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與臺語、客語書寫系統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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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東亞學系東國立亞臺灣師學範大系學.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碩士論文. 粵語與臺語、客語書寫系統的比較 Chinese Dialect Writing: A Comparison of Cantonese. 粵語與臺語、客語書寫系統的比較. with Taiwanese and Hakka 王任君 Jen-chun Wang 指導教授：韓可龍博士 Prof. Dr. Henning Klöter 藤井倫明博士. 王任君撰 101 2. Prof. Dr. Michiaki Fujii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July 2013.

(2) 序言自從踏入漢學大門，有個問題不斷縈繞在我的腦海：「如果說漢學的本質是一種域外研究，那麼身在『域內』的我們討論漢學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幾年的漢學訓練帶給我的體悟是：「我們所追求的，是一種自我觀照的學問。」正所謂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從「旁觀者」的眼睛反觀自己習以為常的世界，這才發現許多「理所當然」的背後，隱藏著複雜的國家歷史色彩和獨特的民族文化基因；這蘊含無限可能的珍貴礦脈，恐怕也是依舊執著「只有自己人懂自己人」的傳統中國文化研究將會錯過的寶藏。感謝一路提攜的眾多師長，讓我有機會入寶山又未空手而回。感謝崇敬的韓可龍教授、藤井倫明教授，追隨他們治學嚴謹，精進不懈的背影，給予我跨越一道道阻礙的力量。感謝連金發教授、史嘉琳教授、周亞民教授不吝斧正，循循善誘，開闊了我思考文字學、語言學的視野。身為粵語的域外探索者，才疏學淺的我常是憑藉著初生之犢的魯莽四處奔尋解答，由衷感恩香港理工大學張羣顯教授包容後學的愚昧，耐心懇切地與我討論港台方言書寫的異同，能夠當面請教自己敬重的學者，是多麼難能可貴的光榮哪！也謝謝中文大學鄧思穎教授與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團隊熱心協助，讓我有機會一窺香港大學圖書館豐富的館藏，順利取得許多本文受益匪淺的研究材料。要能堅持學術研究，必須懷抱遠大的理想，但圓夢的過程還得突破現實環境侷限與困頓；謝謝師大行政團隊與我曾經造訪諸所大學圖書館館員，因為各位的相助，篤定了我克服一個又一個挫折的信心。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若說學術研究的本質之一是寂寞，那我是何其幸運遇見那麼多願意一同分享學習心得的朋友！特別謝謝為我潤飾英文翻譯的好友彩嫦、提供現時粵語研究資訊的香港博士生樂然，以及亦師亦友的朱賜麟老師。最後，對於長年支持我選擇研究道路的家人：謝謝大家原諒我的任性，允許我用漫長的學生歲月為人生換許了多一點可能，因為你們，我才能堅持走到最後。. ii.

(3) 摘要在漢語眾多方言中，粵語是唯一擁有豐富的文字化歷史的方言──粵語為何能夠一枝獨秀？這個疑問開啟了筆者研究粵語的興趣。但在研讀前人的粵語書寫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針對文字本身的關注相對稀少，主因恐怕在於粵語文字長久以來僅被視為一種非正式的溝通方法，缺乏學術研究價值。然而，如果我們沒有深入追究粵語的方言字，其實很難真正理解粵語書寫系統如此特出且活躍的原因，以及它在方言文字學上的意義。在《以漢字寫粵語》對粵語書寫系統全面性的歸納分析以及書中展示的粵語文字資料庫中，筆者發現了探討粵語書寫系統的另一種可能。用《以漢字寫粵語》一書作為基礎，本文將敘述粵語文字的發展歷史與其它的漢語方言有何異同，接著歸納出粵語文字的特質，更進一步將臺灣的客家語、閩南語書寫系統與粵語並列討論。透過跨方言的比較研究，我們將發現粵語書寫之所以能有其他方言所不能及的榮景，除了特殊的歷史背景影響，由其使用者決定的文字機動性也是相當重要的成因。筆者認為粵語的成功典範可以是臺灣方言學界致力於方言書寫推廣時的借鏡。同時，本文也希望喚起更多對粵語文字的學術關注，希望它的文化價值能獲得應有的重視。. 關鍵詞：文字化、方言文字、粵語、臺語、客家語. iii.

(4) Abstract Among the different dialects of Chinese, Cantonese is the only one with a substantial written history. Why Cantonese and no other dialects? This is the question which aroused the writer’s interest to Cantonese. However, when looking into previous studies on Cantonese, we find that discussions on its dialectal characters are relatively few. The main reason could be that for a long time Cantonese characters are taken as only informal communication and not worthy of academic research. But the truth is if we don’t look deep into the dialectal characters in Cantonese, it’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ness and vitality of written Cantonese,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studies of written dialects. In the comprehensive induction analysis to the orthographic conventions of Cantones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written Cantonese database presented in the book, the writer found another possibility to investigate Canto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book, this thesis will compa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with those of other written dialects. Then the writer will 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Cantonese, and further juxtapose written Cantonese with Taiwanese and Hakka. By cross-dialect comparison, we will find that besides the special history background, it was also the flexibility of form decided by users that led written Cantonese to prosperity other dialects couldn’t reach. This achievement of Cantonese can be the reference to Taiwanese dialect researchers when popularizing dialectal writings. Hopefully, the thesis will also draw more scholarly attention to Canto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cultural value, because they deserve.. Key words: orthography, dialectal characters, Cantonese, Taiwanese, Hakka. iv.

(5) 目. 錄. 碩士學位論文通過簽表……………………………………………………i 序言………………………………………………………………………...ii 中文摘要…………………………………………………………………..iii 英文摘要…………………………………………………………………..iv 第一章. 緒論…………………….………………………………………. 1. 1.1研究動機與目的…………………………………………..……………1 1.2研究方法與步驟…………………………………………..……………3 第二章. 粵語書寫的歷史與研究……………………….………………. 4. 2.1漢語方言文字化的發展………………………..………………………4 2.2粵語書寫歷史概述……………………………..………………………6 2.3 粵方言文字研究概況……………………………..………..…….……8 第三章. 粵語書寫系統研究文獻探討………………….……………....10. 3.1《廣東粵方言概要》和《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的說法…………..…10 3.2〈香港書面粵語〉和《以漢字寫粵語》的說法……………………..…12 3.3各家說法綜合比較與統整……………………………………………22 第四章. 香港粵語與臺灣客家語、閩南語漢字書寫系統比較………...27. 4.1臺灣客家語書寫系統與漢字標準化工作………………………........27 4.2臺灣閩南語書寫系統與漢字標準化工作……………………………28.

(6) 4.3香港粵語與臺灣客家語、閩南語書寫系統之異同及其意義………..30 第五章. 結論…………………………………………………………….37. 參考文獻…………………………………………………………….…... 39. 表. 目. 錄. 表一…………………………………………………………….………... 23 表二………………………………………………………………….…... 29 表三………………………………………………………………….…... 33.

(7)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6 年中秋，筆者第一次到香港自助旅行，搭乘地鐵往返旅遊景點的路途中，比滿街難以明義的粵語招牌、標語更吸引筆者注意的，是在各個車站看板區以一個佔據三分之二版面的漢字為主體，附帶字義解釋與語例的廣告；幾天下來發現的看板有三個版本，分別以「瓹」、「衒」、「捃」三字為題。乍見之下，實在想不出在日常閱讀或書寫經驗中，哪裡看得到、用得上這三個字；原以為是香港教育當局為推廣漢字之美設計的公益廣告，定睛再看下方註腳──原來是看板招商單位的巧思，利用這些廣告中稱為「粵語正字」的生僻字突顯地鐵人潮流量之大，再怎麼罕見的漢字都會被大眾認識！藉此吸引廠商上門租用看板欄位。廣告設計的巧思確實教人眼睛為之一亮，但筆者更好奇的是：粵方言固然無疑是當地最主要的口語，但作為書寫工具，並非香港法定語言的粵方言文字也有如此普及的使用率，乃至於對其「正字」的討論都能達成吸引群眾目光的商業效益嗎？就筆者當時對方言的認識以及在臺灣實際使用方言的經驗，以及當時對粵語的一無所知，這實在是難以想像和理解的光景。由於和港澳僑生的頻繁交流，觸發了筆者學習粵語的興趣，過程中也想起了當年的香港經驗；查找網路上對該系列廣告的討論，才知那些所謂「正字」，出自一位粵語文字工作者在報刊連載的「正字正確」專欄，在香港語言學界風行「正字考」學問的那幾年，引發各界正反兩極的熱烈迴響。在臺灣的客家語、閩南語研究學界，也不難見到關於方言本字的討論；但與香港粵語不同的情況是，臺灣的方言本字考察多僅限於學術界和民間方言倡議者；不論客家語或閩南語，臺灣使用方言的一般群眾基本上不會參與這樣的討論。然而在香港，對粵語文字的書寫問題，民間的討論較之於學界反倒有過之而無不及──既然臺灣和香港同樣都有標準中文作為法定書面語，是什麼樣的原因讓香港民眾如此關心那些可能僅能在香港地區流通的方言文字？ 1.

