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與照妖鏡──
重釋善謀姜生的《薩維吉傳》
張 惠 鍞
摘 要 本文有三個目標：重新詮釋姜生的「薩維吉傳」；重新說明 姜生和十八世紀腐化論間的邏輯和修辭關連；藉「薩維吉傳」解 析姜生對「傳記」文類的界定，以及該界定隱含的政治立場。於 文本解析上，本文採用符號化和符號變動的邏輯分析，並且企圖 以相同的解析方式，說明歷史或物質變遷，如何牽動社會、政府、 制度、自我等。∗ 關鍵詞：姜生，薩維吉傳，腐化論，金融革命，惡母親的修辭， 傳記，符號持續重組，添補邏輯，機器神，照鏡效果，文本化 ∗ 本文 96 年 2 月 26 日收件；96 年 5 月 25 日審查通過。 張惠鍞，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中外文學‧第 36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33-170。Biography as Exorcism of the Subversive Other:
Samuel Johnson’s Life of Savage
Hueikeng Chang
∗Abstract
The essay is a project of reinterpreting Samuel Johnson’s Life of
Savage. The project attempts to reread the biography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ability, in which changes in various aspects of life caused discursive wars between the stench defenders of long established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 enthusiastic progressive champions of the newly innovated. The reading is to be conducted in light of concepts, such as semiosis, and the logic of supplementarit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ading will bring new light to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s at issue in the discursive wars, and demonstrate how Johnson employed “biography” as a discursive strategy of exorcism for the benefit of his middling readers in a world in which values had become alarmingly fluid.
Keywords: Samuel Johnson, Life of Savage, biography, discourse
of corruption, financial revolution, semiosis, logic of supplementarity, mirror effect, exorcism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包士華的質疑
於《姜生博士傳》（Life of Johnson）1 第一卷，包士華（James Boswell）提及，姜生所呈現的薩維吉（Richard Savage）生平，2 並不全然真確。經過反覆引證，包士華推斷，當年關於薩維吉的 身世，「必然眾說紛紜﹐真假難辨」（Boswell I: 174）。包士華 的質疑有兩重意義：首先意味，姜生之敘述偏袒昔日同患難的朋 友；更有進者，其質疑姜生敘事的客觀性，相當於質疑《薩維吉 傳》（Life of Savage）的模擬架構。後者導致對「傳記」文類的 重估：「傳記」果真如一般所認定，乃「模擬再現」的典範？假 使如包士華所質疑，《薩維吉傳》的敘事並不全根據可考的事實， 以此類推，「傳記」模擬實人實事的一般設定，顯然有問題。當 1 過去提及 Samuel Johnson，習慣上稱呼為「約翰生博士」，到底這個中譯誰起 頭，以及因何如此翻譯，並不清楚。本人根據下面兩個原因，不再重複成習， 也呼籲讀者不要再繼續將錯就錯。首先，“Johnson” 是個非常通俗而廣泛的英 國姓氏,而英國如今仍然存在著一個德語源頭的姓，“Johansson;” 前者發音為 （'d nsən），後者為（jə 'hænsən）。換言之，“約翰生” 近似後者，和前者 不配合。Samuel Johnson 乃伯明罕地區，純英格蘭世系家族出生，無論其家 族或個人都和德國、丹麥、瑞典等族群﹐毫無血緣和文化關聯。其姓氏不應 和 Johannson 相混。於本文及其他關於 Samuel Johnson 的文章， 一概根據牛 津字典以及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Proper Names 的發音，翻譯為 「姜生博士」。再者，當初採用「約翰生」這個中譯，顯然受聖經中譯的影 響。中譯聖經以「約翰」翻譯 “John,” 遵照的正是德文 “Johanne” 的音讀。 姜生乃十足的英國國教信徒﹐更是英國文人中，數一數二強烈英國掛帥，英 國至上的標準英國人，不應把他和德國的新教傳統掛成一串。2
Richard Savage（1697?-1743），英國十八世紀次要詩人，主要詩作有 The
Bastard (1728), The Wanderer（1729）等。生世不詳，然自稱是 Lady Macclesfield 與 Earl Richard Rivers 的私生子，被生母遺棄，生父被蒙蔽以為如其生母所言 所生早已夭折。薩維吉將被遺棄的故事散佈於倫敦的社交圈，並利用個人不 幸的故事作個人行銷，曾贏得許多同情和賑濟。姜生認識薩為吉時，兩人都 是供出版商驅策的賤價文字奴工，曾經共貧窮共患難，故一般以為姜生的《薩 維吉傳》，感念老友乃有偏袒。包士華作《姜生傳》時，顯然也偏袒姜生， 認為姜生輕易信任薩維吉，所以對薩維吉自己編的故事無所懷疑。
「傳記」被發現並不必然具備客觀指涉功能，「傳記」的「文本」 屬性便無可避免地被拆穿：如同其他文類，「傳記」不過是一種 文本化（規劃文本內外區分或表意範疇）的規格或策略。誠如德 西達（Jacques Derrida）所提示，「文類乃文本化的框架策略」（The
Law of Genre 209）。簡言之，與其說「傳記」是一種文本的分類， 毋寧說「傳記」乃一種文本化的技巧。由是觀之，《薩維吉傳》 如同其他文本，其實容許讀者嘗試以不同的框架重新作文本化處 理；同時，姜生採用「傳記」這一文本化策略，遂引起讀者探究︰ 到底姜生採用「傳記」作文本整體化所仰賴者何等詮釋設定，預 期產生何等修辭效果，或彰顯何等書寫立場？
於其所著姜生專書 Regulating Confusion 裡，藍勒（Thomas Reinert）以「教誨文學」（moral discourse）討論《薩維吉傳》。 他指出《薩維吉傳》的「例釋」（exemplification）功效曖昧；3
其 敘 事 的 例 釋 或 指 標 功 能 ， 並 無 界 定 清 楚 的 義 理 或 指 涉 範 圍 （Reinert 89-121）。多耶奇（Helen Deutsch）視《薩維吉傳》為 「作家傳記」，指出姜生將作家的養成通則，和個別文人的社會 遭遇混合；將薩維吉的個別奇特身世，和以薩維吉寫作遭遇為例 釋的作家敘述重疊；《薩維吉傳》乃遊走於事實記述和編造的故 事之間．將生平記事依據抬舉作家為英雄的體例編排。4 換言之， 「作家傳記」強化了一般傳記的文本性，更明顯地發揮技術性「混 合」、「重疊」或「詮釋」運作，茲以完成文本化的目的，或肯 定「傳記」作者的評論權威（Deutsch 330）。歐秀尼斯（Toni 3 「教誨文學」慣用歷史典故或具體事件作申述道德議題的正面或負面例證。 例證的修辭效果取決於「事例」和「議題」之間的邏輯串連。藍勒指出《薩 維吉傳》裡，串連邏輯曖昧，所以難以決定薩維吉提供的到底是正面或負面 的教誨。 4 海倫多耶奇認為姜生於《薩維吉傳》，示範「傳記」的新模式，以文人（詩 人）取代傳統的「英雄」。換言之，姜生的薩維吉乃經蓄意加工編排，以塑 造作家為文字創作歷經苦難的「英雄」形象。
