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絡及其對台政策之分析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絡及其對台政策之分析(2/2)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計畫編號： NSC93-2414-H-004-002-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蔡增家報告類型：完整報告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1 日

(2)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

報告

（計畫名稱）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經網絡分析及其對台政策之影響

計畫類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3－2414 －H－004 － 002 －

執行期間： 92 年 8 月 1 日至 94 年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蔡增家

成果報告類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處理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

計畫、列管計畫及下列情形者外，得立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

開查詢

執行單位：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 94 年 10 月 31 日

(3)

一、中文摘要

本文將嘗試從網絡理論來分析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經背景及其對台外交政策的政治立場。過去在日本政壇上有所謂「親中派」及「親台派」兩種立場壁壘分明的政治人物，但是現在卻出現兩者之間的界限越來越模糊，原因便在於一九九○年之後日本政經體系產生相黨劇烈的變化，這不只包括在政黨輪替及政治體制上的變化，連國會當中的政治人物也都產生大換血，舉例來說，在一九九○年日本參眾兩院七百四十八人當中，二次大戰之後出身僅有三十八人，佔總數的百分之五點零八，而到了二○○○年第四十二屆四百八十位眾議員當中，戰後出身的有兩百三十八位，佔總數的四十九點六，二○○一年改選的參議院一百二十一名議員當中，戰後出身的有六十三名，佔總數的百分之五十二點五，這些新生代的政治人物不但打破過去日本傳統政治家的行為模式，同時他們也逐漸在日本政壇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主要從橫向及縱向兩個面向來對日本新生代政治人物背後的政經網絡作系統的分析，在橫向包括政治與經濟兩個切面，在縱向則是包含內環境與外環境兩切面，政治二世、官僚轉任、派閥屬性及地方議員，等三個面向來對這些並分析對台灣及中國大陸外交態度的異同。關鍵字:新生代政治家、政經網絡、政治二世、官僚轉任、日本。

(4)

二、英文摘要

The Political Economic Networks Analysis of Japanese New Generation Politicia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from the network theory to analysis the background of Japanese new generation politician and their foreign policy tendency to Taiwan. The three ruling parties in Japan—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Komeito, and Conservative Party—achieved major the success in the Senate election in July 2001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imer Joichiro Koizumi nominated freshmen not faction leaders and oldhat politicians. The strategy has successfully attracted votes as well as well as changed the Japanese factional politics, Will Koizumi government really change the basis of factional politics? In the past , most Japan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factional politic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 and seldom discuss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network behind the factional poli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s that supports the faction’s operation from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I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the basis bureaucrat’s amakudari to congress, crony 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s. In economic dimension, it includes local group donation, professional group donation, and business donation. They provide the best hotbed for faction’s ope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f these factors are not eliminated,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Japanese politics.

(5)

三、報告內容

1.前言

日本自一九九○年泡沫經濟破滅以來，歷經選舉制度改革、財政體制改革、金融制度以及中央省廳改革，在這四大改革對後日本政經體制與發展與九○年之前已經大不相同了，而這整個九○年代日本政經体制的改革與改變我已經將它寫成一本專書，現在正進入最後的階段，預計今天二月能夠出版，而這本書的出版也代表我對日本在九○年代之後正式制度轉變研究的告一段落。去年(2002)六月至十月我獲得日本交流協會專門家長期招聘赴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作研究，在這五個月的研究期間，我發現日本不只是在政治體制上產生轉變(正式制度)，在人的結構上也在這十年當中快速歷經世代交替(非正式制度)，這讓我在研究日本正式制度轉變告一段落之後興起研究其非正式制度轉變的念頭，我強烈認為唯有將正式制度與非正式制度的改完全分析才是日本在九○年代政經體制轉變的全貌。在非正式制度當中，最主要便在於對人的觀察，而日本政治家自然便成主要的研究對象，在日本內閣體制的運作下政黨與國會是日本主要政治權力中心，過去我們對於日本政治家的理解不外乎傳統自民黨派閥的主導，但是在九０年之後，歷經自民黨內分裂及選拳制度的改變，大量新生代議員進入國會，同時在政黨之間的合縱連橫下許多新興政黨也出現了，因此這種世代交替現象不只是出現在自民黨當中，同時也出現在民主黨、自由黨、保守黨及共產黨等在野黨，所以若了為了要增加對目前日本政治的運作有更深入了解，實在有必要對日本新生代政家作有糸統的研究，並了解其對中國大陸及台灣外交政策的取向，以有利我國推展對日外交。

2.研究目的

過去在日本政壇上有所謂「新中派」及「新台派」兩種立場壁壘分明的政治人物，但是現在卻出現兩者之間的界限越來越模糊，原因便在於一九九０年之後日本政經體糸產生相當劇烈的變化，這不只包括在政黨輪替及政治體制上的變化，連國會當中的政治人物也都產生大換血，舉例來說，在一九九０年日本參眾兩院七百四十八人當中，二次大戰之後出身僅有三十八人，佔總數的百分之五點零八，而到五了二０００年第四十二屆四百八十位眾議員當中，戰後出身的有兩百三十八位，佔總數的四十九點六，二００一年改選的參議院一百二十一名議員當中，戰後出身的有六十三名，佔總數的百分之五十二點五，這些新生代的政治人物不但打破過去日本傳統政治家的行為模式，同時他們也逐漸在日本政壇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將嘗試從網絡理論來分析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經背景及其對台外交政策的政治立場。

(6)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有兩種，一種是在學術上的目標，另外一則是政策的目標，在學術上的目的則在過去我們研究九零年代之後日本政治的轉變大多是從選舉制度改革、財政體制改革、金融制度改革以及中央省廳改革等正式制度的轉變來著手，但是在新制度主義的架構之下，非正式制度其實對於政治體制的轉變其實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透過對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經網絡背景分析將可以彌補政治制度研究的不足，更可以了解日本現今政經制度的全貌；在政策上的目的便是目前對日本外交關系為我國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軸，而在日本新生代政治家逐漸浮出檯面漸漸掌控政治資源的同時，過對這些新生代政治家經網絡背景分析及其對台灣及中國大陸外交政策的取向，這將有助於我國政府在推展對日外交的同時如何針對特定的對象進行有利的遊說，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因此，本研究計劃期限為二年，第一年對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經網絡背景作分析以達到學術上的目標，第二年則是對這些新生代政治家對台灣及中國大陸外交政策取向作分析以達到政策的目標。

3.文獻探討

過去有關日本政治家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日文書籍方面，而寫作題材大多是傳記及新聞報導型態，而在這些著作當中絕少有學術著作，因此以學術的角度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來分析則就顯得格外的重要。舉例來說，最近在日本政壇引起一陣騷動價相當兩極化的前外相田真紀子，有名的記者及評論立花隆便寫一本「田中真紀子研究」一書，這本書因為立花隆長期研究田中角榮家族而在日本仿間大賣，而類似這型態的人物傳記書籍在日本相當多；另一方面在學術書籍方面則幾手都以自民黨派閥為主軸來分析日本自民黨派閥的運作及派閥人物，最有名當屬於東京大學教授北岡伸一所寫的「20 世紀の日本自民党政権党の 38 年」，這本書對一九九三年之前自民黨派閥的運作及派閥人物的互動相當深刻的描寫具有相當學術價值。除了以上兩類之外研究當前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日文書籍便相當少了。在國內方面，目前還沒出現有關日本政治家政經背景分析的專論，因此本研究計劃針對九○年之後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經綱絡分析，將可以提拱國內日本研究學者以研究生的參考資料，尤其是針對九○年代之後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在目前重要參考文獻的整理方面，由於本研究計劃主要探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經網絡分析，因此在以下將先針對九○年之後有關日本政治家的傳記及政經背景分析的著作將以整理，並依其特性的不同作簡單的分類與評析。從這些目前已蒐集的書籍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有關探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二手獻約可以區分為兩類，第一類就是政治家個人的傳記，也就是針對政治家出身背景及從政過程作近距離的觀察，例如立花隆的田中真紀子研究，涉井哲也的田中康夫研究，岩見隆夫的。從以上這兩種類型的二手獻當中，我們發現在政治家個人傳記當中大多是以報導文學的手法來論述，而缺乏理論性的基礎，

