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霍耐特的承認理論與做為社會病理學診斷的
批判理論
林遠澤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內容摘要：本文將依據批判理論的否定性、規範性與解放性等三方
面的理論向度，闡釋霍耐特如何透過他的承認理論，為批判理論的
社會病理學診斷，提供使人能從生命扭曲的痛苦中，得到解放的療
癒方案。透過論述霍耐特對於承認形式的類型學、蔑視的社會動力
學與做為遺忘承認的物化之分析，本文也將展示出法蘭克福學派在
批判理論方面的理論傳承，以及它在當代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霍耐特、承認理論、批判理論、社會病理學、物化
壹、前言
批判理論做為一種社會學理論，顧名思義，即是這種社會學至少應具有「否定 性」、「規範性」與「解放性」等理論向度。「批判」一詞蘊涵對社會現實採取「否 定性」（Negativität）的看法，批判理論做為社會學理論與強調從「實證性」（Postivität） 出發的經驗社會學研究不同。批判理論並不否定經驗研究的必要性，但在研究的立 場上，卻認為社會現實所呈現的是一種有待批判的病態現象。批判理論的經驗研究， 因而如同醫學強調的實證一樣，都是意指對病態現象的病理學診斷。批判理論對社 會現象採取否定性的看法，這同時也蘊涵說，批判理論對於人類社會或個人存在如 何才算是「健康的」或「完好如初的」（intakt），預設有它們自己的判準。就此而 言，批判理論同時也是一種「規範性」的理論。它不僅要說明當代社會（特別是在 資本主義的生活條件下）為何會產生病態的社會現象，還得說明一個遭到制度系統 扭曲的生活世界，如何才能透過具道德內含的規範要求，促動人類歷史向健全的社 會制度發展。透過這種要求同時凸顯出，批判理論也應是一種「解放性」的理論。 因為透過規範性的尺度，批判理論的社會學解釋，做為揭露社會病態的病理學診斷，目的即是尋求使個人能從現行社會體制所造成的生命痛苦中解放出來，從而使個人 及社會能透過哲學批判的療癒，繼續推動個人健全的自我實現與社會整體的歷史發 展。 出於上述理念提出批判理論的法蘭克福學派，在過去經常被簡單地歸類為當代 的新馬克斯主義。這就問題意識的形成而言或許是正確的，但在理論內容上，法蘭 克福學派從它的根據地「社會研究所」在 1924 年成立以來，歷經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對於啟蒙辯證 的批判，到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的溝通行動理論與審議式民主的建 構，現在並後繼有霍耐特（Axel Honneth, 1949-）對於民主倫理性之承認理論的奠基， 其間理論的多樣變遷，顯示出當前批判理論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病理學診斷，與馬 克斯的時代批判已經截然有別。從上述批判理論的三個特色來看，馬克斯透過對於 資本主義的病理學診斷所揭露的社會現實的否定性，即在於勞動原來是推動人類歷 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但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方式下，勞動的異化導致商品拜物教 的產生，以致於人與世界、人與自我以及人與人的類存在，皆發生以物與物之間的 關係，來理解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物化現象。在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中，受害 最深的無產階段，被期待是對批判理論的解放要求最具有實踐興趣的主體，他也是 整個共產主義之社會革命運動所寄望的解放力量。但由於在當代國家資本主義的發 展中，透過需求的滿足與私人消費主義的興起，無產階級不僅已經不再有革命解放 的興趣，他們更對異化與物化這些病態扭曲，失去了病識感。這使得批判理論對當 代社會的病理學診斷、對個人與社會存在的完整性的規範性理念，以及對個人解放 興趣的動力基礎，都必須有更深入的思考。 在當前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中，最能傳承上述批判理論的三個「共法」， 並有意識地在當前的社會生活條件下，將批判理論的觀點繼續加以發展的，應首推 霍耐特所建構的「承認理論」（Anerkennungstheorie）。霍耐特從他的博士論文《權 力的批判——批判社會理論反思的幾個階段》開始，即不斷反思批判理論發展的系 譜。對他來說，從霍克海默早期在〈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一文中，提出批判理論 應以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理論典範，並在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中， 初步提出他們對科學技術理性的批判之後，批判理論即在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 與《美學理論》中，對於啟蒙辯證的解決採取一種系統理論的思路，以至最後走向 一種「否定主義的社會批判」（negativistische Sozialkritik）；而哈伯瑪斯則在《溝
通行動理論》中，對啟蒙辯證採取溝通理性的轉型。1而為了說明他自己建構承認理 論的必要性，霍耐特又在〈批判理論——從思想傳統的中心到邊緣〉這篇論文中， 強調研究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 Friedrich Pollock（1894-1970），論權威人格的 Erich Fromm（1900-1980）與論大眾文化的 Leo Löwenthal（1900-1993）與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這些比較邊緣的人物，都仍有一些有別於霍克海默這些主流人物的重 要觀點，而這些觀點正是他在承認理論中要加以重新整合的。2從霍耐特的觀點來 看，批判理論的發展與傳承因而可用圖一來加以概括表示。 圖一：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發展系譜 霍耐特嘗試建立一種承認理論，以完成批判理論的理論任務。在批判理論做為 否定性社會學的理論向度中，他試圖把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病理學診斷與傅柯 （Michel Faucault, 1926-1984）的「論述分析」結合在一起，以更能說明當前國家資 本主義如何透過更精緻的社會控制，使得社會大眾如同患了失語症一般，對資本主 義之階級不正義的公開批判維持沉默無語。對於批判理論做為規範性社會學的理論 向度，他從黑格爾的法哲學與米德的社會心理學取得理論資源，以相對於近代以主 觀法權與自律道德為基礎的政治社會哲學，發展出以相互承認為基礎的「倫理性」 （Sittlichkeit）規範觀點。而在批判理論做為解放性社會學的理論向度方面，他則挑 1 霍耐特此處對於批判理論之主要發展階段的反思與理論型態的分判，請特別參見霍耐特， 《權力的批判——批判社會理反思的幾個階段》，童建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一書，特別是其中的第六章與第九章。 2 請參見霍耐特，《分裂的社會世界——社會哲學文集》，王曉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11），頁 17-60。
戰階級鬥爭在當代已經止息的觀點，強調透過揭露底層民眾在遭到社會體制壓迫所 直接感受到的不正義，即能以受到蔑視而追求應有承認的道德鬥爭，促使個人採取 自由解放的實踐行動，從而產生推動社會變遷的動力。 從社會學的理論規模來看，霍耐特的批判理論因而應包含以下三個部分：一是 他應就構成倫理性的社會體制，說明有哪些基本的承認形式，是解釋社會結構所必 要的社會靜力學原則。其次他必須說明，就解釋社會變遷的社會動力學而言，為何 透過蔑視所產生的追求承認的鬥爭，能夠取代近代政治哲學以自我持存或經濟生產 做為社會發展動力的歷史唯物論說法，而轉向以道德動機做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最終 基礎。透過「承認形式的社會靜力學」與「蔑視反抗的社會動力學」分析，霍耐特 承認理論的最終目的在於，使批判理論的社會病理學診斷，能為當代社會的健全發 展提供發展方向的指引。而這對霍耐特而言，即是應為當代的民主法治國，建立社會 主義式的民主倫理性基礎。霍耐特在《為承認而鬥爭》（Kampf um Anerkennung）一 書中，致力於建構承認形式的社會靜力學與蔑視的動力學，而在《自由的權利》（Das
Recht der Freiheit）一書中，則透過他在《苦於不得安頓》（Leiden an Unbestimmtheit）
一書中，對於黑格爾法哲學的重新詮釋，將黑格爾基於倫理性對於抽象法與道德性 的批判，應用於說明抽象法在契約論的理論構想中所形成的消極自由、或在道德的 正義理論構想中所形成的反思自由，都還只是可能的自由，而非真實的社會自由。 以使他原先用來建構承認之基本形式的家庭之愛、市民社會之權利賦予與在國家中 個人成就的肯定，能進一步被用來說明在當代社會中，做為建立個人之自我實現的 可能性基礎（亦即那些能滿足個人自我信任、自我尊重與自我重視之人格完整性需 求的社會承認結構），應如何能被建立起來。而一旦我們能將民主法治國的運作， 奠定在以民主倫理性為基礎的社會團結之上，那麼《社會主義的理念》（Die Idee des