(8) 作為臺灣人口佔絕對多數的閩南語母語者一員，即使自小與祖父母以閩南語溝通，也跟著看歌仔戲、布袋戲，聽閩南語流行歌曲，但筆者卻和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一樣，從未考慮學校教授的「國文」以外的書面溝通方式；我們熟悉的閩南語或客語書寫形式，恐怕只有 KTV 螢幕上教人唱來「眼口不一」、「口是心非」的「表面上他革甲真生氣唷」或者「你放置叨位」；而對臺灣方言環境「語」、「文」的常態已是司空見慣的我們，也早就將就了這種文字形式，至於它們是不是該寫作「表面上伊激甲真受氣唷」或者「你囥佇佗位」1，人們不會去細究，大概也不知該從哪裡考究起──因為方言書寫的傳統，早已消失在臺灣民眾的生活中。那麼，為何同在漢字文化圈內的香港地區卻能獨領風騷？為何即使經歷了英國殖民時期，粵方言無論在口語或書寫上，都依舊朝氣蓬勃地成長、繁衍？又為什麼現在的臺灣閩南語、客家語使用人口，沒有像香港民眾那樣強烈──或者該說是「自然而然」──想要「我手寫我口」的需求？除了一般認定的政治、教育力量，還有沒有其他族群文化或語言特質等等底層因素影響使用者的抉擇？比較港臺方言書寫情況，我們會很快地發現，相較於「語言計畫（language planning）」在粵語發展路上的缺席，臺灣正將推廣客家語和閩南語的希望寄託在學校教育的力量，期盼經由語言標準的建立，增強學習者說母語、寫母語的意願。但從粵語方言書寫「沒有標準」卻「枝繁葉盛」的現況來看，由上而下的政策規劃是否必定能提高普羅大眾的語言意願？而我們現在所要推行的方言文字標準又是否符應使用者的需求？這些都是筆者希望通過對先行研究的咀嚼、消化、吸收可以為自己解惑的。在尋找答案的路上，筆者發現中文學界中的「文字學」和「語言學」兩大領域似乎就如同它們一中一西的血統那樣涇渭分明，彷彿借用了對方的學說便是一種侵犯，或者不務正業；但如果我們認同語言與文字的關係猶如人之精神與體魄一般相互依存，「文字學」和「語言學」觀點的互見互用應當可行，並且可以帶 1. 取自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卡拉 OK 正字字表（http://english.moe.gov.tw/public/Attachment/87161428471.pdf） 2.

(9) 來互利共生的效益，這也是筆者嘗試要證明的。最終，這篇論文的目的，是希望經由香港粵語和臺灣客家語、閩南語的相互觀照，建構出對於已然高度發展的粵語文字更全面的認知，同時由粵語文字的啟示尋找客家語、閩南語發展方言書寫的更多可能。. 1.2 研究方法與步驟在接下來的第二個章節，筆者將由漢語方言文字化的發展概況著手，點明方言從口語進入書寫系統的原因，提出不同的方言文字化背景可能導向的不同成果。由此進入粵語書寫的歷史探索，接續至粵方言文字研究的現況檢視，建立本文的討論輪廓。第三章則以粵語書寫系統研究文獻探討展開論述主體；將先行研究以學術背景分作兩支討論，細部探究各家說法的理論核心，並透過表格列比的方式釐清四套粵語書寫系統分析的看法異同，由此汲取各家所長，嘗試梳理出更全面的粵語文字樣貌，以利進行港臺兩地粵、客、閩三語的方言文字比較。第四章走出香港粵語討論的區域限制，將粵語和臺灣客家語、閩南語的書寫系統以及臺灣教育當局提出的閩客方言「推薦用字」互作觀照，並表列對比這三個方言在高頻詞上的用字方法之異同，探索三種地域關係緊密的漢語方言書寫系統在經歷不同的歷史文化洗禮後，建立的架構有何異同，於此借助社會語言學的觀點，從兩地三語的方言文字學探討，突顯粵語作為方言書寫討論命題的重要性。在最終章的結論，筆者將回顧全篇論述脈絡，省視本文的層層探索是否達成預設的學術目的與價值期待，並且提出在這篇論文之後可以衍生的學術討論可能。. 3.

(10) 第二章. 粵語書寫的歷史與研究. 2.1 漢語方言文字化的發展探討漢語方言文字化發展必須追尋的主線之一，是使用者對於方言的識字程度。也就是說，方言書寫是否能夠繼續發展取決於能夠讀、寫方言的人口數。因此，方言口語的文字化形式的習得難易度便成了關鍵。顯而易見的是，依據簡明易懂的規則設計並且經過標準化的方言文字系統將大大有利使用者學習。因此，語言計畫的介入應該有助於方言文字的普及。另一個探究方言文字化發展的重要線索，是書面化的方言文字能否忠實地反映方言的口語形式。在其後的討論中我們會發現，粵語書寫所以能夠不斷發展成一個高度成熟的文字系統，主要原因就是它和方言口語的貼切呼應，以及它取源於標準漢語的書寫形式對粵語人口來說具備方便學習使用的優點。2 不過，中國語文的書寫傳統並非為了漢語諸多方言變體而生，事實上，它的存續價值在於以經史典籍作為選才依據的國家考試系統。基於這個考量，漢語的書寫系統必須在國家統治範圍內建立獨一無二的標準；這個標準書寫系統是為了記錄中國的哲學、宗教、文化思想而存在，同時，它也否定了漢字作為轉寫口語方言之需的教育價值。正因如此，在傳統中國文化環境中，作為「俗」文化一環的方言書寫，一直是被代表「雅」文化的、掌握教育權的士人階層所輕視的。3是故，絕大多數漢語方言書寫的發生並非由上而下的政治力量所促成，而是歸功於城市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庶民文化崛起；例如二十世紀以前發展最盛的吳語書寫，便是因為上海的商業鼎盛帶動了市民文化娛樂的需求，地方戲劇、民謠以及小說文學這些以庶民生活為主題的流行文化自然而然吸收了吳語的元素，因此出現了《海上花列傳》這. 2. 3. Don Snow,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5. Henning Klöter, Written Taiwanese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pp. 29. 4.

(11) 本全以吳語書寫人物對話的經典作品。4 可惜的是，吳語書寫的盛況並沒能夠延續至今，主要原因在於它的主要據點── 出版業蓬勃發展的上海──同時也是白話文學運動的大本營。而白話文學運動的倡議不僅僅是文學現代化的意識抬頭，更是要藉由改革書寫系統提升教育的普及性，進一步透過新文化改造的力量強化國族情懷，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下挺立社會大眾的國家認同。這樣的環境情勢便難以容許其他方言書寫的發展，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時由英國統治的香港可以發展出獨步於世的方言書寫榮景。5 但在少數情況下，漢語方言文字也可能得到政府當局出自不同考量的支持。臺灣日治時代早期的閩南語書寫，便是相對於吳語、粵語的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對照組；它的發展能量不是並非來自於大眾文化的需求，而是殖民者為確保日本政府在臺灣的絕對權威，企圖藉由獨立語言文字的特殊性，切割臺灣與中國的文化連結，樹立「臺灣人」而非「中國人」的身分認同，6也就是讓語言文字成為強而有力的政治工具，和同一時間中國風行的白話文運動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日本政府對於臺灣方言書寫的鼓勵，畢竟只是出於便利統治的政策考量，臺灣的學校教育所傳授的當然還是殖民政府的語言──日語；而有能力書寫、臺灣方言的，只有民間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讀者自然也不會是目不識丁的老百姓，因此當時的閩南語書寫實用範圍並不廣泛，對於方言文字的取決，也端看不同作者的自由心證。在缺乏語言計畫的情況下，也有反對立場直批不應在文學或其他嚴肅的書面場域中使用閩南語，因為它是一種粗糙的在地方言，因為要找出對應其口語詞彙的漢字經常遭遇困難，也使閩南語的方言書寫難以閱讀。實際上這個時期臺灣的方言書寫，也的確因為缺少標準化所帶來的讀寫障礙而逐漸滯怠，縱然仍有賴和等臺灣文學作家對臺灣方言文字化的努力，臺灣閩南語書寫的發展依舊在 1937 年因為鋪天蓋地的皇民化運動後戛然而止。7. 4 5 6 7. 同註 2, pp. 33. 同註 2, pp. 34. 同註 3, pp. 30. 同註 2, pp. 35-36. 5.

