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從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
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讀起
梁秋虹（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書名：《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譯自《近代台湾 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 作者：洪郁如 譯者：吳佩珍、吳亦昕 出版年：01 出版社：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圖一：《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書封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提供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1 期 01 年 1 月，頁 1-1 ▲書評書介 do: 10./JWGS.01.1.1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遲到的女性史
作為日本學界第一本殖民地台灣女性史研究，洪郁如《近代台灣 女性史》，從台灣末代纏足世代、解纏足世代到第一代新式女子教育 世代出現，探討日治台灣「新女性」的誕生。這一部「新女性」的歷 史，涵蓋了日本殖民統治下近代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新出現的性別角 色：漢人傳統菁英家族待字閨中的小腳女兒、接受殖民地中等教育體 制「賢妻良母」訓育的「女學生」、當「自由戀愛」成為社會問題的 問題少女、滿足新世代菁英對外社交需要的得體妻子、「一夫一妻制」 文明家庭的理想主婦，以及為帝國操持家政知識與育兒義務的母親。 作者洪郁如不只寫「新女性」的歷史，也談「新女性」如何創造 歷史，同時企圖指向一種新的女性歷史觀。在史學方法論上，作者不 滿足於強調「女性歷史」（her-story）的「婦女史」（women’s hstory） 研究傳統，隱隱有向「性別史」（gender hstory）與「社會史」（socal hstory）移動的傾向。 1 她雖未具體引用西方社會科學的特定概念工 具，例如「性別」（gender）或「社會階層」（socal stratfcaton），或 直接介入殖民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理論陣營的論爭，但這 不代表作者不具備清楚的問題意識。在我讀來，她很清楚自己為何要 以「新女性」為研究對象，不是為女性而研究女性，或去寫一部女性 1 關於六○年代受美國婦女運動與第二波女性主義所啟發的「婦女史」與八○年 代後結構主義思潮下「性別史」的典範之爭，請參見俞彥娟（001）對美國 婦女史發展脈絡的研究回顧。至於「性別史」的當代發展概況，請參見Polty 出版社著名書系What s Hstory? 所收錄之 What is Gender History?（Rose, 010）。這本簡明的小書相當程度補充了北美研究傳統之外的歐陸學術脈絡， 特別是深受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史與勞動史傳統下，英國史家對 性別與階級、乃至殖民主義與種族的關注。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 的全史或通史。她的研究策略，聚焦在一群現身新時代的特定女性群 體，她們不再是過去一直隱身私領域的傳統女性，而是同時介於傳統 與近代、處在公私領域之間的「新女性」，藉此考察殖民國家、新舊 家庭與在地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此一著作前後共有三個版本，可謂見證且跨越了台灣女性史研 究發展的三個十年，別具時代座標意義。現任教於日本一橋大學社會 學研究科的洪郁如，以其在九○年代後期完成的東京大學博士論文 《近代台湾女性史序説：日本植民統治下における「新女性」の誕生》 （洪郁如，001a）為底稿，修訂出版日文專書《近代台湾女性史：日 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洪郁如，001b），隔年獲頒東 京女子大學女性學研究所的女性史研究獎肯定。 2 中譯版則直到台灣 大學出版中心引介《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洪郁如，001b 吳佩珍、吳亦昕譯，01），時隔十六年方才問 世。對相見恨晚的台灣讀者來說，可以說是一部遲到的女性史。 重讀洪郁如，回想九○年代。1 年解嚴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 婦女運動與婦女研究分進合擊，1 年台灣第一個女性學學會成立， 早期先行研究披荊斬棘，然而戰前研究整體而言仍是一片荒原。