(7)

同時也欠缺學術性的價值，另外在以政黨或派閥為主體的人脈分析當中，含有豐富的文獻資料及事實報導，但是卻欠缺完整的分析架構。由此可見，在所有有關日本政治家分析的文獻中是屬於學術性的書籍並不多，因此本研究計究計劃便嘗試用理論性的分析架構(網絡理論)來對九○年之後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經網絡分析，並進一步探討其對中國大陸與台灣外交政策的取向，所以本研究計劃將可以補足以上兩種文獻資料的不足。

4.研究方法

日本派閥政治是一群行為者組合，同時以一人為主導，因此，若要了解日本派閥政治則必須要從派閥領導人的性格及行為者的凝聚條件兩方面來加以分析。我們茲將派閥領袖的性格區分成「目的志向型」與「組織配慮型」，所謂目的志向型是指在決策的過程中是以個人的領導風格及意志為依歸，他比較不將視其它黨內人士的意見;而組織配慮型則是指在決策過程中著重黨內的融合與各派系之間的妥協，而將個人的意志壓制至最小，目的志向與組織配慮兩不同決策形成不僅僅攸關派閥領袖本身性格特更與其在黨內勢力與國內人氣息息相關，例如田中角榮與中曾根康弘便是屬於目的志向型的派閥領導者，而小淵惠三與森嘉郎則是屬於組織配慮型的派閥領導者。而派閥行為者之間的組合條件我們可以將其區分成「政策派閥」與「人脈派閥」，所謂政策派閥是指因彼此之間政策理念相同而組成的派閥，此政策派閥的主要成員通常為年輕或是具有專業能力的議員，而人脈派則是指選區相近、利益共生或是家族世交因素而結合在一起的派閥，因此人脈派閥的成員主要是族議員或是政治二世，例如自民黨內橋本派便是屬於人脈派閥，而民主黨內的派閥則是多是屬於政策派閥。若以派閥領袖及派閥行為者再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將日本派閥政治區分成四種類型:第一種是具有目的志向的領導者，而派閥成員是因人脈或是利益而相互結合一起的，田中角榮於一九七二年以強勢風格主導分配派系資源，同時與金權政治相互掛勾一直至中曾根康弘及竹下登時期都是屬於此種類型;第二種也是具有目的志向的領導者，但派閥成員是因政策理念相同而結合一起，例如一九八九年海部俊樹上台至宮澤喜一為止，雖然派閥顉導仍然強勢，但是派閥成員已經出現質變了，許多政策性派閥逐漸出現在自民黨內部:第三種則是派閥領袖在黨內屬於弱勢，但派閥成員是屬於人脈派閥，例如自民黨於一九五五年成立時由佐藤派、池田派、岸派、河野派、三木派、石井派、大野派及石橋派等俗稱「八僤師團」及「一個連隊」--藤山派之間相互爭奪權力，便是屬於這種類型:第四種則同樣派閥領袖在黨內屬於弱勢，但派閥成員卻是屬於政策派閥，例一九九六年自民黨第二執政之後，歷經森喜郎至今小泉純一郎都是因為其所屬派閥在自民黨內並非最大派閥，而使得首相顯得相當弱勢，而黨內派閥逐漸趨向專業政策取向便是屬於這種類型(表一)。

(8)

表一、不同的派閥政治關系表派閥領導特質強勢弱勢利益福田時代 (1972-1989) 八個師團 (1956- 派閥成員政策海宮時代 (1989-1993) 小森時代 (1996-2001) 緊接著便是要從以上這四種不同類型當中歸類出派閥政治運型行當中的主要制度基礎，我們茲可將其劃分成官僚主導、一黨優位、中選區制及黨高政低等四種體制特性，這四種一九五五年體制所形成的制度特性，提供適合派閥政治運作及成長的溫床，以下便分就這四種特性來加以分析。 1．官僚主導:青木昌彥在市場的役割及國家的役割(市場的角色與國家的角色)這本書中將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區分成「自由民主主義國家」、「結託國家及開發主義國家」、以及「官僚多元主義國家」，而日本則是屬於官僚多元主義國家。從明治維新以來，日本政府便賦予官僚體系極大的行政權，同時日本官僚也絕大多數都出身於東京大學法學部，到了二次大戰後，日本政治體系便出現官員在中年退休投入國會選舉或是進入民間企業擔任高級主管等所謂「官員空降」的現象，這種現象進一步增強官僚在國會及企業的主導能力。 2．一黨優位:福岡政行認為在自民黨體系內可以將黨三役中的總裁與幹事長的關係區分成「騎馬戰型」與「兩人三腳型」，所謂騎馬戰型便是總裁與幹事長隸屬同一派閥，而兩人三腳型則是總裁與幹事長分屬不同派閥，而這兩種不同的類型攸關黨內決策的順利運行及一黨優位地位的增強。自民黨自一九五五年至一九九三年期間，由於長期一黨執政使得其在對於政府體系、在野黨及黨內黨內當中都具有相當的優勢，這種趨勢造成官僚體系與自民黨之間相互結合，形成龐大的共生體系，這更加深自民黨在日本政經體制中一黨優位趨勢，而長期一黨優位讓企業能透過對特定派閥提供政治獻金來達到控制法案的目的。 3．中選區制:選舉制度與國內政黨數目多寡息息相關，單一選區制度型兩黨制，比例代表制形成多黨制，而中選區制度容易造成一個大黨及數個小黨，從二次世界大戰以來，日本選舉制度的設計便是「複數選區不可讓渡投票制」也就是所謂的「中選區制度」，在這種選舉制度下，只要掌握一部分選票便能夠順利當選，這造成大量家族傳承政治及地方世家的形成，同時使得一些優秀人才無法透過選舉機制來進入國會，而這些政治二世及地方世家提供派閥生存及延續的基礎。黨高政低:曾根泰教將自民黨內的決策體系區分成「稟議制」、「根回し」以

(9)

及「滿場一致」三種，所謂稟議制便事先由下面起面起草再由上面決定，根回し就是再做決定之前先透過檯面下的交一來決定共識，滿場一致一便是所有決策都必須要經過所有成員認同，而自民黨內的決策體系則偏向於根回し，而這種決策體系更增強自民黨黨高政低的現象。另外，長期一黨執政造成在選舉期間自民黨的利益通常高於國家的整體利益，這就是所謂「黨高政低」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自民黨更容易透過提供地方補助款及針對農業進行政策性的保護，以維持自民黨在農業地區的優勢。