(12) 爾後接替日本政府掌管臺灣的國民政府，又為了以最快的速度去日本化、建立中華認同，進行大規模的國語規劃工程，在標準中文之外的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都被嚴令禁止。直到代表本土認同的政治勢力崛起，被長久禁錮的方言文化才又重新抬頭。而今當局希望透過母語教育進入學校系統，以及方言文字標準的訂定，讓方言文化重現蓬勃生機。經由上述的漢語方言書寫史回顧，我們可以知道，國家通用語言的規劃工程必然會打壓其他方言書寫系統存在的可能性，因為語言計劃的核心是語言教育標準的建立，而這個標準就要從文字的規範著手。但反言之，為了保障方言的地位與價值，是否也必須對方言進行語言計劃，建構方言的標準化規範，才能有效助益方言的發展與延續？對此，粵語文字系統發展的實例提供了不一樣的視野。. 2.2 粵語書寫歷史概述根據漢學文字學家 Victor H. Mair 研究，中國的白話文最早出自大量呈現口語內容的佛教文學，唐變文即是最為顯著的例證。8方言書寫也正是因應轉寫口語的需求而生；一般認為最初可見使用粵方言詞彙的文獻為明末的「木魚書」。唐代的佛教文學流傳至廣東地區後與當地歌謠結合，形成吟誦體的曲藝「木魚歌」，「木魚書」即為記載木魚歌唱詞的作品統稱，其內容為七言韻文，以文言夾雜白話口語詞彙，例如木魚名著《花箋記》中「相愛相憐幾在行」的「幾在行」乃粵語言「多麼內行」、「點能得個崔鶯女」的「點」為粵語言「怎樣」。9但木魚書作者難考，最早的刻本發行於何時也難以追究。如果我們以字辭典的出版作為語言書寫系統成立的可靠起點，那麼粵方言的文字系統最早可追溯至 1828 年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纂的《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本書由東印度公司贊助出版於澳門，大部份的內容為貿易品項及商業用語，收詞 7363 條，包括 4552 條方言. 8. 9. Victor H. Mair,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3, 1994), pp. 707-751. 薛汕，《花箋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頁 2。 6.

(13) 詞彙，並收錄許多粵方言熟语和例句。詞目下分為漢字、英文釋義、及馬禮遜制訂的羅馬拼音三部分，例如「Fan wok, 飯鑊 A rice pan, of the Chinese structure.」、「Ko ko chung im chun, 個個鐘唔準 That clock is not right.」10這是西方傳教士編撰的第一本漢語方言辭典，也是中國第一部粵方言辭典。從此而往，粵方言文字詞彙持續在民間粵語使用者的傳寫中，保留於粵劇、粵曲一類文學作品及通俗報刊雜誌等等。隨著庶民文化的抬頭，「我手寫我口」的群眾意識一度為方言書寫開拓了可觀的空間。但 1911 年辛亥革命後，國民政府開始系統性地推行國家通用語言；五零年代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更積極實施普通話推廣，借助國家語言的計畫工程，「普通話」以通用語言的強勢削弱了地方方言早已日漸萎縮的生命力。然而在 1557 年起被葡萄牙租借的澳門，以及 1842 年起受英國殖民的香港，由於葡、英政府相對寬柔的語言文化政策，為粵方言提供了延續的、可觀的語言社群。拜強盛的大眾傳播媒體力量之賜，香港是現今粵方言語言文字最為盛行的地區，不論新聞報章、戲劇電影、流行歌曲、大眾文學、網路社群，都可發現粵語方言書寫廣受社會群眾使用、接受，粵方言用語乘傳媒之便在其他語區被使用者借用、吸收、內化的現象也不在少數（例如普通話的「桑那浴」、「打的」，臺灣國語的「師奶」、「小巴」）。儘管如此，為表達口語而存在的粵語書寫系統卻從未進入學校教育體系，在港澳學校的現代中文課堂上，我們可以看到老師以粵語教學、學生以粵語朗誦詩文，使用的卻是以標準漢語系統撰寫的課本，在學校作業中如果使用粵語方言字也會被糾正錯誤。基本上，在官方的、正式的場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才是普遍被選擇、認同的溝通手段。11但若一個不了解粵語的外地人走在香港大街上，必定會迷失在滿街寫著漢字，看著卻不像中文的粵語廣告招牌之間，走進書店翻開報. 10. 11. R. Morrison, 廣東省土話字彙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China: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Chen P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15. 7.

(14) 紙，穿插在中文報導內以粵字書寫的對話內容也是費人疑猜。放眼世界漢字文化圈，恐怕只有香港可以體會這種與方言書寫幾乎寸步不離的語言經驗。. 2.3 粵方言文字研究概況儘管誠如香港中文大學黃坤堯教授（1997）所言，不論就語言或文字的使用情況來看，粵方言都展現出其他漢語方言無法望其項背的活躍姿態。然而數十年歷史的粵語研究卻與多數方言學界概況類似，學者論述大多關注其語音系統。粵方言獨步中國方言的豐富文字縱然今天仍受到其語言人口的高度青睞，但論者關心的多是特殊詞語之語源或語法作用等等。至於方言文字學領域，便可說是「本字考」或云「正字考」的天下；然而考字風潮雖盛極一時，卻也招致普羅大眾反彈聲浪；由於許多考字學者「貴古賤今」，常常單以某本古代字書中的用例為「本」為「正」，多不考慮地方性的語言文字差異，語言演進史中的「約定成俗」法則亦就此被否定為「習非勝是」，令使用者難以接受，隨之而來的「正音運動」更引發民間與學界「妖音」、「邪音」、「病毒音」的輿論撻伐。如同甘于恩教授（2009）所指，「本字考」功夫必須在傳統語言學之外援引現代科學及語言學方法，文字的時間演變與空間差異皆不可忽略，因此，全面的方言語料庫建立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粵方言長久以來從未經歷標準化規範的方言文字一直停留在民間發展，並且跟隨著時代潮流變遷，語料的搜羅必須仰賴具有相當難度的浩大田野調查工程。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張羣顯（Cheung Kwan-hin）與包睿舜（Robert S. Bauer）博士於 1995 年至 1998 年主持「粵語書寫文字」數位資料庫計畫，建構了香港理工大學粵語文字資料庫，是目前規模最大的粵語文字整理計畫，也是構成《以漢字寫粵語（The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一書的基礎。然而本書對粵語書寫系統的細目分析，以及隨之引介的龐大粵字資料庫，並沒有在中文學界引發太多討論；以雙語現象（diglossia）來看，粵語雖然是香港語言社會的主流，但依舊是高低語中的低位語，也就是說，「粵字」一直被視作 8.

(15) 流通非正式場合的口語轉寫工具，12漢語文字學界多認為這些形同拆改標準漢字、混用羅馬字母的「四不像」難登學術殿堂，以致於現有的粵語文字研究依然寥寥可數。這也是粵方言書寫系統的獨特現象；儘管欠缺語言文字學者的關注，它仍深獲廣大語言社群的愛用，繼續在香港粵語社會中成長。目前針對粵語文字化系統提出討論僅有四部著作：包睿舜的〈香港書面粵語（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13〉，及其與張羣顯合著《以漢字寫粵語》，以上兩位學者的討論是以語言使用者的角度出發，關心粵方言文字落實在其語言社群中的真實情況。至於以傳統中國文字學的觀點分析粵方言文字者，亦只有詹伯慧的《廣東粵方言概要》與邵慧君、甘于恩的《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相對於《以漢字寫粵語》網羅粵方言文字的龐大工程，學界對於梳理粵語文字化系統投入的關注應該可以更多。九七回歸之後，普通話堂堂步入當今粵語最為活躍的香港，一向生氣蓬勃的粵語文字將面臨了無可避免的生命力衰退。正因此，寫於 2002 年的《以漢字寫粵語》更顯可貴；在本書的字庫集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看見現代數位資訊社會中粵語字一度因為繕打的困難度，導致使用者在造字之外往往採取較方便的同音近音字做表示，導致同一語素紛生數種文字形式的狀況，但在香港語言學會等粵語研究機構於訂定拼音輸入方案與建立字庫的努力下，現今一義多字與餘生造字的現象已大幅減少，粵語字的使用進入了較為固定而容易整理研究的時代，我們理應把握時機，以更多的學術關注正視粵方言文字這個民間文化現象的重要徵義。. 12. 13. Cheung, Yat-shing.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diagraphia: the case of Chinese (In: Kingsley Bolton and Helen Kwok. (eds.), Sociolinguistics Toda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207-210. 此文全以英文書寫，以下相關內容中譯為筆者自譯。 9.