在基 礎研究極為欠缺情況下，洪郁如紮實的考證，問題論證嚴謹、內容結 構分明，堪稱處在彼時研究的先鋒與前沿，至今讀來仍歷久彌新。 問題是，十六年後如何重新評價這一部遲到的女性史？就版本修 訂程度而論，儘管作者在中文版序交代了個人後續研究發展動向，不 過全書內容基本上未見修訂更新，徵引文獻和研究史料仍停留在九○ 東京女子大學女性學研究所「女性史青山なを賞」，自 1 年至 01 年， 每年頒發一名該年度最優秀的女性史研究學術專書，歷年獲獎名單參見： http://lab.twcu.ac.jp/ws/naw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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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同時還望讀者知情理解的是，今昔學術研究環境不可同日而 語。那是一個尚未建置報刊與舊籍資料庫，研究者經常枯坐圖書館調 閱微縮膠卷的年代。過去許多官方檔案尚未整理開放，口述歷史調查 方才起步，也缺乏如同「高慈美日記與書信」（高慈美，1-1） 一般歷歷再現台灣人「高女」（日治時代高等女學校女學生）世代聲 音的女性文本，可想而知昔日研究工作之艱難。 3 因此，本文將採取不同的書評寫作形式，從洪郁如《近代台灣 女性史》開始讀起，嘗試女性史的三種讀法。以下，第二節「新女性 的歷史」簡要評介全書內容。第三節「新女性之外」希望從女性史的 史學史，將其放回不同時空脈絡下學術生產的歷史語境來解讀，或許 更能掌握作者的研究初衷、對話對象及問題意識。特別是在「新女性 的歷史」之外，是否存在其它不同角度的女性史版本？在此將一併參 照討論幾部重要著作：竹中信子的《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 灣》（竹中信子，1 蔡龍保譯，00；竹中信子，1 曾淑卿 譯，00；竹中信子，001 熊凱弟譯，00）以及陳文松（01） 的《殖民統治與「青年」：台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藉此 簡要回顧女性史作為殖民研究次領域的研究史觀及典範競爭。最後， 第四節「新女性之後」，則簡要回顧《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文版問世 高慈美（11-00），出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世家台南高長家族，同時也是 醫師世家，父親高再祝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之醫師，母親許美為西醫許翰民之 女。高慈美於1 年赴日留學就讀下關梅光女學院，11 年進入東京帝國音 樂學校，1 年嫁入台北大稻埕富商李春生家族，與李超然結婚，兩人聯姻 被視為台灣基督教會系統南北兩大世家的結合。現存「高慈美日記與書信」， 是她就讀日本下關梅光女學院三年級至考入東京帝國音樂學校時期所寫，1 年 1 冊，共計 冊（1-1 年）。「高慈美文書」（未出版）檔案原件現藏於中 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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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1 後，不同學科跨領域相關研究對話可能性，盼能藉此拋磚引玉，一同 省思女性史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或許是： 究竟什麼是女性史？我們還需要女性史嗎？ 圖二：《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書封 資料來源：勁草書房提供
二、「新女性」的歷史
「新女性」，是出現於10 年前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女性們被 賦予的稱謂。她們是脫離纏足的舊慣，接受日本新式教育的一 群，主要是高等女校畢業生構成的集團。……狹義上指的是高等 女學校的在學生、畢業生，廣義上則包括至內地留學，接受高 等教育者，有時小學校、公學校出身者也包含在內。（洪郁如，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001b 吳佩珍、吳亦昕譯，01: 1） 誰是「新女性」？在進入全書前，讓我們先從封面讀起（見圖 一）。相較日文版封面直接使用女學生肖像照（見圖二），中譯本則 以台灣畫家李梅樹名作〈小憩之女〉為封面。1 年，此作獲選「台 灣美術展覽會」特選第一席並獲頒台灣總督獎。在美術史角度解讀 下，這一類官辦展覽會獲選作品，往往傾向描繪三○年代台灣女性的 理想形象：傳統混搭現代的摩登外表與溫婉氣質，那更靠近於殖民教 育體制賢妻良母範本的「新女性」，而非女性解放運動所訴求的「新 女性」（謝世英，01）。