5.結論與討論

本文主要從網絡理論來加以著手，對於新生代政治家這個研究客體官僚空降國會、家族傳承政治與地方世家形成是日本派閥政治中最重要的三項因素，根據統計在本屆(第四十二屆:二○○○年六月二十五日選出)眾議院四百七十九位議員當中是官僚體系出身的有六十位，家族傳承二世有一百零三位，地方議員及首長出身的有八十八位，而身兼地方議員及家族二世的議員有四十五位，又兼官僚體系及政治二世出身的有二十六位，而在一九八六年在日本自民黨三百零四位議員當中，出身官僚體系的有七十位，地方議員出身的有七十四位，政治傳承二世的有一百一十五位，在這些議員中身兼官僚及二世的有十七位，兼地方議員及政治二世的有九位。由此可見，官僚體系、政治二世與地方世家是派閥政治的基礎。以下就分別就依這三個面向來加以分析。 1. 官員空降國會:從明治維新以來，日本政府便是公官僚體系來主導國家政策的發展，而日本官員通常會在五十歲左右退休，然後進入私人企業任職或是代表政黨參加選舉進入國會，而這些官員進入國會之後會依照其之前的業務進入特定的委員會來為其法案護航，他們同時在自民黨內為政調會委員，我們稱之為族議員，這些族議員遍布在日本國會中成為影響法案的最主要議員，而他們絕大多數是自民黨籍的議員。舉例來說，在表四一九八九年參議院自民黨與社會黨(現改為社會民主黨)議員背景比較表中，自民黨及官僚體系出身的議員佔 36%，而社會黨則只有佔 2.1%，這些議員進入國會之後針對特定法案進行合縱連橫，以贏得企業財團對其鉅額的政治獻金，在現今自民黨議員中，官僚體系出身的最有名有前首相宮澤喜一(大藏省)，及井派大將小林興起(通產省)等。 2. 家族傳承政治:在日本國會中倫理輩分與傳承一直是其最主要的特性，尤其是一些已經連任過多屆的議員或是已經擔任部會首長的資深議員，通常會將其議員的職位傳承給其子女，甚至也有父子同時競選一起進入國會的例子，例如前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及其子河野太郎，前首相宮澤喜一及其子宮澤洋一都是同時擔任日本眾議員，他們進入國會之後通常會參與相同派閥，以延續父親在派閥當中的影響力，例如河本派的高村正彥擔任自民黨國際局長(其父親為前眾議員高村阪彥)，村上誠一郎擔任組織部副部長(其父親為前眾議院議員村上正二郎)，家族傳承政治加深派閥能夠延續及發展的最佳條件，根據統計，在歷屆眾議員當中約

(10)

有三分之一是二世議員出身，而其中絕大多數是隸屬於自民黨。以表四為例，在一九八九年參議院中自民黨地方世家出身的議員佔 8.3%，而社會黨則幾乎沒有，因此家族傳承政治的形成是以自民黨體系為主體。 3. 地方世家形成:在每次日本國會選舉當中，總會有許多是由地方議員及首長出身的國議員，而他們在進入國會之後，卻會將原本地方首長或是議員的職位傳承給其子或是親戚來承接，以保證自已在地方勢力能夠綿延不墜，形成所謂地方世家，而這些地方世家的勢力越是在農業縣份越為明顯，例如眾議員一川保夫其父親一川保正便是石川縣議員，眾議員岩屋毅其父親岩屋啟是大分縣議員，因為在農業縣可以很容易利用自已的人際關係來經營選區以獲得選票，日本歷任首相絕大多數來自農業縣份，例如出身石川縣的森喜郎及群馬縣的小淵惠三，也唯有在農業縣才能夠長久的連任以在黨內累積的資源與勢力，這些地方世家的形成形成派閥政治運作的最主要勢力。以表四為例，在一九八九年參議院中自民黨地方世家出身的議員佔 22.2%，社會黨也有 15.2%，由此可見，地方世家不論在自民黨或在野黨都是相當重要的特色。本文主要是從橫向及縱向兩個面向來對日本新生代政治人物背後的政經網絡作系統的分析，在橫向包括政治與經濟兩個切面，在縱向則是包含內環境與外環境兩個切面，政治二世、官僚轉任、派閥屬性及地方議員，等三估面向來對這些並分析對台灣及中國大陸外交態的異同。以圖一為例，本研究計劃茲將新生代政治家劃分為縱向與橫向兩個切面，另外在區分為政治與經濟兩個面向，從這四個切面可以產生地方議員、政治二世、官僚轉任與党職秘書等四個不同象限，先從這四個不同向向來進一步分析其出身背景以及背後的政經網絡，之後再從其背景及政經網絡來探討其外交政策的取向，換句話說，也就是其究竟是親台派或是親中派議員。過去我國對日本的政治生態仍然留在老人政治及派閥政治的刻版印象，但是在九○年代之後日本政經體制產生相當大的變化，尤其是在選舉制度的改革及自民党的分裂，讓許多新生代人物逐步進入國會當中，經過十年的磨練這些於九○ 年進入日本國會的議員已經逐漸掌握行政資源及重要的行政職位，而對這些新生代議員作有系統的背景資料分析及政治態度研究。在學術研究領堿上，過去國內學者皆是針對日本政治體制及政經轉型的角度來加以研究，而欠缺針對政治家本身的背景資料作有系統的整理與分析，而本研究計劃正好可以彌補其不足，並可以建立資料庫以利於日後研究日本政經的學者參考。在國家發展應用上，對日外交關系是我國外交政策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國會外交更是我國對日外交工作的基礎，本研究在第二年當中對這些新生代政治人物對於台灣及中國大陸的政治態度作有系統的分類，以釐清目前親中派及親台派議員的分際，將有助於我國對日外交工作的推展。

(11)

四、計畫成果

日本正在改變它的防衛政策嗎？

從新保守主義觀點來論述

摘要在過去分析日本的防衛政策大多是從美日安保條約及區域環境轉變的角度來分析，而忽視日本國內層次的因素，尤其是文化規範對日本防衛政策的影響，日本是一個注重集體主義的社會，同時在文化傳統的規範下，日本的社會約束力一向是大於法律的約束力，講究人際關係的非正式制度的影響力也是大於政府所制訂的非正式制度，因此本文嘗試從文化規範的角度來去分析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的轉變，本文主要論點認為：近年來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主要是受到國內新保守主義浪潮的影響，這股浪潮以美國反恐政策為經，以中國及北韓威脅為緯，逐步讓日本從過去消極的防衛性政策轉變成為積極的防衛政策，這也是 2000 年之後日本亟欲修訂現行的非戰憲法，突破傳統禁忌派自衛隊赴海外執行維和任務，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的最主要原因。關鍵字：新保守主義、文化規範、防衛政策、反恐政策、日本

壹、前言

根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日本防衛廳制訂了為因應本土遭受攻擊和國內反恐事件擬定的「防衛警備計畫」，將過去因應來自俄羅斯進攻的重視北方防衛構想，轉變成為重視西南來自中國威脅的構想，防衛計畫假設中國攻打日本的兩個可能性，首先是中國為確保釣魚台周邊海域權益在釣魚台登陸入侵的可能，其次則是台海衝突時日本對介入美軍提供資源，中國因此攻打駐日美軍基地和自衛隊設施，1_{同時為了因應來自中國及北韓軍事的威脅，日本也將逐步修正現行的非戰} 憲法，讓日本自我的防衛能力成為正常的軍事國家，換句話說，在國際及區域環境的改變下，日本正在逐步改變它的防衛政策。在另一方面，從 2001 年 4 月在自民黨內特立獨行又富有右翼意識型態思維及的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在不顧國內在野政黨的反對下連續四年五次前往靖國神社參拜，將日本與亞洲周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2_其次， 1 朝日新聞，2005 年 9 月 26 日，版 1。 2 日相小泉純一郎在今年 10 月 17 日靖國神社一年一度秋季大祭的第五度前往參拜靖國神社，小泉過去參拜靖國神社的日期依次如下：2001 年 8 月 13 日，日本戰敗紀念日的前兩天；2002 年 4 月 21 一日，靖國神社春季大祭首日；2003 年 1 月 14 日；2004 年 1 月 1 日元旦。讀賣新聞，2005

(12)

