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在清代後期政局中的重要性

文祥在清代後期政局中的重要性

魏 秀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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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祥（1818-1876）字博川，號文山，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 道光廿五年（1845）進士，引見以部曹用，因為辦事忠勤，為文宗所 重。咸豐八年五月即以戶部左侍郎入值軍機處，十年十二月並兼在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本論文是從「朝廷的重臣」的觀點上，探索文 祥在清代後期政局中如何「決大事」、「判大勢」、「定大政」所起的關 鍵作用。 關鍵詞：文祥 奕訢 曾國藩 李鴻章 左宗棠 清文宗 清穆宗 慈禧太后

一、前 言

清代咸豐後期，南方有太平天國的變亂，北方有英法聯軍的入侵，國勢動盪， 幾臨崩潰。終因政府措置得宜，一面和英法俄等締約言和，獲得喘息的機會。一 面重用漢人，逐漸平定了太平軍和捻亂，隨著舉辦各種洋務，一時氣象，號稱中 興。在這一段重要時間內，清廷的主要負責人是慈禧太后和恭親王。慈禧挾天子 以令天下，對於政策的決定有可否之權。恭王則以親貴之尊，對於國家的政策和 人事，有建議之責。不過恭王雖位絕百僚，而不親實務，在政治上真正運籌出力， 實際工作的，則是文祥。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文祥在政局演變的關鍵上，所起 *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

的作用。 就筆者所知，有幾位學者，也曾注意到文祥，不過有的偏重文祥的外交，如 范桐田所撰《文祥在清咸同之外交與新政中的地位》，1有的偏重文祥的海防思想， 如王家儉〈文祥對於時局的認識及其自強思想〉，2本文則是從清季的全盤局勢著 眼，看文祥如何在這個棋盤上布局和落子，這樣，也許行文不能照顧細節，但也 是一種高瞰俯視的研究法。

二、文祥略傳

文祥（1818-1876）字博川，號文山，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嘉慶二十三 年九月十七日（1818.10.16）生於遼陽，六歲由祖父開蒙，八歲入塾讀四書，以後 續讀詩、書、禮記、左傳等。道光十六年（1836），習清文，十七年，受岳家資助 納監。二十年，中鄉試，二十五年，中進士，引見以部曹用。二十九年，補工部 主事。此後數次參與皇后陵墓工程事、火藥局事，並奉密旨赴四川查辦案件、驗 收天津海運漕糧。咸豐七年（1857）二月，授太僕寺少卿。在工部辦差期間，適 逢太平軍北上，京師大震，京官多有告假出都者，先生不為所動，供職愈勤，赴 地方查辦案件時，嚴拒苞苴請託及供養，由是深獲長官及文宗之器重。3十二月十 八日任詹事府詹事，明年三月三日署刑部左侍郎，此後不斷陞轉，歷任禮部右侍 郎、吏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吏部 尚書、體仁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4此外，他有不少兼職：最重要的有兩項， 一是入值軍機處，自咸豐八年五月以後，至光緒二年五月止；一是入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辦事，自咸豐十年十二月至光緒二年五月止，前者長達十七年，後者長達 1 范桐田，《文祥在清咸同之外交與新政中的地位》（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未 刊稿），民國 63 年 7 月），177 頁。 2 王家儉，〈文祥對於時局的認識及其自強思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台 北：臺灣師範大學，民國 62 年），頁 219-239。 3 洪良品等校，《文文忠公（祥）事略》（台北：文海影印，民國 50 年），卷二年譜上，頁 1-26。 4 文祥傳包（台北故宮藏）；魏秀梅，《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史料叢刊(5)（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1 年 6 月再版），頁 956-957。

十五年，5而這兩個機關，實際上主導著清季的政局，名義上由恭親王奕訢主持， 而實際的決策者，則是文祥，他可以說是恭親王的靈魂。文祥另有軍事方面的兼 職，咸豐九年三月兼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十年五月，兼左翼總兵，英法聯軍之役， 清文宗北狩熱河，命文祥留守，署步軍統領。此後，改為正藍旗護軍統領，創辦 神機營，並曾赴關外剿馬賊。軍事以外，尚有其他零星兼差。至於文祥之獎賞及 榮譽性的各種加銜，6就不必細述了。

三、決大事

現代政府中的官員有政務官、事務官之分，前者負責政策之制定，後者負責 政策之執行，文祥在清廷中的性質，類似政務官而似乎又超出了政務官，因為他 不但可以向西后建議政策，並建議人事。不但建議眼前的政策，並為國家勾劃了 發展藍圖。我現在分三方面敘述他一生的功業。第一是決大事，這是面對當前的 政治困境，提出解決之法。再分內政、外交、用人三點，敘述如下：

(一)內政方面：

(1)諫止北狩 英法聯軍之役，大沽口失陷，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率兵退到通州，秘密奏請清 文宗避到熱河行宮去。7文宗與王大臣會議，文祥反對皇帝北幸，他所持的理由是： 通州地異澶淵，人無寇準，恐搖動人心有關大局。且塞外無險可扼，我 能往，彼亦能往。8 稍後，又單獨與文宗切言不可輕動之故，又與吏部左侍郎兼軍機大臣匡源、 工部左侍郎兼軍機大臣杜翰等共同極言利害，請罷木蘭之議。9文宗為之改變主 5 魏秀梅，《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頁 32-36、頁 312-317。 6 中華書局編，《清史列傳(七)》（台北：中華書局，民國 51 年），卷 51，頁 48-53。 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作者自印，民國 52 年），第一冊，頁 341。 8 文祥傳稿 6120(1)號（台北故宮藏）。 9 咸豐十年七月月摺檔（台北故宮藏），頁 041-043；《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七)》（北京：中 華書局，1979 年），卷 61，頁 2284-228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十)》，（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99-500。