再看〈小憩之女〉，背景的庭園與藤椅，前 景的印象派畫家梵谷與雷諾瓦畫冊，反映台灣中上階層的殷實之家。 畫中女性姿態慵懶、齊眉瀏海、一身洋裝、及膝短裙，裙下絲襪與皮 鞋顯示早已遠離纏足世代。畫中主角為畫家長兄劉清港醫師的媳婦劉 曾妹，時年 歲，正當新婚，學歷不明。那麼，這是一幅「新女性」 的肖像嗎？ 另一組未收錄書中的視覺史料，來自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台 北市立中山女中前身）同窗會學友會出版的《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 （小野正雄編，1），這一本寫真帖紀錄了台灣女子教育從纏足世 代到「高女」世代的群像。 4 在攝影鏡頭調度下的女學生們，與〈小 憩之女〉形象截然不同，她們所有服裝儀容動作都井然有序、整齊劃 《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小野正雄編，1）收錄了：1 年台灣女子教 育的第一張照片〈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士林）職員生徒〉（見圖三）、 101 年〈纏足生徒の遊戲〉（見圖四）、10 年〈台灣公立台北女子高等普通 學校第一回卒業生〉、1 年〈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第一回卒業生〉 （見圖五）、1 年〈創立滿三十年記念式〉（見圖六）等紀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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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 一，體現了高度規訓的文明身體。至於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新女 性」的歷史肖像？透過「新女性」的多重歷史面貌，所存在國族與性 別政治的矛盾與掙扎，我想便是這本書想要呈現在讀者眼前，及所欲 殷切回答的問題。 圖三：〈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校（士林）職員生徒（台灣女子教育最 初の寫真）〉（1）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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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纏足生徒の遊戲〉（101）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圖五：〈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第一回卒業生〉（1）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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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 圖六：〈創立滿三十周年記念式〉（1）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全書除序章〈台灣女性史的再建構〉及終章〈與台灣近代史的對 話〉外，共分兩部六章。為何要從「新女性」開始書寫？作者界定近 代台灣女性史的兩大要素為：日本國家為深入社會菁英階層的殖民統 治戰略、台灣在地社會為追求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家族戰略，而女性發 展的機會與限制同時受到二元權力構造的結構性制約。 第一部為「新女性的形成」，分為第一章〈解纏足運動〉、第二 章〈殖民地女子教育的展開〉、第三章〈新女性的誕生〉。作者將表 面上看似孤立的兩項歷史事件加以連結，解釋「新女性」的誕生，別 有創見。纏足解放不只出自審美文化傳統與女性身體解放的觀念競 爭，透過教室與操場轉換視角，看見纏足世代如何緩緩走向上學通 勤、體育課、校外遠足與修學旅行的路上，更讓人感同身受身體的物 質性，及新舊身體秩序競爭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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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問題意識主要探討國家、家庭與學校如何共同催生「新 女性」？作者指出，總督府扮演直接或間接策動的角色，本地菁英為 政策協力者，促使纏足世代走出家庭步入學校，進行近代女性身體改 造與國民教育改造。從家庭、學校到國家，洪郁如的解釋架構指出了 一個男性中心的同心圓式權力構造，特別是家父長制如何推動纏足解 放運動。