小泉所領導的自民黨在贏得今（2005）年 9 月 11 日眾議院大選之後，在大量新世代政治家進入國會之後，使得小泉流成為自民黨內的最大派閥，這些新保守主義的新生代政治家讓過去的右翼勢力從非主流派別走向了主流派別，換句話說，新保守主義已經成為日本政壇的主流聲音。那麼本文接下來要問的是日本近年來防衛政策的轉變是否與日本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具有絕對性的關連呢？在過去分析日本的防衛政策大多是從美日安保條約及區域環境轉變的角度來分析，而忽視日本國內層次的因素，尤其是文化規範對日本防衛政策的影響，日本是一個注重集體主義的社會，同時在文化傳統的規範下，日本的社會約束力一向是大於法律的約束力，講究人際關係的非正式制度的影響力也是大於政府所制訂的非正式制度，因此本文嘗試從文化規範的角度來去分析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的轉變，本文主要論點認為：近年來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主要是受到國內新保守主義浪潮的影響，這股浪潮以美國反恐政策為經，以中國及北韓威脅為緯，逐步讓日本從過去消極的防衛性政策轉變成為積極的防衛政策，這也是 2000 年之後日本亟欲修訂現行的非戰憲法，突破傳統禁忌派自衛隊赴海外執行維和任務，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的最主要原因。本文總共區分成六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前言，內容包括本文的研究目的動機、主要論點及章節安排，第二部分則是理論探討，從文化規範的角度來去分析一個國家防衛政策的轉變與文化規範之間是否具相關性，同時也進行理論性的建構，第三部分則是探討日本的主要文化規範—新保守主義，分析新保守主義的源流及在二次戰後的演變過程，第四部分則是探討日本的主要結構環境—防衛政策，分析日本戰後防衛政策形成與轉變，第五部分則是結合理論與實例，以 2000 年之後日本政府所制訂的有事相關法制為例，來分析日本新保守主義對日本防衛政策的影響，最後第六部分則是以上五節的分析做簡單的結論。

貳、理論的探討：文化規範與防衛政策

過去在分析一個國家的安全政策大多是從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兩個面向來去分析，在國際層次包括霸權主導、國際合作以及區域衝突等三個面向，例如John Ikenberry在America Unrivaled這本書中從權力平衡來看美國霸權的角色對東亞國 家安全政策的影響；3_{又例如Ralf Emmers在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這本書中從國家之間的安全性合作來去分析東協國家在安全政策上的轉

變；4_{最後Drifte Reinhard在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這本書中探討日本}

與中國之的區域性衝突與爭霸對日本安全政策轉變的影響。5

年 10 月 18 日，版 2。

3

John G.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Ralf Emmer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ARF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5

Drifte Reinhard,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13)

在國內層次則是包含政權輪替、決策體系以及領導者的特性等三個面向，例 如Eiichi Katahara在Japan's Changing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ole這本書中分析日本 執政黨與在野黨對美日安保條約的不同觀點，以及這種不同意見對日本安全政策的轉變；6

Ahmed Hashim在The Crisis of the Iranian State這本書中從何梅尼政權的 決策過程來分析伊朗安全政策的產出與轉變；7_{最後Eugene R. Wittkopf在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這本書中探討不同的總統對於美國安

全政策轉變的影響。8 從以上各種不同的分析層次，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國家的安全政策會受到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兩個不同面向的影響，而在一般的情況下，霸權國家安全政策的形成通常是來自於國內政策過程的產出，而霸權國家安全政策的轉變則是會受到國際安全環境轉變的影響；相對的小國安全政策的形成與產出通常是受到國際權力平衡的影響，而小國安全政策的轉變則是受到國內政權轉變的影響比較大。日本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其主要的安全政策便是追隨著美國東亞政策，因此美國東亞政策的轉變及美日安保條約的指針方向便觸動著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但是日本在二次大戰之前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戰敗之後卻為何完全變成一個和平主 義的國家呢？Peter J. Katzenstein在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這一本書 中嘗試以文化規範的角度來分析日本在二次戰後安全政策的轉變，他認為日本傳統文化當中的集體主義對二次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的轉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例如日本政府在戰後利用記者協會來重新形塑日本人民對於安全保障的概念，在媒體的刻意傳播下完全改變日本軍人及警察的形象。9 那麼文化規範與防衛政策之間究竟具有何種相關性呢？本文認為必須以結構與規範來連結兩者之間的關連性，所謂結構是由政府機關所形成的政策環境，這是一種法律的約束力，而規範則是由傳統文化所塑造的安全概念，這是一種社會的約束力，10_{在結構環境上可以劃分成主導控制及相互協調兩種不同政策產} 出，所謂主導控制是指政策的形成是由政府所主導，而相互協調是指政策的形成是由官民之間的協調與妥協，在文化規範上可以區分成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兩種不同的概念，所謂集體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是講究集體的一致性，而個體主義則是文化規範是注重及講求個人單方面的表現。而如果一個國家在結構環境上是主導控制，但在文化規範上是集體主義則是主動性的防衛政策，其次一個國家在結構環境上是相互協調，而在文化規範上是集體主義則會產生防衛性的防衛政策，第三如果一個國家在結構環境上是主導控制，但在文化規範上個體主義 6

Eiichi Katahara, Japan's Changing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o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1).

7

Ahmed Hashim, The Crisis of the Iranian State: Domestic,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

Post-Khomeini Ir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5).

8

Eugene R. Wittkopf and James M. McCormick,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sights and Evide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9

Peter J.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Norms and Policy

(14)

則會產生攻擊性的防衛政策，最後如果一個國家在結構環境上是相互協調，在文化規範上是個體主義則會產生被動性的防衛政策。主動性的防衛政策在政策上是由政府所主導，但卻也重視集體之間的一致性，因此常常其防衛政策常常是處在政府政策與文化傳統的相互衝突，防衛性的防衛政策在政府政策上是著重在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但在文化傳統上卻是相當重視集體主義，因此文化規範的影響力通常會大於政府的政策，攻擊性的防衛政策在政策是由政府所主導控制，而又重視個人的表現，因此政府政策的影響力通常會大於文化規範的約束力，被動性的防衛政策在政策上重視機制之間的相互協調，但在文化傳統上卻是重視個體的表現，因此文化規範與政府政策之間的互動性並不大。二次大戰之後日本的防衛政策便是屬於防衛性的安全保障政策，11_它在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當中主要是由通產省、外務省及防衛廳之間的相互協調，並且配合美國的東亞政策及日本總體的經濟戰略，但是在文化規範上日本政治一直存在著保守主義的思維，這種被形塑的集體保守主義一直影響著日本對亞洲的外交政策，這也是日本雖然是亞洲主要的經濟援助開發國家，但是日本政府卻一直以很含蓄的方式來表現其在二次大戰期間的侵略行為，同時對於外來的恐怖攻擊及內部的社會示威都採取比較容忍的態度，但是在日本文化規範所產生的社會約束力一向都是大於政策產出的法律約束力。12 在分析文化規範與防衛政策之間的理論關係之後，接下來將分別從實證面來探討日本的文化規範--新保守主義以及結構環境--防衛政策。表一、文化規範與防衛政策結構環境主導控制相互協調集體主義主動性政策防衛性政策文化規範個體主義攻擊性政策被動性政策 11 有關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文獻，請參閱田中明彥，安全保障：戰後 50 年の摸索，東京：讀賣 新聞社，1997 年；小泉親司，日米軍事同盟史研究：密約と虛構の五十年，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2 年；伊藤剛，同盟の認識と現実，東京：有信堂，2003 年；土山實男，安全保障の国 際政治學，東京：有斐閣，2004 年；Ralph A. Cossa, Restructur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Toward

a More Equal Partnership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Michael Green,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Glenn D. Hook,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1); John G. Ikenberry and Takashi Inoguchi,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2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Yutaka Tsujinaka, Defending the Japanese State: Structures, Norms and the

Political Responses to Terrorism and Violent Social Protest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thaca: Cornell