Sozialismus）在當代即可得到復興。 法蘭克福學派每一位代表人物的批判理論構想，都極為豐富而複雜。若要說明 霍耐特的承認理論，如何依批判理論所要求的否定性、規範性與解放性等向度，以 一方面能衡量以往法蘭克福學派的不足，而在另一方面，又能透過審視其可再繼續 發展的餘地而推進之，這在本文有限的篇幅裡，勢必無法詳論。本文僅能依據批判 理論的三個理論向度，說明霍耐特在他的承認理論中，如何看待先前批判理論的主 要洞見與侷限，以說明在當代社會中，批判理論如何透過承認理論的發展，仍能證 成它自身的理論生命力與在當前時代中的重要性。我將首先依批判理論的否定性向 度，說明霍耐特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病理學診斷的看法。其次，我將依批判理論的規 範性，說明霍耐特如何透過黑格爾法哲學的理念，以承認的觀點說明建構正義的社
會體制的倫理性基礎。最後，我將特別針對批判理論的解放向度，說明霍耐特如何 借助現實的蔑視經驗所引發的「為承認而鬥爭」，說明社會衝突的道德文法，以及 他如何在《論物化》（Verdinglichung）一書中提出承認理論的社會存有論轉型，以 能更徹底地說明，在當代社會的病態扭曲中尋求解放的可能性基礎。
貳、批判理論的否定性與其社會病理學的診斷
批判理論嘗試透過它的社會學解釋，使吾人能看出我們所處的社會現實是一種 人類存在的否定性狀態。這使它的理論高度，遠在政治哲學的正義討論或文化批判 的社會反思之上。批判理論做為否定性的社會學理論，從而也必須為它的批判理 念，額外承擔兩項理論闡釋的任務：他首先必須說明，資本主義的運作如何扭曲了 促成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性基礎，以致於產生當代社會的病態現象；其次，他更需說 明，資本主義做為當代社會的主要生活形式，為何是大家都能接受而視之為理所當 然的社會現實，以致於它對公眾反而才是日常的生活狀態，而只有對少數的批判理 論學者，才是需要被批判的病態現象？這種對人類存有之本真性的反省，以批判理 論的社會學語言來說，即等同於：資本主義如何造成當代社會的病態扭曲（二）， 而對這種扭曲所造成的痛苦，資本主義又如何透過它的社會控制手段，使得社會的 公開批判如同患了失語症一般，默默保持噤聲不語（三）。但在對這兩個問題進行 討論之前，我們還應先對批判理論的批判理念進行必要的澄清（一）。一、批判理論做為理性的社會病理學診斷
霍耐特曾指出，批判理論的第一個共同點，即是持「社會理論的否定主義」 （Sozialtheoretische Negativismus）立場。在法蘭克福學派中，不論是霍克海默論社 會的「非理性設置」（unvernünftige Einrichtung）、阿多諾論「過度管理的世界」 （verwaltete Welt）、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論「單向度的社會」或 哈伯瑪斯論「社會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都顯示出他們對於當代的人類處境，採取一種否定性的觀點。3這種研究的出發點，不僅與強調客觀地進行經驗研究的社會 學理論，如孔德的「社會學實證主義」恰成強烈的對比，它們也與當代歐美社會透 過正義理論或後現代理論批判我們所處政治社會的觀點，有相當大的差別。對於批 判理論而言，他們所要指出的社會病態現象，並不只是針對在社會中出現哪些違反 正義原則的弊端而已，而是在他們經常使用「病態」與「完好無損」的社會學術語 中，反映出他們是以社會是否能充分提供給所有成員成功地自我實現的機會，來衡 量一個社會的健全狀態。在這個意義下，批判理論所進行的否定性批判，即不限於 僅以社會正義原則為尺度，而是依它們是否構成對善生活條件的傷害來加以衡量。 霍耐特指出，當代有許多學者（特別是法國後現代主義者）受到晚期阿多諾《否 定辯證法》的影響，他們從阿多諾對於社群核心的自我崩解所做的診斷中看到，當 代社會陷入科技系統無法控制的快速成長，科技對於社會生活世界進行的系統控 制，使得人類的人格快速地空洞化。法國後結構主義之支持者，因而持一種比批判 理論更激進的「否定主義者的社會批判」（negativistische Sozialkritik）立場。他們 對於社會生活世界所進行的否定主義的批判，即基於當代社會令人印象深刻之去人 性化的趨勢。這種去人性化的傾向對傅柯而言，表現在對權力機器的策略只能做被 動的反應之上，對 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等人而言，則表現在大眾只追求單 純的刺激等等。4這些傾向使得他們大都認為，如果構成社會實在性的系統即是這樣 運作的，那麼任何想在社會實體中尋求解放可能性的批判形式，就都不可能。因為 在系統的操縱中，顯然已不存在有解放興趣等社會脫軌的可能性。但批判理論則與 此相對，他們所持的否定性批判，並不是純粹只是對社會現實採取否定的態度，而 是為了人類自由解放的可能性，才對社會現實的扭曲持否定性的批判。 從霍耐特的理論澄清，可以清楚的看到，批判理論在當前正面臨兩面夾攻的處 境：一方面，基於某種「完好如初」的規範性理論，視當代社會為某種病態現象的 觀點，正是來自美國民主傳統的正義理論所反對的立場。他們反對我們在政治哲學 的討論中，能預設一種價值獨斷的全面性學說。在另一方面，在當前文化多元性與
3 請參見霍耐特在〈理性的社會病理學——論批判理論的知識遺產〉（Eine soziale Pathologien
der Vernunft: Zur intellektuellen Erbschaft der kritischen Theorie）一文中的討論。Axel Honneth,
Pathologien der Vernunft—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7), S.31-32.
4 請參見霍耐特在〈蔑視的社會動力學：論社會批判理論的定位〉一文的討論。Axel Honneth,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Zur Ortbestimmung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Ders.,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Aufsätze zu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各種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的不同訴求中，都可以看出，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共同一致 的規範觀點，因而對於後現代主義者而言，主張當前的社會病態是由某種完好如初 的善生活遭到扭曲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大敘事」的觀點不僅不可能，它更毋寧是 在為更為精緻的社會控制形式，提供必要的意識形態，他們將使個人在社會中的自 由解放更不可能。 對霍耐特來說，當代正義理論的政治自由主義，繼承了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傳統， 他們在道德建構主義的理論觀點中，反對那些用來規範良序社會的正義原則，是能 在共同同意的基礎之外，還訴諸某種全面性的價值學說。但這種觀點，顯然忽略了 個人要能成為個人，必須先預設在社會中早已存在一些規範人際互動關係的實質倫 理性，否則個人即無建構其自我同一性的社會互動基礎。在這個意義下，先於個人 而存在的實質倫理性，並不是學者個人獨斷的理論選擇或價值偏好，而是任何關於 正義理論的構想，都應預設有的前理論或前科學的審理機制（vorwissenschaftliche Instanz）。5同樣的，後現代主義的批判起點，預設社會權力控制的無所不在，但卻 忽略任何體制都是人類合理性追求的某種表現，它做為習俗或風俗對於個人所施加 的影響作用，是個人建構其自我認同所不可或缺的社會互動基礎。問題因而只在 於，吾人在建構自我認同的社會化過程中所處的社會結構，是否能為個人充分地自 我實現提供可能性的條件，而不在於我們必須能擺脫或排斥社會對個人所施加的社 會化壓力，否則個人的存在將完全是空洞而無所安頓的。 霍耐特因而非常強調，批判理論與左派黑格爾（或黑格爾在耶拿前期）的傳承 關係。因為批判理論最特殊的批判觀點，與左派黑格爾一樣，都是建立在歷史哲學 的論述基礎上。如同霍耐特所指出的，批判理論堅持要在一個對社會具有作用的理 性概念中，去中介理論與歷史，這種理論視野與從黑格爾到佛洛依德的歐洲思想史 背景一致，他們都相信，可以依理性的線索來觀察歷史。6在實踐的觀點中，歷史的 過去可被理解成教養的過程，它們經由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病態扭曲，只能經由在參 與者中推動啟蒙的過程，才能得到克服。此種理論與歷史交疊的思想模式，被各種 形態的批判理論一致接受。相對於將社會批判僅化約成對既有規範之情境性、地方 性的表態，批判理論則主張，必須清楚地分析出，社會批判與在歷史中成長的理性 要求之間的整體關係。霍耐特也因而在這意義下，稱批判理論的批判理念與正義理 論或後現代的批判都不同，因為它本身乃是一種對「理性的社會病理學」的診斷，