但對於運動成敗關鍵，苗延威（01）則從運動團體的性別 化，提供了不同的解釋。其研究指出第一階段由台灣本地男性菁英發 動「天然足會時期」並未見效，關鍵反而在第二階段由本地菁英婦女 主導的「解纏會時期」。苗延威進一步推論，台灣菁英婦女如何透過 纏足解放運動營造女性的社會行動空間，在110 年代開啟「性別化 的公共領域」。 第三章則從殖民地教育觀點，提出「新女性」的定義。廣義上， 所謂「女子教育世代」同時包括了殖民地初等教育（公學校、小學 校）、中等教育（附屬女學校、高等女學校）以及赴日留學的高等教 育（大學）。狹義上，若就全書分析主角「高女」而論，從11 年 台灣人在學人數0 人，最高到 1 年 , 人，在台灣社會人口 結構上幾乎不到同時代學齡女性的1%。由此來看，從狹義到廣義的 概念定義上，稍嫌浮動與寬鬆。另外，或許是為了遷就文本分析的需 要，「高女」、「女學生」、「新女性」形成一組同義詞，範圍橫跨教育 體制、家庭與社會，讀來有時難免混淆。 第二部為「新女性的定位」，分為第四章〈婚姻模式的轉變〉、 第五章〈社會運動參與的限制〉、第六章〈新菁英家庭的形成〉。第 四章主要探討「新女性」走出學校後何去何從？以留日知識青年引入 的「戀愛結婚論」為中心，檢視有關「新女性」的兩性關係轉變。台 灣的新舊菁英階層，如何回應自由戀愛、婚姻自主與女性解放等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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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 念？婚姻模式有何轉變？包括個人擇偶、婚前交往、婚姻自主、新式 結婚的出現。戀愛如何成為社會問題？知識青年與女學生又如何成為 問題的中心？ 第五章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1 年在台灣文化協會支持下、 台灣人第一個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的成立，乃至於1 年 引發新舊文人論戰沸騰一時的「彰化戀愛事件」，為「新女性」的社 會運動參與可能性帶來的影響。只見雙方陣營互相指責，這究竟是 「自由戀愛」導致的性道德崩壞？還是名門不肖子弟誘拐無知少女的 一場「淫奔」？矛盾的是，事件主角的問題少女，正是一群「高女」 畢業生。洪郁如展現了精彩的論述分析，從中拉出兩條軸線：傳統文 化與社會改革的「保守－改革」新舊衝突、殖民地政治立場「協力－ 抵抗」對立。換句話說，從一場逃家戀愛事件，既道出了台灣社會不 同新舊菁英的內部矛盾與衝突，又透過戀愛事件對女性參與政治的污 名化，解釋了台灣婦女運動體制內組織路線的中挫。 第六章則探討「新女性」從學校進入家庭，如何將「賢妻良母」 教育，落實在「一夫一妻制」新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妻子、母親、媳 婦。以此為終章，容易帶給讀者一種解放到家庭為止的印象。如果能 另闢章節納入職業婦女分析，整體上會取得更好的平衡感。最後，比 較可惜的是，儘管作者在終章強調，「新女性」家庭角色建立在對外 社交需要，而非僅限於對內的家政主婦，但「新女性」的生命史，讀 來宛如理想妻子、模範母親，仍不見異性戀婚家體制以外的可能性： 獨身、離婚或喪偶，跨性別或婚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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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女性」之外
女性史的第二種讀法，或許可以從「新女性」之外的歷史讀起。 對本書的問題與討論，接下來將從國族、階級、性別角度展開再探 討：（一）殖民地女性史的性與別、（二）殖民地女性史的階級辯證、 （三）殖民地菁英的性別角色。 （一）殖民地女性史的性與別：受害女性史觀？ 特別以台灣這個地域為對象時，著眼於殖民國家對「性」的管理 與動員傾向，對於理解整體結構這樣的目的，是不太有意義的。 此外，嘗試精細地描摹不僅止於戰爭的緊迫時期，而是殖民統治 整體史中，殖民者的「國家」以什麼形式利用、迫害被殖民者 「女性」的性，也就是所謂的「殖民地女性的受難史」，對於釐 清殖民政治中性 別的結構課題並不一定有益。（洪郁如，001b 吳佩珍、吳亦昕譯，01: ） 「新女性」之外，首先是慰安婦。洪郁如在全書序章開宗明義便 對慰安婦議題表明研究立場。那是因為九○年代日本與韓國掀起慰安 婦問題戰爭責任歸屬的論戰，使得戰爭與性成為日本殖民地女性史研 究的主流。在此同時，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也自1 年展開對日求 償運動。洪郁如之所以選擇抗拒這股學術潮流，她當時的疑慮不是沒 有道理的。在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論與韓國高漲的反日情結之間，以 慰安婦之名過度高舉政治矛盾，易有操弄國族主義情感的危險。