意，下諭勵軍剿賊，宣示中外。但等到敵軍逼近北京，文宗仍然倉皇北去，留下 文祥與恭親王負責撫局。10 (2)剿平東北關外馬賊 英法聯軍以後，由於太平軍之亂和捻亂未平，文祥密疏請選練八旗兵丁，略 言： 制敵在乎自強，自強必先練兵，比者撫局雖成，而國威未振，宜亟圖振 興，使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況髮捻交乘，尤宜迅圖剿辦， 內患能除，外侮自絕，請籌款添置火器營槍 ，給八旗兵丁演習，選閒 散餘丁，別立營伍，專習技藝 槍。11 清廷准之，隨後成立神機營，並以文祥兼管。12 同治四年（1865），馬賊入直隸喜峰口，竄遵化、薊州。清廷命文祥統神機營 兵馳赴東陵防護，並督諸軍追剿。馬賊被逼而走，經灤陽出鐵門關而去。於是留 兵駐防於遷安、遵化等處邊隘。13而向政府報告：籌辦勦除馬賊，務使淨絕根株， 請飭盛京等處，各預派得力兵弁聽調。 馬賊巢穴，多在口外，如奉天之昌圖廳八面城，熱河之八溝哈達等地方， 五方雜處，回民為多。出則搶掠，歸則聚賭，入冬彌甚。宜懸賞購眼線， 伏口外偵聽，調兵掩捕，庶淨絕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14 於是文祥再受命出關剿賊。當時馬賊有關外伏莽相應，聲勢很大，文祥至山海 關後，一面調直隸的步隊、洋槍隊以增加兵力，又請東三盟蒙古王公等由北路夾擊， 馬賊流竄於朝陽、錦州、奉天、撫順、長春、昌圖等。15到第二年四月奉天馬賊賊 10 咸豐朝宮中檔 013280 號（台北故宮藏）。 11 咸豐朝宮中檔 013679 號；文祥傳稿 3522(1)號（台北故宮藏）。 12 《清穆宗實錄(一)》（台北：華文書局，民國 53 年 9 月），卷 13，頁 47-48。 13 文祥傳稿 6120 號（台北故宮藏）。 14 《清穆宗實錄(五)》，卷 151，頁 26-28；文祥傳稿 6120 號。 15 文祥傳稿 6755(1-9)號（台北故宮藏）。

首馬傻子伏誅，餘黨遣散。16事後，文祥請減免奉天地丁銀米，停止舖捐。17 文祥這一軍事行動，安定了北京的後方，其重要性不亞於李鴻章之平捻，但 後人很少能注意及此。 (3)反對直隸添設巡撫 清代的政治制度大體上沿襲明代，就地方官制來說，明代有總督和巡撫，清 代亦有總督和巡撫，但明代的督撫是臨時由中央派遣的差使，而清代的督撫，則 是常設的方面大吏，不過清代督撫的設置，極不整齊，仍有「差使」的遺痕。大 抵總督是軍事性的，轄有兩省，巡撫是民事性的，管領一省，但也有一省而只設 總督者，或一省而只設巡撫者，有總督巡撫分駐兩地者，亦有督撫同城者。18就華 北而言，直隸有總督而無巡撫，山東、山西、河南有巡撫而無總督。督撫的權限 方面，雖各有規定而實互有重疊，所以同治二年（1863），郭嵩燾為廣東巡撫，常 與總督毛鴻賓衝突，四年毛氏去任，又與總督瑞麟不和，19後來郭氏終為此請辭， 並上疏痛論督撫同城之弊，20時人認為「非久於歷練者，無此卓識也。」21 同治十一年（1872），御史李宏謨奏稱，直隸政務日繁，請於保定添設巡撫。 清廷諭重要督撫及軍機大臣與吏部等議奏，22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等都以為不 可，尤其李鴻章反對最力，他認為直隸總督已不能管轄一省：因為已有「兩京兆 分管二十四州縣，熱河都統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僅止一督？」23又謂直督於吏治 須藩、臬幫助，再設巡撫，不過多一辦例稿之人，即多一意見掣肘之人。於軍務 則本為總督專責，巡撫無兵，亦不知兵，不能起策應之用。於河工雖欽差大臣防 16 同治五年四月（中）月摺檔，頁 033-035；《清穆宗實錄(六)》，卷 174，頁 30。 17 文祥傳稿 7915(1-2)號（台北故宮藏）。 18 魏秀梅，〈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督撫的人事嬗遞〉，中研院近史所集刊 4（上）（台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2 年 5 月），頁 264。 19 郭廷以編定，陸寶千補輯，《郭嵩燾先生年譜（上）》，中研院近史所專刊(29)（台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0 年 12 月），頁 265、268、329、344。 20 同治五年五月（下）月摺檔，頁 041-050；郭嵩燾，《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3 年），卷 11，頁 38-43。 21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鴻章）朋僚函稿》（台北：文海影印．民國 52 年），卷 15，頁 11。 22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上）月摺檔，頁 001；《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二二)》，頁 269。 23 同註 21。

護，亦不能不潰決，再設巡撫，其效未必勝於欽差。24所以添設保定巡撫，乃因有 人「覬覦添缺，遂不顧事理之當否？」、「京官不識外事，偏又喜談外事，言之娓 娓動聽，絲毫不關要害。」中央官吏中，吏部「尚欲准行」，25但是文祥力持不可， 他當時是軍機大臣，十二月一日，軍機覆奏稱： 鹽政、通商、海運諸事，皆歸總督兼辦。而又有海防、軍務、河工是總 督專任，似非一人所能兼顧，但專設總督，固覺政務之太繁，而兼設巡 撫，又恐事權之不一。儻輕議紛更，或致各執意見，事多掣肘，轉恐於 全局有礙。臣等公同商酌，與其添設巡撫，未必分理得人，莫若專責總 督，庶幾事無旁貸。如果調度有方，自能於畿輔大局悉心籌畫，布置周 妥。所有該御史奏請直隸添設巡撫一員，應毋庸議。26 由李鴻章覆沈葆楨的信中稱此事「經樞垣文相力持不可」27一語觀之，文祥是 否決此議的決定者。 (4)反對恭親王削爵 同治十二年正月廿六日（1873.2.23），清穆宗親政，28但是慈禧仍然不時過問 朝政，穆宗於是想修復被英法聯軍燒燬的圓明園，以便太后到那邊去頤養，不再 控制皇帝的行事。當時政府財政十分匱乏，大臣們紛紛反對，文祥也在次年六月 十四日奏請停圓明園工程，沒有獲准。29七月十六日，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 、 惇親王奕 、孚郡王奕譓、額駙景壽、奕劻、大學士文祥、寶鋆、軍機大臣沈桂 芬、李鴻藻等十位「重臣」聯名上疏進諫，除了請停園工以外，另有戒微行、遠 宦寺、絕小人、警宴朝、開言路、懲夷患、去玩好等七點，30此疏入內後，穆宗並 未閱看，恭親王便帶眾臣請見，當面將各條逐一講陳，穆宗大怒說：「此位讓爾如 24 《李文忠公（鴻章）朋僚函稿》，卷 14，頁 28。 25 同註 21。 26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上）月摺檔，頁 005-006；《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二二)》，頁 271。 27 同註 21。 28 《清穆宗實錄(十)》，卷 348，頁 34。 29 軍機處檔 115526 號附片（台北故宮藏）。 30 吳語亭，《越縵堂國事日記》（台北：文海印行，民國 67 年），第 3 冊，頁 1155。