5 Honneth,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S.89-92. 6 Honneth, Pathologien der Vernunft, S.28-30.
他說： 無論在方法或對象上的歧異，法蘭克福學派的不同作者共同一致的理念 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條件下，所產生出來的社會實踐、態度與 人 格 結 構 ， 反 映 出 我 們 的 理 性 能 力 的 病 態 扭 曲 （ pathologische Verformung）。這些主題構成批判理論之多元聲音中的統一；不論他們負 責的研究有多大的異質性，但他們的共同目標都在於找出人類理性病理學 （Pathologie menschlicher Rationalität）的社會原因。7
由此可見，對霍耐特而言，反對「大敘事」的後現代，與反對「全面性理論」 的正義理論，其實都同樣主張，社會批判的工作僅需基於有良好理據的價值或規範， 來解釋在社會中的弊端，而無需進行歷史哲學的社會學解釋。但對批判理論而言， 對弊端的批判首先必須連結於使它們被掩蓋起來的過程之解釋。因為惟有經由這種 解釋性的分析，才能使人確信，他是被社會情境的事實性格所欺騙，從而使批判理 論對社會現實採取否定性批判的論述，能得到公眾自覺的認同。批判理論因而必須 透過歷史哲學的解釋，來補充他的否定性批判。以能經由理性扭曲之歷史過程的解 釋，一方面說明，為何當代的社會病理學，是因為理性的缺乏或誤用所產生的，或 在另一方面說明，若能去除系統所造成的扭曲，那麼人類社會持續向合理化過程發 展的內在動力何在。但批判理論與左派黑格爾主義者仍有不同，因為他們都一致認 為，理性扭曲的歷史過程不能再像左派黑格爾主義那樣，僅訴諸觀念論的理性構想 或思辨的形上學來加以解釋，而應借助馬克斯與韋伯等人的社會學理論框架，來具 體地進行解釋。8
二、理性的社會病理學診斷及其批判的窄化
批判理論與左派黑格爾的連結，使得批判理論能借助理性在資本主義生活條件 下的扭曲，來說明社會產生病態現象的原因。這種觀點特別表現在馬克斯的異化勞 動與盧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的物化理論的分析中。盧卡奇從馬克斯的異 化勞動與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看出，當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方式愈普及、分工愈細 密，這即意味人在勞動的生產過程中，愈被機械化與物化的處境。在此生活處境下， 7 Honneth, Pathologien der Vernunft, S.7. 8 Honneth, Pathologien der Vernunft, S.40-49.人既不能在生產中掌握創作的整體性，人與人之間也不再能感受到在勞動合作中的 群體整合。一切因而都在商品生產效率的「理性可計算性」中被操縱。9而維持這種 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方式的政治—法律體制，也同樣要求能依理性的可計算性，建立 有效率的官僚科層制的統治。盧卡奇因而將馬克思在商品生產中的科學—技術的合 理性與韋伯在官僚科層制中的組織管理的合理性結合起來，論斷近代資產階級思想 的意識形態，即是基於這種物化的理性觀點而形成。10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受此影響，主張人類的啟蒙理念所造成的自我欺騙，即是以 工具理性的觀點來進行對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控制。哈伯瑪斯則透過他的語言哲學理 論，區分出工具—策略理性與溝通理性的不同，他認為工具理性之所以能在以貨幣 為媒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以權力為媒介的官僚科層制的國家統治中產生作 用，即因溝通理性遭到這兩個彼此相互配合的系統的扭曲。11要解決這種社會病態 的現象，即是要使我們的社會結構能再度恢復它以溝通理性做為其內在運作的結 構，哈伯瑪斯因而相對於馬克斯對市民社會所做的經濟需求系統的分析，對市民社 會做為溝通討論的公共領域進行結構的分析，以最後探討在民主法治國的立法機制 中，建構以溝通權力做為其架構的審議式民主的可能性。 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與第二代的努力，的確如同霍耐特所概括的，都是把他們 對於社會病理學的診斷與在歷史中起作用的理性遭到扭曲的過程，連結在一起進行 解釋。法蘭克福學派認為造成當代社會困擾的事實就在於，統治自然的工具理性與 統治社會的組織合理性的結合，主宰了其它形式的行動與知識，從而形成在社會實 體中的病態現象。但這種共同的觀點，卻同時也是批判理論過去的理論盲點所在。 這些病理學的診斷，都是依據理性的觀點來衡量，這將系統地忽略掉人類在其它身 體或情感層面遭受扭曲所產生的痛苦。批判理論僅將社會病態的原因歸諸於理性之 誤用的診斷，同時呈顯出批判理論以往在時代診斷上的理性窄化。他們對於那些不 是在人類理性發展的層次上所遭遇到社會病態，就完全不加以理會。12而在另外一 方面，像是阿多諾要回到美感經驗或馬庫色要訴諸性本能的解放，則又跳過了對現
9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
(Darmstadt und Neuwied: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1979), S.177.
10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S.192-193.
11 哈伯瑪斯此處的觀點，可特別參看他的論文：〈做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這一
篇論文，特別代表他受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啟蒙辯證的影響，但開始針對晚期資本主義思 考個人與社會解放之可能性的溝通理論基礎。Jürgen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9), S.48-103.
實社會問題的解決。13霍耐特因而批判說，批判理論的理性窄化，實不足以滿足社 會病理學的分析。那些與個人在社會中所感受的諸種扭曲所產生的痛苦，其衡量的 判準不應只能與人類的理性有關，而是需要有更廣泛的解釋。
三、社會批判的失語症與資本主義的社會控制系統
馬克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中號召的無產階段革命並未成功。晚期資本主義的 國家介入，透過各種更細密的社會控制的手段，使工人的政治—實踐興趣枯竭，他 們對社會體制產生的不正義壓迫，幾乎陷入失語的狀態。當代社會因而在一方面， 經常出現階級鬥爭已經止息的說法，在另一方面，保障基本需求之有效滿足的福利 國理念，則逐漸被視為是當代（歐洲）社會的主要政治理念。這些論點廣為法蘭克 福學派第一代學者所接受，但霍耐特卻認為我們不能太早接受階級鬥爭已經止息的 論調。晚期資本主義的國家介入，為福利國提供意識形態的證成，並因而接受了官 僚技術主義統治的論證。被壓迫的社會階級的正義要求，也被晚期資本主義的政策 化約成防止危機的策略。但這種晚期資本主義的正當性設準只具有實用性，它既經 不起道德性的檢驗，在實際上也不斷會遭到來自不正義感的質疑。14 霍耐特認為，所謂在晚期資本主義國家中，階級鬥爭已經止息的說法，事實上 是透過對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採取化約主義觀點而來的。這也就是說，對於在社會 階級生活中，生活機會平等的問題，已經被我們化約成滿足生活基本需求這種單一 的向度。以致我們相信只要官僚技術統治能在福利國家中，有效率地滿足人們的基 本生活需求，那麼政治的統治就具有正當性。這種化約主義很容易使我們忽略，當 代的階級鬥爭仍是存在的。像是基於不平等的市場機會所造成的階級社會的存在， 現在在意識形態上被聯繫於個人的教育成功，從而造成社會承認機會的不公平分 配。而在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中，個人職業勞動的類型與目的，也同時決定了個人 工作活動的自由與控制的程度。這都顯示，分配尊重機會的霸權系統仍是存在的。15 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學者，特別是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則試圖透過共 13 請參見霍耐特在〈道德意識與社會的階級統治：在規範的行動潛能之分析中的若干難題〉一 文 中 的 說 明 。 Axel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Einige Schwierigkeiten in der Analyse normativer Handlungspotentiale,” in Ders.,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Aufsätze zu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0), S.110-111.
