之後，使用區域研究為基本研究方法的機構與組織逐漸誕生，1953 年成立了「亞 細亞政經學會」，玢5 月第一回大會在慶應大學開辦，就是強調以區域研究為主，特別 著力於日本東洋學中所欠缺的近現代部分研究。以及 1954 年，隨著日本與歐美國家的 交流越來越密切的同時，由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贊助的東洋文庫 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由河田清、山本達郎、市古宙三等人為中心，組成數個部門， 並以兩年為一期發展研究成果玠。這個組織宣稱初期不與美國學者合作，但是「有密切 連接玬」。1958 年成立通產省所屬特殊法人亞洲經濟研究所和 1960 年成立的外務省所 轄財團法人國際問題研究所，更是直接將區域研究作為決策基礎研究的體現。
三、「東／西」觀感：必須近代化的亞洲
回到發展路徑的問題而言，1950-60 年代的十數年間，對於日本總體的發展經過了 三種層次（近代化路徑、社會主義路徑、增長與發展路徑）的思考，但都不脫離對 「亞洲」落後的視角。1950 年代受到美國科學的影響玝，學界認為「共同的基調是對 傳統東洋／中國持否定的態度，以近代化的方法批判瓝。」表現在 1956 年討論「世界 註 玡 山本達郎，前引文，頁 367。 註 玭 山本達郎，前引文，頁 366。 註 玦 山本達郎，前引文，頁 365。 註 玢 該學會的目的，從設置時就與當時的其他研究機關大異其趣，從章程第三條就可看出，是以政經實證 研究作為基礎（会の目的は「アジア地域の主として政治、経済について理論的及び実証的研究を 行い」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会寄附行為総則第 3 条）請參考：「アジア政経会の紹介と沿革」， アジア政経会，サーチの時間 2009 年 8 月 27 日，http://www.jaas.or.jp/pages/about_jaas/enkaku.htm。 而其中發起理事之一的衛藤瀋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更是 AF 事件重要的關係人。 註 玠 在 AF 事件後發表的資料中，推定每年約有 3-400 萬日圓的補助，主要不用於人事費，而是用於圖書購 入，持續到 1959 年為止。1960 年夏天，市古宙三為此停止補助一事與箱根會議的基金會代表 Everton 討論，才決定了關於之後的 AF 計畫，是為美國對日援助的一段轉折。 註 玬 榎一雄，前引文，頁 454。 註 玝 根據考據的結果，「近代化」一詞的在戰後日本流行起來自舊金山和約之前（1952 年 3 月）的「企業 合理化促進法」第一條中的「技術提高與重要產業機械設備的近代化」中的「近代化」作為轉捩點的 發端。其後到處都有「近代化」的標語，作為效率化／合理化的代稱，也就是把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 要素去除為目的。安藤良雄等，前引書，頁 260。 註 瓝 村松祐次，「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東京），第 23 卷第 1 期（1950 年 7 月），頁 62。80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史的基本法則」開始，提出「原始共同體到共產主義的交替路程」瓨作為必然的社會發 展階段，此時雖然是以社會主義做為藍本。進行到 60 年代，一轉成為以經濟增長和發 展為基礎的經濟理論甿。這種視角衝擊了馬克思主義與德國歷史學派的「階段論」畀。 可以說整個 60 年代，近代化論正在蓬勃發展，成為日本自身定位的主流論述甾。包括 「日本と中国の近代化」疌、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疘等文章。此一階段近代化的基調 「物質生產」，也能被社會主義者接受，作為進入社會主義的必經階段。於是整體亞洲 還是被定位成落後的，但是「中國／日本」的位置關係，隨著學者的意識形態不同而 有不同的看法。 加上在 60 年代開始，日本接受美國區域研究影響，開始以低開發國為核心，集合 不同領域的學者對此加以研究。主要是作為政策評價指標，用以檢討美國對於該國的 援助有沒有效果，甚至「關心」美國的世界政策。被當時學者所批判：「美國現代區域 研究就是把一國當作地方來研究，貫徹美國的區域地方化政策，甚至是想永久支配低 開發國家的心理。」皯。在這種討論中，與其說是對方法論的觀點不同或是日本對美國 的支配低開發心理不滿，不如說是「受美國支配」這件事情才是日本社會的焦慮來 源。尤其是經過 1952 年 GHQ 結束佔領、1956 年與蘇聯建交、同年加入聯合國，日本 社會正以「自主中立」原則重新參與國際社會。但是繼 1960 安保條約之後，當日本學 界發現美國也試圖使用金錢補助支配（正如同支配亞非拉國家）時，這種不滿於焉爆 發。以這個脈絡，才能瞭解 1960 年安保運動與福特事件中「研究者主體」概念的聯 註 瓨 遠山茂樹，「世界史把握の観点」，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歴史 の方法とアジア，頁 3。