無論 在學術或政治上，那都是一個不宜高高舉起，也難以輕輕放下的課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 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她對女性史的研究議題選擇，可說是在慰安婦爭 議下對殖民地被動受害女性史觀的回應。 不過，在慰安婦與新女性之間，究竟什麼才是解釋殖民統治下社 會整體性別結構問題的有效答案？箇中的因果效力或價值判斷何在， 可惜作者並未進一步論證說明。至於是否就此放棄或否定「性」的殖 民研究？亦有待商榷。畢竟性與別一體兩面，難以二分。舉例而言， 在日本近代國家誕生之際，帝國政府便開始積極透過性與生殖進行社 會控制、人口計畫，進而滿足「強國強種」的戰爭需要（Frühstück, 00），醫學、性科學與教育界尤其關注「男學生」的性（澁谷知 美，01）。如此說來，透過「賢妻良母」施行的家庭衛生教育與育 兒知識，何嘗不是廣義上殖民與性的研究課題？或者可說是殖民國家 以另一形式利用被殖民者不同階層女性的性呢？ 回歸九○年代學術脈絡，當時對殖民地公娼制與從軍慰安婦調查 研究，主要集中在朝鮮，台灣相對匱乏（早川紀代，1）。以 1 年在東京舉行的亞洲女性史國際研討會為契機（洪郁如，1），台 灣學者最早在日發表的台灣公娼制初探研究（廖秀真原作，森若裕 子、洪郁如譯，1），正是由當時的博士生洪郁如翻譯，而後收錄 於林玲子、柳田節子所編《亞洲女性史》（アジア女性史）。在那之 後研究一度停滯，直到000 年後方才出現開創性研究（朱德蘭編， 001；藤永壯，001）。換句話說，在早期對台灣研究調查尚未明朗 之際，洪郁如的判斷可能言之過早。 至今，以慰安婦之名進行的政治角力仍然存在，歷史矛盾未解， 對歷史記憶的鬥爭不曾停止。近年伴隨台韓兩地的研究成果，對慰安 婦議題的認識也進入下一階段：從早期對殖民地性產業與從軍慰安婦 是否具制度性連帶的辯論（朱德蘭，00），進入對帝國政府與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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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角色的戰爭責任歸屬（朴裕河，01 劉夏如譯，01），乃至 對家國歷史、戰爭經驗與個人創傷的倫理向度探索（彭仁郁，01） 等等。由此可見，在殖民研究中，性與別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選項， 我們仍需要更多複數的性別研究，而且是比「殖民地女性的受難史」 更寬廣的研究。不同歷史敘事更多元，呈現的故事越複雜，對歷史爭 議的理解方能更深刻立體。 （二）殖民地女性史的階級辯證：菁英或底層？ 一個鉅細靡遺，涵蓋各族群與階層的女性「通史」敘述，本非本 書寫作動機……無可諱言，新女性集團呈現之社會位階屬於中 上，但本書所試圖建構的，是一個具有批判觀點的新菁英階層文 化之實證研究，釐清殖民地政治結構與在地傳統規範產生的複數 推力與制約下，它所呈現的集團特徵與局限性。（洪郁如，001b 吳佩珍、吳亦昕譯，01: x-x） 「新女性」之外，同一時期問世的還有《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 生活史》（竹中信子，1, 1, 001）。這套書以明治篇、大正篇、 昭和篇為歷史分期，日文版隨即引起台灣學界關注。評價一般認為， 全書敘多於論，內容結構主題鬆散，欠缺引證出處，嚴格來說並非學 術著作，但無損於唯一一本日治在台日本女性生活史的意義和價值 （許雪姬，1；洪郁如，1）。 《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竹中信子，1 蔡龍 保譯，00；竹中信子，1 曾淑卿譯，00；竹中信子，001 熊凱弟譯，00）中譯本首先存在書名翻譯問題。「殖民」一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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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1 消失，對後殖民時代的去殖民化反思不一定有益，兼有去政治化的疑 慮。除此之外也有過度概括歷史宣稱的問題，儘管書名加註副標： 「日本女人在台灣」，但原書名「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女性生活史」不 宜與「日治台灣生活史」畫上等號（中嶋隆藏，01: 10-110）。同 樣的疑問放在《近代台灣女性史》一書也可成立，「新女性」的歷史 可以等同於「近代台灣女性」的歷史嗎？過去便有評者指出，若將 日語世代菁英女性的歷史，等同近代台灣女性歷史，忽略其它社會 階層女性的經驗，可能有單純化殖民地經驗的危險（上水流久彦， 00）。 研究殖民地女性史從哪裡開始？什麼樣的女人應被寫入歷史？ 「日本學界第一本殖民地台灣女性史研究」與「第一本殖民地日本女 性史的通史」，兩部殖民地女性史以誰為歷史書寫主體，就女性群體 內部的國族與階級差異，形成強烈對照。