14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S.122-127. 15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S.127-129.
識建構的理性潛能，來對抗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系統的宰制。這對霍耐特而言，則 是太過樂觀了。因為在所謂的共識討論中，事實上很可能早就已經把統治階級的話語 霸權，內建在論述過程的文化符碼使用中。霍耐特借助傅柯的論述分析，指出資本主 義的統治階級經常使用：（1）文化排除程序（Prozesse der kulturellen Ausschließung）， 與（2）制度化個人性的程序（Prozesse der instiuutionellen Individualisierung），來進 行有效的社會控制。16前者透過對特定階級的不正義感的去符號化，亦即透過公共 教育機構、文化工業媒體、政治公共論壇，系統地壓抑闡述不正義經驗的語言或符 號媒介。此種語言剝奪的過程，並伴隨著對社會反抗運動的文化傳統與政治學習過 程的壓抑。後者則是對特定階級的不正義感加以個人化，亦即國家或組織會借助對 個人主義行為導向的長期支持，以破壞特定社會階級會因為他們形成共同一致的不 正義感，從而醞釀成革命反叛的危險。這如同透過：獎賞個人主義的冒險、在管理 上有組織地毀滅博愛的生活環境、在辦公室或工廠建構競爭性的勞動市場、透過成 就的意識形態使個人相信他的生活機會是依賴於他自己的職業成功、對生活安排的 建築加以私有化等方式。這些去語言化與個人化的過程，做為對社會不正義感的社 會控制，本身即是資本主義為自身統治的正當性，所運作成立的子系統。 由於霍耐特接受傅柯在論述分析中，對於話語權力做為資本主義之社會控制手 段的警告，霍耐特也對哈伯瑪斯的理論提出批判。他指出，哈伯瑪斯想將批判的社 會理論的規範要求，建立在程序主義的對話倫理學之上。這因而出現一個問題，即 形式的道德原則必須能夠有歷史—社會的落實。霍耐特在此沒有指明的問題，即是 哈伯瑪斯發現他的對話倫理學的規範奠基，會有在歷史的真實情境中不具有被普遍 遵循的可應用性問題。17對於霍耐特來說，哈伯瑪斯從溝通行動理論到對話倫理學 的構想，等於是試圖把社會革新之道德原則的經驗承擔者，交由具溝通資能的對話 參與者來擔任。但這樣一來，哈伯瑪斯的對話倫理學，必然會忽略掉體現在集體抗 議或道德不快中的道德行動潛能。霍耐特特別指出，公民的專家文化與政治先驅所 型塑的、在規範上能有奠基的正義想法，其實是與侷限於情境之高度片斷的、被壓 迫的階級的社會道德，具有相當大的歧異。具文化修養的階層所發展的規範系統， 較能包含有一致的、邏輯的法權想法，這是從經驗中立的觀察者的虛構觀點所設想 出來的正義秩序。然而社會底層民眾的道德經驗，則經常是一種極為不一致的、在
16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S.118-122.
17 對於對話倫理學之應用問題討論的理論背景，請參見林遠澤，〈論規範遵循之可期待性的
理性基礎—試從對話倫理學的應用問題論道德、法權與政治責任的規範效力差異與作用 互補〉，《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4.3(2012): 285-330。
複雜的反動下產生出來的正義要求。受壓迫群體的道德意識有不同形式的建構原 因，然而這在強調理性溝通的對話倫理學或審議式民主中的構想中，卻可能會被系 統地忽略掉。就此而言，在當代社會中受到體制壓迫的受害者，在溝通理論中將很 可能完全缺乏發聲表達的管道。18
參、批判理論的規範性與承認形式的類型學建構
批判理論雖以理性的缺陷來說明現代社會在資本主義的生活條件下，所產生的 病態扭曲，但在晚期國家資本主義中，廣大的薪資階級在生活基本需求能得到滿足 的前提下，對於社會結構的不正義，事實上卻經常維持在無動於衷的失語狀態。這 些社會病理學的診斷，預設批判理論自身的規範性判準。但這些規範判準的提出， 不僅得面對違反價值多元的獨斷論，或進一步強加社會宰制所需的意識形態之質 疑，更必須說明：（1）人類完好如初或健康的社會互動關係，其規範性的衡量判準， 如何不是批判理論自己獨斷的價值觀，或他所屬於社會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之反 應，而是早已經在社會有效運作的一種前理論或前科學的審理機制；（2）如果批判 理論所預設的規範性是內在於社會發展進化中的原則，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在馬克斯 以經濟發展為模型的「歷史唯物論」，或霍布斯以政治權力運作為模型的自我利益 中心的「物理社會學」之外，發展出一種以道德衝突為核心的社會進化理論。對於 這兩方面的問題，霍耐特都認為我們應回到耶拿時期的黑格爾，以對當代社會哲學 或正義理論之批判觀點的窄化提出反思。一、批判理論做為規範性理論的實質倫理性預設
當代政治自由主義強調交疊共識，反對將正義的基本原則從某種全面性的理論 中引申出來。相較於這種尊重多元的理論審慎，批判理論的規範性預設則可能有價 值獨斷、或形成另一種話語霸權的危機。霍耐特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批判理論 要提出一種社會批判的規範尺度，那麼這個尺度就不應是批判理論自行建構的觀 點，而是應在前科學或前理論的層次上，就有其存在的基礎。批判理論做為規範性 的社會學理論，不是透過自身對理想社會結構的正義想像來批判社會現實，而是反 18 本文底下將在第四章第一節，再回到這個問題的討論之上。過來主張，社會現實原即存在有規範性的倫理體制。批判理論做為規範性的社會學 理論，其理論的闡釋，毋寧意在揭露我們在前理論層次中的倫理體制的合理性，以 使它的運作不致受到錯誤的理性模式的誤導，從而產生社會結構發展的扭曲。 霍耐特從而嘗試將規範性的批判理論，建立在透過米德的社會心理學解讀黑格 爾「倫理性」（Sittlichkeit）的基礎上。黑格爾的倫理性觀點，取法亞里斯多德「人 是政治動物」的共同體道德，主張個人惟有在社群共同體的生活中，才能得到真實 的自我實現。19這用米德的社會心理學來加以解讀，即是如同米德致力解釋的，個 人人格之自我認同的確立，必須奠基在人在社會化過程中，自己所認取的角色扮演， 能獲得社群成員的共同承認。透過米德社會心理學來解讀黑格爾的倫理性觀點，我 們可以看出，一旦社群成員的相互承認，才是個人自我的個體性或自主性能夠成立 的基礎，那麼政治哲學的構想，就不應是透過獨立自主的個人主體來進行虛擬式的 建構，而是應先說明社會既有的相互承認結構，是否已經能為個人的自我實現提供 足夠的條件。 霍耐特認為倫理性的預設，是他的批判理論與持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的政治自 由主義之間最大的不同。如同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為了建構它的主權國家學說，必 須先假定存在一個完全由自利的個人進行相互對抗的自然狀態。但這種虛構的人際 狀態，顯然是先假定「調節社會生活的一切政治控制機構都可以假定被廢除」的前 提下，才可能出現的。20但其實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規範性社會關係的情境中，這 對人而言是無法想像的。與此相對，黑格爾的倫理性觀點則主張：「交互主體性義 務的存在，是人的社會化過程之準自然的前提條件」。21正義理論最基本的問題， 因而首先並不在於，如何依道德建構主義的觀點，在歷史零點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理 想的社會秩序，而在於如何能從先於個人自我存在的「自然倫理性」（natürliche Sittlichkeit ） ， 發 展 成 使 個 人 的 自 我 實 現 成 為 可 能 的 「 倫 理 總 體 性 」 （ sittliche Totalität）。或用霍耐特自己的話說：「他[黑格爾]必然會加以說明的，不是一般共同 體形成機制的發生過程，而是社會共同體的初級形式轉變和擴展成為更加完善的社 會互動關係的過程」。22