何？」31眾臣驚愕，文祥伏地大慟，喘息不已，被人扶出。醇親王等續行泣諫，穆 宗不得已傳旨停工。32數日後，恭王再和穆宗辯論衝突，帝乃決定重處恭王，命文 祥擬旨，文祥婉轉陳述： 臣等公商所有革去親王世襲罔替並載澂貝勒郡王銜，臣等不敢為之乞 恩，惟諭旨內目無君上，欺朕之幼，諸多跋扈，並種種奸弊不可盡言等 語，在皇上威怒之下，不覺措詞過重，惟恭親王萬當不起。且諭旨係昭 示天下後世，必期字字允當，可否容臣等明日召見後請旨再行繕發，抑 或本日由臣等恭擬進呈御覽，即行宣示。33 次日，穆宗下旨奕訢革去恭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其子載澂亦革去貝勒郡王銜。34對這一魯莽幼稚的行為，文祥扶病，凌晨入朝，請 獨對。以懿親進退，有關國體，涕泣力陳，逾數十刻，穆宗意回，最後由慈禧出 面，恢復恭王原職及爵位。35 (5)反對為文宗立儲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1.12），穆宗因病逝世。36傳說臨終時，口授遺 詔給李鴻藻，傳位於貝勒載澍，慈禧太后不同意，但慈禧確曾召軍機大臣、御前 大臣並近支親貴人等開會，先不發表穆宗崩逝的消息，而討論穆宗無子，何人可 嗣大統的意見，有人提議文宗大哥孚郡王奕譓的兒子溥倫，有人提議宣宗第六子 （即恭王）的兒子載澂，都被慈禧否決，最後慈禧自己提出以宣宗第九子醇親王 奕 的兒子載湉繼承文宗，而不願為自己的兒子（穆宗）立嗣，再宣布穆宗已死， 當場命文祥執筆擬哀詔和恩詔，而文祥「因病不能成章」，37這恐怕是他不同意慈 禧太后再度垂簾聽政的表示。因為慈禧作此決定時，「舉朝無敢言者，而文祥請為 31 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台北：文海印行，民國 77 年），頁 504。 32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二四)》，頁 253。 33 同上書，頁 259。 34 同上書，頁 260；《清穆宗實錄(十)》，卷 369，頁 18。 35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二四)》，頁 261；《清穆宗實錄(十)》，卷 370，頁 1-2。 36 《清穆宗實錄(十)》，卷 374，頁 3。 37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 1，頁 47。

穆宗立嗣，爭之，不可，怏怏而退。」38

(二)外交方面：

(1)覲見問題 英國雖在鴉片戰爭中獲勝，但南京條約訂立後，即生不滿，他感到中國仍在 禁止鴉片吸食及販賣，工業成品的貿易額，亦未大量成長，尤其國交雖稱平等， 而公使不能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交往。因此，在英法聯軍之役議和談判中，派 員駐京一事，是重點之一，後來和約中規定：英法兩國可以在北京設立使館，其 餘列強也都援例設館。按國際慣例，外交使臣應覲見清帝，而清廷對於雙方相見 時禮節問題，認為有關天朝體制，不肯輕忽允許。這是從乾隆時英國使臣馬戛爾 尼來華後便已引起的問題，嘉慶時英國使臣阿美士德到京，仍因不肯跪拜而被拒。 天津條約中，規定大英欽差以泰西禮節覲見大清皇帝，而到真正要求覲見時，清 廷卻又多方推宕。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1867.10.12），總署曾就修約問題，奏准 飭下濱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徵詢意見，39當時對覲見一事，持反對意 見者甚多，40只有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以為應依清聖祖待俄國之例，雙方為對等 敵國，不視俄國之藩屬，故外國使臣覲見，允其免行中國之禮。41湖廣總督李鴻章 以為外國使節見其本國君主時行何禮節，則在覲見清帝時亦行此同樣禮節。42 十二年正月廿六日，同治帝親政，各國使節再提覲見問題，經文祥多次與各 國使臣磋商，最後議定：覲見時以免冠鞠躬代替叩頭，共行五鞠躬。43六月五日， 帝於紫光閣接見日、俄、荷、英、美、法等諸國使臣，並接受各國國書，44數十年 38 文祥傳稿 6120 號。 39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九)》（台北：文海影印，民國 60 年），卷 50，頁 26-28。 40 如陝甘總督左宗棠、兩廣總督瑞麟、盛京將軍都興阿、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西巡撫劉坤一、 福建巡撫李福泰、署直隸總督官文等（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九)、(十)）。 41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九)》，卷 54，頁 3。 42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卷 55，頁 11。 43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五)》，卷 89，頁 29。 44

日使副島種臣、俄使倭良嘠哩（A. Vlangoly）、美使鏤斐迪（Frederick F. Low）、英使威妥 瑪、法使熱福理（De Geofroy）、荷使費果蓀（Jan Helenus Ferguson）（見《近代中國史事日 誌》第一冊，頁 576）。

中外雙方對外交禮節的歧見，從此化除了。覲見行禮，文祥亦站在皇帝的後方。45 (2)馬嘉理事件 安南和緬甸在清代列為朝貢之國，但在十九世紀初分別受到法國和英國的侵 略，這兩國又以越、緬為據地，自不同的方向，注目到中國的雲南省，法國人曾 組一支探險隊由紅河上溯，深至雲南腹地。英國為了與法國競爭，也派人北上探 測。同治十三年（1874），由柏郎（Colonel H. A. Browne）率領一支軍隊及僕役專 家等約二百人進入中國國境，北京英國公使館派了一位翻譯官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前往迎接，馬嘉理自北京到上海，自上海溯長江到湖南，由湖南到貴州 再到昆明，受到巡撫岑毓英之招待，再西行自大理南下至八莫，向柏郎報到。光 緒元年（1875）正月，二人共同前進，馬嘉理率數人為前站，行至蠻允地方，為 土人所害，於是柏郎率眾退回緬甸八莫，這便是所謂馬嘉理事件，亦稱滇案。46 英國公使威妥瑪得到倫敦來的消息後，向清政府交涉，態度十分蠻橫，共提六個 條件：(一)由英國官員陪同中國政府人員赴雲南查辦，(二)准英屬印度當局再派一 個探險隊到雲南，(三)中國政府先付十五萬兩與威妥瑪，備他日賠償撫卹等費，(四) 威妥瑪覲見兩宮太后，(五)依照條約，不得於關稅及子口稅外再向英國貨物抽取稅 釐，(六)立即懲辦有關此事件之地方官員。47這後面三條根本與馬嘉理事件無關， 威妥瑪乘機勒索，負責與威妥瑪談判的便是文祥，他當然拒絕威妥瑪的無理要求， 雙方僵持到光緒二年五月，威妥瑪竟以戰爭相脅，下旗出京，由天津到上海，形 式上表示戰爭姿態，實際是等待英政府的指示，清廷慌忙命李鴻章挽回交涉，威 妥瑪向李鴻章轉施壓力，並加提其他條件，48文祥此時告訴鴻章「須至京定議」， 鴻章認為「誠有遠見」。49 (3)預抑日本侵占臺灣 45 董恂，《還讀我書室年譜》（台北：文海影印，民國 57 年），卷 21，頁 21-22。 46 《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 598-599；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1979 年初版），頁 220。 47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Ⅱ, Hongkong: Kelly and Walsh, 1918, pp.291-292.