女性史方法論究竟應該由上 而下？還是由下而上？洪郁如將研究焦點放在台灣人社會菁英中的菁 英。竹中信子則強調，最早渡台的日本人女性幾乎都是從事性產業的 賣春婦，書寫在台日本女性史一定要從備受鄙視的日本人娼妓談起， 她同時也賦予了各種中下階層女性及社會弱勢群體相當程度篇幅。 階級之外，還有國族。「一個日本女性觀點的殖民地歷史」，洪 郁如（1）對竹中信子的批評，指向一種將男性權力與受害女性對 立起來的傳統婦女史立場，她認為竹中信子筆下的在台日本女性，看 似與被殖民者同為殖民權力關係下的弱者，實際行動上卻未與殖民地 受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除此之外，她直指竹中信子的歷史敘事頗有 偏見，不僅站在文明的啟蒙觀一方，對殖民地人民的評價，也存在種 族與階級的內在矛盾與歧視。 在我看來，與其將竹中信子著作視為一部具有學術參考價值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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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史，不如納入女性史的研究材料或分析對象，使其作為文本，而非 作為歷史正典。畢竟竹中信子身為「灣生」，一家三代在台灣具有無 可取代的殖民地經驗，使其筆下敘事雖未必能通過學術考驗，卻部分 帶有事後回溯的回憶性質，幾分見證式的歷史證言色彩，混合了個人 記憶與集體記憶。讀來最為微妙的是，事實上竹中信子本人曾就讀台 北州蘭陽高等女學校，換句話說，她正是一位「高女」，而那便是一 部「新女性」寫成的殖民地日本女性生活史。那麼，她對女性地位的 社會不平等，對弱勢群體處境的同情，對被殖民者文化高下的偏見， 一定程度來自她所受的殖民地女子教育。如果從這個角度重新回頭並 讀兩部女性史，或許會別具感想。 （三）殖民地菁英的性別角色：「青年」與「高女」 陳文松（01）《殖民統治與「青年」：台灣總督府的「青年」 教化政策》，採用《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1 吳叡人譯， 010）對民族主義與殖民地青年的看法，進一步界定台灣「青年」為 「雙語學歷菁英世代」（具雙語讀寫能力者），在殖民統治下扮演新領 土經營者與殖民現代性仲介者角色。全書最引人入勝者，在於呈現一 部「台灣青年前史」，將台灣青年的歷史主角從過去一般認為的10 年代留日台灣學生，轉換鎂光燈焦點投射到110 年代第一代殖民地 本土青年（陳文松，01: 1）。 誰是「青年」？狹義上是指與「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國立台 灣大學醫學院前身）並列殖民地台灣二大最高學府的「台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前身）在學生與校友，他們多半是 「家財中等以上的鄉紳階層青年子弟，同時具有『學歷與資產』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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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 灣人青年世代」（陳文松，01: ）；廣義上則涵蓋 1 歲至 0 歲的 男子教育世代。行文至此，讀者可能已經發現，「青年」與「高女」 同樣正是殖民地中等教育體制所創造出來的日語世代，分屬社會上極 少數的男子與女子學歷菁英集團、未來可預期的人生勝利組。其研究 顯示，「青年」經最高學府學歷窄門認證後，可望同時取得公職體系 低階文官資格，乃至教師、實業家、官吏的三大近代職業保障。「高 女」未來則很有可能成為「青年」的妻子。 由此可見，無論從哪個角度對照並讀「高女」與「青年」都非 常有趣。舉例來說，一般認為現代教育有助創造階級流動的機會，但 歷史研究告訴我們，殖民同化體制下仍有差別待遇，對未能同等實施 國民義務教育的殖民地，新式教育仍具階級門檻，而「青年」與「高 女」往往出身名門子弟與千金，一定程度延續、複製或強化了在地社 會舊有社經階層地位。進一步對照，在洪郁如的研究裡，「高女」學 歷既是菁英階層婚姻策略的社會資本，也是未來教養育兒的文化資 本。在陳文松的研究裡，學歷則可望成為「青年」更上一層樓的入 門磚，透過通婚取得階級流動。有意思的是，「青年」未必實踐「戀 愛結婚論」，反而選擇入贅傳統大家族，與秀才之女成婚，被收為養 子，還改變了姓氏（陳文松，01: -）。 那麼「高女」呢？在「青年」的歷史裡，「高女」在哪裡？很可 惜的是，在《殖民統治與「青年」》一書裡，無論是在學校、社會或 家庭，「青年」的性別似乎不存在，「青年」的妻子仍完全隱形。這個 令人有些沮喪的發現，迫使我們進一步思索：性別是否真的在歷史分 析上具有解釋價值？又或者，十六年過去了，女性是否仍然只存在女 性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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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女性」之後