19 Axel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92), S.13. 中譯參見霍耐特，《為承認而鬥爭》，胡 繼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社，2005），頁 11-12。
20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S.17; 霍耐特，《為承認而鬥爭》，頁 13。 21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S.27; 霍耐特，《為承認而鬥爭》，頁 20。 22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S.27; 霍耐特，《為承認而鬥爭》，頁 20。
批判理論能依前理論的規範尺度，將社會病態視為是有缺陷的理性的結果，這 因而可歸功於黑格爾哲學。因為正是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指出，人類生命之意義 喪失的趨勢，必須透過在客觀上已經可能的理性的不充分擁有來加以解釋。因為理 性在歷史過程中的開展方式即是，它在每一個新的階段中，都創造了革新的倫理體 制（sittliche Institute）。如同他在《法哲學》〈倫理性〉這一章所提出的家庭、市 民社會與國家這些倫理體制，都在於使個人能依其承認的目標，而去籌劃他自己的 生活，從而感到生命充滿意義。若一個人的生命，不能從這種客觀目的得到規定， 那麼它就會苦於不得安頓，從而發展出無方向感的症狀。將此種倫理的洞見應用在 整個社會歷程的框架中，就可以描繪出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所做的時代診斷。他認為 他那個時代的主導性思考系統與意識形態，亦即抽象法與道德性，阻礙了主體去知 覺早已建立起來的倫理性，這因而促使黑格爾從更廣泛的基礎，去描述這種意義喪 失的病徵。23
二、承認形式之現象學的類型學分析
在以往法蘭克福學派各種版本的批判理論中，做為保障社會之完好形式的規範 性構想，大都隱藏在他們各自主張的人類學觀點背後。例如，霍克海默強調他的勞 動概念、馬庫色強調美學感受或哈伯瑪斯強調溝通理解，這些都是他們自己對規範 性或對人類普遍理性的預設。他們憑藉這些實踐的規範機制，展開社會批判的病理 學診斷。但若不論這些規範預設的特殊性，而是就它們的共同性來看，即可發現這 些規範性的預設其實都是主張：個人偏離這些規範的普遍性，之所以會被描述成是 人類社會存在的病態，即因為它將使我們喪失互為主體性的自我實現機會。對霍耐 特而言，法蘭克福學派對於規範性的理念，雖然不斷改變，但他們對於人類原初行 動方式的人類學講法，其實都隱涵有共同一致的倫理理念。亦即，他們都認為人的 社會化，只有在合作的自由之條件下才可能。他們與黑格爾一樣都確信，惟當個人 的生活目標是能借助普遍接受的原則或體制，而能與所有其它社會成員的自我實現 交織在一起，那麼個人自由的自我實現才是可能的。就倫理性所構想的規範性想 23 關於黑格爾對抽象法與道德性的批判，請特別參見霍耐特在《苦於不得安頓》一書第二章的闡釋。Axel Honneth, Leiden an Unbestimmtheit—Eine Reaktualisierung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44-69；以及在《自由的權
利》一書中，更為全面而詳盡的討論。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11), S.127-218.
法，因而同時也可以包含有一種共同善的概念。24
霍耐特因而認為，他的批判理論所預設的規範性，並非是他自己特定獨斷的價 值觀點，而是一種「形式性的倫理性概念」（Formales Konzept der Sittlichkeit）。25 這個概念所涉及的只是那些使個人自我實現的自由能相互合作完成的社會條件，或 用霍耐特自己的話說，即是那些「可能被揭示為個體自我實現之必要前提的全部交 互主體性條件」，26而不是具特定內含的價值觀點。霍耐特認為這些形式性的倫理 性概念，即是黑格爾在耶拿時期所提出的承認概念。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之後 的《邏輯學》，雖然使承認的交互主體性概念落入精神本體論的系統框架中，但他 在《法哲學》中，又重新回到他早年的承認概念，並在「倫理性」的討論中，對於 在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這些不同發展階段中的相互承認形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我們因而可以借助黑格爾所區分的社會承認的三種形式，來做為成功的認同建構的 溝通預設，它包括：在社會親密關係中的感情關注，如愛與友誼；對做為在一個社 會中具道德責任能力的成員的法律承認；與對個人成就或能力的社會尊重。 如同霍耐特自己的回顧，他在《為承認而鬥爭》一書中所做的，是嘗試透過對 （1）社會化的實踐，家庭與朋友關係；（2）實證法的內含與應用文化，以及（3） 社會尊敬（Wertschätzung）的承認關係的經驗理論研究，來為黑格爾在倫理生活中 對於這三種承認形式的結構劃分提供理論的基礎。27他的內容我們在此無法詳細， 僅先以霍耐特提出的圖表來加以展示（參見圖二）。28 承認方式 情感上支持 認識上尊重 社會交往中重視 人格向度 需要與情感 道德義務 特性與能力 承認形式 源初關係 （愛與友誼） 法律關係 （權利） 價值共同體 （團結） 發展潛能 普遍化、實質化 個人化、平等化 實踐的自我關係 自信 自尊 自重 蔑視形式 虐待、強暴 剝奪權利、排斥 誹謗、侮辱 受到威脅的 人格構成 身體整全 社會整合 榮譽、尊嚴 圖二：承認關係的結構 24 Honneth, Pathologien der Vernunft, S.34-38.
25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S.274; 霍耐特，《為承認而鬥爭》，頁 178。 26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S.277; 霍耐特，《為承認而鬥爭》，頁 180。 27 Honneth,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S.103-104.