(16) 第三章. 粵語書寫系統研究文獻探討. 學界對於粵語書寫系統的整理討論有四部代表著作，先啟者為包睿舜（Robert S. Bauer）在 1988 發表的〈香港書面粵語（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一文，爾後其又與張羣顯合著《以漢字寫粵語》出版於 2002 年；同年又有詹伯慧編著的《廣東粵方言概要》付梓，最近一次的討論則出現在邵慧君、甘于恩 2007 年完成的《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由於 Bauer 於 1988 年發表的論文與其後《以漢字寫粵語》的分析有密切關聯，而詹著與邵、甘二氏說法同屬中國傳統文字學分析系統，以下即分作兩路探討四本著作對於粵語書寫系統的見解。. 3.1《廣東粵方言概要》和《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的說法廣東方言學界巨擘詹伯慧主編的《廣東粵方言概要》經歷諸多學者四年來的努力，終於 2002 年付梓，本書以大型語言研究工程計畫為基礎，共六百多頁的大篇幅除了概論廣東粵方言的整體語言面貌，更鉅細靡遺討論各粵方言片間的一致性與差異性。在第三章第一節「廣東粵方言的共同特點」第四項用字方面，詹氏提出方言字的界定應當在不同的時代、時期及地有各自的標準和規範，而現代的方言字定義應有以下三點： (1)古漢語少見或未見、現代共同語或其他方言不用或少用而某一方方言常用 (2)古漢語文獻常見、現代共同語不用或少用而某一方言或少數其他方言卻常用 (3)某一方言常用的某一個字的字形與共同語或其他方言相同，但所代表的意義卻完全不同。14 接著詹教授將合乎上述定義的方言字簡單歸納為六分類： (1)本字──睇[tai2]. 15. ， ‘看’、黐[ci1]，‘黏’。. (2)本、俗並行字── 返[faan2] ，‘回’，亦作「翻」或「番」、煠[zaa3] ，‘煮’，常作「烚」。 14 15. 見註 3，頁 115。為求標準一致，本文引自不同語料之粵語字例皆統整使用香港語言學會粵語拼音。 10.

(17) (3)訓讀字──罅[laa3] ，‘縫隙’、啄[doek3] ，‘以尖嘴取食’ (4)會意字──奀[nagn1] ，‘瘦小’ 、孻[laai1] ，‘最後的’ (5)同（近）音假借字──嘆[taan3] ，‘享受’ 、曳[jai6] ，‘（小孩）不聽話’ (6)形聲字──搵[wan2] ，‘找’、跣[sin2] ，‘腳打滑’. 16. 五年後，中國方言學者邵慧君、甘于恩出版《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亦於「富有靈性的廣州俗字」一節簡單列舉五類「方言俗字」常見的用字、造字途徑： (1)訓讀字──凹[nap1] ，‘下陷’、甩[lat1] ，‘脫、掉’ (2)會意字──、氹[tam5] ，‘水坑’ (3)假借字──點[dim2] ，‘怎樣’、痕[han4] ，‘癢’ (4)形聲字──睩[luk6] ，‘眼珠轉動’、腩[naam5] ，‘肚子’ (5)省形字──曱甴[gat6 zat6]，‘蟑螂’17 邵博士師承詹氏，書中分析也與 2002 年的詹書大體相同，不過邵、甘二氏僅著眼於方言的「俗字」，對於詹氏第一個提出的「本字」問題略而不提，也就沒有詹氏細分的「本、俗並行字」一類，分析結果似以詹著較為周全。值得注意的是邵、甘氏著第五條「省形字」，依二位說法，這類文字少見，書中亦只舉出其認為典型的「曱甴」一例。此例在詹著中未歸入分類，但列於文後作為尚待商榷的字例之一，並簡單分析「曱」似為「借音變形不借意」，「甴」則乃順勢比照造形。《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說法看似承襲此著，而又另立「省形字」一條，可見兩位學者欲補充粵語方言字討論的用心。但條目下未見說明，僅以「曱甴」為佐；若單就字面看，「冇」字亦是「省」去部分「形」體，但此字已在氏著列為「會意字」。如此看來，若沒有進一步定義，恐怕難再覓得其他可以同列的粵字，恐怕孤例不成證。《以漢字寫粵語》雖也收錄這兩個字，但未援引作粵語書寫系統的說明字例，而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引明代《字. 16 17. 見註 3，頁 116-118。以上條目見邵慧君、甘于恩，《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頁 172-173。 11.

(18) 匯補》，「曱」字古義為「取物」，音同押；18「甴」則作為「由」異體被見於宋朝《漢隸字源》19。如此看來似不宜以借音變形不借意或順勢造形的省形字釋之…… 由於尚且缺乏足夠研究素材，本文暫且就此按下不談。《廣東粵方言概要》及《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皆於中國大陸出版，以簡體字成書，列舉的粵語字例也都轉換為簡體，只有部分文字如詹氏所言「因『難檢』等原因只能以『繁體』的形式出現」，但目前粵語字最活躍的港澳地區都以繁體字為主，而方言文字討論中重要的本俗字問題都可能受到繁簡字變干擾，筆者以為基於對語言社群的尊重以及學術討論的精確度，在字例部分以呈現文獻中實際形體為佳，如有繁簡二體則並列之。此外，從以上二書條目的命名，明顯看出幾位學者皆以中國傳統語言學立場發聲，因此對於在香港粵語中尤其常見「英語字母」轉寫手段，兩書皆未著墨；這部分在以下將討論的 Bauer〈香港書面粵語〉一文及《以漢字寫粵語》書中，相對受到了充分的重視；筆者認為，若要全面性考察語言實況，所有書寫手段──即使非以漢字轉寫──都應列入討論。. 3.2〈香港書面粵語〉和《以漢字寫粵語》的說法20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包睿舜博士（現已榮退）從學生時代開始鑽研粵語，原專注於粵語語音學，後擴及粵語文字考察，並轉以之為長期研究重心，是漢學界粵語研究領域重要學者，1988 年，他率先在法國高等社科院東亞語言研究中心的東亞語言學報發表〈香港書面粵語〉，在界定出香港從語音分析切入，說明粵語和標準漢語是兩種緊密關聯卻又各自獨立的系統，進而由語入文，梳理粵語書寫系統的文字類型作以下十條： (1)在標準漢語及粵語兩種漢語書寫中共通的漢字── 與[jyu6] ，‘和、同’、我[ngo5] ‘自稱’. 18 19 20. 中華民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曱」條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c/frc/frc04955.htm 中華民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由」條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02633.htm 以下二著皆以英文寫作，本文所引用皆由筆者中譯。 12.

(19) (2)僅在粵語書寫中具有意義的漢字組合──老細[lou5 sai3]，‘老闆’ (3)為表現粵語語素而創生的粵語文字── 嘅[ge3/2]，｀的（領屬標記）’、搵[wan2]，‘找’ (4)借音使用的標準漢字──埋[maai4] ，‘近、旁’、俾[bei2] ，‘被（被動標記）’ (5)借義使用而不用其原粵語音的標準漢字──曰[waa6]，‘說’，原粵音[jyut6] (6)借以表達粵語語素的英文字母──D[di1]，‘一些（複數標記）、有點（比較標記）’ (7)標準漢字義及粵語讀音受到改變的標準漢字──果[go3] ，‘那’，原粵音[gwo2]、的[di1]，‘一些（複數標記）、有點（比較標記）’，原粵音[dik1] (8)於標準漢語書寫中已被其他漢字取代但在粵語中保留古老用法的標準漢字── 飲[jam2] ，‘喝’、食[sik6] ，‘吃’ (9)不用其義而借其粵語發音來轉寫英語借詞的標準漢字── 士多[si6 do1]，‘store’、的士[dik1 si6/2] ，‘taxi’ (10)表現英語借詞音節的英文字母── K 士[kei1 si6/2]，‘case’、OK[ou1 kei1]，‘OK, all right’21 Bauer 此文細分的十條粵語書寫之文字使用慣例，以文字的功能性為主要導向；十條之中除了(3)的粵語文字及(6)與(10)的英文字母外，其餘七條都是針對標準漢字的討論，但其中部分條例是否需要獨立存在仍須討論。如於條例(5)唯一舉列的字例：「曰」，作者表示粵語中表示動詞「說」義的語音「waa6」雖等同於標準漢語「話」字，但在書寫中可以古典漢文中的「曰」代之；然而作者並沒有足夠的證據確定以「曰」言「說」的粵語書寫手段是要代換「話」字而並非改用較為文言的語義表達。在缺乏其他例證的情況下，就「曰」字而言，筆者認為其很可能只是條則(8)的另一例。另外，由於本文聚焦於現象的討論，對於粵語書寫最為引人注目的造字現象，作者僅以(3)一條帶過，至於獨特的粵語文字內部各種造字的方法，未有進一步解. 21. 以上條目見Bauer, Robert S., 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XVII-2, 1988), pp.258-276. 13.