(15)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參、文化規範：日本新保守主義的源流

日本自從 1955 年體制以來，國內政壇存在著三種政治勢力，第一種是以自民黨為主體的親美右派保守勢力，他們鼓吹參與美日安保條約，並追隨美國的東亞政策，同時採取美國與亞洲國家並重的外交政策，第二種是以社會黨為主體的反戰左派勢力，他們反對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同時也不贊成日本進行再武裝，日本應該採取獨立自主的外交政策，第三種是寄居自民黨及無黨籍的極右派軍國主義，他們仍然維持過去的皇權思想，鼓吹日本皇國史觀以及強調日本種族的優越性，13_{這些右翼份子人數雖然不多，但是聲音卻相當大，原因在於他們在} 日本的政界、經濟界、輿論界及學術文化界都佔有相當高的地位，對於日本政府的決策也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力。過去在美國政府的刻意支持下，日本政壇一直是以右派保守勢力為主流，同時也維繫著自民黨在戰後的長久執政，同時日本也一直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友。14 但是冷戰結束之後，在國際環境的轉變下，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另外一種聲音，他們認為日本地處在東亞地區，應該要積極參與亞洲事務，同時終戰已經五十週年了，日本也要跳脫過去歷史的包袱，讓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同時也要積極維護日本的民族利益及實現日本國家戰略，因此，參拜靖國神社及善用朝鮮半島危機來改變日本的防衛政策，則變成呼應新保守勢力主張的主要利器，這便是日本的新保守主義。而在 1990 年代積極鼓吹新保守主義思維的便是由日本松下集團創辦人松下幸之助所成立專門訓練政治家的松下政經塾，在當時許多學有專精同時有志進入政界的日本年輕人都會到松下政經塾上課，以為將來的競選及從政做準備，而 1990 年之後日本國內政局的轉變正好給予這些年輕的新保守勢力蔓延的溫床。15 1990 年初期，小澤一郎率領大批議員出走另組新黨，形成日本政黨的戰國時代，這不但造成自民黨的垮台，同時也給予新保守主義發揚的空間，當時日本新興政黨紛紛成立，許多無從政經驗的新人也在這個時候進入政壇，這些二次戰後出身的年輕人，既沒有日本極右派的軍國主義色彩，也沒有自民黨保守的親美思想，也沒有社會黨左派的反戰思想，他們一切以日本的國家利益為導向，以務實的作風來處理日本的外交政策，這種新保守主義投射在外交政策上便是喊出日本應該要脫離過去的歷史包袱來成為真正的正常國家，同時日本應該要在國際上 13 有關日本右派保守勢力文獻，請參閱猪野健治，日本の右翼，東京：筑摩書房，2005 年；鈴 木邦男，新右翼―民族派の歴史と現在，東京：彩流社，2005 年；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力， 東京：勁草書房，1993 年；天道是，右翼運動１００年の軌跡―その抬頭・挫折・混迷，東京： 立花書房，1992 年；政治經濟學研究會，「神国日本」大綱：憂国・愛国・救国真正右翼民族主義で国辱的経済破綻か，東京：政治經濟學研究會，2002 年。 14 佐藤光，柳田国男の政治経済学―日本保守主義の源流を求めて，京都：世界思想社，2004 年，頁 6-16。 15 出井康博，松下政経塾とは何か，東京：新潮新書，2004 年，頁 2-7。

(16)

取得與其經濟地位相等的政治地位，這也是 1996 年之後日本逐漸積極參與國際活動，並且也關注周邊國家的軍事動向，同時也逐漸轉變其防衛政策的最主要原因。舉例來說，這種新保守主義投射在日中台三邊關係上，就是這些年輕議員不像過去傳統日本議員對兩岸存在著漢賊不兩立的思考模式，他們既參加我國的日華懇談會，同時也參加大陸的日中議員聯盟，支持中國或台灣與否，一切以日本的國家利益為考量。因此，有人稱日本在 1990 年代的轉變為日本政壇的第一次世代交替。16 在第一次世代交替的時候，日本好像正要面臨驚天動地的改變，但是很可惜的是這波世代交替浪潮主要是出現在民主黨，而並沒有蔓延到自民黨，自民黨在 1993 年之後雖然有許多新人進來，但是大多不脫是世襲的政治二世以及官僚體系的族議員，這讓自民黨內的年輕議員，雖然年紀輕但卻都是承襲著父兄輩保守思想的枷鎖，這種現象造成舊保守勢力的自民黨對抗新保守勢力的民主黨，日本政壇新舊保守對抗的現象投射在日本的政策上，就形成我們在這次選舉中看到支持與反對小泉祭拜靖國神社的兩種聲浪，以及支持與反對小泉一邊倒親美政策的兩種聲音。17 但是 1996 年之後國際環境卻出現相當大的轉變，這股轉變也驅動著日本防衛政策的改變，例如過去在非戰憲法的約束下，日本視強化軍事能力為一項禁忌，右翼團體在過去雖然極力強調日本軍事能力的獨立性，但是卻不被日本社會主流民意所接受，但是在 2001 年反恐戰爭之後，美國東亞政策逐漸產生轉變，美國開始要日本逐步負擔起區域的防禦責任，再加上北韓核武威脅的日漸增強，例如 2002 年北韓綁架日本人質事件，及出現在日本鄰近海域的北韓不明船隻，再加上中國潛艇出現在東海的日本海域之內，這些因素都強化右翼團體鼓吹日本國家應該要正常化的正當性，也讓右翼團體的主張逐漸被日本主流民意所接受。 18 而國際環境的轉變也逐漸影響到日本國內的政治環境，同時也強化日本新保守勢力的鞏固，例如 1996 年之後左派日本社會黨勢力逐漸瓦解，再加上屬於自民黨內右傾新保守派小泉的上台，更鞏固日本右翼團體在政壇的勢力，自民黨自一九五五年成立以來，在黨內就一直有「主流派」和「非主流派」之分，主流派強調先經濟、後軍事〈例如從吉田茂開始下承池田勇人、佐藤榮作〉，而非主流派則比較偏向民族主義〈例如從岸信介開始下承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這也是非主流派出身的小泉上台之後會如此強調日本的主體性，從過去中曾根康弘上台之後在 1985 年打破戰後禁忌赴靖國神社參拜來看，從 2001 年以來小泉之所以會連續四年參拜靖國神社，我們也就不會感到意外了。19 16 藤原敏隆，保守王国の崩壊：平成十年政変の“真実”，東京：創風社，1999 年，頁 22-28。 17 町村信孝，保守の論理―「凛として美しい日本」をつくる，東京：PHP研究所，2005 年， 頁 1-4。 18 文入努，日米同盟はリアリズムか：純正保守主義による日本本位の功利主義的安全保障論，東京：本の風景社，2004 年，頁 4-15。 19 淺井基文，戦争する国しない国―戦後保守政治と平和憲法の危機，東京：青木書店，2004

(17)

今年 9 月 11 日日本舉行眾議院選舉，在這場選舉過程當中，小泉趁著郵政民營化的機會一一消滅黨內的派閥，同時注入高知名度、具有公眾形象，而有別於過去政治二世及官僚體系的候選人，形成日本戰後第二次的世代交替，這次的世代交替徹底改變了自民黨，同時也讓日本新保守勢力合流在一起。而日本新保守勢力的崛起對於今後日本的防衛政策會產生何種改變呢？可以預知的是日本會更積極參與亞洲事務、也會持續邁向一個正常國家、並積極爭取成為聯合國常任理事國。在日、中、台三邊關係上，日本會以更務實的態度來看待兩岸關係，一切以國家利益為考量，有別於過去親中、親台的壁壘分明，總而言之，經過這次戰後最重要的選舉之後，日本總算是歷經真正的世代交替，同時也讓朝野的新保守勢力逐漸的合流，這股強大的力量正在驅使日本改變，尤其是在日本的防衛政策及追求正常化國家。20_{接下來將要分析 1990 年之後日本的結構環境，也就} 是防衛政策的轉變。