霍耐特除了訴諸黑格爾的文獻解讀做為支持之外，他對承認形式之三種類型的 區分，主要是依據自我主體性的提昇與承認結構的轉型來進行說明，而這顯然受到 米德社會心理學的強烈影響。29米德將個人自我認同的建構，奠定在社會化過程中 的相互承認之上。霍耐特延續這種思路，指出做為一個特殊而具體的個人，我是具 有身體性的自我，這需要依賴重要他人的關愛，以使我具有「自我信任」的自我認 同能夠在家庭中，透過父母、朋友的承認而得到確立。而當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 愈來愈遭遇到一般化的他人，那麼我即需要與他人一樣具有相同的權利，以使我的 人格尊嚴的「自我尊重」，能在普遍法權的公民社會中透過他人的承認，而得到確 立。最後，做為一個具體的個人，我們不只要求在社會擁有權利被承認的抽象而普 遍的法人身分，而是我的才能與特殊表現應能在國家整體的發展目標，或在社群共 同體的共同價值中，透過充分的表現而得榮譽的肯定，以使我的「自我重視」能在 價值共同體成員的承認中得到確立。一個人的身體、人格與能力的自我實現，是個 人建構其自我認同的基礎，而這又需要社會的承認結構，能從家庭向市民社會與國 家的倫理性體制發展，以能為自我信任、自我尊重與自我重視的自我認同，提供使 它得以確立的、更充分的相互承認的社會結構。這些倫理性體制的承認形式所建立 的社會學規範性內容，因而不是理論的價值獨斷或意識形態的反應，而是就每一個 人的主體性發展，所必要預設的前理論基礎。 29 霍耐特將他對承認形式的研究，稱為是一種「現象學取向的類型學」（phänomenologisch
angelegten Typologie）研究（請參見：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S.150；霍耐特，《為 承認而鬥爭》，頁 101），他在此的重點僅在於區分這三種承認形式之間的不同。他雖然 主張這三種形式可以根據黑格爾的法哲學與米德的社會心理學來加以解釋，但對於黑格 爾透過辯證法或米德以社會心理學的發展理論觀點，來說明這三種形式之間如何具有發 展成長的關係，霍耐特則付諸闕如。他在〈蔑視的動力學——論批判理論的定位〉這一篇 發表於 1994 年的論文中就已經意識到他的承認理論在這一方面的缺失，他說：「涉及我 對人成功的認同發展之溝通預設的闡明，這一部分我曾在我的書[《為承認而鬥爭》]中， 透過以米德的理論去重構青年黑格爾的承認模式之方式，來加以證成[……]我的考慮的另 一部分，亦即社會承認的期待是屬於溝通行動的結構，我到現在卻都還沒有去證成它。 因為在此的困難是，我必須用一種人類學的構想去取代哈伯瑪斯的普遍語用學，以能解 釋社會互動的規範預設」（請參見 Honneth,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S.100）， 這部分的研究因而顯然還有待霍耐特去完成。
肆、批判理論的解放性與承認理論的社會存有論轉向
霍耐特以上述三種承認形式，做為理性的社會病理學診斷的規範性標準。但這 些規範性的內涵，如何在前科學的機制中有它能被經驗到的基礎，以致於我們能對 生命扭曲的痛苦產生病識感，從而去促動我們採取解放的實踐行動？為了說明批判 理論的解放作用，霍耐特進一步借助佛洛依德的觀點，提出以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感 受到不被承認的蔑視之痛苦，來說明上述的承認形式即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道德 要求。30一旦得不到承認所導致的蔑視痛苦，能如同精神分裂所產生的痛苦一樣， 會促動我們去尋求療癒的話，那麼透過蔑視所追求的「為承認而鬥爭」，即一方面 是社會結構改革的道德動力，同時也是個人尋求解放所不可或缺的實踐興趣基礎。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嘗試將心理分析與社會批判結合在一起，這顯然是因 為他們極為關切人類自由解放的可能性。批判理論採取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做為方 法論的模型，以建立介於有缺陷的理性與個人受苦之間的關係。佛洛依德認為精神 疾病都出於理性自我的不利影響，批判理論因而將受苦的範疇與社會理性的病態連 結在一起，主張心理的完整與不被扭曲的理性之間具有內在的緊密關係。批判理論 據此主張，我們可以從社會理性的缺陷所產生的社會病態，診斷出個人存在所遭受 到的痛苦。個人若要從社會扭曲所產生的存在痛苦中解脫出來，同樣也需要依靠功 能受到病理學不利影響的理性能力。惟當個人能感受到精神疾病之苦，它才會產生 對療癒或痛苦解放的急切需求。批判理論的理論目的亦然，它希望透過社會病理學 診斷的否定性批判，使人從意識到存在不真實所感受到的痛苦，進一步去追求社會 改革與個人自由解放的療癒。批判理論做為解放性的社會學理論，因而特別強調理 論與實踐的合一。為了說明究竟是什麼動機，能使我們從不真實的沉淪狀態覺醒過 來，霍耐特首先訴諸得不到應有承認而感受到的蔑視，以說明為承認而鬥爭即是推 動社會結構變遷的動力學基礎（一）。並再接著就承認的遺忘，分析我們在當代社 會中，會產生物化不真實的根本原因所在（二）。一、蔑視的社會動力學分析
解放的可能性一直是法蘭克福學派最核心的理論關懷。但霍耐特認為，法蘭克 福學派的努力，在他之前並不成功。霍克海默與他的圈子太過於被馬克斯的功能主 30 Honneth, Pathologien der Vernunft, S.49-56.義誤導，認為整個社會實體都被封鎖在資本主義宰制與文化操控的循環中，因而對 解放的實踐不再留有空間。這使得法蘭克福學派陷入理論的窘境，它們在理論上需 要有一解放的前科學機制，但這種機制在經驗上卻無法證明。在阿多諾將批判理論 轉型成歷史哲學的否定主義後，能表現內在超越性的運作機制，只剩下現代藝術的 經驗。法蘭克福學派在流亡回到德國之後，並未改變這些想法。他們不再相信內在 世界的解放可能性，所以阿多諾最後走向否定的辯證法，而霍克海默則走向叔本華 的悲觀主義。31 霍耐特認為，批判理論直到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才再度回到解放的行動 領域。哈伯瑪斯理論的第一步，是將馬克思的生產模式轉軌到溝通行動的模式，在 這個框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說明，社會進步的條件是在社會互動，而不是在社會 勞動之上。第二步是語言實用主義的展開，以解釋形成溝通行動的理性潛能，究竟 是依據哪些語用的規範預設。最後則提出一種社會理論的構想，以能追尋溝通行動 之合理化的體制建構過程。哈伯瑪斯將他的理論建立在他的時代診斷之上，他認為 當代自我控制系統的權力高漲，已形成對生活世界之溝通成就的威脅。以貨幣為媒 介的利益交換與以官僚科層制為媒介的權力控制所形成的暴力扭曲，進入到日常生 活文化中，使得語言理解的人文潛能開始瓦解。此種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最後雖然 也導致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染上悲觀的色彩，但不同於否定主義者的社會批判，哈 伯瑪斯仍提供一種語言理論，以闡釋人能達成溝通理解的能力，即是他最終能批判 系統扭曲的共識建構能力。32 霍耐特高度評價哈伯瑪斯的貢獻，認為他的溝通行動理論實現了霍克海默以來 的批判理論構想。但哈伯瑪斯的普遍語用學，事實上是將社會互動的規範潛能與無 宰制之意義理解的語言條件相提並論，這個理論因而利弊互見。霍耐特質疑的是： 在真實的社會中，究竟有何種道德經驗是與這種批判觀點相對應的？對哈伯瑪斯而 言，若要透過一個前科學的機制，以為他的批判觀點建立一個社會支點，那麼這個 前科學的機制，就必須是一種能使理解的語言規則能得到開展的社會過程，在《溝 通行動理論》中這被稱為是生活世界的溝通合理化。但問題是，若在溝通中遵守語 用規範的過程，是由參與的主體所先驗預設的，而非是由個人有意加以承擔的，那 麼這就顯示，共識建構的規範要求，在一般民眾的道德經驗中，並沒有相應的動力 基礎。33它最多只能依靠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知識份子所具有的「公民普遍道德的
31 Honneth,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S.91-92. 32 Honneth,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S.94-95. 33 Honneth,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S.97-98.
盈餘」，34去為民喉舌、進行代言式的溝通討論。但這種要求應對道德規範之正當 性進行奠基討論的對話倫理學構想，卻反而可能是對社會統治階級之意識形態的反 映。正如霍耐特引用 Michael Mann 所說的，其實只有真正分享到社會權力的人，才 會想要發展一致的社會價值，以用來說服大家接受這種對他的特權有利的規範要 求。35透過對話的共識討論，以進行規範奠基的對話倫理學構想，因而仍不免令人 有所疑慮。 為了要與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進行區別，霍耐特主張應先對底層民眾的道德經 驗進行社會學的描述。36受壓迫的底層民眾的道德經驗直接反映出，他在個別情境 中對於體制規範的無法接受。這種直接感受到的否定性經驗，無法被普遍化成為某 種正義原則的實證系統，霍耐特因而借助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觀點，稱此為 「不義感」（Ungerechtbewußtsein, sense of injustice）。37透過不義感可以凸顯出，被 壓迫的群體的社會道德本身，並不包含對道德整體秩序之抽離於情境之外的想像、 或包含對正義社會的某種計劃，而是對一種他們自己也不能清楚說明白的內在道德性 之傷害的感受。對霍耐特而言，底層民眾對於在現行體制所感受到的不義，正可以顯 現出它是一種前理論性的「本真的社會倫理」（authentische Gesellschaftsethik）。38因 為它的不義感受，正是對體制性的規範並不能符合民眾心中本有的「內在道德性」39 的一種否定性的反應。底層民眾感受到的不義意識的作用，因而就像是認知的篩子， 它可以使霸權統治的規範宰制無所遁形。 社會被壓迫的成員的職業角色，並不會要求他們得去理解社會生活或社會利益 的整體關聯性。這個社會階層的日常生活，也沒有要求他們必須對自己的行動規範 採取去個人化的態度，他們對解決問題的語言或文化符碼也不在行，這使我們一般
34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S.111. 35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S.116.