(20) 析。直到 2002 年《以漢字寫粵語》成書，我們才又看到包氏與張羣顯博士針對粵語造字規則的細部探究。張羣顯博士長期致力於粵語拼音方案與文字數位化工程，1995 年至 1998 年間的「粵語書寫文字」數位資料庫計畫本意實為藉由大規模的統計整理，爭取粵語文字納入計算機字碼系統。因此，《以漢字寫粵語》一書絕大多部分的份量在於大量字集附錄呈現的香港理工大學粵語文字資料庫計畫成果，但就在頁數僅佔全書不及十分之一的正文部分，Cheung & Bauer 已對粵語文字研究做出完整的系統性表述。尤其在 1.5 小節「粵語文字規則」之下由作者歸納的十條「粵語詞素音節文字化主要規則」，更是當今領域研究中所能見最詳實、全面的分析。《以漢字寫粵語》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 1-42 頁共四章；第一章：粵語文字緒論，第二章：香港理工大學粵語文字資料庫，第三章：粵語文字與電腦的關係，第四章：結論。第二部份為本書主體，乃是從「香港理工大學粵語文字資料庫」篩選出第一部分論述所定義的「粵語用字」，先依電腦字碼系統分為三個附錄，再整合以上三個附錄，分別依粵拼22字母順序及部首筆劃數，製作為兩份字彙表方便查詢。再進入本書核心討論前，必須先釐清 Cheung & Bauer 書中界定的語言文字討論範疇；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概念是：「標準漢語（standard Chinese；書中縮寫 S.C.）」和「粵語文字（written Cantonese/ Cantonese character/ Cantonese graph；書中縮寫 Cant.）」。本書對於語言文字的分析相當強調「標準漢語（standard Chinese）」與「粵語（Cantonese）」之別，在 Cheung & Bauer 的理論架構，粵語屬漢語的一種「方言（dialect）」；既有「方言」，則有「標準語」，然而 Cheung & Bauer 對其認定的「standard Chinese」沒有詳細定義，但觀察書中運用，可以發現「standard Chinese」多與「Mandarin」、「Putonghua」並論，故可以推論，書中的「standard Chinese」即中 22. 1993 年香港語言學學會為以一套簡單合理、易學易用的粵語羅馬化轉寫方案統一各界粵語拼音的混亂情況，制定了「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普遍簡稱為「粵拼」。 14.

(21) 國今之謂「普通話」，因此，在書中與「標準漢語」並存的「標準漢字（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標準書面漢語（standard written Chinese）」便被定義為以「普通話」為載體的這套現代漢語書寫系統。如此理解就漢語發展現況而言雖然或可成立一說，然而這樣的對價關係在作者進行分析卻可能衍生許多問題，以下將進一步對此進行討論。再者是關於「粵語文字」的定義。書中有「written Cantonese」、「Cantonese character」、「Cantonese graph」三種用法，就其運作來看，都可解釋為「粵語文字」，「written Cantonese」在書中的多數使用情形下的指涉範圍可以推測為廣於後兩者，應是涵蓋了用字、造字、構詞、文法等全面的粵語書寫系統，但在「Cantonese character」與「Cantonese graph」的使用以及部分的「written Cantonese」，就比較難以判斷其間的意義差別（例如本書頁 vi-vii、頁 22），由於本書的重心與其他泛論粵語書寫現象的著作不同，是回歸到方言文字本身的探索；因此，如果讀者能夠在論述中得知這些術語具體的指涉與作用，應該有助於更充分了解作者對於粵語文字分析的用心。 Cheung & Bauer 在 1.6 小節定義粵語文字之中，對本書所討論的粵語文字進行界說；為由此觀照本書前一小節的粵語文字規則，筆者先將此提出討論。其界說可析為以下五點： (1)狹義而論，粵語文字是粵語書寫者特別為表現粵語詞素音節設計的。 (2)狹義的粵語文字只用於轉寫粵語詞素音節，不會被用在標準漢語文本中轉寫標準漢語詞素；即使該標準漢語詞素出自粵語語源。 (3)粵語文字可以進一步定義為不出現在標準漢語字典的文字。對於定義(1)至(3)可能出現的疑問是：不論將粵語視為獨立的語言或者漢語的方言，所謂的「粵語詞素音節」與「標準漢語詞素音節」間，以兩者間緊密的關聯及發展歷史來看，在語言接觸之下，必然有其灰色地帶──Cheung & Bauer 將如何歸屬那些灰色地帶中的語言元素呢？一個可以表達「粵語詞素音節」也可以表. 15.

(22) 達「標準漢語詞素音節」的「漢字」，要視為同屬粵語和標準漢語的文字嗎？或者只能屬於其一？亦或在 Cheung & Bauer 的理論中，這樣的文字並不存在？下面一個定義，或許可以視為 Cheung & Bauer 對上述問題的一種解套： (4)即使在《漢英雙解新華字典》中列出了某字的定義，但因該字用在香港粵語書寫系統中表示粵語詞素音節的頻率，遠高於在標準漢語書寫系統的使用頻率，我們還是將它視為粵語文字。由此解讀，Cheung & Bauer 對前述疑問採取的態度是：以「作用頻率」來區別這些「灰色」字詞。但這又將引發其他的疑問──首先是關於「頻率」高低比較的基準。對於在標準漢語書寫系統的常用度判斷，Cheung & Bauer 的參考基準為「1985 年北京語言學院語言研究所出版了取材自標準漢語文本的頻率統計研究；分析出 18,177 個詞，3,036 個字」，23但對於從未經歷過標準化的粵語書寫系統，作者恐怕難以提出評判標準；如果單方面以標準漢語的分析為基準，未達到某個程度的常用頻率者就歸入粵語文字之限，我們恐怕就比較難以掌握所謂「粵字」的精準度。 (5)縱使某字已被其他漢語方言或非漢語使用，站在粵語使用者的角度，它們仍可定義為粵語文字。24 Cheung & Bauer 對粵語文字的界定傾向於站在使用者的立場，定義(1)首先提出「書寫者」為主體，在最後的定義(5)再度提出使用者意識作為標準。其所舉字例如「佢」、「冇」等同時存在於粵語和客家方言、壯語，同一文字可能在壯人眼中是壯字，在粵人眼中也是粵字，由此在前文提出的疑問中可能界定模糊的文字，就可能被以比較寬廣的標準納入粵語文字之列，且不論此作法的可能出現爭議的精確性，筆者認為這種尊重語言社羣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釐清本書論述基礎後，以下將分條逐項就《以漢字寫粵語》歸納的十條「粵 23 經查此係指北京語言學院教學研究所，《漢語詞彙的統計與分析》（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5）。 24 以上條目見 Cheung, Kwan-hi & Bauer, Robert S.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William S. Y. Wang (ed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16-20. 16.

(23) 語詞素音節文字化主要規則」25進行討論： (1)粵語書寫系統使用同樣的標準漢字來表現與標準漢語相同的詞彙（原字、原用） ──上帝[soeng6 dai3]，‘上帝’、創造[cong3 zou6]，‘創造’ 在此出現第一個因為「標準漢語」定義產生的問題：作者在括弧的補充說明中將這類文字化手法對比做中國傳統用字法中的「原字／原用」，然而一旦套上「原」義，讀者不免疑問：如何論斷作為「普通話」載體的「標準漢字」是「粵語文字」之「原」呢？回溯粵語書寫歷史，最晚在明代文獻就出現了轉寫粵語詞素的文字，而以北京官話為主的標準漢語是在 20 年代由國民政府確定，於 1955 年起以「普通話」為名，在此之前，它和歷史可上溯至始皇南征的粵語一樣，都屬中國方言的一支；如果僅就政治文化因素考量，以其今為「標準」便推論為其他古老方言的「原字」，恐怕會發生邏輯上的問題，或許除去「原字／原用」這樣的術語，改以「同源（cognate）」的說法較為貼切，如此也更能確立粵語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方言文字系統與標準漢語並立的獨立性。 (2)香港粵語用非標準的、異體的文字來表現與標準漢語有語源關聯的詞素音節（morphosyllable）；這些詞素音節在標準漢語和粵語中意義是相同或相關的（俗字、異體字）──衭[fu3]，同標準漢字「褲」、梘[gaan2]，同標準漢字「碱 / 鹼」中國文字學中所謂的「俗字」、「異體字」，與「正字」之字音、字義相同，差異只在於形體，常是不同字體間的轉寫、簡寫，文字傳抄失誤等情況所致，並非語言轉換之故，所謂「標準漢語」的內部也有許多俗字、異體字與正字並存使用── 作者於此舉用的標準漢語「鹼」和「碱」即正字與俗異字並存之一例，將其視為粵語的用字規則之一，似有待商榷。筆者查考氏著所用字例之一的「梘」，在字書中獲知「梘」於《集韻》，有「檢」、「栓」、「棺蓋」等義，《集韻》又列「筧梘」一詞，義為「通水器」；《正字通》言「梘」同「筧」；中華民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並據此將之歸為「筧」之異體，26但筆者並未發現「梘」為「碱」或「鹼」之異體 25 26. 以下條目見註 16，頁 12-15。中華民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筧」條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b/frb/frb03206.htm 17.