肆、結構環境：2000 年之前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為了徹底瓦解日本軍國主義體制而為日本訂定一部「非戰憲法」，在這部憲法第九條當中明白宣示：「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力威脅與武力行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了要達到前項所述的目的，日本將不保持陸海空軍及其他戰爭的力量，也不承認國家擁有交戰權。」21_{換句話說，日本將在} 這部「非戰憲法」體制之下放棄戰爭、不保持戰力、不承認交戰權以及個別自衛權。在另一方面，日本為了要納入美國核子傘保護，便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另外為了要維持一定的自我防衛能力，於是便成立日本自衛隊，而美日安保條約與日本自衛隊便成為戰後以來日本安保政策的兩大支柱。22 但是日本安保政策從二次戰後以來並非是一成不變的，它是會隨著國際安全環境、美國東亞政策以及日本國內政治情勢而有所改變，簡單來說，從二次大戰之後至 2001 年 911 恐怖攻擊之前，日本的安保政策主要可以區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 1951 年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之後至 1970 年沖繩返還日本為止，我們稱之為「吉田原則」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從 1976 年日本三木武夫內閣通過「防年，頁 7-12。 20 土山實男，安全保障の国際政治學，東京：有斐閣，2004 年，頁 10-18。 21 阿部照哉，憲法，東京：有斐閣，1995 年，頁 151-152；中村明，戰後政治　　　　憲法九條 ，東京：中央經濟新聞社，2001 年，頁 299-301。 22 有關日本美日安保條約文獻，請參閱菅英輝，石田正治，２１世紀の安全保障と日米安保体制，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5 年；池田慎太郎，日米同盟の政治史，東京：国際書院，2004 年；間瀬正一，どうする日米安全保障条約：２１世紀の課題，東京：文芸社，2003 年；露滿堂，従属国からの脱却―日米安保条約を日米平和友好条約に，東京：星雲社，2002 年；ステ ィ－ブ・Ｋ．ヴォ－ゲル，対立か協調か―新しい日米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を求めて，東京：読売 新聞社，2002 年；小野直樹，戦後日米関係の国際政治経済分析，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2 年。

(18)

衛計劃大綱」至 1990 年初期冷戰結束為止，我們稱之為「自主防衛時期」，第三個時期是從 1997 年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至 2001 年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爆發為止，我們稱之為「積極防禦時期」。23_{以下便針對這三個時期來加以分析。} 首先是在從 1951 年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之後至 1970 年沖繩返還日本為止的「吉田原則」時期，從過去日本的防衛政策不外乎遵循著「吉田原則」，所謂吉田原則有兩項重點：首先是日本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允許美國在日本本土建立美軍基地，將日本納入美國東亞防衛架構的一環，以讓日本在美國傘的保護之下全力發展經濟；其次是成立日本自衛隊，確立日本以專守防衛的政策主軸，並作為美日安保條約的軍事後盾，同時也提供日本本土的基本防衛能力。24 在這個「吉田原則」時期的主要改變是在美日安保條約上，在 1951 年的美日安保條約將日本納入美國東亞防禦體系之內，同時確認由美國協助防衛日本本土的安全，這是一個不對等安全防衛條約，因此，1960 年新美日安保條約便是日本要嘗試改變這種不平等的關係，所以新美日安保條約不但將日本本土防衛責任由駐日美軍轉換成日本自衛隊，同時將美日軍事聯盟的角色從過去不對等關係變成集體安全及集體防衛的關係，形成美日的戰略新夥伴關係。25 接下來第二個時期是從 1976 年日本三木武夫內閣通過「防衛計劃大綱」至 1990 年初期冷戰結束為止，我們稱之為「自主防衛時期」，1970 年代之後，拜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美國在東南亞軍事勢力的逐漸退去，讓日本政府懷疑美國傘的保護作用，於是日本開始走向強調自主的安全政策，所謂「自主防衛」的安全政策是指：日本在面對外界對於本土威脅，日本自衛隊可以單獨負擔起防衛的責任，而不必像過去是由駐日美軍與自衛隊共同來負責，在這項政策的轉變之下，日本三木武夫內閣在 1976 年通過「防衛計劃大綱」，以將國防預算限定在 GNP1﹪的架構之下來取代過去憲法對國防預算的限制，這讓自衛隊可以有充分的預算來購置武器。26 之後 1977 年福田赳夫內閣期間，日本也提出「綜合保障安全」的概念，以區域合作及多邊外交的方式來排除與鄰國的相互威脅感，而不必在像過去是透過美日軍事聯盟機制來解決區域性的衝突，日本政府這種強調「綜合保障安全」概念是讓日本逐漸走向正常國家的第一步；最後則是 1978 年美國與日本重新簽訂的美日安保指針，在指針內容方面明確指出：當日本本土面對外來威脅時，是由日本自衛隊負擔起第一線的防衛任務，而駐日美軍只是擔任起協助的角色，換句話說，也就是日本已經逐漸擺脫駐日美軍提供日本領域的防衛，而日本自衛隊也 23 小泉親司，日米軍事同盟史研究：密約と虛構の五十年，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2 年，頁 6-9。 24

Fred Greene, Stresses in US-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75), pp.31-33.

25

Tsuyoshi Kawasaki, “Japan and Two Theori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ormation: Civilian Policymaker, Policy Preference, and the 1976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Outl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 No.1, 2001, pp.68-70.

26

(19)

經能夠完全具備擔負起國土安全防衛的能力。27 第三個時期是從 1997 年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至 2001 年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爆發為止，我們稱之為「積極防禦時期」，冷戰結束之後，在國內經濟日漸衰退的情況之下，美國無力負擔起全球警察的角色，而希望日本能夠在國際事務上擔負起更積極的角色，1992 年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政府通過有條件的（PKO維和行動法案），讓日本自衛隊派兵海外參與聯合國的維和行動；之後在 1997 年日本與美國簽署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在條約內容當中將雙邊軍事合作範圍從過去的遠東地區轉變為亞太地區及日本週邊地區，同時將日本自衛隊的軍事發動權從過去的被動轉變為週邊事態範圍。28 由此可見，美國在國際環境改變之下逐漸要求日本積極負擔起防衛的責任；之後在 1998 年日本政府依據 1997 年的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逐步通過「自衛隊修正法」、「日本相互提供物品及勞務修訂法」以及「週邊事態時確保日本和平安全法」，這三項法案的通過不但落實了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當中週邊事態的制度化工作，同時也進一步轉變日本的軍事防衛政策從過去的「消極防衛」政策轉變成「積極防禦」政策（請參見表二）。29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從二次大戰之後至 911 恐怖攻擊之前，日本的防衛政策雖然是在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憲法」的制約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框架下，美日安保條約及日本自衛隊仍然是日本安保政策的兩大支柱，但是實質的內容與結構卻已經出現相當大的轉變，主客之間已經易位了，換句話說，日本安保政策從過去的消極防衛轉變成主動防禦，美日安保聯盟的架構下由過去美日之間的不對等關係已經變成對等的軍事夥伴關係，日本自衛隊從過去必須依賴駐日美軍的援助而變成國家安全的主導者，而本文認為這種轉變是依據著國際環境的轉變、美國東亞軍事政策的改變以及國內新保守主義對現狀的不滿這三項因素相互角力而加以調整的。而這種情勢的轉變在 2001 年 911 恐怖攻擊之後又更加的明顯了。30 而文化規範對 1990 年之後日本的防衛政策到底會產生何種的改變呢？接下來將以日本在 2000 年之後通過的有事相關法制來分析新保守主義對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表二、2000 年之前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 時期年代事件主要內容轉變 27 楊永明，「冷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民國 91 年 9、10 月，頁 22-23。 28 しもみち直紀，これでいいのか日本の外交・防衛―「危険な日米基軸外交」から「憲法に 立脚した平和政策」へ，東京：大村書店，2005 年，頁 10-18。 29

Akio Watanabe, “Has Japan Crossed the Rubicon? Defense Policy Since the Higuchi Report,”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7, No.4 (Winter 2003), pp.238-240.