48

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影印，民國 52 年），卷之三，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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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日本遣使要求與中國立約以締邦交，當時有人以為日本只 可與通商，不可與立約，李鴻章、曾國藩則主張應以日本與西洋各國平等相視， 不妨與其立約。50次年七月廿九日（1871.9.13），雙方訂立修好條約及通商章程。 51_{但尚未等到換文，日本卻又反悔，因為在條約中日本沒有最惠國條款、領事裁判} 權與關稅協定，中日彼此互享，日本亦開放若干港口准中國人前往居住貿易，日 本要求修改，李鴻章以為這些問題須待條約期滿以後再議，52日本乃派副島種臣為 全權大使，來中國伺機而動，53十二年四月四日（1873.4.30），中日雙方代表在天 津換約。54 十年十月十五日（1871.11.27），有琉球人六十六名，因風漂流到臺灣牡丹社， 其中五十四人為生番殺害，倖存的十二人由鳳山縣的地方官送到福州，再由福州 當局送回琉球，55琉球是中國屬國，但日本亦視之為屬國，日本人乃藉此啟釁，先 於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72.9.14）封琉球王尚泰為藩王，56（清廷當然不知道） 再於十二年五月向總署交涉臺灣生番殺害琉球人事件，雙方剛在上月換約，日本 竟設圈套矇混總署，副島種臣派副使柳原前光問到：澳門是否中國管轄，抑由大 西洋（葡萄牙）主張？朝鮮諸凡政令，是否由朝鮮自主，中國向不過問？總署的 值班大臣毛昶熙說：澳門是中國領土，朝鮮受中國冊封，奉中國正朔，但其內政 外交，中國向不過問。57柳原又問臺灣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擬遣人向生番處詰問， 毛、董（恂）二人答：二島（臺、琉）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 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過問？柳原前光說：貴國恤琉人，而不懲 臺番為何？毛、董答道：殺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柳原說：生 番害人，貴國捨而不治，我將問罪島人，為盟好故，使某先告。58 50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四)》，卷 79，頁 46-48、卷 80，頁 9-12。 51 同上書，卷 83，頁 2。 52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四)》，卷 86，頁 42-44。 53 《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 569。 54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五)》，卷 90，頁 6。 55 《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 558。 56 同上書，頁 567。 57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五)》，卷 93，頁 27。 58 左舜生選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上海：中華書局，民國 22 年），頁 136-137。

十三年三月廿三日（1874.5.8），日本派兵登陸臺灣琅 ，59四月七日，進攻牡 丹社，大肆焚掠。清廷一面派船政大臣沈葆楨赴臺灣和日本將領西鄉從道交涉， 一面由總理衙門和日使大久保利通交涉，七月六日，文祥力疾到署，與之談判，60 嗣經英使威妥瑪調停，答允給被難人撫卹費十萬兩及日本軍修道建房費四十萬 兩，共計五十萬兩，但在專約的序文說「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 害」云云，61無意中承認琉球人為日本屬民，不能不說是外交上的疏失。這次交涉 對文祥的刺激甚大，總署為何要委曲求全，文祥說： 夫日本，東洋一小國耳，新習西洋兵法，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藉端發 難，而沈葆楨及沿海疆臣等，僉以鐵甲船尚未購妥，不便與之決裂。是 此次之遷就了事，實以製備未齊之故。62 這就是說，中國的海軍戰力，比不上日本，所以不敢冒險與日本作戰。

(三)用人～知人之鑒

一個對國家負有重任的人，對於事機應有洞察先機，判斷正確的能力外，還 須有知人之明，求才之誠。文祥在這一方面，也為時人所肯定，對內而言，他信 賴周家楣，周氏是江蘇宜興人，咸豐九年進士，同治初為文祥引入總理衙門充章 京，倚如左右手。 「家楣工為章奏，萬言立就，洞徹利害，遇疑難事，得其說帖，渙然冰 釋。」63 家楣在總署時，多次建議，均為文祥所採納。文祥卒後，他升任順天府府尹， 仍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負近畿重任，甚多善政，如：奏增經費、劾貪墨吏、練 捕盜營、親決獄訟、設候質所、禁私押、設通州良鄉官車局、除擾累、籌近畿教 養義塾、善堂、留養局，而京畿救災之政，為百年所未有，直到恭親王罷政，他 59 《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 585。 60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六)》，卷 96，頁 30。 61 同上書，卷 98，頁 11-16。 62 軍機處檔 117572 號；《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六)》，卷 98，頁 41。 63 周家楣傳稿 7648(1-4)號（台北故宮藏）。