O’Shaughnessy）認為，姜生之轉述薩維吉本人生平的說辭，應當 是主觀或蓄意採用。以薩維吉身世之謎作為敘述核心，有利啟發 關於自我的思考：眾說紛紜的生平，修辭上可隱喻「自我之界定， 可持續被質疑」（O’Shaughnessy 488）。歐秀尼斯言下之意以為 薩維吉身世一團模糊，姜生將此「模糊」或「空缺」（lack）的 情況，作舉偶法（synecdoche）修辭，轉化成指涉形而上概念的 「不肯定性」，由是引申「自我其實乃空無，抑或無止境地滋生 多重面目」（O’Shaughnessy 497）。 上述諸處理《薩維吉傳》文本的詮釋方案，呈現共同的認知： 它們都傾向將《薩維吉傳》的敘事，當作一個象徵架構，可以經 由調整象徵表意的必要條件或機動約制（contextualization），產 生可以掌握或說明的內容。藍勒著重訓誨言論的特例與通則，或 概念與個人行為之間的，約制或無法約制的問題。多耶奇將建構 自我等同建構文本化的模式，於是認為《薩維吉傳》的敘事，其 實乃根據將作家英雄化的模式書寫。歐秀尼斯將《薩維吉傳》安 置於相對論萌發的文化空間，茲以強調「自我」宛如所有的文化 符號，因主動詮釋而更動其象徵內容。諸如這三個案例，藉強化 文本的象徵運作，遂強化「傳記」這個文類其實很難廓劃或制定 固定語意範疇的概念。換言之，「傳記」文類和「自我」同樣曖 昧，或不具固定模式。更有進者，三人於採納不同文本化策略， 企圖重新界定《薩維吉傳》的語意地盤之際，卻同時重複姜生的 文本化套式；或者說，吸取了姜生文本的「無意識」（文本化之 前或與其相對的渾沌與曖昧）：三位詮釋者彷彿重演姜生的作 法，重新演繹已經被姜生編織於薩維吉生平的「曖昧」（lack, gap or ambiguity）。顯然三者的演繹，於重新將「曖昧」主題化之際， 提高「曖昧」的哲學層次，並強調任何文本化操作都建構於「曖 昧」，或暴露「曖昧」乃文本化製作的對立結構或構成條件。比 較詭異者，「文本」原本用意乃彌補經驗層次的「空缺」或「裂
縫」，茲以達到「合理化」或「整體化」的效果；然而，文本化 的作業乃藉象徵以表意，象徵表意的機制卻製造源出不窮的「空 缺」、「曖昧」、或「歧異」。依循此等推論，則薩維吉的身世 謎團，簡直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上列三個詮釋案例，其實都跟隨 姜生的腳步，把薩維吉身世的「空缺」，轉為申述文本（或符號） 機制、文化相對論、多元易變等的修辭設計（figures）。 話說回來，姜生這個層次的修辭伎倆，多拜諸如上述三個晚 生的翻新演練，機關才被識破。出乎意料地，包士華拋出的質疑， 反倒提醒讀者換角度思考：姜生不見得相信薩維吉編織的身世， 也不見得存心偏袒老友；比較合理的推測，姜生其實企圖利用薩 維吉的故事，呈現心中預定的寓意。事實上，1743-1744 書寫《薩 維吉傳》的時候，姜生不過是文字市場裡默默無名的文字勞工， 心中第一記掛，必定是如何在文壇嶄露頭角，不會是聲援聲名狼 藉的朋友，或爬梳文稿資料糾正傳言。更要緊者，薩維吉的故事 乃當時茶餘飯後的閒談，並且故事本身提供不同炒作的可能性， 尤其是，提供參與當時批評世風和時局之主流言論的素材。不出 所料，姜生的《薩維吉傳》掌握關於薩維吉的傳聞和事件，有效 地將它們組合，提供當時因「債卷」和「投資」市場出現而到處 充斥之「腐化論」（discourses on corruption）的，一則具載道用 意的生動敘事。起於十七世紀末的英國金融革命，創立了諸如英 國國家銀行和政府公債等金融制度。雖然此一新金融制度，原本 因政府行政和對外用兵的經濟考量，推行新制確實使商場交易倍 增，甚至將交易延伸到抽象或虛擬空間。5 如今回顧，之所以激 5 英國十七世紀的金融革命藉英國國家銀行的設立，將以流行的賒貸和抵押的 交易行為制度化，並且由國家推行公債。賒貸、抵押、貨幣、票卷、股票等， 都建立於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信用」交易。信用交易擴大象徵籌碼或符號的 活動空間，甚至逐漸取代既時的實體交易。信用交易乃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 基本設定，今日資本主義社會已熟悉象徵籌碼的運用，十八世紀的英國，對 「符號」開展的象徵空間，雖十分雀躍，卻也深懷恐懼。
發「腐化論」，乃因為虛擬市場、虛擬資本、利得及財產，引起 焦慮和恐慌。簡言之，「腐化論」隱藏著無以名狀的，本能的， 以及形而上的不安。 由是本文擬對姜生的《薩維吉傳》提出這個論點：《薩維吉 傳》將薩維吉的身世曖昧寓意化，演繹個人、歷史和文字，如何 在實體與虛擬界限模糊化之際，受到意義或內容流動或被質疑的 威脅。《薩維吉傳》之寓意架構，一則借重多重含意的「空缺」 隱喻，二則賦予「空缺」同時並列的相對含意；「空缺」既是「烏 有」，亦是無止境的滋生變易。換言之，《薩維吉傳》對「腐化 論」提供「空缺」和「異變」的詭辯思考。姜生日後的書寫，一 再觸及「腐化論」；「腐化論」其實可以稱得上是姜生的書寫主 軸之一。比如在《冀想終成空》（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無所不在的對變易的焦慮，被認為已然滲透社會、政治、自我和 價值，唯有信仰足以幫助個人超越「空缺」和「異變」。《羅斯 拉》（Rasselas）裡，「異變」被認為是無可逃脫的普遍情況， 幾許務實理性，應該有所幫助。其〈英國語言字典前序〉（“Preface to th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宣稱字典編纂者，乃 對抗語言敗壞的唐吉科德。〈莎士比亞劇集前言〉（“Preface to 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則撻伐文本歷經易手，經歷不同 形式的敗壞過程，編校和補遺更擴大篡改和錯誤的機會，真本撥 雲見日的時候，簡直遙遙無期。書寫《薩維吉傳》之際，姜生尚 未瞄準特定議論標的，「傳記」，可以說，成為姜生用以參與「腐 化論」的文本製作格式。換言之，《薩維吉傳》提供一個言論舞 台，於刻劃薩維吉淪為社會動搖和價值曖昧的受害者時，亦將其 塑造成腐化社會及價值等的異類，或腐化趨勢的具體象徵。
二、仲介運作與仲介失控
關於十八世紀流行的「腐化論」，6 思想史學者波卡克（J.G.A Pocock）曾作如下評論： 社會思想史上沒有比之，更離譜或更被普遍採納的說 法：認為隨金融革命來到，品德（virtue）和自主人格 （unity of personality）等古典共和理想，一概被驅逐出 境，或被主商、自由派、或中產階級為主的意識形態完 全取代，然後取代者繼續唯我獨尊，直到馬克斯的號角 吹起，方才面臨挑釁。（Pocock 122） 波卡克的評論反對將「共和政治及社會主張」和「主商自由 派言論」作線形承繼的歷史論述。換言之，於《品德、商業、和 歷史》（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裡，波卡克指出該二主 張的「共時性」，或結構上的「相對和相依性」。十八世紀前葉， 關於政治、社會或道德之「腐化論」爭相鼓譟，高舉完整政治人 格和社會參與的標的，指責主商的政府和社會導向，導致官僚擴 張和公共事務職業化，個人不再保存社群職責，政府被說客和利 6 十八世紀主流言論，尤其是諷刺詩文和期刊評論，對經濟模式變動產生的社 會、文化和人際關係的影響，傾向抗拒式挖苦或抨擊，一般而論，該言論採 取的乃傳統的道德控訴，指責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物慾高漲、固有價值流 失等腐化現象。此即一般所了解的十八世紀「腐化論」。十八世紀也出現和 上述道德言論相對的言論，稱讚改變中的社會，尤其是經濟改革或初期資本 主義新開拓的機會和前景。習慣上大都認為後者終於取代前者。波卡克則主 張兩者的共時性，認為其間區別在於言論者對歷史變動採取的態度；同時他 開啟以象徵架構的防守和革新，說明反動與翻新兩種相對態度的歧異。本文 引用符號學的慨念，將波卡克的結構慨念，做進一步發展，茲以說明姜生文 本隱藏的時代焦慮，不是窄義「衛道」或「保守」說法所能釐清。益業主綁架，文化產業化和價值隨市場浮動等。