30

(20)

1951 美日安保條約將日本納入美國東亞防禦體系之內，同時確認由美國協助防衛日本本土的安全美日軍事聯盟吉田原則時期 1960 新美日安保條約將日本本土防衛責任由駐日美軍轉換成日本自衛隊，同時將美日軍事聯盟的角色從過去不對等關係變成集體安全及集體防衛的關係美日戰略夥伴關係 1976 防衛計劃大綱將國防預算限定在 GNP1﹪的架構之下來取代過去憲法對國防預算的限制確立國防預算在 GNP1﹪的架構之下 1977 綜合保障安全概念以區域合作及多邊外交的方式來排除與鄰國的相互威脅感，而不必在像過去是透過美日軍事聯盟機制來解決區域性的衝突區域多邊外交政策自主防衛時期 1978 美日安保指針由日本自衛隊負擔起第一線的防衛任務，而駐日美軍只是擔任起協助的角色由日本自衛隊擔負起防衛本土的主要任務 1992 PKO 維和法案日本自衛隊派兵海外參與聯合國的維和行動自衛隊開始可以派兵海外參與維和行動積極防禦時期 1997 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將雙邊軍事合作範圍從過去的遠東地區轉變為亞太地區及日本週邊地區，同時將日本自衛隊的軍事發動權從過去的被動轉變為週邊事態範圍軍事發動權從被動轉變成主動資料來源：作者參見田中明彥，安全保障--戰後 50 年　摸索，東京：讀賣新聞 社，1997 年；以及楊永明，「冷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民國 91 年 9、10 月，頁 22-23，兩項著作加以整理。

伍、日本防衛性的安全保障：以有事相關法制為例

2001 年 9 月 11 日，美國本土史無前例的遭到多起恐怖攻擊造成三千多人死亡，911 恐怖攻擊不僅改變美國的全球戰略佈局，同時也改變日本在國際及東亞地區所扮演的角色，舉例來說，在恐怖攻擊的推波助瀾下，在親美並且富有右翼思維的首相小泉的主導下，日本國會以反恐之名在國當中提出「反恐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以及「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這三項法案受到民主黨議員的全力支持，並很快在國會當中通過，這意味著今後日本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參與軍事行動，完全改變日本在過去「專守防衛」的安全保障政策，而將

(21)

日本軍事力量由內向型轉變成外向型。31_{以下便分別針對從 2001 年 9 月至 2003} 年 4 月期間，日本政府為了支援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所做的防衛措施。 2001 年 9 月 11 日當美國本土受到多起恐怖攻擊之時，小泉政府為了表示對美國反恐立場的堅定支持，迅速在 9 月 19 日在宣佈七項緊急應對措施方針，其主要內容包括派遣自衛隊為美軍提供醫療、運送、補給等支援，派遣自衛隊赴戰區收集情報，加強日本境內美軍基地的安全措施，加強出入境管制及情報交換，提供印度、巴基斯坦緊急經濟援助，提供阿富汗難民相關人道救援，以及積極與各國協調預防國際金融市場的混亂。在這七項緊急措施當中，最重要的便是派遣自衛隊為美軍提供醫療、運送、補給等支援，以及派遣自衛隊赴戰區收集情報，而為了要達到突破日本憲法第九條限制自衛隊出兵支援美國反恐的效果，在自民黨的主導下，公明黨及民主黨的支持下，日本國會迅速在 10 月 29 日通過的「恐怖主義對策關連三法」。32 「恐怖主義對策關連三法」的三項法令，包括「反恐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以及「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首先在「反恐特別措施法案」當中，規定自衛隊的活動範圍並不限於非戰鬥地區，如果獲得他國的同意自衛隊，也可以進入他國執行任務，同時自衛隊的行動內容包括對美軍水及燃料等物資的運送，難民的救助及傷兵的醫療與搜索救援，但在對美軍武器彈藥補給方面，因為擔心對外界造成使用武力的印象，因此，支援項目並不包含武器彈藥的運送，至於自衛隊使用武器的範圍，則只限於自我防衛及保護難民及傷兵等，這項特別法案的有效期限為兩年，這是日本自衛隊在戰後首次不必透過聯合國維和部隊就可以單獨派兵海外。33 其次在「自衛隊法修正案」當中，其主要目的是防備恐怖份子的襲擊，日本自衛隊可以對駐日美軍進行警衛任務，同時放寬自衛隊在維持治安和執行海上警衛任務時使用武器的條件，最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則是允許日本海上保安部隊，對於不明及奇怪的船隻進行射擊，這兩項議案突破戰後以來日本自衛隊僅限於自我防衛的基本定位。綜觀這三項法案，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是有以下四種意涵：首先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從週邊地區擴大至外國領土，其次是開了戰時自衛隊派兵海外的先例，第三則是放寬武器使用的標準，最後則是該法是無限期的限時立法。34 31 廖書賢，「論日本反恐機制與台日安全合作」，國防政策評論，第 3 卷第 1 期，2002 年秋季號，頁 25-35。 32 劉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民國 91 年 9、10 月，頁 41-65。 33

Paul Midford, “Japan’s Response to Terror: dispatching the SDF to the Arabian Sea,” Asian Survey, Vol.43, No.2 (March/April 2003), pp.329-351.

34

日本這三艘自衛隊船艦包括搭載有直昇機的「鞍馬號」（五千兩百噸）、「霧雨號」（四千五百

五十噸）兩艘驅逐艦，其中霧雨號有迷你神盾艦之稱，此外另有補給艦「濱名號」（八千一百五

十噸）其搭載直昇機四架，指揮官為日本自衛隊第二護衛隊本多宏隆海軍副將。「日海軍先遣部

(22)

之後在 2001 年 12 月 7 日，日本國會也通過「聯合國維和行動合作法修正案」，在這項修正法當中，除了放寬日本自衛隊武裝出國的條件之外，日本政府也解除了先前凍結自衛隊參與維和部隊軍事行動的武器使用條款，其主要內容包括監視停火、解除當地部隊武裝、檢查武器的運輸情況、在非軍事地帶駐兵、執行巡邏任務以及收集、銷毀廢棄武器等。美國對阿富汗採取軍事行動之後，日本政府為了要顯示自己存在，以及呼應國際社會要求日本做出貢獻的呼應，小泉政府便順勢通過「聯合國維和行動合作法修正案」，以讓日本自衛隊能夠參加阿富汗重建的多國行動來製造條件，當然讓日本成為正常、普通國家也是主要的考量之一。35 緊接著在 2002 年 4 月 16 日，在自民黨小泉政府的主導下，日本國會通過「有事三法關連法律案」，所謂「有事三法」其包括「武力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以及「自衛隊法修正案」，這三項法案的通過意味著在緊急事態之下，日本首相將可以不經過外相及防衛廳長官所組成的安全保障會議及內閣會議，直接調動自衛隊的權力，這項擴大首相權限、增加對國民限制與懲罰條款，成為日本「有事法制」立法最重要特性，另外對於「有事」定義的廣泛界定，其不僅包括對日本本土受到攻擊的事實，同時也包括被攻擊的危險，日本都可以出動自衛隊進行防衛作戰，這是日本針對外來威脅所強化自我防衛的權限。 36 小泉政府為了要達到正常國家的目的，特別強化有事三法的法令解釋，其中「武力攻擊事態法」規定了有事的定義、首相的權限、政府採取的對策、以及國民所應給予的配合措施，37_{其中「有事」不只是指日本遭到外部武力攻擊的事態，} 同時也包含預測可能受到武力攻擊的事態，因此，日本不僅可以在受到攻擊時採取行動，而且只要可以預測到存在著被攻擊的可能性及危險性，日本政府就可以出動自衛隊進行防衛作戰，同時國家、地方團體及國家指定的公共機構，有義務向採取行動的自衛隊提供物資、設施及勞務支援；另外「自衛隊法修正案」則是為了保證自衛隊的軍事行動可以順利展開，也就是在預測到將可能進行防衛出動時，自衛隊可以徵用民間土地及構築用地，以及允許自衛隊在自我防衛或保護同僚時使用武器；「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的目的是為了要加強安全保障會議的機能，也就是當發生武力攻擊事態的同時，除了首相之外，只有外相、防衛廳長官及官房長官等五位閣僚出席便可以進行緊急協議。38 35 在日本國會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以及「聯合國維和行動合作法修正案」之後，在二○○一年十一月九日三艘日本自衛隊船艦「鞍馬號」、「霧雨號」及「濱名號」便以先遣部隊到印度洋進行調查研究，此次日本所派遣的三艘船艦並非依據恐怖對策支援法，而是根據防衛廳設置法當中的調查研究規定而派遣的，其主要目的是在真正支援英美軍隊尚未出動之時新型前往蒐集海洋狀況、他國船隻及飛機部署狀況，港灣設備等情報。朝日新聞，2001 年 11 月 10 日，版 1。 36 37_{讀賣新聞，2001 年 10 月 30 日，版 1。} 38 廖書賢，「論日本反恐機制與台日安全合作」，國防政策評論，第 3 卷第 1 期，2002 年秋季號，頁 25-35。