才解總署之職，以後卒於署吏部左侍郎任內。64由於家楣後來政績之斐然，可以推 知文祥之知人善任。 對地方大吏而言，文祥曾推薦過富明阿、成明、張亮基、沈葆楨、劉蓉等。 他奏說僧格林沁剿捻，行兵後路，尚形單薄。勝保所部，防東省之匪闌入直境， 不能遽撤，僧格林沁軍必得良將勁卒，贊助援應，方無意外之失： 竊憶前任副都統富明阿、西寧鎮總兵成明，從軍江北，素號得力，因養 傷回旗，如病痊，請特旨錄用，或發僧格林沁軍營領隊擊賊，或留京師 訓練旗兵。 再湖南巡撫駱秉章近因石逆回竄，暫緩赴川，而川省賊勢益張，文武皆 不知兵。伏思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謀略素優，以病開缺，恐因滇事棘手， 託詞引退，若移之川省，或能展其才猷。又前任江西九江道沈葆楨、湖 北候補知縣劉蓉均才堪大用。請 胡林翼察其能任何任，奏懇破格錄 用。65 未幾，沈葆楨以道員超授江西巡撫，擢兩江總督。66劉蓉以戰功荐至陝西巡撫， 67_{為中興名臣，論者謂文祥有知人之鑒。} 馬嘉理事件大體解決以後，英國要求中國派一位使者赴英謝罪，並常駐倫敦。 清廷於駐外使節人選，甚為躊躇，因為此人必須有品行、有學問、有聲望、懂洋 務，並且能在朝野一片反對聲中，願意為國家忍辱負重，最後決定了郭嵩燾。68 其幕後決定者便是文祥，這在郭氏的日記中，有蛛絲馬跡可尋。69 後來，郭嵩燾在英國果然受人敬仰，被稱為「君子」。70 又如曾國藩與太平天國的作戰，雖然艱苦備嘗，仍然在清廷中招到妒嫉和掣 64 周家楣著，志鈞編，《期不負齋政書》（台北：文海影印，出版年不詳），國史館傳，頁 3-14。 65 文祥傳稿 3522(1)號；咸豐朝宮中檔 013681 號。 66 沈葆楨傳包（台北故宮藏）；《清史列傳(七)》，卷 53，頁 34-45。 67 《清史列傳(六)》，卷 49，頁 47-52。 68 《清德宗實錄(一)》，卷 14，頁 9-10。 69 《郭嵩燾日記(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 70 《郭嵩燾年譜（下）》，頁 814、844。

肘，若是在中央政府中沒有人加以護持，是不可能久安其位的，如肅順、恭親王 曾大力支持他，但文祥應是支持者之一，兩人關係之深，這在曾國藩的日記和書 信中可以找尋的： 日記裏：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與文祥一談。71 十二月十五日，拜文祥，未遇。72 十二月十八日，文博川處談頗久。73 十二月廿九日，文博川來久談。74 八年正月七日，晚，在譚竹岩家吃飯，譚氏與董醇卿合請，陪客為 文祥、寶鋆。75 正月十一日，至文博川家赴宴，賓主對酌，至酉初二刻散。76 九年九月廿六日，自天津回京陛見，先與文博川一談。77 九月廿八日，至文博川處一談（將回兩江任）。78 十月十二日，拜客三家，惟文博川得晤，久談。79 書信中： 同治五年正月廿日，覆文祥（已派色爾固善帶馬隊馳赴關東）。80 五月二日，覆文祥（賀文祥剿馬賊得勝）。81 七年六月廿日，覆丁日昌（神機營需餉甚亟，請蘇庫再酌解三、四 71 《曾國藩全集‧日記(三)》（長沙：岳麓書社印行，1995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頁 1583。 72 同上註。 73 同上書，頁 1584-1585。 74 同上書，頁 1590。 75 同上書，頁 1600。 76 同上書，頁 1601。 77 同上書，頁 1786。 78 同上書，頁 1788。 79 同上書，頁 1792。 80 《曾國藩全集‧書信(八)》（長沙：岳麓書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5587-5588。 81 同上註。

萬）。82 根據匡輔之文文忠別傳中說： （文祥）用人尤為加意，所保如延建邵道遺缺李鴻章、前九江道沈葆楨、 湖北知縣劉蓉，均擢任封圻，不拘常格，遂以平定髮捻，收發縱指示之 功，中興大局所關尤鉅。83 李鴻章後來以上海為根據地，克服蘇常，而曾國荃圍攻金陵未下。文祥又密 請召李鴻章督師助剿。曾國荃因冒死力攻，力克天京。84所以李鴻章與朋僚書信中， 常關心或贊譽文祥，如： 文相精神尚可支持，乃中外之福，進謁時乞代道問。（同治十一年十一 月十五日，覆孫竹堂觀察）85 羅淑亞前在津即有欲於宜昌或重慶添設領事，專理川黔教務之說，鴻章 已辭而闢之。威妥瑪亦請添宜昌口岸。今觀單內五、六款，須參看議改， 及熱使欲添專管教務之人，其蓄謀固可想見，文相力持不可，深得大體。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六日，覆孫竹堂觀察）86 園工聞須推廣捐助，勢將及於京外官，亦斷湊辦不足，文相日內還朝， 未知能設法阻延否？（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覆張振軒（樹聲）中 丞）87 仲弢太守回津，奉讀賜函，仰見老成謀國，苦心孤詣，動出萬全。詢悉 福躬調護得宜，喘嗽漸減，此中外之幸。倭案議結，若非大力主持，斷 不能如此妥協。（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覆文中堂）88 82 《曾國藩全集‧書信(九)》，頁 6640-6643。 83 繆荃蓀，《續碑傳集》（台北：文海印行，民國 62 年），卷 7，頁 3。 84 文祥傳稿 6120 號。 85 《李文忠公（鴻章）朋僚函稿》，卷 14，頁 27-28。 86 同上書，頁 28-29。 87 同上書，卷 15，頁 20。 88 同上書，卷 16，頁 27-28。

還有當中俄為伊犁問題交涉時，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請專任。89 惜文祥不久逝世，此事由崇厚接辦，竟至失地辱國。 文祥除了推荐人才以外，亦注重培養人才，同文館設立時，據當年入學者蔡 錫勇的回憶說： 偕同學入都，抵館門，方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笑而相迎，慰勞備至， 遂導之入，引觀各室，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 膳堂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藹然。諸生但知為長者，而不知為 誰也。老翁詢諸生以已否午餐，諸生答曰：未。老翁即傳呼提調官，旋 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所見者，乃相國文文忠公祥 也。90 文祥注重培養人才之志，當為彼時臣僚所深知，所以遣幼童赴美留學之事， 倡議於容閎，容閎建言於丁日昌，日昌大為贊許，囑其準備詳細說帖呈給文祥， 請代奏批准，惜此際文祥丁母憂離職，清廷中再無人可以支持此議者，因此容閎 便將此事擱置了。91