根據波卡克的觀 察，古典共和主義強調之「完全責任」和「親自參與」的理想， 在歷史上持續盤據，支持著反動言論諸如十八世紀的「腐化論」， 抗拒因物質變化引起的大幅度改變，提供批判和抵制的根據，同 時規範想像和認知，防止其超越傳統的規格和邊界。簡言之，共 和理想和主商的政治與社會，正是展開「腐化論」之言論空間的 「共時、相對條件」。波卡克對「腐化論」的見解，近似人類學 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污染」論（concept of pollution）, 認為「污染」其實指錯置或越位，而非污穢或有毒。7 波卡克和 道格拉斯都強調，「預設邊界」界定「腐化」及「污染」的先設 條件，換言之，「腐化」如同「污染」的言論﹐用意在於保衛「預 設邊界」。 波卡克的二元共時對立觀點，開拓了「腐化論」的詮釋空間， 尤其是將「腐化」作結構性分析的視野。「腐化論」標舉完全責 任和親自參與，認為不動產提供個人參與政府，和擔當防衛的必 要條件；主商的社會勢力，則傾向寡頭政府，認為從荷包拿出錢 來雇用專人，專司政府和軍事，既能換取個人追逐商機的自由， 亦可藉控制荷包而保障受雇者勤奮和忠誠。後者走上專業和分工 的同時，也促進「仲介」（mediation）的設計，進而喚醒對「仲 介」功能的認識。十七世紀末英國新興的國家債卷和股票交易制 度，尤其誇大「仲介」的魔力和危機。股票和債卷以票卷取代實 物，進行市場交易，將市場延展到抽象、虛擬、或臆測的空間。 這個可以無限擴展的假設空間，就是「仲介」功能的運作場域； 這個空間的膨脹或泡沫化，最鮮明地說明「仲介」功能，乃展現 7
道格拉斯於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1966） 提出這個理論，將「污染」的概念「去實體化」（depositivized），由是提 供對立項的結構式分析，並藉此討論對立項的文化成因。波卡克討論十八世 紀「腐化論」的手法，和道格拉斯十分相近。
「美麗新世界」或將「廢鐵變黃金」的魔術師，誘導「白日夢」 或「瘋狂」的禍水，招致夢破魂斷的劊子手。「腐化論」批評金 融市場的出現，認為這樣膨脹而囂張的市場，使國家變成債主和 賒債奴的集團。其實古典共和政體和十八世紀的寡頭政府，其間 歧異的關鍵，正是反對與鼓勵「仲介」之別。鼓勵「仲介」即意 味面對「金融市場」、「國會」、「募兵」、「官僚機器」等所 曝露的「空缺」或「縫隙」景況，進而著手尋求「添補」。問題 正出於「添補」。德西達依據符號學的邏輯分析，「添補」則製 造另一「縫隙」，故「添補」並不因此達到「整體無縫」的目標， 反而展開沒完沒了的持續「添補」。波卡克並不援引德西達的「添 補邏輯」（the logic of supplementarity），不過他說明「仲介」為 何成為「腐化論」的攻擊標靶時，彰顯的卻是累同的推論。於談 及十八世紀主商政策的內在隱憂時，波卡克指出，主商社會發展 的政治模式，不得不依賴「仲介」，而以經商為主業的民眾「終 究只能仰賴「仲介」或「代理」（intermediaries）管理政府，不 論雇用募兵、政府官員、宗教神職，或代議之國會」（Pocock 122）。當「仲介」或「代理」以自己的利益，取代對託付者的 承諾，腐化或危機隨既應運而生」（Pocock 122）。波卡克更由 此一特例作普遍推理，指出歷史上所有「腐化論」，無一例外， 全都針對「任意瓜代」的失控「仲介」。 由是，用符號學的辭彙說明，「腐化論」的政治立場，不外 是維護既有的符號運作規格和範圍，或保障個人及群體的符號行 為，不至跨越或破壞表意機制的規範。從這個觀點，上述互相對 立的社會和政治主張，正好示範在社會和歷史的動態下，兩個交 相辯證之符號運作的橫切面。符號的運作受命於兩項同等重要的 要求：其一要務在維護符號的穩定和意義透明；其二乃不斷擴展 或更新表意的基礎。維持穩定和透明，需要將規範法則制度化， 用波卡克的說法，就是要制定防止符號流動的凝固措施（reification
program），藉制度的約束，提供架構價值、自我、理性、政府和 階級等所需要的穩固基礎。反之，變更或創新符號表意的條件， 將釋放解構或破壞的動能，甚至動搖長久被認定的自我、理性或 價值，並且於動搖和破壞之際，釋放原本被壓抑或排擠的異類和 異端。在開放的社會，理論上，兩個相對的符號運作，容許辯證 式的互動：凝固措施的鞏固效果，往往因物質面的歷史變化所牽 動，於是更新的動能對歷史變化作機動回應；當凝固措施對變化 大力反挫，則阻止社會作積極回應。十八世紀的「腐化論」，援 引古典共和主義的政治與道德理想作為反動根據，然而「腐化論」 的用心並非復古，因為事實很清楚，古典共和制度根本無法容納 當時高度商業走向的社會。其實，「腐化論」提高分貝，目的在 強調有效管控，約束更新符號的動能，防止常識和群體認知的規 格被腐噬。 雖然十七世紀晚期興起的金融革命，只不過是當時許多「仲 介」操作之一，然而債卷制度和投機交易重新界定「市場」，而 且特別醒目地昭示「仲介」不但無所不在，而且「仲介」的地盤 不斷延伸。尤其是，新金融制度加倍讓人無法忽視「貨幣」的「仲 介」角色。金銀財寶給人實體財物的幻覺，紙幣、期票、債卷的 通行，擴大「貨幣」的「仲介」功能，而貨幣更進一步加入交易， 成為交易貨品。「仲介」的負面，諸如喧賓奪主、我行我素、鞭 長莫及，甚至顛倒是非等失控現象，帶來焦慮、恐懼和憤怒。甚 至連十九世紀的道德家諸如馬克斯（Karl Marx），也將價值淪喪 道德失據的亂象，歸咎於貨幣的「仲介」惡果。其實「貨幣」既 不污穢也不腐化；貨幣只不過是「代理」市場功能的「符號」。 「貨幣」的正、負面演出，其實都不過是彰顯所有符號的「符號 性」，或者說「符號」既可穩定運作也可能流動和變易的雙面性。 金融市場出現，給「貨幣」開啟了一個彈性的流動和變易空間； 這個空間可能無限膨脹，也可能隨時萎縮。這個符號空間，給具
板眼秩序的商場，帶來飛揚釋放的美夢，也成為驟然債台高築的 惡夢。這個符號空間鼓起的激情和社會波動，可比擬二十世紀末 出現的數位符號所架構的虛擬空間。數位虛擬空間將二十世紀的 工作場域，延伸到沒有實體的符號領域，其所點燃的美好未來， 或埋藏的不安和恐懼，不下於十八世紀的金融革命。在二十一世 紀的今天，學會較多操控「貨幣」和「數位符號」之後，大多數 的人已經能侃侃然談論金融商品或投資理財，或者習慣於把數位 空間當作實質的工作空間。「貨幣」和「數位」兩個虛擬空間的 出現和被有條件接受，說明運用「符號」或「仲介設計」，其實 是文化和歷史承傳和推演的必要工具。雖然如此，駕馭「符號」 或監控「仲介」，經常導致疑慮、驚恐、對抗和激辯。當然，「符 號」穩定或波動，操控於「符號」的使用者；而使得運用者能夠 隨情況和需要作操控，主要在於「符號」的「符號性」。「符號」 的表意機制，原本就是武斷或成習的設定，因此隨時可更動、翻 轉、取代或延伸。諸如股票和債卷，無論飛漲或崩盤，提供示範 的正是炒作或濫用票卷之「符號性」的實例。由是，與其說「腐 化論」指責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墮落現象；不如說，「腐化論」 的批判言論，針對的標的其實是放任已被固定的符號浮動，或把 政府、社會、個人等，已經被「自然化」或物質實體化的「符號」， 再度「符號化」。 以「符號」操控的道理，分析「腐化論」的思考邏輯，便利 於架構一個貫通或整合的概念平台，對當時發自不同領域，諸如 經濟、政治、社會、家庭、語言、出版等的反動議論，作通盤了 解。與本文立即相關者，「腐化論」的邏輯解析，說明了姜生的 哲學和道德評論，與十八世紀前葉之「腐化論」的內在關連，雖 然姜生的主要著作，都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出版。此外，根據這 個屬於邏輯和認知層次的基礎，姜生的許多情緒激烈的議論，其 議論背後的激動，於是有紋路可尋，不用再如傳統姜生學者，十
分有人情味地訴諸姜生個人偏見。比如，在〈英國語文字典前 言〉，姜生把英語敗壞的現象，歸咎於濫用，尤其是故作優雅、 矯情雕琢、或追逐流行的風潮。這樣的評論顯然帶有政治和道德 的偏見，然而就姜生相當洛克（John Locke）式的語言符號概念 觀之，8 姜生指責的是，諸如此類的濫用破壞防止語言符號多元 化的防火牆，危害字意的明確度。姜生對莎士比亞之沈溺雙關語 和類比的反應相當歇斯底里。雙關語和類比屬於常用的修辭設 計，如其他修辭設計一般，用於開拓、轉移、或延長語意空間， 其功用堪比債卷或股票，其危險性也差不多，債卷會泡沫化，修 辭也會流於空泛或意義盡失。難怪姜生擔心莎士比亞修辭玩過 頭，其所冒的危險，宛如安東尼之迷戀埃及艷后，賠上理智、男 性尊嚴、和帝國。在《羅斯拉》裡，姜生塑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 星象達人，他把「符號」的知識，運用於觀測星象，並且對星象 的變化，作出一套別出心裁的詮釋，以為星象和雨水的變動，根 據他本人的意念，也就是說，氣候和雨水的均勻分布，成為他個 人的道德任務。從關於 1720 年代「南海泡沫」事件9 的許多記述 觀之，姜生的星象達人不折不扣反映，當年股票族閉鎖於股票行 8