(23)

「有事三法」是日本在戰後首次有了對應「戰時事態」的法律，在內容當中除了規定日本政府在日本有事之際的對應方式，以讓自衛隊順利出動，也就是當日本遭受到外來攻擊時，日本首相可以制定對應方針，同時也可以徵用一般民眾的財產與設施，讓自衛隊能夠迅速展開反擊，這讓日本安保體制從此進入新的階段，在過去公開討論有事法制，在深受非戰憲法束縛的日本是一項禁忌，從 1977 年福田赳夫內閣開始，公開討論日本遭外來攻擊時的戰時體制問題，由於受到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沒有交戰權也沒有集體自衛權的限制，因此福田內閣的此案一出，立刻受到來自社會黨及共產黨的大力反對。而有事三法制的立法與 1996 年美日安保「新防衛指針」的週邊事態法是有相互輝映的效果，因為週邊事態法定義，日本週邊若遭到攻擊則自衛隊可以出動對應，而不以地理的概念，而以事態發生的性質來作判斷，有事三法則更進一步明確規定自衛隊出動的詳細作戰細節，並規範自衛隊在何種條件之下，可以徵用民間的物資與設備，為日本遭到攻擊預作準備。39 在小泉的主導及在野政黨的全力配合下，日本逐漸透過美國的反恐政策來達到國家正常化目的，日本不但逐步突破過去非戰憲法的限制，派兵到海外負責後勤補給的任務，同時也將自衛隊在有事狀況的權限加以擴大，逐漸將自衛隊的性質轉化成軍隊，在另一方面，日本也強化防衛廳的功能與位階，以達到主動性防衛的任務，日本政府能夠達到改變防衛政策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美國東亞政策的轉變，最重要的則是日本國內新保守勢力的推波助瀾，否則這些法案不會這麼順利在國會當中通過。表三、911 之後日本針對反恐行動的相關作為 年代法案名稱主要內容 2001 年 9 月 19 日七項緊急應對措施方針派遣自衛隊為美軍提供醫療、運送、補給等支援，派遣自衛隊赴戰區收集情報，加強日本境內美軍基地的安全措施，加強出入境管制及情報交換，提供印度、巴基斯坦緊急經濟援助，提供阿富汗難民相關人道救援，以及積極與各國協調預防國際金融市場的混亂。 2001 年 10 月 29 日恐怖主義對策關連三法支援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特別行動，首次允許在戰時派遣海外自衛隊。 2002 年 3 月日本自衛隊首次派駐海外支援美國非戰鬥性任務日本為了支持美國反恐行動首次將自衛隊派駐海外，日本政府派遣 1200 名自衛隊員，2 艘驅逐艦及 2 艘補給艦赴阿拉伯海。 39_{朝日新聞，2003 年 6 月 7 日，版 3。}

(24)

2003 年 6 月 6 日有事三法關連法律案，「對處武力攻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及「安保會議設置法」日本政府在日本有事之際的以對應讓自衛隊出動，也就是當日本遭受到外來攻擊時，日本首相可以制定對應方針，同時也可以徵用一般民眾的財產與設施，讓自衛隊能夠迅速展開反擊 2003 年 7 月 26 日伊拉克人道復興支援特別法日本自衛隊將在伊拉克為美國等國部隊提供飲水燃料和武器彈藥等候勤補給運輸，由於伊拉克戰爭尚未結束，法案內容對自衛隊在伊拉克的活動制定了幾項基本原則，其中包括：自衛隊的活動限制在現階段沒有發生戰鬥，並在活動期間可以確認不會發生戰鬥的非戰鬥區域，以及自衛隊不得使用武力或以武力進行威脅等原則。 2003 年 10 月反恐特別措施法修正案將兩年前國會所通過的海外派兵案延長兩年，並允許自衛隊赴伊拉克支援美國軍隊。 2004 年 3 月設立反恐特種部隊日本防衛廳將在陸上自衛隊成立一支三百人專門承擔反恐、反游擊任務的特種部隊，同時也可承擔海外救助任務資料來源：作者根據讀賣新聞，2001 年 9 月 20 日，版 2，2001 年 10 月 30 日，版 1，2004 年 3 月 25 日，版 3；朝日新聞，2003 年 6 月 7 日，版 3，2003 年 7 月 27 日，版 1，加以整理。

陸、結論：新保守主義與日本防衛政策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近年來日本防衛政策出現相當大的轉變，對外日本不但逐步突破過去非戰憲法的限制，派兵到海外負責後勤補給的任務，同時也將自衛隊在有事狀況的權限加以擴大，逐漸將自衛隊的性質轉化成軍隊，對內日本也強化防衛廳的功能與位階，以達到主動性防衛的任務，日本政府能夠達到改變防衛政策的目的，這些內外的轉變其實主要是受到國內新保守主義浪潮的影響，這股浪潮以美國反恐政策為經，以中國及北韓威脅為緯，逐步讓日本從過去消極的防衛性政策轉變成為積極的防衛政策，這也是 2000 年之後日本亟欲修訂現行的非戰憲法，突破傳統禁忌派自衛隊赴海外執行維和任務，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的最主要原因。而最近日本內閣剛在今（2005）年 8 月 2 日通過 2005 年度版防衛白皮書，首先在外部因素方面，日本政府在白皮書中對中國近年來的快速擴軍表示警戒，同時也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憂慮，在內部因素方面，日本政府在白皮書中指出，美日安保體制的合作關係是以美國的參與和美軍的展開，以確保日本周邊地區的和平與安定為基礎，同時在日本周邊出現緊急事態時兩國將從事包括外交在內的所有努力，並由日本提供美軍後方支援，日本正逐漸採取漸進式的防衛政策邁向正常國家。在另一方面，同樣在今年的 9 月 11 日，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當中大

(25)

獲全勝，獲得 296 席，取得國會絕對過半的席次，而民主黨雖然只得到 113 席，但仍然是最大的在野黨，日本政黨體制正面臨 1955 年以來最大的改變，而最重要的是日本新保守勢力即將在這次選舉後正式匯集在一起，成為日本政壇最大的一股政治勢力，可以預知的是，這股保守新勢力將會觸動日本防衛政策進行再一次轉變。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絡及其對台政策之分析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