四、判大勢

所謂「判大勢」，是對未來政治發展趨向的判斷，從這裏可以見到一個政治家 的識力。 文祥一生服務於清廷二十餘年，他曾經面臨三次的歷史關鍵，第一次是英法 聯軍，第二次是日本侵略臺灣，第三次是慈禧再度垂簾聽政。在每一次轉折點上， 他都對那時的情勢，作出判斷： (一)英法聯軍後，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於咸豐 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1.13）奏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內容大略 89 文祥傳稿 7915(1-2)號。 90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冊 7，頁 3139-3140；小 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中華書局，民國 19 年），卷 8，頁 8。 91 容閎，《西學東漸記》（台北：文海印行，民國 62 年），頁 100。

如下： 揆時度勢，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而法、美從而陰附之。竊 謂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後，其時能撫而不能 剿；至夷兵入城，戰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 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目前之急。自換約以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 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 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之事稍異。 方今捻熾於北，髮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如不 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 之憂。古人有言：「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 今日之勢，髮捻交勝，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 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 之患也。故滅髮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隱消其鷙疾之氣， 而未可遽張以撻伐之威。92 該奏摺雖是三人合奏，主稿者應為文祥，蓋以桂良年事已高（係奕訢岳父）， 而奕訢時年廿九，而文祥時年四十三，正值壯年，且富有政治經驗，當然所負之 責任為多。 (二)臺灣事件後，文祥於同治十三年六月廿八日（1874.8.10）奏為瀝陳辦理洋 務情形，大意為： 庚申（咸豐十年）議撫，本屬疾首痛心，無可如何之事，原冀徐圖自強 以紓前憤。惟自和議成後，無人不為自強之言，而十餘年來迄無成效， 其故由於鄙棄洋務者，託空言而無實際；狃於和局者，又相安無事，恐 啟猜嫌，即悉心講求防務，復阻於財賦不足而莫可施展。今變端已形， 事機已迫，若再不措意，一旦大敵臨前，將何所恃？93 92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八)》（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71，頁 2674-2675。 93 軍機處檔 115717 號；文祥傳稿 3522(1)號。

文祥於臺事奏結後，精神益形疲憊，病情更加嚴重，未能入署，因事關當務 之急，又於十月廿八日奏敬陳管見，略述如下： 臺灣一事，祇以備虛力絀將就完結，然問心殊多鬱憤，更不能不思患預 防，前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切籌海防一摺，係遠謀持久，尚待從 容會議，而目前所難緩者，惟防日本為尤亟。日本與閩浙一葦可杭，倭 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後患，尤可慮者，彼 國近年改變舊制大失人心，叛藩亂民一旦崩潰，則我沿海各口岌岌堪 虞，明季之倭患可鑒前車。 今臺灣一役，彼為理曲而勉就範圍，儻再尋一有理之端來與為難，或唆 通西洋各國別滋事端，雖欲委曲將就，亦恐不能。夫日本東洋一小國耳， 新習西洋兵法，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藉端發難，而沈葆楨及沿海疆臣等 僉以鐵甲船尚未購妥，不便與之決裂，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頓，一 旦變生更形棘手。94 德宗即位後，文祥奏陳： 然而各國火器技藝之講求益進，彼此相結之勢益固，使臣久駐京師，聞 我一政之當則憂，一或不當則喜，其探測愈精，俄人逼於西疆，法人計 占越南，緊接滇粵，英人謀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動之勢，益不可遏， 所伺者中國之間耳，所惎者中國大本之未搖，而人心之難違耳。 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 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 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儻其國一 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取之恐後矣。如土耳其、希 臘等國，勢極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國之間者，其人心固也。強大如法 國，而德國得以勝之者，以法王窮侈任性，負國債之多不可復計。雖日 94 軍機處檔 117572 號；同治十三年十月（下）月摺檔，頁 191-194；《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 六)》，卷 98，頁 40-41。

益額餉以要結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間也。95 光緒二年（1876），文祥病重，自知不起，而朝臣對文祥等的海防建議六條（見 下文）仍多意見，文祥再上密疏，充分表示他對大局的憂慮： 夫敵國外患無代無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為我敵者之多 且狡也。……從前夷患之熾，由於中外之情相隔，和戰之見無定，疆吏 又遇事粉飾，其情形不能上達於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 無所底止。……迨至立約通商，已有成議，而在內無深知洋務之大臣， 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一切奏牘之陳，類多敷衍諱飾。……而庚申衅 起，幾至無可措手。自設立總理衙門，其事始有責成，情形漸能熟悉， 在事諸臣亦無敢推諉，然其事非在事諸臣之事，而國家切要之事也，既 為國家切要之事，則凡為大清臣子者無人不應，一心謀畫，以維大局。 況和局之本在自強，自強之要在武備，亦非總理衙門所能操其權盡其用 也，使武備果有實際，則於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顧忌，覬 覦亦可潛消，事不盡屬總理衙門，而無事不息息相關也。乃十數年來， 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際，事外諸臣以袖手為得計，事甫就緒，異 議復生，或轉託於成事不說，不問事之難易，情形若何，一歸咎於任事 之人。是從前之誤，以無專責，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專屬， 而藉口有自，設在事諸臣亦同存此心，爭相諉謝，必至如唐臣杜甫詩中 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矣。夫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 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稍識時務者亦詎勿知，乃至緊要關鍵， 意見頓相背。……是以歷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諸事，每興一 議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為之者非其實，至於無成，則不咎其阻撓之 故，而責創議之人，甚至局外紛紛論說。……今日本擾臺之役，業經議 結，日本尚非英、法、俄、美之比，此事本屬無名之師，已幾幾震動全 局，費盡筆爭舌戰，始就範圍，若泰西強大各國環而相伺，得中國一無 理之端，藉為名義，搆兵而來，更不知如何要挾，如何挽回之？……此 95 文祥傳稿 7915(1-2)號。

總理衙門奏請飭令會議諸條，實為緊要關繫，不可不及早切實籌辦者 也。今計各疆吏遵旨籌議，指日將依限上陳，如飭下廷議，非向來會議 事件可比，應由各王大臣期定數日，詳細籌商，將事之本末始終，一律 貫徹，利害之輕重，條議之行止，辦法切實，折中定見，無蹈從前會議 故習。……度勢揆時，料敵審己，實有萬萬不能不辦之勢，亦實有萬萬 不可再誤之機，一誤即不能復更，不辦即不堪設想，總理衙門摺內所謂 必須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歷久永遠一心，即此意 也。……總理衙門承辦之事，能否維持，全視實力之能否深恃，必確有 可戰可守之實，庶可握不戰之勝。……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 籌此事之心，其才識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否則支持既難，變更不免， 變而復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96