洛 克 （ John Locke, 1632-1704 ） 為 英 國 哲 學 家 ， 於 其 主 要 著 作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對知識和傳訊，採符號表意的概念。
該著作討論語言文字的章節，強調文字流通可能帶來語意扭曲或曖昧，認為 維護語言文字的語意界限，猶如維護貨幣的公定價格一般重要。姜生採取了 洛克對語言文字乃公器的看法，認為個人語言行為不應違犯語言社群的既有 約束，否則即造成濫用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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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乃英國十八世紀的一場股市災難，無數 的投資人為之傾家蕩產，倫敦像遭瘟疫般生機蕭條哀嘆處處，更有受害者跳 樓輕生。南海泡沫事件起始於 1720，南海貿易公司將政府公債轉為股票，投 資人展望南海公司域外經營將獲巨利，爭相搶購股票，股價一日數變，於九 個月內股價由 128.5 漲到 1000 鎊。投資人因誇大的傳言和一廂情願的猜測， 進入瘋狂狀態，忘了對股價及營運的合理性做理性分析。南海公司經營失敗， 股價一夕間掉回 124 鎊。南海泡沫事件因此被認為是想像脫離現實或常識的 具體歷史例證。
情之盲目和自我沈醉。更重要的是，姜生藉星象達人之脫離常識 的詮釋閉鎖循環，重申守護想像和認知之共識基礎的必要性。在 《冀求終成空》，有一段令天下書生鼻酸，甚至令姜生自己落淚 的記述。述說書生寒窗苦讀，竟落入衣食不濟出頭無望的下場。 放在該詩例數各式各樣之浮沈變易的格局裡，書生的悲劇，其實 源自「文字」之社會價值的浮動。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裡，「文 字」和「貨幣」一般，隨市場而浮動。書生的悲劇和投資失誤， 同樣是符號仲介惹的禍！上面提及之關於符號浮動和社會及人 事「再符號化」的觀察，其實在《薩維吉傳》裡，已經露出端倪。
三、無規範地源源增產
「凝固措施」約束太緊，則歷史便無法流動，認知和想像的 視野閉鎖。那麼﹐符號的修整和創新動力，如何啟動呢？符號如 果循控管機制運作，諸如文字和貨幣等符號，便如期待地製作和 傳遞清楚明白的意義和價值。不過，在經驗的範疇裡，文字或貨 幣，並非循循有序；秩序和邊界的維護，是一項需要辛勤經營的 工程。通常意外或蓄意介入導致脫軌或轉向，由是文字或貨幣或 其他符號，便有機會開拓運作的「新地盤」。這個新闢的符號空 間，猶如拓荒者發現的原生叢林，裡面藏著新奇、神祕和恐懼的 未知數。用德西達的比喻，意外和介入開啟隱藏的未知數，猶如 打開暗藏地層的曲摺（a fold of undecibility），展露原本隱藏的 異物和異象（Given Time 54）。「開啟隱藏的曲摺」作為意象， 喚起意義、價值、書寫、自我等界定成立之前的迷宮光景，不過 置身於混亂和曖昧，也重新握有無限創新的機會。開啟隱藏的歧 異暗摺，意味在理性和律法之外開闢一個詩人、瘋子、或異議份 子最愛的自由空間。對後現代評論家，經千方百計作介入，蓄意 架構一個另類思考的空間，以便推展批判或改革既有的權力關係、性別、或種族歧視，無疑的是蓄意的顛覆計策。十八世紀早 期的英國，新闢之虛擬金融空間，類似隱藏的顛覆暗摺毫無預警 地被揭開，其震撼程度猶如驟然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這個震撼經 驗，波及政治、社會、道德、知識等各個領域，引起激烈的反動 和抗拒，其間道理和當代傳統人文主義的捍衛者，忌惡如仇地撻 伐後現代言論相似：兩造人士都畏懼，符號浮動可能帶來價值和 秩序解構的後果。 溢出符號成規的符號運作，德西達用「開啟未知數的曲摺」 比喻，拉岡（Jacques Lacan）式的說法，稱之為符指脫軌自由浮 動（the floating of the signifier unbound），而符號學的術語則稱 unlimited semiosis，或「符號持續重組」。10 在《廓繪現代的寓 言》（Fables of Modernity）一書裡，布朗（Laura Brown）探索 金融市場展現的「符號持續重組現象」，並討論十八世紀言說如 何將符號孳生，與婦女的生殖機能作類喻關聯（95-132）。這個 普遍的類喻體系，於表述符號脫韁現象時，將金融市場和女性性 越軌以及頻繁的生殖力串連。諸如此類的修辭模式，據布朗分 析，夾雜著蔑視女性的傳統，與十八世紀醫學的新說辭，認為歇 斯底理的病症根源於女性的生殖器。由是，以女性軀體為目標的 一系列修辭，流露出父權社會的焦慮，擔心女性濫交和無約束生 殖，會破壞父權社會的道德軌範和理性基礎。隱藏焦慮的言說如 「腐化論」，女人的子宮成為濫交和濫生的標記，換句話說，子 宮成為危機的溫床，隨時提醒「多元」（multiplicity）和「異變」 10
「符號持續重組」出於 Charles Peirce 的符號理論。首先，Peirce 以「符號作 用」取代具實體架構的「符號」，認為所有符號其實都是符號運作的產物。 這個主張否定了意義或真理有所謂「源頭」；同時否定符指和指意的絕對存 在。Semiosis 其實是德西達之解構論及拉崗之符指開放浮動等說辭的基礎。 實際操演情況，可以分兩個類別：其一如莎士比亞的類比修辭，可能無限延 伸致使確切語意失落；其二是「符號」內爆，產生無止境的分解和再組合， 開展未可知的語意空間。本文涉及者屬於後者。
（otherness）的威脅。於《直線的終點》（The End of the Line）， 赫茲（Neil Hertz）引用佛洛依德論蛇頭女（Medusa’s Head）的 一個註腳，支撐一個關於符號行為如何引起政治焦慮的議題 （161-215）。馬度莎滿頭蠕動著陽具形狀的小蛇，這個畫面，根 據佛洛依德的詮釋，影射著陽萎的焦慮，因為陽具「多元」齊頭 攛動，標示陽萎的危機，不是男性性能力的肯定。赫茲援引佛洛 醫德的陽萎說法，將危機和焦慮展延到另一個視覺震撼。畫家古 斯 塔 夫 辜 貝 （ Gustave Courbet ） 的 名 畫 ， 《 宇 宙 的 源 始 》 （L’Origine du Monde），畫面主題是一副女體腰下軀幹，軀幹 的視野中心呈現醒目誘人的女性陰部。赫茲指出，這幅畫以類似 的邏輯，表徵陽痿的危機和焦慮：首先，畫面黑色陰毛覆蓋的正 是「空缺之洞」（lack or gap），更有進者，這個「洞」乃輸出 「多元」和「異類」的關鍵。赫茲引用佛洛依德和視覺圖像，意 欲說明者，正是沿自十八世紀的，藉性別偏見表達的，關於「符 號重組」的修辭。 佛朗克斯（Marilyn Francus）對操作以女人身體為語言的修 辭設計，也進行探討。例如波普（Alexander Pope）的《蠢才史 詩》（The Dunciad），佛朗克斯指出，女性軀體就是個「便於表 述渾沌的類喻」（832）。意義和價值錯亂的現象常與女性相關 聯，都藉「女人的子宮和子宮的產物」作為修辭（834）。「子 宮」，佛朗克斯說，一則用以象徵「幽黑與空無」（darkness and void），茲以萌發「無能或無力填充空缺或照亮幽漆」的焦慮 （834）；二則，喚起生殖，也就是「多元」的威脅（832）。從 父權社會的觀點，這等威脅意味折損「正直」的人格，令「個人 操守和尊嚴，甚至獨立人格，因此淪喪」（834）。佛朗克斯更 進一步發現，十八世紀之前的許多道德和宗教寓言，「傾向操作 女性生殖的負面關聯，並成作為其議題的核心」（831）。生殖 力旺盛的母親，往往成為「怪異」的標誌。比如，佛朗克斯指出，