註 甿 Walt Whitman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該書隨即被翻譯成日文版： W.W.ロストウ，経済成長の諸段階：一つの非共 産主義宣言（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61 年），在日本廣為推行，成為知識界中對發展模式的主流 看法。 註 畀 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 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部，2004 年），頁 26。 註 甾 根據評論：近代化論在戰後思想始終雖然一直是要角，但是其中的性質常常不相同，民族論也是如 此。敗戰之後的近代化論對於封建的各種條件在明治以後的日本以什麼方式存在加以關心，而這樣對 於戰爭又是如何支撐，並由此討論要如何推動日本的民主主義。但這樣的「近代化論」隨著保守勢力 的重新崛起，漸漸失去立場，講和前後是「為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目的」而研究其中條件的「近代 化論」。安藤良雄等，前引書，頁 259。 註 疌 ライシャウアー（Reischauer，賴孝和），「日本と中国の近代化」，中央公論（東京），第 78 卷第 3 期（1963 年 3 月），頁 60~70。 註 疘 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歴史の方法とアジア。 註 皯 幼方直吉，「研究方法と社会的責任の問題」，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歷史像再構成の 課題：歴史の方法とアジア，頁 141。
繫。盳對照其後日本史學界在 1960 年代不斷高呼「人民的史學」的整體心理氣氛，也 就不難理解，為何「主體性問題」是 AF 事件的核心話題。
肆、AF 事件始末
經過了價值觀與方法論對中國研究界 10 年的醞釀後，進入了對研究本身的倫理學 思考。最早在 60 年代初，東洋學者提出了「歷史學的宿命」這種思考，指的是沒有辦 法 脫離 「跨 越認識主體特 殊性而直接認識，主體指的是研究者 平常的日常學究生 活。」盱也就是「由於客觀現實研究需要，不得不在外國資金援助下的研究計畫的話， 就意味著放棄自己的主體性」。批評者以「政治意圖」來形容安保條約中的「美日文化 協力體制」，也就是福特基金會所支持的「東洋文庫」系統。由此為契機，日本學界發 生 AF 事件，開始對整個學術倫理加以重新檢討。 在這個意義之下，1962 年的「AF 事件」可以視為 1960 安保運動在中國研究界的 延長，安保運動的歷史意義，就是將國民的體驗灌注到研究者的意識當中盰。AF 事件 也就是在意識層次上，對整體中國研究做出「倫理學」式的反省。比如佐伯有一與加 藤祐三為文呼籲當時中國研究者必須思考的三個問題意識：「1.中國史要如何作為日本 學問而確立；2.中國研究如何跟世界史理論與課題做出連結；3.中國與其民族的歷史發 展內容為何？」盵自此對「學科意識」的反省，開始成為日本中國研究在主體認識性上 重要的轉捩點。 事情的開始是由「AF 基金會」在 1961 年 12 月 26 日所發佈的財團公報，決定撥 款 140 萬美元補助金提供東京東洋文庫、台灣中央研究院、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議分 別對「20 世紀中國國內史」、「中國外交關係」、「中國共產主義經濟」各主題加以研 究。矸日本方面由東洋文庫獲得 17 萬 3000 美元（當時約 6200 萬日圓），以 5 年為期研 究中國國內史，子題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工業化、土地改革」等等。矼而且提 註 盳 安保運動主要是因為 1960 年 2 月，日本國會批准美日安保條約時，所引發的政治、社會抗爭運動。主 要論點在於日本是否會因為美國與外國開戰的原因，從而再次捲入戰爭，這也引發「日本是否真正獨 立於美國？」的討論，也就是討論「主體性」一詞的意義。本文後續的討論之中，將呈現安保事件所 延續的「主體性」觀念如何影響「AF 事件」的中國研究者，成為試圖脫離美國控制的心理需求。 