(24) 的說法，27故暫對此條目存疑，將「異體字」的考察留待日後。 (3)在粵語書寫中發展出不同用法與組合的標準漢字，其粵語字義與該字使用於標準漢語時相似或為引申義──飲[jam2] ，‘喝’、食[sik6] ，‘吃’ 對此條目首先要討論的是，此類粵語文字是在「用法與組合」上有別於標準漢語，但這些不同的用法與組合，是粵語「發展」出來的嗎？或者更精確的說，它們可能是以下兩種情況：一是同一語義在不同方言間因語音的不同或用法的落差，產生不同的表意文字，例如古代早已有《方言》一類字書針對地域性的字詞差異所作的介紹；二則是粵語保存了古漢語中對該語義的遣詞用字。將這些字辭歸為古漢語的最佳證明，是「標準漢語」在較為接近文言的語境中也會使用這些字詞，如成語的「茹毛飲血」；「係」字在標準漢語的文言文語境下也會有等同於「是」的用法。而此書所謂「粵語」究竟要從何時間點界定呢？書中並未表明，而筆者訪談張羣顯教授所得到的回答是，本書定義的「粵語」起點即是 1828 年《廣東省土話字彙》的出版，但若依此時間定位推斷，這些字詞應該就不是粵語使用者由本書所定義的「標準漢字」發展出來的不同用法與組合，因為這會造成時間點的出入。作者之一的 Bauer 於〈香港書面粵語〉文中對此類漢字的態度亦有所不同，包氏將兩個相同字例「飲」、「食」收入該文粵語書寫系統第八條「於標準漢語書寫中已被其他漢字取代但在粵語中保留古老用法的標準漢字」之下；對此似以 1988 年 Bauer 的解釋更為適切。28 (4)以字音為考量，借用標準漢字轉寫與該字之標準漢語義無關的粵語詞素音節（假借）──呢度[ni1 dou6]，｀這裡’、駛[sai2]，｀用’ 對於此處「粵語文字」對「標準漢字」進行「借用」的說法，和規則(3)可能. 27. 28. 筆者曾赴港拜訪張羣顯教授，承蒙多所指教；張教授對此提出的解釋為：「梘」確實並非嚴格義的「鹼」異體字，而是粵語群體的「通假」用字，只限於肥皂義，而就此語義而言，已是「久假不歸」。特此轉述先生說法供後論者參考。張羣顯教授表示：本書要考慮分類套用於具體字例時的可操作性（operability），1988 年說法雖可輕易找到核心例證，但邊界具爭議。但兩種說法的可操作性高下具體情況為何，先生未進一步闡述；此且援引為註，供後論者參考。 18.

(25) 出現的問題一樣，也是「標準漢字」定義與語言發展歷史相衝突的狀況。又，符合這條規則的粵語文字，也可能是另一個中國文字學現象──「通假」的產物；嚴格來說，「通假」與「假借」不同在於「假借」用於「本無其字」的狀況，「通假」則用於「本有其字」但因傳抄謬失或書寫者用字錯誤等情況形成；這類「通假字」因本有其字，在「正字考」學說盛行之時成為粵語學界的主角；例如粵語「打邊爐[daa2 bin1 lou4]」，其義同於「標準漢語」之「吃火鍋」，其中「邊」，即有許多學者考其正字為「甂[bin1]」。29 此外，本書引用了「假借」、「形聲」、「指事」等等傳統中國文字造字、用字法之術語，但其後之英文解釋都與傳統的理解有所出入，此處對照的六書法則「假借」，Cheung & Bauer 解為「false borrowing」，將「假」以「虛偽」義解，但在傳統的「假借」理解，「假借」乃同義複詞，「假」即「借」也。此處以「不真」說「假」或者還可以藉是為此用字法刻意不用該字字義，是故「不真」，但似乎有些勉強；若改以「phonetic loan」言「假借」，可能比較貼近實情。實際使用本書附錄的字表查考 Cheung & Bauer 使用的字例，發現另一個問題；在此條目之一例：「呢度」中，「呢」字收入文本附錄的字彙表，「度」字卻未收錄，然若回歸到前述作者對於「粵語文字」的五項定義，「呢度」二字其實都不應該被收錄。但這個字料庫中為數逾千的粵語文字若要逐一置入粵語書寫系統當中來檢視，確實有相當難度；若要細細審核每一條文字化與實際字例能否呼應，恐怕還需要另一個粵語字庫研究計劃。 (5)以字義為考量，借用標準漢字來表達同義的粵語口語詞素音節，並以此詞素音節取代了標準粵語對此標準漢字的讀音（訓用、訓讀）──舐[laai2]，｀舔舐、中計、受挫’，標準粵音[saai2]、孖[maa1] ，｀雙胞胎’，標準粵音[zi1] 這項定義背後存在著複雜的問題討論，重點在於何謂「標準粵語」？「標準粵語」一詞只在書中出現兩次，此處為 Cheung & Bauer 第一次使用；但和第二次. 29. 例如彭志銘，《正字正確》（香港：次文化堂，2006）。 19.

(26) 的使用情形30一樣，書中並沒有對「標準粵語」下定義，如果借用 Cheung & Bauer 的「標準漢語」思考作推論，所謂「標準粵語」可能是「基準語（base dialect）」的概念；它指的是進行方言語言計畫時，會依循政經文化和語言條件於眾方言片中挑選其一作為該語言社群的「基準語」。不過，《以漢字寫粵語》全書並未論及方言內部的地域性差異的問題，而 Cheung & Bauer 以下的論述又將「粵語口語」與「標準粵語」對立，因此更合理的推斷可能是：作者所謂「標準粵語讀音」援引的是漢語「讀書音」的概念，即粵語中的「書面語」讀音。舉 Cheung & Bauer 使用字義之一：「孖」，也就是進行「[maa1] ，｀雙胞胎’」這個詞素音節的文字化時，使用者選擇了漢字「孖」，至於[zi1]這個粵語「讀書音」雖然早已存在，但仍限用於「孖」出現在文言語料或語境時。然而這樣的討論已屬語音學範疇，或可不必列入文字化方式的討論內。此處還有一個對於中國傳統用字、造字術語理解差異。「訓用」即「訓讀」，「訓」乃「訓詁」義，即指「解釋文字意義」，但 Cheung & Bauer 將這兩個詞譯為「instruct the use」、「instruct the reading」，將「訓」以「訓示」義解，引申為「指引」──但是什麼「指引」了這樣的「用」，這樣的「讀」呢？重點還是在於「語義」。所以若除去「訓用」與「訓讀」之別，直接使用「訓讀」的標準英語說法「semantic loan」可能比較適合。 (6)某些粵語詞素音節的語源與現代標準漢語中的同位詞無關，因此使用者特別為這些粵語詞素音節造字，其主要造字法有二：a.形聲：將與此詞素音節意義相關的部首與適當的聲符結合；b.指事：創造出表現該詞素音節概念的新字（但除此之外在中國的歷史上還有其它做法）──佢[keoi5]，｀他、她、牠、它（第三人稱單數代名詞）’、冇[mou5] ，‘沒有’ Cheung & Bauer 以「創造」來說明這些粵語文字的產生，也宣示了粵語使用者對於這些文字的「親權」，可是這樣推論還需要更詳盡的文字歷史考證來輔佐。. 30. 見註 6，頁 32。 20.