「史賓賽（Edmund Spenser）之《仙后》（The Fairie Queene）， 其中「偏異」（Error）一角，米爾頓（John Milton）《失樂園》 （Paradise Lost）中的「罪惡」（Sin）……她們的負面權力都由 生殖能力延展出來」（829），而且這些作品裡將母性汙名化的 策略，目的無疑地是藉此尋求監控女性的社會和道德角色的根 據。「偏異」、「罪惡」、史威夫（Jonathan Swift）作品《群書 大戰錄》（The Battle of Books）中的「批評」（Criticism），以 及波普《蠢才史詩》裡的「遲鈍女王」（Dulness），據佛朗克斯 的評論，都具有常見的，「英國文化裡仇視母性的修辭套式」 （829）。 布朗、赫茲、及佛朗克斯三人，對女性繁殖力這個意象的解 析，促進我們了解波卡克於討論十八世紀「腐化論」時，所採的 二元對立觀點。「腐化論」的二元架構，「約制／破壞約制」兩 個預設對立項，構成其言論架構的主軸，根據該主軸於不同情況 下，展延一系列的對立項目。比較顯而易見的，諸如「自主／倚 賴」、「理性／瘋狂」、「秩序／混亂」、「對等／流動」、「一 統／空缺」、「仲介／頂替」、以及「男性／女性」等。諸如此 類的正負對立，透露出拒絕或無力接受歧異（differences and alternatives）或與之共存；而堅持抗拒的態度顯示堅決守護自以 為是的立場，以及立場受威脅的恐慌。於許多物質變遷當中，金 融市場的出現最令人惡夢不斷，令人擔心上面諸多對立項之諸多 負面一齊併發。這類惡夢則進一步強化將生殖與母親惡魔化的修 辭。 這個模式的修辭可以說是《薩維吉傳》，與當時文化爭論之 直接的內在聯繫；它們用相同的修辭，搬演共同的惡夢：「空缺」 或不斷滋生令人不安的居中「頂替」。《薩維吉傳》裡的馬克里 斯菲爾女伯爵（Countess Macclesfield），就是根據惡魔化的母親， 作為角色造型，而她的一舉一動，由是帶有該意象傳遞的，負面
的批判。根據姜生的敘述，這個女人公開承認通姦，而且生下私 生子女，混亂了血緣和財產傳遞的秩序。淫亂和濫生是這個角色 的設定基調：多元取向的激情，取代了母親應有的親情和關懷， 更有進者，她的腦袋竟猶如她的子宮一般多產，接二連三製造謊 言和詭計。藍勒的《薩維吉傳》評論指出，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 這個角色，最陰邪的刻劃，莫過於「無動於衷，缺少溫情和關懷 使這個角色徹頭徹尾地冷酷，甚至沒有緣由地冷酷」（Reinert 91）。藍勒進一步說，「她簡直是個「中空」的人，而這個「中 空」角色令姜生戰慄」（91）。首先，根據過去道德寓言 （moral allegories）的惡魔化母親做造型，新造的角色亦難免傳遞原來造 型的道德寓意；再者，該角色與「信用債主」（Credit）或「命 運」（Fortuna）的擬人化角色平行，彰顯其共同的，不按牌理也 無須動機地突然翻臉。姜生塑造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的角色時， 特別強調「個人」應具有之理性和關懷，在她身上一無所存。這 個角色當然也回響著傳統惡母親意象的指控：顛覆父權社會所確 立的威權、真理、和自我。 姜生的敘述認定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丟棄薩維吉，致使後者 失去姓名、家庭、親人、社會地位和繼承財產的機會。如是指控 一則針對薩維吉個人的物質損失；再者指向女人侵權，剝奪男性 天賦的主權，諸如命名、序位、以及維護頭銜和產業之世代繼承 等權力。由於女伯爵違犯綱常，薩維吉的真實身分或他的生身父 親，只能任憑女伯爵口說，其他無可考證。女性性行為如果超越 婚姻的約制，如女伯爵所示範，不但父親的身分難詳，父兄給養 制度（paternalism）也無法落實。姜生的敘述對里芙司子爵（Earl Rivers）未加責備，他之所以未負責養育與女伯爵的私生子，姜 生的故事將過錯堆在女伯爵頭上，認為她的通姦行徑，攪亂了父 子血緣、給養責任、和父權架構的綱維，不是里芙司子爵失責。 馬克里司菲爾女伯爵的性踰越，被賦予社會的意義，象徵女人拒
絕當父權社會的道德守門人，理性的墊腳石，或替男性自我背 書。事實上，姜生的故事裡，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可是直截了當 斷然拒絕。她再三否認薩維吉是她的親生。故事裡提及薩維吉試 圖動之以情，而女伯爵不改冷峻；薩維吉到處述說被棄身世，倫 敦城裡對女伯爵說長道短，女伯爵依然自若。從姜生的語調，很 顯然，女伯爵不改其超然的態度，被認為簡直滅絕人性。配合這 樣的指控，女伯爵除了否認薩維吉被供養和分享榮華的權利外， 更用盡心機毀謗薩維吉，儼然非置薩維吉於死地不肯甘休。因 此，女伯爵不但被刻劃成無情的母親，甚至是謊言、詭計、誣陷、 無中生有的長舌毒婦。換句話說，她掌控語言發揮語言虛構的功 能（rhetoricity and narrativity），或語言的「符號性」，比起亂倫 濫生更具殺傷力。
於討論史威夫的「批評」和波普的「遲鈍女王」如何竊據男 性威權時，佛朗克斯指出，她們經由掌控「語言」，掌控權利的 地盤，因為根據父權社會的架構，「語言或真理（the word and the Word）乃父權象徵」（Francus 833）。一旦「妖孽母親」熟練語 言的功能，無疑帶來顛覆危機，因為她們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或混亂男／女相當於語言／沈默的設定，破壞父權約制下語言符 號的「絕對指意」（the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在《薩維吉傳》 裡，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和其他作偽證的女人相提並論，都被指 控謊言入人於罪，幾乎讓身繫囹圄的薩維吉遭受判刑處決的厄 運：薩維吉幾乎栽在「一個老鴇、一個婊子和他母親的謊言」（LS 120）。顯然這個指控背後的預設立場，判定這些女人違逆的性 行為，污染了她們言語的可信度。更有進者，馬克里斯菲爾女伯 爵，薩維吉傳說中的母親，被認為再三毀謗薩維吉，「用盡心機 編造圈套」並且「非置他於死地不甘休」（LS 121）。尤其是， 她神經質地指控，薩維吉曾居心不良地偷偷潛入她的住處。在姜 生的故事裡，此一誣衊說辭，被認為是故意編造，不然就是歇斯
底里症狀的病態幻想。這個女人被惡魔化的子宮，被轉成另一重 類喻，成為謊言的產地，不斷推出混淆事理和視聽的說辭和故 事。姜生的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造型，重新啟動了米爾頓對「罪 惡」和「死亡」（Sin-Death）的生產寓言：「罪惡」持續本能地 發揮其機智和創作力（ingenuity and creativity），致力於消滅真 理、信仰、和生命。
四、家庭體制與偶然的禮物
事實上，傳統道德和宗教的圖像寓意，不但影響馬克里斯菲 爾女伯爵的角色造型，同時「罪惡」與「死亡」以及「遲鈍之后」 與「蠢才」廓畫的母子關係，亦暗示女伯爵和薩維吉的寓意關聯。 姜生的敘事確實認定上述兩人的母子關係，雖然姜生並不曾向馬 克里斯菲爾女伯爵本人查證，或掌握正面的文籍線索。雖然如 此，加重女伯爵的「妖魔母親」（monstrous mother）造型，遂喚 起仇視多產母親的文學意象，和這類文學裡「惡母與孽種」的共 生關係。於解析波普的《蠢才史詩》時，佛朗克斯指出，詩中令 眾蠢才臣服於掌握雄性威權的母性角色，以致眾蠢才幾乎變成 「 遲 鈍 之 后 」 的 萎 縮 版 （ diminished version of monstrous maternity），甚至淪為「永遠嬰兒化和陽萎的敗類」（Francus 838 ）。類似的寓意也在《薩維吉傳》浮現，甚至構成薩維吉個 人歷史的寫照。 傳記中薩維吉曾因殺人受審判，當時有一妓女作證，薩維吉 的殺人罪幾乎因此成定局，姜生的敘事提及這樁事件時，對妓女 證詞被採納，頗不以為然，替薩維吉辯護：「整體而論，薩維吉 平常謙卑而不會傷害人」，和一般人不同者，不過是「厄運不斷 和言辭機靈」（LS 117）。其實《薩維吉傳》的敘事重心，如上 述關於審判事件的轉述，致力於將薩維吉包裝成厄運和他人罪行的「受害者」。因此，薩維吉到處散佈被有錢有頭銜之母親惡意 遺棄的行徑，幾乎被認為情有可原，對於薩維吉和友人藉「被惡 魔母親遺棄的故事」推銷文字或博取贊助，其述說的語氣帶有 「理應如此」的同情。然而敘事過程不經意地露出另一含意：薩 維吉兜售或行銷博人同情的身世，簡直把「不幸遭遇」當商品， 商品獲利則把不幸拋諸腦後，迫不及待花用不勞而獲的錢財﹐顯 然他僅在意推銷伎倆是否奏效，並無個人感傷的成份。