註 盱 西嶋定生，「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雑誌（東京），第 71 卷第 5 期（1962 年 5 月），頁 616~617。 註 盰 幼方直吉，前引文，頁 134。 註 盵 佐伯有一、加藤祐三，「総說回顧と展望」，史雑誌（東京），第 74 卷第 5 期（1965 年 5 月）， 頁 725。 註 矸 フォード財団，「フォード財団報」，歴史評論（東京），第 143 期（1962 年 7 月），頁 17。 註 矼 フォード財団，前引文，頁 18。82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供 16 萬 2000 美元作為美國學者 40-50 人矹駐在日本、台灣的費用矻。相對於每年文部 省關於中國研究界所補助的資金約 500 萬日圓，從哈佛大學來的錢就有 2000 萬日圓， 福特基金會約有數百萬，而亞洲財團也是每年約 2000 萬的額度矺。這樣巨大的財力， 使得需要資金的研究者幾乎無法抵擋。這樣的機構，主要由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 會、洛克希德基金會提供資金矷。 日本「AF 事件」以 1962 年 5 月為主要爆發點，主要是反對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 祂、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收受上述的美國資金，主張反對者是當時的年輕學者：小 野信爾、近藤邦康、山下米子、久保田文次、狹間直樹以及姬田光義，此外安井三吉 和古厩忠夫兩人也是重要成員礿。批判的對象主要是市古宙三、波多野善大、衛藤瀋吉 等人。回溯到東洋文庫在 1954 年接受洛克希德財團的援助設立近代中國研究室，之後 接受亞細亞財團與福特財團的資金，引起反彈秅。在 1962 年 5 月所召開的歷史學研究 大會表達了反對「東洋文庫現代中國研究項目」接受福特基金的聲明穸；同時歴史評論 （143 期）也以特集的形式刊載了反對的文章穻。歷史學研究會以「學術民主」為由， 號召舉辦研究會邀請正反雙方一起討論。並做成三個決議：「自主對等、不妨礙與其他 國家交流、計畫內容成果公開」三項，作為有關學術國際交流的準則竻。 註 矹 而大公報宣稱「AF 基金會」其實是美國中情局在背後所操縱，所謂「美國佛教文化專家學人」其實也 是中情局的特務。這部分的資金，都是用來反對亞非民族獨立運動，以及反共運動的。大公報編輯部， 「アメリカ両財団の真の姿」，歴史評論（東京），第 143 期（1962 年 7 月），頁 22。由於大公報是 共黨控制報紙，這種看法雖然必須語帶保留，但在當時的「反對 AF」人士的圈子中，是屬於很強力的 看法。請參考：歴史研究会，「フォードアジア兩財団の資金供與に関する歴史研究会総会の決 議」，歴史評論（東京），第 143 期（1962 年 7 月），頁 24。 註 矻 フォード財団，前引文，頁 18。 註 矺 三好一，「金貨をくわえた張り子の虎」，歴史評論（東京），第 144 期（1962 年 8 月），頁 23。 註 矷 安藤良雄等，前引書，頁 262。 註 祂 東洋文庫的前身為莫理森文庫（創立者 G.E. Morrison 博士），由於一戰關係，在中國境內的文庫有戰 禍波及之虞，於 1917 年準備放棄轉讓。當時，中國、美國三大學都表示購買意願，但莫里森認為「中 國由於戰亂不能放置，而且考慮到接受者必須精通漢文與洋文才行。」因此決定將文庫轉存日本。 1924 年，由三菱第三代負責人岩崎久彌設立，發行東洋文庫論叢，正式營運。戰後是最早開始回復正 常研究的部門之一，1947 年開始接受文部省補助。1953 年對大英博物館中印度所藏敦煌文書的 9800 份微縮攝影成功，是當時重要的學術成就。岩井大慧，「我が国における東洋研究の特色－東洋文 庫」，術月報（東京），第 7 卷第 8 期（1954 年 11 月），頁 482。長久以來，都是日本最有代表性 的東洋學研究機構。早期雖然以經學、考古學為核心，但近期「超域研究」、「現代中國研究班」設 立之後，多有進行長短期田野調查的研究計畫，也逐漸涉獵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的研究。 註 礿 姬田光義，前引文，頁 19。 註 秅 野沢豊，「回顧と展望」，頁 113。 註 穸 歴史研究会，前引文，頁 24。 註 穻 特集名稱為：「現時点における歴史のあり方－フォード、アジア兩基金會の資金供与問題」。收 錄包括岩村三千夫，前引文，頁 1~4；石島紀之，前引文，頁 5~14；西川正夫，前引文，頁 14 等高度 批判的文章。 註 竻 同註穸。