(27) 否則正如前述氏著對於粵語文字的界定；Cheung & Bauer 也明白有些文字──例如這裡舉出的「佢」與「冇」──並非粵語獨有，若未對這些文字在不同語言或方言文獻中出現的時間順序作考證，恐怕不能斷言它們就是粵語書寫者「創造」的。對於「形聲」，其解說為「a semantically relevant radical is combined with an appropriate phonetic」，但在字譯卻作「forming the sound」，使得「形聲」變成「形成聲音」之義，而非「形符」加「聲符」的概念，將代表字義的形符從定義中捨去了；前後出現了兩種說法。但有趣的是，但看 Cheung & Bauer 在此條目列舉的其中兩個字例「佢」、「嘢[je5]，‘東西’」；前者符合傳統的「形符（人）」加「聲符（巨）」概念，後者卻只能以「形成聲音」（取「野」之粵語音）這樣的「形聲」定義來解釋，因為「嘢」中的「口」未具有指涉「東西」的字義。雖 Cheung & Bauer 未特別提出，但撰寫該書書評的 Victor H. Mair 已經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嘢」字一類，是於某字加了「口」字旁形成新字，表示一個與某字粵語音同音的詞素音節。31這種造字法也可以歸為廣義的「假借」；不過，這種加了「口」字旁卻與「口」字義無關的造字法，是一種特例。筆者就教張博士時，先生認為首選處理是作為添加記號（marker）的假借，其次是作為形聲字的一種特類。根據 Victor H. Mair（1994）文中統計數字，《以漢字寫粵語》附錄字彙表的 1,3741 筆粵字資料32中，441 筆帶「口」字邊，而這 441 字中，只有 51 個字可與「口」的指涉義連結。33不管用哪一種造字法來解說，這一類數量龐大的粵語文字，都值得粵語研究者在分析粵語書寫系統時，提出討論。 (7)借用英文字母的讀音，將同音的粵語詞素音節文字化，或者用來表現語意穢褻的詞素音節──E 家[ji1 gaa1] ，｀現在’、麻 Q 煩[maa4 kiu1/lan2 faan4]，｀該死的麻煩’ (8)將英文外來語轉寫為標準漢字── 31. 32 33. Victor H. Mair, Review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by Cheung Kwan-hin and Robert S. Bauer. Monograph Series 1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02. VII, 487 Pag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2-1, 1994), 157-167. 字料庫共集 1,095 字，但於書後附錄總表內將同一字之不同字義分作條列，故得 1,374 條語料。同註 23，頁 159。 21.

(28) 天拿水[tin naa4/2 seoi2]，｀thinner’、科文[fo1 man4/2]，｀foreman’ (9)英文字母和標準漢字結合使用來書寫英文外來語的音節── T 恤[ti1 seot1]，‘T-shirt’、BB 女[bi4 bi1 neoi5/2]，‘baby girl’ (10)以常規的英文拼音法書寫英文外來語，但讀者以粵語來發音── FACE[fei1 si2]、CALL[kho1] 以上四條規則皆與英文字母或單字在粵語中的使用有關，但嚴格來說，真正可以獨立作為粵方言文字討論的，只有規則(7)，其後三條都是關於外來語的轉寫，但這些外來語都已經成為粵語的一部分，而規則(8)、(9)對漢字、英文字母的用法都可歸入前七條，規則(10)討論的更只是不同語言區的人對同一字的讀音差異（如果它沒有對文字本身另作拼寫），在粵語書寫系統的討論範圍內應該可以略去。. 3.3 各家說法綜合比較與統整於下表一，筆者試圖經由列表統整前述四套粵語書寫系統的分析，旨在釐清各家說法異同，進而取各家所長重新整理粵語書寫系統。透過調動部分條目於原著之先後次序，將各家義涵相同或近似的規則並列，我們可以更清楚發現：就條目分類與名義可知詹著與邵、甘二氏相對專注於方言字在聲韻、形體學上與標準漢字之異同，自然不會納入羅馬字母34的轉寫手段，漢語及粵語相同的標準漢字字素（grapheme）也就不做討論；至於詹教授持保留態度的本、俗字界定35，邵、甘著作更略去不談。另一方面，包氏與張氏則試圖以更多的篇幅詮釋粵語書寫在語用學上的意義，乃至於部分論述已跨越「文字」之疇，越及字詞組合的範圍，針對羅馬字母與外來語的剖析有時或許也細分到有偏離重心之虞；但若我們可以將第一派學說是為純文字學討論，那麼 Cheung & Bauer 便是以人為本，聚焦於使用者的選擇，這點對一直沒有被教育系統「整形」過的粵字而言，應該是更適切、準確的研究. 34. 35. 對於 Cheng & Bauer「英文字母」的說法，筆者以為改做「羅馬字母」之通稱為佳，畢竟其轉寫的外來語不只英文、尚有日文、泰文、法文等等。見註 3，頁 116。 22.

(29) 路徑。舉例來說，同一漢字在用於轉寫不同語義時可能會列為不一樣的文字化方法；譬如「氹」字原為「水坑」義（音 tam5），是為會意字，但同時由於聲音近同，亦假借於表示「愚弄」義（音 tam3 / dam4 / tam5），。由此可以窺見在粵語文字化的歷程中，由於早年輸入法字符集的侷限，以及文字標準化的缺席，普羅大眾基於實用考量的取捨往往是最重要的關鍵。表一. 各家分析的粵語書寫系統比較. 邵慧君詹伯慧. Cheung Kwan-hin Robert S. Bauer. 甘于恩（2002）. Robert S. Bauer （1984）. （2007）. （2002）在標準漢語及粵語兩種漢粵語書寫系統使用同樣的標準漢字語書寫中共通的漢字. 來表現與標準漢語相同的詞彙. 於標準漢語書寫中已被其在粵語書寫中發展出不同用法與組本字. 他漢字取代但在粵語中保合的標準漢字，其粵語字義與該字留古老用法的標準漢字. 使用於標準漢語時相似或為引申義香港粵語用非標準的、異體的文字. 本、俗. 來表現與標準漢語有語源關聯的詞. 並行字. 素音節；這些詞素音節在標準漢語和粵語中意義是相同或相關的借義使用而不用其原粵語以字義為考量，借用標準漢字來表音的標準漢字. 訓讀字. 達同義的粵語口語詞素音節，並以. 訓讀字標準漢字義及粵語讀音受此詞素音節取代了標準粵語對此標準漢字的讀音. 到改變的標準漢字會意字. 形聲字. 某些粵語詞素音節的語源與現代標會意字為表現粵語語素而創生的準漢語中的同位詞無關，因此使用者特別為這些粵語詞素音節造字，粵語文字其主要造字法有二：a.形聲：將與形聲字此詞素音節意義相關的部首與適當 23.

(30) 的聲符結合；b.指事：創造出表現該詞素音節概念的新字（但除此之外在中國的歷史上還有其它做法）借音使用的標準漢字. 同. 以字音為考量，借用標準漢字轉寫. 僅在粵語書寫中具有意義與該字之標準漢語義無關的粵語詞. （近）音. 素音節. 的漢字組合假借字. 假. 不用其義而借其粵語發音. 借. 來轉寫英語借詞的標準漢將英文外來語轉寫為標準漢字. 字. 字省形字借用英文字母，以它們的發音來將借以表達粵語語素的英文同音的粵語詞素音節文字化，或者字母用來代表穢褻的詞素音節表現英語借詞音節的英文英文字母和標準漢字結合使用來書字母. 寫英文外來語的音節以常規的英文拼音法書寫英文外來語，但讀者以粵語來發音. 筆者試圖融會前述兩大派說法對聲韻、形體、語用學的關注，挹彼注茲，將粵語書寫系統的解析調整為此下七條目： (1)與標準漢語書寫之形義皆通同的標準漢字字素（grapheme） (2)保留古籍用法的方言本字或異體字 (3)訓讀字；用其義不用其音的標準漢字 (4)假借字；用其音不用其義的標準漢字 (5)會意字；組合兩個以上的漢字字根，有時並以指涉語義的粵方言字 (6)形聲字；結合聲符與形符的粵方言字 (7)轉寫粵語語音的羅馬字母 24.

(31) 以上條目之訂定基本採取 Cheung & Bauer 以使用者為重心的立場，因此「本、俗字」問題雖然就學術討論而言以詹教授細分的說法最為切中，但何者為本何者為俗，除了需要相當細緻的考古功夫，也存在著許多詮釋爭議，最重要的是實際上對於多數粵語書寫者來說恐怕也不是重要的用字考量，故筆者且將本、俗字同列為第(2)條，轉而強調從語用學角度來看它們都是因為保留古籍用法而存在。但為使條目一目瞭然，筆者仍援用傳統文字學的六書名義，並藉由其後的簡單說明標誌「標準漢字」、「方言字」、「羅馬字母」三種文字類型。雖然筆者感覺《以漢字寫粵語》對於羅馬字母轉寫法的條理讀來過於瑣細，但那也正突顯了採納羅馬字母一途在粵語書面化中不容忽視的重要性，筆者認為應該將 Cheung & Bauer 條目的(7)至(10)統括為一條列入。在統整表一時筆者發現四部著作皆引用的「冇」字在前兩本論著中列為「會意」，Bauer 前文僅粗劃入「為表現粵語語素而創生的粵語文字」，《以漢字寫粵語》卻以「指事」說之；不過《廣東粵方言概要》及《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在「會意字」下還舉列了奀、孻等數例，《以漢字寫粵語》卻只獨舉這一個指事字例；筆者瀏覽其字庫，亦未覓得其他可以「指事」解釋的例證。故在此暫且不列「指事字」，僅採「會意字」說法。未來若將粵字資料庫字例全面加入討論，我們還必須注意前面已討論過的「氹」字一類問題，這也是粵語文字未曾經歷標準化洗禮，一直都在非正式書寫中茲乳派生所造成的現象。這裡還可以對 Mair 關注的「口」邊字提供一些討論；前面談到張羣顯教授認為這類文字可以視為「假借」或其次是「形聲」的特例；然而，這些字的「口」雖非語義指涉，但很有可能是表示「以口發此音」的廣義形符。筆者後觀察實際字例，覺得以如此「形聲」說法詮釋這些粵方言字，只要稍加放寬口做為形符的定義，不須另作特例，應當更為貼切且易懂。綜合前賢的討論，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粵語書寫系統的輪廓樣貌，但比較可惜. 25.