或許這樣 近乎詐財的行為，不過是呈現薩維吉是多麼心性簡單或對逆境多 麼泰然處之；然而，他把行銷自己文字的伎倆，進一步用來威脅 女伯爵的親友，並於公眾羞辱女伯爵，顯出他其實頗具心機。這 字底行間流露的厲害計算和不由正道，將女伯爵和薩維吉串連， 猶如米爾頓之串連「罪惡」和「死亡」。再說，該傳記的敘事安 排，將薩維吉的算計和歪斜，與女伯爵的詭計多端平行呈現；當 薩維吉藉利用被遺棄的故事尋求發跡，女伯爵則忙於羅織罪狀或 佈置機關，一心一意務求將薩維吉推入困窘、流離、和卑屈。她 的計策包括將薩維吉暗地送往殖民地的農場，「送他去當學徒而 一輩子埋沒於工匠生涯，甚至運用高層影響促使他命絕於吊刑」 （LS 121）。兩人的互動除相互誣衊和各自敲打心中的如意算 盤；也因為行為同調，兩人很難不成為「生命共同體」。根據布 朗所推論，歇斯底里的母親（hysterical mother）和新出現的「信 用賒債」或「債卷」（credit）以及古老的善變「命運」女神 （Fortuna），修辭上成為相輔相成的意象群。換句話說，女伯爵 我行我素和踰越顛覆行徑，正好容許這個意象群交互運作。由 是，女伯爵儼然成為「乖運」的具象，其乖戾行徑好比躲不過的 惡煞般籠罩著薩維吉。反諷的是：薩維吉似乎樂於扮演「犧牲者」 或安於愈來愈狹窄的生活空間，他對生活條件萎縮的反應，彷彿 被魔頭馴服的奴隸。女伯爵和薩維吉的「生命共同體」，既強調 兩者的共同屬性，也彰顯薩維吉的「嬰兒化」和「陽痿」。姜生
的官式敘述雖然比較委婉，卻清楚地挑明：薩維吉「終其一生重 複繞著相同的圈子打轉」（LS 144）。 薩維吉最得女伯爵真傳者，莫過於輕蔑中產階級的家庭體 制。後者背棄丈夫，和其他男伴歡好並懷孕非婚姻內的兒女，公 然違犯中產階級對「家」的認定，以為「家」才是性和情感的正 當交流場所，和正當的生殖和經濟生產單位。不貞、離婚、私生 子、缺少母性關愛的母親等，再三顛覆家族和家庭的規範、秩序 和榮譽。諸如此類的個人顛覆行為，在「腐化論」的框架裡，遂 產生象徵意義，指向社會和經濟交易的基本結構，因為規範被任 性衝撞而產生斷裂：女伯爵的顛覆行為以戲劇化的效果，呈現溢 出社會規格化（socialization）的原始衝動（eruption of passions）， 如何破壞了根據理性運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薩維吉之 任性和原始衝動，不下於女伯爵。姜生的敘述企圖客觀地說明薩 維吉為何被布里斯托（Bristol）的朋友遺棄時，如此歸納：「忽 視約制」（LS 178）導致不可挽救的後果。薩維吉在布里斯托結 交的朋友泰半經商，可以了解地，商人「必然認為無論什麼優點， 都無法彌補如忽視約制這樣嚴重的缺點」（LS 178）。薩維吉不 知量入為出又放任自己尋歡作樂，和商人的務實自律，嚴謹管控 成本、獲利、和收支的生活相左。再者，經營生意，成敗取決於 是否謹慎約束日常生活。薩維吉不但花用無度，作息也沒時刻 表。可想而知，他屢屢「歡飲不知夜已深」或經常作「夜半不速 客」（LS 177），讓布里斯托的友人難以忍受。早先，他曾住進 提康諾伯爵（Lord Tyconnel）家，也曾被倫敦的同情和贊助者奉 為座上客，結果同樣淪落到同樣難堪的結局。薩維吉之所以是個 「令人頭疼的室友」（incommodius inmate），原因無他：「他 從不尊重別人家庭的生活秩序」（LS 161）。姜生嘆息道：「任 何人對他表示邀約的好意，都難免受災秧，凡是維繫一個家庭的 秩序一概被破壞，他無論置身何地，似乎總是迫切地企圖推翻諸
如家庭體制之規範」（LS 161）。
由於姜生帶有「不忍苛責」的語氣，其描述薩維吉對「無聊 的家居規範」（LS 161）十分沒耐性的舉止，有時讓人把薩維吉 當作「魅力超群的搗亂大公（Lord of Misrule）」11（Reinert 97），
然而如藍勒指出，姜生的敘述並未把薩維吉之無所忌諱的作為當 作嘉年華式的搗蛋遊戲，其用意其實在於呈現家庭體制脫序以及 個人社會化失敗的現象。最緊要者，羅列薩維吉的越軌事例，將 薩維吉和女伯爵的關係，套進傳統道德寓言的修辭套式，更加彰 顯薩維吉乃體制之「異類」（the Other of the establishment）：「有 其母必有其子」的常識概念，強化薩維吉和女伯爵為「同源邪惡」 的修辭設計。同時，薩維吉的越軌事例，雖演繹「禮貌」、「教 養」、「操守」、「倫理」等熟悉的評判類目，卻同時將上述傳 統道德寓言的修辭套式（Death-Sin figuration），展延至符號邏輯 或象徵思考的層次。「除了法律和家庭、分配和區隔，所謂體制 或經濟（economy）」，根據德西達的分析，「還包括交易、流 通，以及回報」（Given Time 6）。德西達強調的重點無他：「象 徵思考」應同時顧及象徵設計（諸如文字、意象、故事、貨幣、 和各種制度）的結構面和運用面（the performative aspect）。從結 構面而論，所謂正確的「體制」或「經濟」，乃建立於象徵條件 被鎖定的分配和區隔模式。「薩維吉傳」的敘事，如波普或史威 夫的主流「腐化論」，其立論基礎強調結構穩固的家庭體制，以 及穩定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運作機制。其所堅持的立場，代表 著中產階級菁英的道德、社會、和經濟理想；反應出中產階級菁 11 “Lord of Misrule” 可以是祭祀儀式的一部份，也可能是節慶歡樂嬉鬧的一個 遊戲。此處指後者。該遊戲源自羅馬的 Saturnalia，於這個節慶時，選中某人 扮演搗蛋首領，於節慶的時段裡，帶領顛倒約束和社會人際序位，節慶結束， 則一切恢復就有體制。「搗蛋王」是節慶嬉鬧的主角，其引申的意思則指天 生不羈，任性嬉鬧或搗亂的人。
英憧憬古典共和理想標榜的「親自參與」、「獨立自主」、或「恆 常穩固」。 換句話說，因為認定象徵條件不變，「腐化論」排斥任何侵 犯或破壞預設條件的改變。根據這個觀點，女伯爵和薩維吉的行 徑並非單純的品德瑕疵，因為他們的任性和踰越乃「侵犯」和「破 壞」的具體表徵，威脅著概念、文字、貨幣、以及其他象徵設計 的穩定交易、流通、和回報。比如：不守性慾和生殖規範的馬克 里斯菲爾女伯爵，製造出姓氏不明的「孽種」；而薩維吉的「社 會化」不全，則造就另一種脫序，破壞德西達所謂的「禮物」回 報的鎖鏈。在體制穩定運作的情況，一個母親生產合法子嗣以承 傳姓氏（proper name）；而社會化完成的薩維吉，應該知道「禮 物」是人際溝通的象徵載器，因此必努力回報許多救濟他的人所 給他的「禮物」，至少努力自力更生而不是吃定別人的「禮物」。 當「私生子」出現而且出現像薩維吉那樣吃定「禮物」或把「禮 物」當「消費品」的情況，這樣的事例顯示原本穩固的社會體制， 面臨龜裂或倒塌的威脅。在閉鎖的社會體系裡，「私生子」乃體 系的「倚零」或「剩餘」，不具有社會身分。然而「倚零」或「剩 餘」永遠質疑閉鎖體系的正當性，或隱藏伺機更動體系或全盤推 翻的威脅。禮物其實不一定根據毛斯（Marcel Mauss）的理論運 作。毛斯的人類學研究《禮物》（The Gift, 1925），藉原始部落 裡禮物贈與、接受、和回敬的模式，說明制度的自主性和對個人 行為的約制。毛斯的觀察顯然根據結構主義以結構為依歸的思 考；結構主義的傾向，使毛斯忽略應用面的變數。毛斯的理論認 定「禮物」根據預設的條件巡迴，「禮物」也者其實不過是預定 條件的載體。問題是，「禮物」的流通並非絕對一板一眼，比如 薩維吉不理睬「禮物」的規矩。當「禮物」岔出預設之流通軌道， 由是失去象徵載具的地位而回復「物」的原本身分，它所處的地 位便和「私生子」相當：兩者都處於未被「設定」或「符號化」