6 月 8 日京都大學文學部國史大學院會也發表了對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反對聲明： 「第一、該年 4 月緬甸政府發現了兩財團在當地的調查活動，於是停止了兩財團當地的活 動，並要求離開緬甸；第二、美國要求調查的緬甸、馬來西亞都是現今政治動盪的地 方，而且要求要使用協助決策所使用的區域研究方法籵。」這篇報導被廣泛引用，又更 加深了左派學者對此資金的疑惑與攻擊，不將這個補助視為單純的學術與客觀研究， 而認為其具有「特殊與政策的目的」。 7 月 5 日山本達郎、貝塚茂樹為主辦人，在明治大學召開研討會，約 300 人出 席，也邀請了「東洋文庫」計畫人加以說明。野沢豊、上原淳道、菊池昌典等人，主 要以「中國研究的主體性」為由，對此反對最甚糽。旗田巍指出，這個問題的意義就是 戰前日本中國研究是受到「侵略勢力」的支持，因此當時的東洋史學有三點罪狀： 「（研究方法上）缺乏體系而注重個別事實、（價值觀上）以近代西方價值為基礎而蔑 視東洋、（研究目的上）不想真正變革或解放亞洲耵。」而反過來說，這個問題也體現 了日本本身學術體制與學術資源的缺乏，使得學者作為經濟需要不得不接受肏，對此周 藤吉之認為「對此計畫的進行，資金的營運必須要慎重。」 表 2 AF 事件中正反立場表 支持者 反對者 理由 財源不足問題 地區大學、學術發展需要問題 科學、客觀中立研究 學術主體性問題（學術自由） 民族、國家主體性問題（日本受美國控制） 研究者必須要有立場（研究倫理） 主要成員 東京大學東洋文庫 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歷史學研究會（大多數但並非全員） 中國研究者研究團體聯絡協議會 對方法論的爭辯 區域研究是客觀中立 區域研究有帝國主義色彩 最後訴求與決議 自主對等、不妨礙與其他國家交流、計畫內容成果公開 資料來源：フォード財団，前引文，頁 18；中国研究者・研究団体連絡協議会，前引文，頁 12；大公報編輯 部，前引文，頁 22；歴史学研究会，前引文，頁 24；三好一，前引文，頁 23。 由於廣泛中國研究者的反對，1962 年的亞洲、福特基金會計畫無法執行，同年 「京大東南亞研究中心」也遭受反對肮。這個討論也延續到 1963 年，學界的重要期刊 中，包括歴史研究肣、世界肸；歴史評論肵等各個重要的歷史期刊中都以「主體性」 註 籵 歴史科協議会，前引文，頁 33。 註 糽 周藤吉之，「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雑誌（東京），第 72 卷第 5 期（1963 年 5 月），頁 627。 註 耵 旗田巍，前引文，頁 213。 註 肏 而當時主要受批評的對象市古宙三，雖然沒有政治意圖，但也對於這樣的「有嫌疑」的資金不加深思 而接受。他所在的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是由於缺乏圖書與資料，而又與東洋文庫地理接近，因此利用 也是人之常情。野沢豊，「回顧と展望」，頁 113。 註 肮 安藤良雄等，前引書，頁 262。 註 肣 犬丸義一，「歴史研究者の主体と任務」，歴史研究（東京），第 280 期（1963 年 9 月），頁 1~27。 註 肸 衛藤瀋吉等，「日本人の中国観と中国研究」，世界（東京），210 期（1963 年 6 月），頁 56~74。 註 肵 歴史科協議会，「歴史研究者の主体と任務」，歴史評論（東京），第 150 期（1963 年 2 月），頁 1~31，同年也有討論東洋史研究之主體性的呼聲。
8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為主要課題，討論研究者如何才能避免被政權控制，陸續對「學術倫理」問題加以討 論肭。1964 年，第一次三年計畫將結束時，中國研究者研究團體聯絡協議會，發表 「敬告諸中國研究者、研究團體、學生」公報舠，呼籲自此不要再接受美國的補助。 AF 事件結束雖然沒有確定的時間點，但依照野沢豊的回憶錄，具體「AF 鬥爭」到了 1963年 11 月中國學術代表團歡迎活動算是告一段落芠。
伍、結論：AF 事件對中國學界的衝擊
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中，最大的轉變就是捨棄原有的東洋學觀念，接受西方思 想。採取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史觀）以及科學研究（區域研究）兩種取向，儘管兩者 針鋒相對，但其共同性就是將亞洲模式被視為落後甚至停滯苀。甚至可以說，整個戰後 日本的中國學界，都是設法與西方思維（尤其是美國）融合之下的產物。然而學界對 於「西方」這個觀念到 60 年代之前，不僅涉及的是「東洋／西洋」的民族主義情感對 立，也包括了「落後／進步」的發展史位置，甚至是「政府／民間」的具體權力關 係。這樣的三重角色，使得學界在面對西方時的立場和參與都十分微妙。一言以蔽 之，戰後日本學界與美國接觸的歷史可視為「科學／區域研究」方法在日本被接受的 過程。