36 霍耐特在《為承認而鬥爭》一書的第六章對於蔑視的分析，其內容來自他原以〈整全性與 蔑視——基於承認理論的道德概念之原則〉的標題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在〈蔑視的動力學〉 一文中，他又更仔細地說明了社會蔑視在他的承認理論中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但社會 蔑視的問題在霍耐特的理論建構中，並非只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而更是他的承認理論的 出發點。他對蔑視動力學的分析，因而不宜只以《為承認而鬥爭》一書為據，而應以他更 早之前發表的〈道德意識與社會階級統治：在規範的行動潛能之分析中的若干問題〉為基 礎。以下所述因而請特別參見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S.113-118.
37 Honneth,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S.99.
38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S.114. 39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S.115.
不會期待這些處境不利或不夠資格的職業團體，能夠對社會秩序的道德向度做出什 麼貢獻。但這反而凸顯出，對於社會底層的成員而言，並不存在必須把他們自己的 道德行動規範，安排成融貫體系的壓力。底層民眾在文化上既不是闡明道德經驗的 專家，他們的表達即不受哲學或學院的影響，而是一種前理論、前科學的，針對在 社會日常中的規範期待自然而發的。底層民眾的社會抗議行為，不是以實證形構的 道德原則做為導向，而是基於直觀既與的正義想法之傷害的經驗。這種正義想法的 規範核心，所一再表達出來的，即正是那些與對尊重個人的尊嚴、榮譽與完整性有 整體關聯的期待。當個人期待他值得被承認，但卻不然，他即能在社會日常生活中 感受到道德的不正義。這種底層民眾直接感受到的不義意識，即可說是一種使個人 得不到承認的社會蔑視。 底層民眾雖無法把他們在不義感中的道德厭惡，系統化成為一套行動規範的系 統。但這種邏輯的缺乏，並非底層民眾的認知程度低劣，而是規範的問題壓力，其 實具有階級分殊化的差異。也就是說，遭受社會體制壓迫所產生的痛苦，除非親身 處於社會底層，否則這些既存的社會蔑視，並不是社會其它階層所能遭遇或想像得 到的。從社會學研究的觀點來看，這種出於社會蔑視的不義感，在方法論上特別具 有意義。因為不義感所對顯出來的本真的社會倫理性，證實我們具有一種批判體制 化規範之前理論性的規範要求。社會承認的經驗所呈現的是人類自我認同的發展所 依據的條件，它們的缺乏（亦即蔑視）必然涉及到被威脅的人格喪失的感受。介於 施加於社會互動的規範假定的傷害，與主體在日常溝通中所形成的道德經驗具有密 切的關係。當該種條件被損害了，亦即一個人格應得的承認被拒絕，那麼受害人一 般而言就會有伴隨此種蔑視的經驗，而產生被虐待、被排斥與被侮辱的痛苦（參見 圖二）。40此種隨著蔑視的結構形式而有的不義感，呈現了一種前科學的事實，據 此批判理論即能為它自己的批判觀點提供自明性。 當底層民眾受到不義的壓迫，感受到蔑視所造成的生命痛苦，從而發動追求承 認的鬥爭時，那麼他們就同時推動了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的改造，以使社會結構更能 提供使個人能得到承認的架構，這因而同時是社會進化的歷史創造過程。因為在此 顯示，個人得不到社會承認所感受到的蔑視，正是能促動我們在追求承認的過程 中，以道德的動機推動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在這個意義下，霍耐特認為馬克斯所 號召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在當代已經失去革命的動力，但底層民眾或下層階級在
40 其內容的詳細解釋參見：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S.212-225; 霍耐特，《為承認而
社會體制的壓迫下，因其被蔑視的痛苦所產生的追求承認的鬥爭，卻仍具有推動歷 史進展的解放動力。而一旦我們是依蔑視的結構形式，來分析社會的溝通關係，那 麼我們對於時代診斷的批判觀點也應有所轉變。批判理論的社會病理學診斷，其核 心的問題應在於，更廣泛地關注相互承認的條件受到系統性傷害的原因。對於這些 原因的說明所做的社會病理學診斷，才能為受社會結構扭曲所傷害的個人痛苦，真 正找到解放的道路。
二、做為遺忘承認的物化
霍耐特在「蔑視動力學」的構想中，進一步想透過反抗運動的社會學研究來說 明，社會蔑視感所引發的為求承認的鬥爭，即是推進社會進化的動力基礎。41但不 義意識或承認鬥爭的道德文法等說法，卻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社會結構扭曲所 產生的病理學現象，化約成社會統治階級的壓迫與階級鬥爭的問題。然而，階級鬥 爭似乎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用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論「主奴鬥爭」這一 章的洞見來看，主奴鬥爭的產生其實是出於我們一開始在認知上，即是將他人看成 是物一般的客體，從而否定他的主體性地位，這才產生「為承認而鬥爭」的主奴關 係。就此而言，個人因得不到承認而感受到蔑視，不只來自不道德的對待或不正義 的壓迫，而是來自於個人僅被視為物一般的存在，從而感受到自己做為主體的身份 沒有被肯定、或遭到否定。這種視他人、自然甚或自己為物的觀點，卻不一定是出 自某種道德上的惡意，反而可能出自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日常態度。正如霍耐特所 說的：「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員，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都同樣被吸納進物化的行 為體系；工具式的對待他者是一社會事實，而不是道德上的不義」。42 透過「蔑視」所引發的解放興趣，反映出個人對追求能得到承認的「內在道德 性」或「本真的社會倫理」的要求。依《為承認而鬥爭》一書的分析，在蔑視的動 力學中，「承認」的內含被理解成，對於個人主體性在自我信任、自我尊重與自我 重視的自我認同建構中，應能透過家庭的愛、市民社會的法律權利與國家或價值共 同體之榮譽的賦予，而得到他人的肯定，這是就社會性的人際關係來看承認理論的 內含。但從「物化」的觀點來看，若我們不能承認他人、自然甚或自我是有自主性41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S.256-273; 霍耐特，《為承認而鬥爭》，頁 167-177。 42 Axel Honneth, Verdinglichung—Eine anerkennungstheoretische Stud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6), S.25. 本文引述霍耐特《論物化》一書，中文譯文採用羅名珍博士 即將出版的中譯本初稿，筆者藉此表達感謝之意。
的主體，而是彼此相互如物一般地對待對方、或我們如物一般地對待自然與自己， 那麼人的真實存在所遭受的扭曲，即不僅來自他人有意的傷害，而是即使他人並無 惡意，但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物化觀點，都會使人之生命存在的本真性基礎受到傷 害。霍耐特因而在《論物化》一書中，轉向以「承認的遺忘」（Anerkennungsvergessenheit） 來說明物化的來源，43以能對當代社會的病理學做出更徹底的哲學診斷與治療。 霍耐特從「蔑視的動力學」轉向研究「遺忘承認」的「物化」，其實代表霍耐 特的承認理論，已經從「社會批判理論」（或「規範性的社會理論」）過渡到「社 會存有論」（或「哲學人類學」）的討論。他在《論物化》一書中，透過對盧卡奇 〈物化與無產階級意識〉這篇對西方馬克斯主義影響深遠的論文的重新詮釋，使批 判理論能從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病理學的關注，重返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社 會存有論分析，並因而能透過以「承認的遺忘」做為「物化」來源的解釋策略，來 取代哈伯瑪斯透過語言哲學對於「以成功為取向的策略性行動」（這是一種相互把 對方當作達成目的之工具來操縱的人際互動方式）與「以意義理解為取向的溝通行 動」（這是一種以溝通夥伴身分參與行動協調的人際互動方式）之間的區分。
哈伯瑪斯雖然能以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論語言溝通的「我 與你」之間的交互主體性關係，來取代主體主義的「我與它[物]」之間的單向操縱 關係，以使馬克斯在「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中所言的，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方式最 終即是以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來看待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能得到語言學轉向後 的解釋。但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卻忽略了，在溝通的過程中，除了預設我們必 須相對於「旁觀者觀點」，採取在「參與者觀點」中所具有的兩個主要的構成要素， 即「採納他者觀點」（Perspektivübernahme）以及藉之所得來的對他者的「行為理 解」（Handlungsverstehen）」之外，還需包含有「肯定的支持」（postive Befürwortung） 和個人「存在上的投入」（existentielle Zugewandtheit）這些構成要素，但「這些要 素在今日界定主體理性動機時並未被充分地表達出來」。44承認理論因而並不能侷 限在蔑視動力學的分析，而應更深入到物化理論的層次。 霍耐特《論物化》這本書，表面上是要重啟盧卡奇物化理論的現實意義，但實 際上是要超越他自己先前承認理論的限制。在這裡霍耐特意識到的是，批判理論做 為社會病理學的診斷與解放的療癒，不能只限制在道德哲學或倫理學的規範性層次， 而是應在存有論的層次上，對於人類存在的不真實做出診斷。也惟有在這個意義上， 43 Honneth, Verdinglichung, S.61-75. 44 Honneth, Verdinglichung, S.39.