的狀態，擁有再度「設定」或「符號化」的無數機會。換句話說， 「私生子」和脫軌之物質「禮物」的潛在威脅，來自其游離性和 可異性。其游離性和可異性形成固定軌道外的一片「未定數」的 空間，也就是德西達所謂的「未知數的曲摺」。在這個象徵的層 次，女伯爵和薩維吉的越軌行為，喚起「未知數」或「顛覆性他 者」的幽靈。 這 樣 的 幽 靈 並 非 人 人 心 存 畏 懼 ， 比 如 羅 蘭 巴 特 （ Roland Barthes）在《文本的滿足》（The Pleasure of Text）裡，十分歌 頌「未知數」 帶來的宛如性高潮的詮釋樂趣；諸如「感性崇拜」 （the cult of sensibility）則擁抱「未知數的曲摺」，對於這個崇 拜的擁護者，曲摺裡冒出來的不是顛覆幽靈，而是感性和想像的 湧泉。根據羅拉布朗的觀察，十八世紀後半，英國出現一個新的 主流文化模式（Brown 113），正面接受「債卷」寓言中「債卷 女神」（Lady Credit）的特性。十八世紀，布朗指出，「乃透過 樣板女性特質作比喻，企圖掌握資本主義化的經濟發展」（114）； 反之，金融市場忽上忽下的變動，更具體的給予「債卷女神」無 常和善變的特性。兩者相通的特性，布朗認為，「可以說是醞釀 感性（sentiment）的驅動力」（114）。由是布朗歸結道：「現代 金融市場激發的架空想像」，在十八世紀後半，「和感性崇拜重 想像的立場」不謀而合（116）。布朗所謂的謀合其實意味著另 一個象徵體制（symbolic economy）形成，接納了先前被定格為 顛覆幽靈的，固定體制的「游離」、「剩餘」、或「溢出」分子。 新的象徵體制也影響敘事結構，比如，在同一時期出現的許多以 棄兒為主角的小說，故事安排的情節大都導向，棄兒的身分、地 位、財產終於大快人心地被恢復。於這樣的故事佈局，「私生子」 被新象徵體制接納，成為有指標地位的「符指」（signifier），而 不再是體制的「剩餘」或「他者」。墓卡爾（Terry Mulcaire）對 新經濟的解析，也提及新體制的形成。「債卷」出現，墓卡爾說，
「開啟抉擇的契機」，其一選擇傳統知識論界定的「品德」；其 二認同顯然無理性和充滿神奇想像的新界定，將源源不絕的想像 力認定為「品德」（1033）。選擇後者乃感性崇拜的藝術和道德 傾向，其所選擇，墓卡爾指出，意味著新起的文化潮流改宗「陰 性化的品德」（feminized virtue），以此為兩性共同的行為、品 味、和情感的基礎，並且大力歌頌想像力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魔 力，認為想像力是促進創作力的動能。 隨著文化模式的轉移，諸如金融改革等釋放出來之「自由浮 動的符指」（floating signifiers），終於歸順於以不同價值為基礎 的象徵機制。《薩維吉傳》的敘事立場與逐漸形成的文化新潮流 相左，仍舊堅持傳統的表意結構，視打開「未知數之曲摺」或者 「符號持續重組」為道德和社會的禁忌。禁忌所致影響敘事的佈 局，比如故事的發展，指向讓薩維吉不得翻身，不只無法認祖歸 宗，甚至永遠無法在社會立足。事實上，姜生的敘述致力於經營 薩維吉「無以挽回」的命運：故事發展一再強調薩維吉「任由命 運驅駛」（LS 159）或苟延殘喘於一貧如洗的日子。薩維吉作為 職業文人的生涯，不比當年許多姓名已不可考的文字奴工好多 少，他在文壇沈浮過著三餐不濟的生活；他和其他流離失所的落 難文字奴工，其大部分的苦難其實和當時的文字產銷模式有 關。12 姜生的傳記敘述刻意將薩維吉的遭遇，套入「妖魔母親」 的修辭套式，把他栽在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開啟的「未知數的曲 12
John Wain 於所著《姜生傳》（Samuel Johnson, 1974 ）指出：1738-1739 姜 生和薩維吉流離失所的時節，大部分和他們同為文字奴工的文人，生活一樣 辛苦。之所以如此者，貴族富紳的恩寵風氣以及政府對文人的官方獎勵，大 幅萎縮；而文人和讀者群眾的管道，尚未開拓和建立，除了為政爭或黨派作 文宣，文人的文藝事業尚無可靠的經濟基礎。薩維吉的文字生涯或可被譏為 無品，事實上，一部份原因乃出於當時的文人困境（Wain 100）。從歷史角 度觀察，更發現姜生作「薩維吉傳」目的非寫實，而是模塑一則有寓意的故 事。
摺」或無邊無際的游離迷宮，成為永遠的「犧牲者」，同時也是 「未知數」和「游離」迷宮的繼承者。換句話說，姜生的敘述套 式將女伯爵刻劃成「命運」（Fortuna）的化身，而薩維吉既是「命 運」的囚奴，也是「命運」演出「持續顛覆」和「諂媚迷惑」的 工具。配合既定的修辭路線，姜生的敘事一再記述薩維吉雷同於 女伯爵之言辭伎倆。故事中一再提及薩維吉的辯才和巧智，其演 出多麼吸引仰慕者；比如他為自己在法庭作辯解，他滔滔不絕又 頭頭是道的辯詞，引起熱烈掌聲，雖然事實真相在流利的言辭裡 淹沒。他的詭辯工夫也用來寫諷刺詩；他寫諷刺詩首先用以勒索 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再者挑選熱門話題或熱門人物為標的，縱 然他對所選擇的話題和標的都所知無幾。更有進者，他將修辭長 才用來寫歌功頌德的詩行，意欲藉歌頌和讚美以謀取晉身。例數 諸如此類「言不由衷」或「言不及義」的演出後，姜生也插入評 判，認為薩維吉犯了「言思相左」和「言辭不假思索」（LS 128） 的過錯。薩維吉利用語言文字的修辭性，威脅語言符號的透明度 和信實度，把女伯爵「濫用」語言的特長進一步推廣和發揮。言 不由衷或言語空洞的指摘顯然針對個人品德；但是，「濫用」的 議題將問題導向「語言」（word）或「概念」（idea）的符號性。 比如，「語言」和「概念」往往流於「陳腔濫調」或「刻板圖像」， 如果「語言」或「概念」未經具有界定和仲介效果的「情況條件」 （enunciatory context）支撐。指薩維吉「言不由衷」或「言不及 義」，意味薩維吉的言辭和詩句徒具引人的外表，格言妙辭或精 心塑造的意象終流於無意義的空殼架。於提及薩維吉的詩集「流 浪者」（“The Wanderer”）時，姜生如是評斷：「固然個別意象 相當優美，排列分布卻無章法」，況且「整首詩與其說是個規則 的結構，毋寧說是雜亂湊合的一堆華麗物品」（LS 130）。此外， 姜生更如是比喻：一般覺得這首詩「具有曾經堂皇之廢墟的莊嚴 氣派，卻沒有已完成之建築的優雅」（LS 130）。就事論事，姜
生針對的當然是薩維吉的詩作組織欠章法．姜生的類喻語言卻不 期然地流露出另一個層次的含意：薩維吉的詩和他個人之流為 「剩餘」一般，同樣失去建構意義之條件，淪為「斷垣殘瓦」和 社會邊緣的殘渣或異類。
五、傳記與除妖
薩維吉的詩，根據姜生的敘述，給人斷片一堆的印象；薩維 吉也被描述成每下愈況，逐漸敗落而終成為殘破的剩餘．特別引 人注目者，姜生重複運用「衣服髒破」，作為暗示薩維吉漸驅下 坡的類比．比如，被關進欠債監牢前夕，敘述上說，薩維吉到處 碰壁，「去哪一家敲門主人都正好外出」（LS 177）。 之所以遭遇投靠無門的窘境乃因為︰ 他的舉止已經使有些人不以為然，原先這些人都被他的 言談吸引；不過，他或許仍舊能吸引另外一些人，他們 可能仍舊欣賞他的言辭機鋒，要不是他的衣著襤褸，使 人不再認為邀請他為座上客，或在公眾場合與他往來， 算是有體面的事。（LS 177） 此地「衣著」具有指標性，穿上衣服則個人變成社會上可辨 識的標號，「衣著」因此表彰個人與社會體制之間的關係。當薩 維吉有人供養時，比如被提康諾大人（Lord Tyconnel）接納的時 候，時髦光鮮的衣著界定他具有貴族身分和文化格調，不論他的 批評或貶損，都被奉為金玉良言，追逐和附會的人比比皆是。「衣 著」逐漸殘破，則不只言語不再令人激賞，他的存在更無足經重。 更確地說，殘破的衣著意味著薩維吉不再是社會體制的象徵載 具，已經恢復其血和肉的物質軀體。失去象徵力的軀體，和「曾經堂皇的廢墟」不相上下。「廢墟」其實可以有兩種評價。首先， 「廢墟」通常指人類建築物的殘留；強調「曾經架構完整」和「歷 史變遷的毀損後果」。同理，薩維吉的文字和個人，在時間的流 程裡，失去充當製作「文藝或社會意義」的載體功能。他的文字 和個人，由是，變成「空缺」（the lack）的標記，意味意義闕如， 或製作意義的象徵機器解體。反之，「廢墟」激發對不同時空的 想像，「歷史」或「異域」，或者「歷史」變成「異域」，成為 創新和更易的推演場域。追隨這樣的思考，則「廢墟」有了截然 不同的表徵意義：「廢墟」不再意味「空缺」；「廢墟」意味數 不盡的「未知數」或「另一種可能」。然而，無論前者或後者， 「廢墟」意味「空缺」或「多元複數」，都強調排拒衣著襤褸的 薩維吉不僅訴說世態炎涼，規避薩維吉其實是抗拒上述「空洞化 的危險」以及「未定數的恐懼」。 姜生的敘述毫無疑問地採納意識形態分明的修辭設計，努力 鎮守既有體制的約制，捍衛該體制界定的社會格局、個人分際、 價值和語意。比如其敘述不遺餘力地把女伯爵和薩維吉，歸檔於 「異類」或「顛覆」的禍根。這樣的企圖，在刻劃女伯爵時顯然 相當成功；至於薩維吉方面，事情則比較複雜，甚至有些棘手。 首先，體制解體的大環境──如「妖魔母親」的修辭所象徵── 決定薩維吉成為被動的「犧牲者」，也意味其為「異類」或具顛 覆動能的具體危險。姜生的敘述有時候帶出難以完全納入他努力 經營的修辭框架。姜生的敘述，或者說《薩維吉傳》的「敘述人」， 強烈企圖操控文本的詮釋權︰在《薩維吉傳》裡，「敘述人」明 顯地扮演文本中自備「翻譯機」的作用。事實上，「敘述人」反 覆強調薩維吉如何認定別人應當負責他的吃喝，如何將別人的賞 賜或救濟不顧來日地輕易耗盡，如何深記私仇伺機報復，並強調 薩維吉不習反省，故永遠繞著同一個圈子打轉。然而，敘述間卻 冒出曖昧的按語，引起詮釋曖昧。比如，敘述間形容被貧窮和鄙