科學放在「戰後」具體事件的理解中，強調研究者必須價值中立以及遠離權力 的倫理問題，但是研究者作為有限存在的人類，有社會脈絡與自身感情，也有必須面 對研究的現實條件。以上因素組成了看待 AF 問題的三重視角：「學術研究對於社會的 責任、亞非拉觀點與發展路徑的關係與對美國區域研究方法的批判與認識芫。」也就是 本文所闡述，對於知識論、方法論與學術倫理的展現層次上。 就研究責任而言，在 AF 事件中，當事者的「意識」成為核心的關鍵，必須對於 自己的意識中有沒有殘存帝國主義遺跡加以檢討，強調其中每個研究者必須自我反省 「研究有沒有帝國主義色彩？」、「對於研究有沒有失去和平民主規範？」，這種思維在 「AF 事件」中開始發起，而到文革時學界甚至仿效學生運動，展開「學界自我批判與 反省芚」。也就是說，表面上能夠解讀成對「和平主義」以及對中國的態度問題，但深 註 肭 西嶋定生，「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雑誌（東京），第 73 卷第 5 期（1964 年 5 月），頁 657。 註 舠 中国研究者・研究団体連絡協議会，「アジア財団資金による近・現代中国研究第 1 期 3 ヵ年計画の 終了に際し中国研究者・研究団体・生各位に訴える」，歴史評論（東京），第 170 期（1964 年 10 月），頁 12。 註 芠 野沢豊，「回顧と展望」，頁 113。 註 苀 舉例而言，在 1948 年歷史學研究大會的論題「世界史的基本法則」中，以討論「英法為主的西歐發展 路徑，是否能在亞洲表現出來。」，從而討論日本現在、未來的位置。其中就多將「亞洲」認為是落 後的。 註 芫 幼方直吉，前引文，頁 134。 註 芚 Mark Seldan, 幼方直吉、戴國輝、小島麗逸、加藤祐三、波多野宏一共著，「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 我批判」，朝日ジャーナル（東京），第 12 卷第 10 期（1970 年 3 月），頁 17~25。層的意義表現在對「研究」本身是否要客觀的看法，當時「客觀中立」的研究在價值 上反而並不廣泛被認為是好的，研究者必須承擔對歷史指導的責任。 其次是發展路徑的檢討上，從 1960 的安保運動，到 1962 年的中國學界的 AF 鬥 爭，帶來了對美國甚至是近代主義的批判，造成史學界的廣泛「再檢討」風潮。延續 意識形態對決的模型，一方堅持「科學與客觀中立」立場的反面，社會主義中國研究 者更要強調中國研究的目的性與道德性，成為野沢豊所分析「以津田左右吉的近代主 義觀之蔑視中國的立場一轉，成為對現代中國的崇敬芘。」與 50 年代近代化論者的亞 洲落後論產生了極大的摩擦。如此一來，中國觀的不和諧使得兩方的對立加劇，也造 成了後來的文革時中國學界成為「意識形態」對決的局面。 第三則是對美國傳來作為「區域研究」的科學中國研究，在 AF 事件中也具有不 同的意義，其中宇野認為「科學」無助於瞭解中國的實情，因為「追求科學性的結 果，使得研究有與中國的現實分離之虞。」僅為「封閉的合理體系芛」。此外美國的研 究方法還有「缺乏帝國主義思維模式、缺乏階級支配觀點、菁英史觀」等等缺失芵。但 即使如此，遭受嚴厲批判的「科學區域主義」反而由於其他因素，成為現在的主要研 究路徑。 因此總體看來，AF 事件作為抗爭運動不能算是成功，但是作為思想史的意義則是 促發了一波對「日本主體性」的再建與認識高潮，日本的東洋史學界在 AF 事件次 （1963）年開始對「日本的單一亞洲像」做出反省，該年的歷史學兩大學會都以此作 為主題：5 月的歷史學研究大會是以「東亞歷史像的檢討」，11 月史學會大會是「古代 東亞與日本」為題。西嶋定生的詮釋是「在這樣討論東亞的觀點之中，也同時討論了 日本的位置，也就是我們主體的歷史意識的組成芧。」從此議題出發，延伸出討論日本 之國際責任問題，對於日本與「亞洲／美國」的位置再一次的反省。然則，更深一層 的思考則是在這樣討論的過程中，更加深了確定現存主權國家體系的正當性，比如說 討論的客體幾乎是現存（60 年代）亞洲秩序下的行為者。這樣的討論正如西嶋所說建 立了日本的主體性，但反過來說也取消了琉球、滿洲等等地方的主體性。從這個面向 而言，可以說反映了日本在 1963 年的現在，接受了現存國際秩序的安排，也暗指了革 命史觀影響力開始衰弱。 另一方面的結果，是對於研究者的自我認識上，在社會主義研究者現實資源的條 件不足的情形下，對中國的認識走向必須依靠「意識形態」支撐，甚至是「絕對化」； AF 事件開啟了「意識形態」對決的趨勢，直到文革初期成為表現高峰，文革末期林彪 四人幫陸續垮台後，「意識形態」研究都因為對文革、中蘇對立等事件都有嚴重誤判， 註 芘 野沢豊，「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歷史研究会編，アジア現代史（東京：歷史研究会，1985 年），頁 12。 註 芛 宇野重昭，「アメリカにおける現代中国研究の動向」，アジア研究（東京），第 11 卷第 1 期（1964 年 4 月），頁 3~5。 註 芵 佐伯有一、加藤祐三，前引文，頁 725。 註 芧 同註肭，頁 661。