五、定大政

所謂「定大政」是依據政局趨勢作出判斷後，為國家的未來，擬定一個應付 的方案。從這裏可以見到一個政治家的治國規模。

(一)文祥在英法聯軍後，向清廷的建議是：

(1) 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軍機大臣兼領其事，選章京 滿漢各八人輪值，一切均仿照軍機處辦理，俟軍務肅清，各國事務較簡， 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 (2) 分設南北口岸大臣，牛莊、天津、登州三口暫設辦理通商大臣，五口欽差 大臣舊隸兩江總督，新增內江閩廣口岸，事益繁，曾國藩方在軍，仍暫令 薛煥署理，駐上海。吉林、黑龍江邊境，俄人越界侵佔久匿不報，令將軍 等履勘以聞。 (3) 天津關稅以三口通商大臣主之，牛莊仍歸山海關監督，聽通商大臣統轄， 新立登州口岸應派員專理，鎮江、九江、漢口、瓊州、潮州、臺灣、淡水 諸口岸，由各督撫會上海欽差大臣遴員司其事，俄國新議行貨之庫倫、喀 96 同上註。

什噶爾、張家口，並舊通商之恰克圖、塔爾巴哈台等處定約，惟烏蘇里、 綏芬河各所不納稅，請下伊犁將軍各大臣監督悉心榷課，覈實備用，並以 洋稅扣歸二成，請酌給官吏辦公經費。 (4) 各省辦理外國事件，請敕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以免歧誤。 (5) 廣東、上海各擇通外國語言文字者二人來京，仿俄羅斯館教習例，選八旗 子弟年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學習，二年後，考其勤惰，有成者有獎。 (6) 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紙，按月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覈。97

(二)臺灣事件後

臺灣事件發生，文祥病假中，於六月十二日接到諭旨，令其不必拘定假期， 隨時前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辦，於六月十四日上奏摺「敬陳管見」，向政府 建議： 日本藉端啟釁，欲肆侵吞，已有不能敷衍之勢，且彼與中國最近，儻使 其得志臺灣，將來之患愈不堪問。……為今之計，惟有亟圖自強，以禦 外侮，伏願皇上憂勤惕厲，於內外一切事宜，悉與左右親臣，認真講求， 事事務求至是而後已，並請飭下戶部寬籌餉需，停不急之費用，謀至急 之海防，俾各海疆督撫，備禦有資，不致因餉項支絀，再滋貽誤。不然， 外患已深，雖在事諸臣，多方支持，亦難以空言弭患。98 九月廿二日，臺灣事件專約簽字奏結，文祥於五日後（即九月廿七日）偕同 恭親王奕訢等奏陳「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撮敘數條，請飭詳議」，大 意為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之役創痛很深，當時姑事羈縻，原期力圖自強，以為禦侮 之計，乃至今並無自強之實。日本之尋釁生番，其患已見，以一小國之不馴，而 備禦已經苦無對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假使遇一朝之猝然 發生變端，而弭救無可憑藉，現在綢繆，已屬補苴之計。惟有「上下一心，內外 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堅苦貞定，且歷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蘊， 力事講求，為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為實在能禦外患之計，庶幾自強有實，而外侮 97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八)》，卷 71，頁 2675-2680。 98 軍機處檔 115526 號；《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六)》，卷 95，頁 19-20。

潛消。」 所籌海防六事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請飭下南北洋大 臣、濱海沿江各督撫、將軍，詳加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奏覆，再 由在廷王大臣詳細謀議。99可見文祥深受日本侵臺刺激，一再強調海防的重要。

(三)德宗即位後，文祥建議政府：

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凡我用 人行政，一舉一動，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愜，則急止勿為， 事係人心所共快，則務期於成，崇節儉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備，納諫 諍以開言路，下情藉以上通，總期人心永結，大本永固，當各外國環伺 之時，而使之無一間可乘，庶彼謀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為目 前猶可及之計，亦為此時不能稍緩之圖。100

六、風評略舉

文祥生於嘉慶廿三年九月十七日（1818.10.16），光緒二年五月四日（1876.5.26） 久病過勞卒，享年五十九歲，諡文忠。101 文祥卒後，清史館為之立傳，有如此的評價： 文祥卒後，遺疏入，上諭： 「大學士文祥，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同治 四年，奉天馬賊肆擾，特派帶兵出關勦捕，地方賴以廓清，旋經簡任綸 扉，深資輔弼，於國計民生，利病所關及辦理中外交涉事件，無不盡心 籌畫，實為股肱心膂之臣。」102 99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十六)》，卷 98，頁 19-20。 100 文祥傳稿 7915(1-2)號。 101 《文文忠公（祥）事略》，卷二年譜上，頁 1、卷三年譜下，頁 74；文祥傳包。 102 《清德宗實錄(一)》（台北：華文書局，民國 53 年 9 月），卷 31，頁 2-3；文祥傳稿 3522(1) 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二)》（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親王同心輔政，總理各國事務，以一身負其責， 洋情譸幻，朝論紛紜，一以忠信持之，無諉卸。洎穆宗親政，臚陳歷年 洋務情形，因應機宜甚備，冀有啟悟。既而恭親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 旨斥罷，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諫，幾同譴，恭親王尋復職，而自屢遭挫折 後，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為中外所嚴憚，朝局賴以維持，不 致驟變。」103 「七月，穆宗登極，命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十月，偕王大臣等奏請兩 宮皇太后垂簾聽政，當是時主少國疑，文祥措置裕如，中外輯睦。」104 在他生前，有人對他作如此的稱美： 恭親王奕訢稱文祥「精細老成，籌畫諸事動中機宜。」105 左宗棠稱「博川相國正色立朝，一時人望所繫。」106 郭嵩燾稱文祥「實是國之元臣」。107 劉體智云：「文文忠公（祥）為先文莊（劉秉璋）朝殿之師，每見，敬 禮有加，稱譽不容於口，同治初政欣欣然有太平之象，雖恭王（奕訢） 當國，皆公（文祥）贊襄之功。」108 在他死後，則有如此的論斷： 文祥卒，恭親王奕訢在次日，即傳統的端午節親臨哭祭，並沉痛賦詩悼念。 全詩如下： 「大旱甘霖望未成，霾氛光掩輔星明，志安中外臣心瘁，功在旂常帝念 縈，正直一生惟謹慎，匡襄廿載矢忠誠，從今別有盈懷淚，不向湘江哭 103 文祥傳稿 7915(1-2)號。 104 文祥傳稿 6755(1-9)號。 10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四)》（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55 年），頁 331。 106 《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 年 7 月）書信二，頁 470。 107 《郭嵩燾日記(三)》，頁 15。 108 劉體智，《異辭錄》（台北：文海影印，民國 57 年），卷 2，頁 51。