(32) 的是，這些文獻分析中似乎都沒有援引太多實際粵語字例為佐，是故當我們深入檢視，就會發現例如前述「曱甴」或「番梘」一類的存疑之處；缺乏其他相關的字例作為對照，觀察文字化系統的視野便會受到侷限，因此字庫的建立與活用尤其重要，但筆者在文獻探討的過程中也深刻體會到，僅僅檢視「曱甴」二字，不但必須檢索多本字書，還因為方言字多早年多只存於通俗報刊，搜尋不易，即使在《申報》這種今日已有數位檢索版的刊物，都還要克服文字電子化可能產生的偏差錯誤等等。Cheung & Bauer 上千字的字料要實現逐一分析的工作，尚有賴語言學界有志之士組成研究團隊，相信屆時理工大學的粵語文字資料庫可以在建立粵語輸入字碼系統以外更進一步發揮方言文字學上的功能，幫助粵語書寫系統的研究更臻於善。另外，身為客家語、閩南語等其他漢語方言的使用者，筆者也很希望看到學界能夠發起跨方言的比較研究，讓不同領域的方言研究者能夠知己知彼，透過接觸他者的歷程回過頭來重新認識自己所關心的語言文字，發現更多的研究命題。因此，以下筆者將嘗試以粵語和臺灣的客家語、閩南語互為關照，討論三種漢語方言在語言、文字、社會學上分別有什麼樣的異同之趣，期盼拋磚引玉，讓不同方言領域的研究可以在彼此照應中走出新的研究道路。. 26.

(33) 第四章. 香港粵語與臺灣客家語、閩南語書寫系統比較. 4.1 臺灣客家語書寫系統與漢字標準化工作在本文比較的三個漢語方言中，對客家語書寫系統的通盤研究是最少的，檢討主因有二：一是客家語缺乏粵語那樣肥沃的生長土壤，中國的客家語使用地區不若港澳有殖民政府相對寬柔的語言政策；第二，在臺灣，客家語除了和閩南語、原住民語一樣長期受到國語推行政策的強勢壓迫，語言人口數又遠低於閩南語，故誠如現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羅肇錦（1996）所言：「客家話一直沒有在「教育權」上取得有利的形式，所以四十多年來幾乎沒有客語方言教學的問題，也可以說方言字與口頭方言一直被切成無法連接的兩個層面……因此今天要把方言教育擠入學校教育，自然會因詞彙缺乏而疏荒單板」36。由於目前已被列入「客家語漢字」做討論的漢字為數不多，氏著〈臺灣客家話與漢字運用〉一文其實是為提出將來臺灣客家語書面化時可以採取的手段而生，但可能已是學界目前最全面的「臺灣客家語（可行）文字化規則」研究。羅教授援引實際字例首先提出當客家語書面化面臨「漢字不夠用」問題可能採用的三種方法：(1)同音通假、(2)另造新字，此又分為 a.形聲造字 b.會意造字兩類、(3)借義使用。37羅氏認為其中以「同音通假」較為方便可靠，「另造新字」只能偶一為之否則競造怪字將弊端叢生，而「借義使用」因採取的是共同語用字，亦有失去推行母語文化教育意義的危險。又對於有音無字的問題，羅氏再提出六項依優先採取順序排列的原則：(1)使用本字→(2)採用俗字→(3)採堪用字→(4)採用同源字→(5)採用借音→(6)採用標音。38如果統整上述共九條條例，大致可以得出八種臺灣客家語書面化的（可行）手法： (1)本字；可考且合音合義的本字──著[cog55]，‘正確無誤’、晝[zu55]， ‘白日’39 (2)俗字；被採用很久而且已經流行得被肯定的俗字──佢[gi11]，‘他’、 36. 37 38 39. 羅肇錦，〈臺灣客家話與漢字運用〉載於董忠司（主編），《《臺灣客家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臺北：臺灣語文學會，1996），頁 81。見前註，頁 81-82。見註 34，頁 84-86。本文於客家語字例採用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標示教育部認定最近通行腔之四縣腔語音。 27.

(34) 犀[cii11]，‘殺’ (3)堪用字；不敢確定是正字但聲韻訓詁上都講得通的漢字──涿[dug31]，‘淋’、逐[dag31]，‘逐一’ (4)同源字；有部分音義相關的同源漢字──心舅[xim24 kiu24]，｀媳婦＇、頭擺[teu11 bai31]，｀以前＇ (5)同音通假字──歸日[gui24 ngid31]，｀整天＇、沙鼻[sa24 pi55]，｀好出風頭＇ (6)借義字；借用音近義同或或聲音完全無關但意思完全切合的漢語今用字── 哭[gieu55]，｀哭＇ (7)形聲造字；找一個同音字加一個義符創造新字──𠊎[ngai11]，｀我＇、婧[jiang24]｀漂亮＇ (8)會意造字；兩個以上的字拼合在一起產生新的會意字── 嬲[lau31]，｀休息、玩耍＇、媸[ze31]，｀醜＇ (9)標音；以羅馬字母標記客家語字詞彙 2008 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成立「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小組」，陸續推出兩批「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 1 批收錄 305 個漢字，第 2 批收錄 207 字與 18 筆虛詞、34 筆連綿詞，40並同時提出「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漢字選用原則」，當中條列入選漢字之四大類型：(1)本字、(2)堪用字、(3)俗字、(4)借用字，借用字又分 a.借音、b.借義、c.借形；41大抵同於羅氏前著主張。. 4.2臺灣閩南語書寫系統與漢字標準化工作較於客家語，臺灣閩南語由於人口數的優勢帶動其戲劇、歌曲、文學流行民間，使得閩南語書面文字化現象相對興盛。但因過去同受國語推行運動長期政策排擠，多數會說的人也不會寫，一樣存在方言字與口語方言的明顯落差。 40. 41. 參見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 1 批）（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1129171646/hakka-words.pdf）、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 2 批）（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1129174310/hakka_words-2nd_all.pdf）參見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漢字選用原則（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1129173956/hkwords_principle.pdf） 28.

(35)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姚榮松教授經過多次的梳理、調整，提出了細分為八類的閩南語漢字類型42：表二. 姚榮松（1995）閩南語漢字類型. (1)本字──儂[lâng]，｀人＇、音義皆合. 漢. 囝[kiánn]，｀孩子＇43. 語 (2)準本字──哭[khàu]，｀哭＇、字. 義同音訛或音同義轉知[tsai]，｀知道＇. 源 (3)同源字──捘[tsūn]，｀轉＇、字. 音義相近勼[kiu]，｀收縮＇ (4)訓讀字──歹[phái]，｀壞＇、借義不借音. 標塊[khoo]，｀元（量詞）＇義 (5)新表意字──冇[phànn] ，｀穀不實＇、. 閩字. 吥[m̄]，｀副詞；表示否定＇. 南語. (6)新形聲字──唚[tsim]，｀親嘴＇、. 本. 新造字（會意、形聲）古字新用（借形字）. 仝[kāng]，｀相同＇標. 土. (7)借閩音字──閣[koh]，｀再＇、音. 字. 卡[khah]，｀較＇字. 純借音字 (8)借國音字──讚[tsàn]｀真好＇、小[siâu]｀精液＇. 早於「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小組」，國語推行委員會在2003年先成立了「臺灣閩南語常用300詞用字計畫小組（2006年更名為「整理臺灣閩南語基本字詞工作計畫小組」）」，分作三批公布「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44，除了共計700字的 42. 43. 44. 姚榮松，〈閩南語書面語使用漢字類型分析──兼論漢語方言文字學〉（載於許俊雅（主編），《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1995），頁 181。本文於閩南語字例採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羅馬拼音方案標音，標示教育部認定最近通行腔之高雄腔語音。。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表（第 1~3 批）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