8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在研究上幾乎沒有立場繼續。日本研究方法之中的「革命史觀」在 80 年代漸漸消失， 以及區域研究成為主流的現象。一言以蔽之，1980 年代的種種研究趨勢，也可以從 AF事件中看到契機。 對於日本中國學（甚至是總體社會科學）的理解中，必須時時關照美國在其中的 角色，一方面，美國所帶來的「科學方法、價值中立」觀念成為日本研究方法的重要 系譜；二方面，在具體資源上面「AF 事件」作為日本學術倫理上的指標事件。本文在 對於這個事件的因果關係考據上，關注在此段論爭的過程中，日本中國研究者如何面 對美國各種層次的影響，並發展自己主體性的過程。甚至在未來，這段過程逐漸成為 日本對中國、東亞的基礎認識框架，成為日本亞洲學的基礎芮。此段以 AF 事件為中 心，所鋪陳之日本學科主體發展的過程系譜，值得學術過程相近的東亞諸國參考。 * * * （收件：98 年 5 月 26 日，修正：98 年 8 月 18 日，接受：98 年 8 月 19 日） 註 芮 「亞洲被歐洲認為是域外的存在，而後亞洲將其借用以認識自己，即以東西關係為出發點的亞洲 論。」濱下武志，「全球化中的東亞地緣文化」，中國社会科研究会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 中日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会科文獻出版部，2004 年），頁 61。
How “West” Affects China Studies in
Japan? A Case Study on the Ford
Foundation Debate
Hsuan-lei Shao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sia-Ford Foundation Even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bate on China studies in Japan. Triggered by US Ford Foundation’s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grant, the event created heated discussion over academic ethics and “subjectivity of research” in Japan’s academic community, and made academic community divided over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main issues included research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ian/African/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critiques on area studies in the 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Japanese academic community accepts “western（especially American）research methods” and three aspects will be addressed, which include “scientific principle” in Epistemology, “area study” in methodology, and “Western model” in modernizing process.
Keywords: Asia/Ford Foundation; American area studies; postwar Japan; modern China studies; academic community
8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2 卷 第 3 期 民國 98 年 9 月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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