視所折磨的薩維吉，慣常地一副不受影響般地自若。這樣的按語 到底意味薩維吉已被嬰兒化（infantized）或陰性化（feminized） 到對無可迴轉的處境完全屈服，或意味具有斯多格派哲學風，漠 視眼前的厄運和苦難，呈現以行為實現信仰的陽剛品德（manly virtue）？更難整合者，乃「敘述人」賣力解釋一則似乎超出既定 修辭規劃的事件。敘述裡提及，薩維吉於殺人官司被特赦，出獄 時迎頭碰見法庭上證明他犯罪的妓女，竟慷慨地將僅有的一基尼 與她平分。「敘述人」很警覺地加以說明︰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品德普遍的年代，這個人足以被冊封 為聖徒，如果發生在英雄主義的年代，或許被舉為英 雄；即便不標榜聖徒或英雄，這件事也稱得上不平凡的 慷慨行為，示範某種複雜的品德。（LS 123） 根據姜生的字典，「複雜」包括「糾結」和「難解」的意思。 「敘述人」對薩維吉與人分享一基尼的行為，提供不同的評品框 架︰尊崇博愛美德的社會、標榜自我犧牲之英雄主義、或客觀準 則分雜或浮動的情況。前二者顯然不是《薩維吉傳》所鋪陳的環 境，後者則將行為的基礎，委諸個人動機，於是乃有「糾結」和 「難解」之說。最要緊者，「敘述人」意味不論薩維吉動機如何， 分享的行為就其物質後果──舊帳勾消和紓解對方的拮据──不 能不給予正面評價︰這個行為「一則寬恕最令他激怒的人，二則 見證最熱忱的慈善賑濟」（LS 123）。此等看法似乎意味薩維吉 具有本能的或自發的憐憫之情。 自發憐憫的揣摩卻被「敘述人」自己否定。兩段文字之後， 「敘述人」加重申明︰「他事後經常怒罵沛吉法官態度傲慢和執 法不公，就在他過世不久前，還作一首辱罵沛吉的諷刺詩」（LS 123 ）。此外，薩維吉對他所謂的母親馬克里斯菲爾女伯爵、女
伯爵的族人提康諾大人、甚至那些湊錢送他去威爾斯重新做人的 熱心朋友，13 其一貫態度顯示他「懷恨記仇，受任何傷害絕對非 報仇不甘休」（LS 123）。既然薩維吉的自我容易受傷，受傷則 絕不忘記仇恨，他之賑濟法庭上作見證的妓女，遂成為傳記裡難 以理解的情節，或「敘述人」難以自圓其說的詮釋考驗。如果故 事裡薩維吉被塑造成具有「博愛」或「英雄」素質，雖然故事所 影射的世界並非以宗教信仰為尊榮，或以奉守貴族文化的父兄給 養制為英雄，薩維吉的「一基尼」事件至少肯定薩維吉本質寬厚。 而事實上，薩維吉這個角色比較接近「聖徒」和「英雄」的諧謔 版，而不是正宗版。況且，「敘述人」對薩維吉在「一基尼」事 件之即興演出的陳詞，只不過將難理解的事件合理化。歸根究 底，該事件之所以難解或需要合理化，其實因為「敘述人」既定 的詮釋立場，造成詮釋盲點。假若薩維吉被編進「感性崇拜」的 故事裡，「一基尼」事件無疑將被視為「感性」的指標，標榜薩 維吉具自發「感性」，乃新文化和新文藝潮流的表率。14 13 一群友善的朋友出主意，要薩維吉離開倫敦，以杜絕因浪費和賒欠導致之困 境。他們甚至承諾集資資助薩維吉，允諾每年提供五十鎊，讓薩維吉到威爾 斯鄉下過簡樸的生活，期望遠離倫敦能讓薩維吉除去原有的惡習。薩維吉在 1739 年 6 月，帶了一半當年的年俸，離開倫敦，半路上就把錢花光。因為薩 維吉並沒有完全如約定安分守己，承諾出錢的人更受不了薩維吉吃定他們的 態度，紛紛背離約定，只有波普持續寄送濟助。薩維吉認為自己被騙，以致 遠離倫敦淪落偏遠地區，對原先出主意的友人忿恨難平。 14 文中提及「感性崇拜」的用意乃藉以說明，在同樣的歷史和社會情況下，不 同立場的主體可能作不同的反應，採取不同的設定和象徵機制，標舉不同系 列的價值﹐認定不同模式的知識，或規劃不同的倫理標準。姜生以「腐化論」 的價值規格和傳承修辭套式立傳﹐故事的主軸遂將薩維吉被判定為不合，或 威脅其價值體系的敗類。「感性崇拜」異於「腐化論」，不再以社會責任或 倫理操守等為評品個人的準則。取而代之者乃「對弱者的本能或自發的憐 憫」，「突發的想像和創意」或「對新奇事物的好奇」等。如果採用這樣的 判別和論述，薩維吉很可能被列為所謂的「感性中人」﹐可能被呈現為近似 Henry Mackenzie（1745-1831）的「感性」代表作 Man of Feeling 的主角﹐或 Laurence Sterne（1713-1768）之 A Sentimental Journey 中的「感性」主角。
替莎士比亞辯駁關於違犯三一律的指控時，姜生強調戲劇搬 演乃基於類比原理，而非三一律所根據的「信實度」（credibility）。 戲裡搬演的情節或呈現的苦難，姜生辯稱，觀眾都假裝其為真人 真事。戲之感動觀眾，「並非舞台上搬演的災禍確實在眼前發 生」，姜生指出，「而是因為搬演災禍使觀眾發現自己在相同情 況下也可能遭受同樣苦難」（Yale 7: 77）。姜生的理論具兩項要 點︰其一，虛構其實是戲劇的基本模式；其二，虛構的情節能夠 令我們感動，如果虛構之故事強化一般經驗的內在邏輯。虛構的 故事能令人悲傷或雀躍，姜生說，「並非我們錯把虛構當事實， 而是因為藉虛構故事我們覺察悲喜的前因後果」（Yale 7:77）。 姜生的戲劇裡論其實以敘事故事（narrative imitation of life）為 範本； 更有進者，他所承傳的修辭傳統認為，虛構故事（fable） 的要領在於呈現道德真理（moral）。換句話說，「故事」和「道 理」構成一部象徵表意的機器，相當於符號學裡符指和指意 （signifier and signified）的關係；符指和指意間之裂縫或變易的 問題，也反應「故事」和「道理」並非天造地設或海枯石爛情不 移的當然配偶。由是，評斷「故事」的原則當然不是故事的信實 度，而是故事與預設「道理」的配合度，或者故事例證內定旨意 的象徵功效。《薩維吉傳》見證姜生重視故事例證的修辭功能， 高於故事是否具報導準確度的概念。忠實報導薩維吉身世的真相 或他犯的罪行和遭遇，不會是優先的考量，姜生重視者應該是整 體設計，一則用以整合個人記憶、書信、雜誌、出版、以及傳言， 再則調整上述素材的總合，務求合成的敘述組織能達到例證「腐 化論」的議題。果然如此，則包士華的質疑，或許，不但不能當 做對姜生未確實查證傳聞的指證，反倒說明包士華對「傳記」的 薩維吉的生平如果以「感性」包裝，結果必然和姜生的《薩維吉傳》迥然不 同。由是，《薩維吉傳》的文本約制和主體經營便十分清楚。
暸解太天真，缺少對修辭和象徵功能的認識。 就姜生強調類比和例證的立場，以及其企圖參與諸如史威夫 和波普等詩文所推廣的「腐化論」，選擇薩維吉的故事再合適不 過。薩維吉出生不明生活飄忽，容許陳述的人相當彈性的操作空 間，也比較容易包裝成既定義理的例證。尤其是，薩維吉不明和 飄忽的生平，提供「腐化論」申述「斷裂」、「倚零」、「歧異」、 「顛覆」等「邪惡」的事例和意象。如果從薩維吉斷裂、倚零、 和落空的人生作為《薩維吉傳》的出發點，則姜生的文本其實架 構在意義、價值和自我的「空缺」（lack）上，或者說，姜生的 文本企圖彌補這個空缺。從形而上的層次作探討，姜生企圖以「腐 化論」鎖定對「空缺」的詮釋，其閉鎖的企圖排拒其他鎖定茦略， 或者刺激其他可能策略的對立或取代動力。由是，姜生的文本反 而挑起「持續補足的取代鎖練」。前面提及「感性崇拜」的新潮 流，對「薩維吉」的行為可能作不同的解釋，藍勒、多耶奇和歐 秀尼斯提出各不相同的詮釋框架等，以及來日的後續「填補」等， 串起一幅「符號持續重組」（unlimited semiosis）的視野。事實 上，姜生於編校莎士比亞劇集時，回顧前人的校訂工作，也曾瞬 間捕捉到類似的視野。十八世紀的莎劇編校的共同意見，以為莎 士比亞的文本殘缺不全，找尋莎士比亞真正文本成為編校的任 務。因為預設有真正原本的存在，眼前的「敗壞本」（corrupted texts）見證「空缺」的挑戰和吸引力。每一個編校都費盡心機， 各憑本事從事推敲揣摩，也往往自以為成功地填補了空缺。輪到 姜生面對「空缺」的時候，回顧前人琳琅滿目的校本，發現並沒 有直線遞進的成果，反倒各個校本相互揭發錯誤，成為彼此分庭 抗禮各說各話的多元紛爭，煞那間他意識到自己的努力也不過是 其中的一個爭端罷了。更有進者，諸多爭端形成持續相互對立或 取代的鎖鏈，而鎖練的遠端並沒有接近或指向「真本」（authen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