屈平。」109 道盡文祥正直、謹慎、忠誠之個性。 李鴻章稱文祥為「旗人中麟鳳也」。110 翁同龢稱其「此人忠懇，而於中外事維持不少。」111 左宗棠於光緒二年六月十日（1876.7.30）覆譚文卿（鍾麟）函中言「文太傅 薨逝，九重震悼，薄海悲思。自此正論漸少，尤是可慮。」112又於四年（1878） 覆譚氏函中，再言「吏、兵兩部主者無分曉，一聽部書及熱車司官撮弄，近年弊 索之事，不一而足，迥異博川相國當軸時。」113 陳寶琛曾說「總署諸臣多不諳洋務」。「其竭力辦事者，始則文祥一人，繼則 沈桂芬一人。」114 辜鴻銘在其所撰《張文襄幕府紀聞》載「余謂文文忠風度固不可及，而其遠 略亦實有過人者。中國自弛海禁後，欲防外患，每苦無善策。粵匪既平，曾文正 諸賢籌畫方略，皇皇以倡辦製造廠、船政局為急務。而文忠獨創設同文館，欲培 洋務人材，以通西洋語言文字、學術制度為銷外患之要策。由此觀之，文文忠之 遠略，有非曾文正諸賢所可及也。」115 費行簡在其所著《近代名人小傳》稱文祥為「清代滿大臣，自阿桂外，鮮賢 者，祥獨樸忠藎直，勞瘁靡辭。」116 另有外國人亦對其讚賞有加，如：

英使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稱贊文祥，他說：

109 奕訢，《樂道堂古近體詩續抄》（台北：文海影印，民國 65 年），卷 1，頁 30。 110 同註 108。 111 艾文博主編，趙中孚編輯，《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二)》（台北：中文研究資料中心印 行，民國 59 年），頁 857。 112 《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 年 7 月），書信三，頁 167。 113 同上書，頁 364。 114 陳寶琛，《滄趣樓奏議．詩集》（台北：文海印行，民國 58 年），卷上，頁 43。 115 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14。 116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台北：文海影印，民國 56 年），頁 21。

文祥不論在他優異的知識上和睿智地掌握中外關係上，都有卓越的表 現，由於他是內閣大學士（宰相）且被賦以重責，故不論公私，都具有 極大的影響力。117 美人丁韙良（W.A.P. Martin）曾任職同文館達三十年之久，在論及文祥時，言 「中國雖然與美國一樣，沒有首相（Prime Minister）之類的官職，然而文祥卻是 帝國的實際首相幾達十七年之久。以其影響力而論，幾無任何其同時代的政治家 可以與他相比。他一直留於朝廷之內而未出為督撫。在第二次戰爭（指英法聯軍） 之後，領導重組工作的，是他；為清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也是他。」118

英使威妥瑪（Sir Thomas F. Wade）言「文中堂（祥）之公忠體國，亦不愧一 代人物，宜其襄佐恭親王，補救時艱，惟間有固執不通之處，則以當時風氣未開， 致未能諳悉洋情，若在今日，當更練達矣。」119 由以上諸人的評論，文祥在清代後期政治上的重要性，已毋需我再去複述。 但我仍須說一點推測，就是文祥的才能品德，能得到發揮的機會，應由於西后的 信任。而西后為什麼要信任他呢？可能由於文祥出身不高，不致因位高權重而造 成家族勢力的膨脹。西后正利用他的才能來平衡恭親王的權力，作為她和恭親王 之間的緩衝。

七、結 論

本文以上所述，說明了一件事：「文祥之在清廷，足可稱為重臣」。從前人以 為主少國疑，朝無重臣，是國家危亂之徵兆。何謂重臣？這不屬於政府編制中的 官職，沒有品級功能可以指實，也不是政治學上或法律上的名詞，所以沒有定義 可述。他是由歷史所形成的一種偶然的人事現象。一個人能為朝野清望所繫，國 家大政的決定，重要人事的進退，都要諮詢他的意見，他的一席話，可以左右政 局，可以匡正國步。即便他的意見不被採納，但每逢大事，朝野人士也要聽過他 的意見之後，才能安心。這種人便可稱為重臣。翁同龢日記載：「聞文冢宰疾，中 117 《文祥在清咸同之外交與新政中的地位》，頁 163。 118 同上書，頁 162。 119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一)》（台北：華文出版社，民國 57 年），卷 4，頁 80-81。

風不能語，頗可危，此人關繫甚重，不可失也。」120劉體智也說：「文文忠為一代 英賢，是時上下不知敵情，李文忠勳業之高震乎寰宇，惟此洋務之一途，猶為人 所指摘。政府之中，主持大計，使邪言不致侵正，眾口不至鑠金者，惟文文忠是 賴。」121重臣的形成，是具有若干條件的，如他在此以前，政績上必有相當建樹， 官級上必已至相當高位，操守上必有長期而廣泛的清譽，而且也必有若干信眾， 隱然在政壇上有一種勢力。政府之掌權者，不能輕予忽視。他不能被視為「權臣」， 權臣是弄權之臣，但不一定是負面的，例如明代的張居正，便有人稱他為權臣。 也不一定是「要臣」，要臣是現任的身居要職者，重臣則不一定負有專職，例如日 本的西園寺公望並未身居要職，而被視為重臣。本文對文祥一生的事蹟，及當時 對他的評論，已一一臚列，相信可以下如此的結論：「文祥是清季朝廷的重臣」。 120 《翁同龢日記》（同治八年九月廿日），頁 509。 121 《異辭錄》，卷一，頁 58。

The Importance of Wenxiang in Late Qing Politics

Wei Hsiu-mei

Abstract

Wenxiang was a member of the Gualgiya clan and a Manchu Plain Red Banner-man.

He became a metropolitan degree-holder (chin-shih) in 1845 and began his career as secretary in the Board. His loyalty and diligence won him the trust of the Xianfeng emperor, who appointed him to the office of vice-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Revenue and to the Grand Council in May 1858; in early 1861, he served at the Tsungli Yamen and was in charge of foreign affairs. This paper considers him as a prominent court of-ficial and assesse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in three areas: input on important court decisions, judgment on major trends, and influence in government policies.

Keywords: Wenxiang Ixin (I-hsin) Zeng Guofan Li Hongzhang Zuo Zong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