在《近代台灣女性史》（洪郁如，001b 吳佩珍、吳亦昕譯， 01）出版之後，日本學界在「台灣女性史與性別主流化之基礎研 究」主題計畫支持下，繼《中国女性史入門》（関西中国女性史研究 会編，00），陸續推出《台湾女性史入門》（台湾女性史入門編纂 委員會，00）與《台湾女性研究の挑戦》（野村鮎子、成田靜香編， 010），成為近年台日兩地女性史研究者合作的代表性成果，洪郁如 也是研究群成員之一。 5 不過，這一類由日本學界發動的台灣研究仍有部分缺憾，由於 日治女性史主要附屬於日本近代史與殖民地史的學術脈絡，相對少 了一些與台灣不同學術社群交流的對話空間。反觀近代中國婦女史 研究早在台灣七○年代後期萌芽、八○年代崛起（李貞德，1: 10-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 1 年正式成立「婦女與性 別史研究群」，累積不少民國時期「女學生」、「新女性」與「一夫一 妻制」新式婚姻與家庭的研究成果，問題在於近代台灣婦女史與近代 中國婦女史究竟處於「斷裂」、「承續」，抑或是建立在一種對區域比 較歷史個案的歷史同質性與異質性的問題意識上（游鑑明，00）？ 再從跨學科的角度來看，歷史學門之外，一如女性主義法律史學 的「父權制」（patrarchal power）概念，其實也相當靠近歷史社會學 這一個為期三年的台灣女性史研究計畫「台湾女性史とジェンダー主流化 戦略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Fundamental Study on Gender Manstreamng and Women's Hstory n Tawan），計畫年度為 00 年至 00 年，計畫成員分別 來自日本八所大學的跨校際合作，研究經費來源為KAKEN（Grants-n-Ad for Scentfc Research），隸屬日本文部科學省管轄下的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術 振興會」。該計畫研究成果報告書，詳見：成田靜香（010）。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女性史的三種讀法 1 的研究興趣，關係到如何把家庭和性別的動態，放進對國家與社會歷 史變遷的解釋？而婚姻與家庭向來是西方婦女史研究的傳統主題，也 是人類學、家庭社會學與歷史人口學分析擅長的研究領域。中研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00 年成立「歷史與人口研究計畫」，透過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的實證性資料，建立台灣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 紀中期之出生、婚姻、收養、遷移、死亡等歷史人口動態資料，運用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TCHRCD）及「台灣歷史職業與社會 分層資訊系統」資料庫（T-HISCO），在技術上便可直接對不同社經 階層家戶成員之纏足狀態、婚姻型態、婚育行為進行統計追蹤和交叉 分析。〈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婚育生命史序列分析〉（楊文山、李怡芳、 黃郁麟，01: ）便告訴我們，在一個早婚多育且高死亡率的社會， 婚姻是女性最重要的生命史狀態（平均初婚年齡不到0 歲）；然而， 在日治台灣的漢人社會，婚姻通常不是自由戀愛的產物，而是出自家 父長所採行的家庭策略，這幾乎已成為人口學研究的共識。換句話 說，在歷史人口量化史學的大數據裡，想要從中發現「新女性」在擇 偶婚配關係上的女性主體性，機率似乎微乎其微。但我們也可反過來 透過「新女性」研究再追問，對於美國人類學家Arthur P. Wolf 早年 透過戶口資料建立的台灣漢人社會三種婚姻類型：「大婚」（傳統嫁娶 婚）、「小婚」（媳婦仔婚或童養媳婚）、「招贅婚」（夫從妻居），在 這一個行之有年的研究架構下，我們有可能透過人口資料觀察到「戀 愛結婚」或「新式家庭」的可能性嗎？ 如上所述，這些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實際上與女性史研究主 題高度相關，也有互相挑戰或合作的空間，有助刺激多角度的問題意 識、建立更新穎的研究方法、驗證對方的結果論據，可惜彼此對話交 鋒程度相當有限。未來如何迎向跨學科的研究取徑？這同時也是所有 從事性別研究者將面臨的共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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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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