批判理論做為社會病理學的診斷，才不是僅限於對資本主義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 的某個發展階段）的批判，而是能對人類生命的真實性，提出本真性存在的判斷。 而這即如霍耐特所說的： 物化指的是一種徹底錯誤的人類實踐形式[……]物化概念的定義並不是 沒有規範性的內涵；即便此處無關對具體道德原則之損害，但也正因為如 此，我們所要處理的問題更困難：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能夠證明，相對於扭 曲的、病態的實踐形式，存在著一種真正的、本然的實踐。盧卡奇進行物 化分析時所必須預設的規範性準則，並非種種道德法則，而是一個關於正 確的人類實踐的概念。要提出這樣一種概念，需要更強的社會存有論以及 人類學的論證，而非一般道德哲學或倫理學論證。45 物化並非違背特定道德原則，而是指人類在實踐活動或預設態度上的偏 誤，而這些實踐或態度根本地構成了人類生活形式之合理性。也就是說， 當盧卡奇批判資本主義物化了我們的生活處境時，他的論證僅具有間接的 規範性質，因為他論證的根據，乃是社會存有論或哲學人類學中描述性的 要素，而後者所試圖嘗試的乃是人類存有根本之理性基礎。就此而言，盧 卡奇的物化分析可以說是對於生活實踐病徵的一種社會存有論的解釋。46 在這兩段話中，霍耐特都清楚地說明了，物化批判不只是道德哲學或倫理學的 問題，更是社會存有論層次的問題。因為採取「物化」的觀點，並不見得是出於道 德上的不義，而是在某些社會生活形式（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中，它本身的存在就 是一種社會事實。只有當我們相對於物化，設想有一種本真的存在方式，那麼對於 物化所造成的人類生活形式的扭曲，我們才能說物化的批判（或批判理論做為規範 性的社會學理論）在間接的意義上，是具有規範性的理論。霍耐特意識到，在此如 果要把盧卡奇的物化分析理解成：「對於生活實踐病徵的一種社會存有論的解釋」， 並從而能使他的「承認理論」做為批判理論，能更正確地做出社會病理學的診斷， 那麼問題的核心即在於：（1）承認概念在什麼意義下，是一種「真正的、本然的實 踐」，這些實踐或態度又如何能「根本地構成了人類生活形式之合理性」？（2）如 果承認是如此根源地內在於人類的實踐活動中，那麼物化的態度又是如何產生的？ 45 Honneth, Verdinglichung, S.26. 46 Honneth, Verdinglichung, S.18-19.
由於物化涉及人類存在的真實問題，以及吾人理解他人、自然與自我之根本形構方 向的問題，且這些問題又發生在人際互動的社會關係中，霍耐特因而也將此稱為「社 會存有論」的問題。 在上述兩個問題中，第二個問題預設了第一個問題。因為若不能將承認關係視 為是「根本地構成人類生活形式之合理性」的「真正的、本然的實踐」，那麼物化 也只是一種中立的客觀化態度，它的產生並無所謂具有否定性的扭曲含義。霍耐特 試圖借助對盧卡奇本文的分析來回答這兩個問題，但在我看來，霍耐特對第二個問 題的解答是失敗的，因為他在那裡太過簡化盧卡奇的相關觀點。但於第一個問題的 回答，則是霍耐特透過盧卡奇，說出了馬克斯最早在異化勞動的批判中，所應說而 未說的承認理論預設，這則是霍耐特最有貢獻之處。 霍耐特認為盧卡奇只將物化的產生，歸諸於商品交換的普遍化這種社會的因素， 而這只符合他區分出承認遺忘之兩類可能性中的第二類：「第一類的承認遺忘指的 是，我們在實踐的過程中太過偏狹地專注於一個單一目標，以致於我們不再注意到 其它的、或許更原初的動機與目標」，「第二類用以解釋物化生發的『注意力弱化』， 則不是出於行動之內在決定條件，而是出於外在決定條件，即，僵化的思考範式會 影響我們的實踐。這些思考範式對社會事實有某種選擇性的詮釋傾向，它們會導致 我們在相當程度上，對某一處境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因素失去關注」。47霍耐特並批 評盧卡奇混淆了在商品交易中所需要的客觀化態度與物化的態度，但這些批判在我 看來是不成立的。因為盧卡奇的物化分析，是基於馬克斯對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馬 克斯在《資本論》第一章很清楚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就是以交換價值為 目標，不重視物的使用價值與人的有用勞動之質性的差異，而只重視由抽象勞動量 構成的交換價值。這再回溯到馬克斯在《1844 年政治經濟學手稿》對於異化勞動的 批判，即可知由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人類精神創造力的實踐活動，異化成可 供雇用的抽象勞動力，人的產品也異化成工人必須加工改造但又無法擁有的異己 存在，這因而產生物的異化、自我異化與人與人自身的類存在的異化。 馬克斯的異化理論，顯然預設了在物的異化中，自然原來是與我一體的無機身 體，但在資本主義的生活形式中，透過私有財產的佔有，自然世界乃成為生產的材 料。而在自我異化中，我的勞動力原來是我的精神創造活動，但在資本主義生活形 式中，惟有資本家進行投資，我才能有工作，我的勞動成為我自己惟一可出售的商 品。在這個意義下，我的實踐活動並不由我自主。這最後導致人成為生產的機器， 47 Honneth, Verdinglichung, S.70.
而人與人之間的社群團結合作關係，也被市場機制所決定，從而造成人與人的類存 有產生異化。這種資本主義的生活形式所造成的異化勞動與商品拜物教，成為人之 自我理解與世界理解的意識形態基礎。把這種觀點用在個人的生活世界中，即是盧 卡奇所謂的物化觀點的來源。問題因而不在於，如霍耐特所批判的，盧卡奇不能說 明為何發生於資本主義商業活動中的物化，竟能擴及到整個生活世界，而是必須說 明在物化或馬克斯所謂「物的異化」、「自我異化」與「類存在的異化」中，這些 批判的觀點背後所預設的「根本地構成人類生活形式之合理性」的「真正的、本然 的實踐」是什麼，然而這即是得先回答上述第一個問題。 無論霍耐特透過道德發展理論或 Stanley Cavell 的理論，論證「承認的優先性」 是否成功，48但他透過承認具有在「採納他者觀點」或「對他者的行為理解」中， 包含「肯定的支持」與個人「存在上的投入」的成份，以說明吾人能被觸動而展開 認知的活動的基礎，並進而說明對自然的承認，能使我們保有對象對於其它人可不 斷開顯的意義，以及對自我的承認能使自我的表達得到我們自己的理解等等，都使 霍耐特得以成功地將物化解釋為承認的遺忘。因為若「承認」即是我能共感參與地 與他人、自然與自我發生相互觸動關係的前提，它本身即是「根本地構成人類生活 形式之合理性」的「真正的、本然的實踐」，那麼物的異化、自我的異化與類存在 的異化，才能相對地被視為是扭曲與病態的生活形式。而透過將物化解釋為承認的 遺忘，也使得霍耐特得以進一步闡釋批判理論的當代意義。因為透過承認的遺忘， 批判理論的論域即不只限於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批判，而可以是普遍地「對於生 活實踐病徵的一種社會存有論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