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化媒介、在學經驗與台灣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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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會化媒介、在學經驗與台灣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 Socialization Agents, College Experience,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陸輝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研究生黃信豪 Chen, Lu-Hue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uang, Hsin-Hao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為國科會補助，由政治大學陳義彥教授主持，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於2001年所執行的「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的面訪資料（計畫編。本論文初稿曾宣讀於2003年12月14日，在東吳大號為NSC89-2414-H-004-048）學所舉辦之台灣政治學會「世局變動中的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評論人黃德福教授的建議與指正，當然，本文的一切疏漏，皆由作者負責。.

(2) 2. Socialization Agents, College Experience,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Chen, Lu-Hue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uang, Hsin-Hao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 how socialization agents and college education experience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 demonstrate that peer groups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on affecting students’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but family is the most crucial factor to affect students’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addition, college experiences also have impacts on the processes of students’ political learning. There ar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w many politics-related classes taken by students and their levels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lso affect stude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we recommend that the concept of school efficacy, i. e. student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n whether college administration is responsive to students, provides some explanations on students’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we propose that college education shall provide not only formal education but also more channels and chances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 affairs, and students with higher level of school efficacy will more likely to become politically engaging citizens.. Keywords: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School Efficacy, Socialization Agents.

(3) 3. 社會化媒介、在學經驗與台灣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陳陸輝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信豪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本文以政治社會化的途徑，來探討影響我國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及其政治參與的因素。我們發現，在不同的社會化媒介中，同儕團體對於內在功效意識的影響最大；在外在功效意識方面，則是以家庭的角色最為明確；此外，在學經驗在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學生修習政治相關課程的多寡與其內在功效意識，以及正規的政治參與之間有著顯著關聯性，而社團活動的參與也對其政治參與有著重要影響。另一方面，本文也提出「學校功效意識」的概念，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在主觀上對於學校事務的認知以及學校體系對於大學生要求的回應性，將對於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的提升，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對其政治參與具有重要的解釋力。因而，筆者主張提升大學生在學時期對學校各種事務的涉入與參與，其對於培養民主社會的積極參與公民，應該有正面的助益。. 關鍵詞：政治社會化、社會化媒介、政治功效意識、政治參與、學校功效意識.

(4) 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壹、前言民眾的「政治參與」，向來就是從事經驗政治研究者所關注的主題。政治參與代表著政治體系與民眾的連結關係，透過政府領導人的選舉、遊說及參與利益團體等不同的參與形式，民眾能夠表達偏好以及對重要議題的立場，同時，也意涵著對既有體制與規則的認知，因此政治參與對於民主政體統治的正當性維持，具有重要的影響。除了參與的行動面向之外，個人所具備的政治相關態度的心理層面也是學者所重視的，而政治功效意識可說是僅次於政黨認同，受到學界最多關注與研究的一項政治態度，1因而以「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作為民眾政治定向的相關研究，也成為過去研究者相當重視的研究標的。在本文中，筆者將探討台灣大學生個人心理層面的政治功效意識，以及行為層面的政治參與，以此了解這些未來社會菁英的初步政治定向。由於我國大學教育日益普及，因而可以預期的是，這些正接受高等教育且將具有知識資本的大學生，不僅是未來的社會菁英，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良性發展，他們更扮演著關鍵角色，故透過大學生政治取向的探索，將可對於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可能前景，進行初步探索；另外，筆者將主要採以政治社會化的解釋途徑，關注個人成長過程中與家庭、學校與同儕團體的社會化媒介之互動的影響，以及個人在大學時期不同面向的經歷，特別是，本文將提出「學校功效意識」的概念，期望由個人對學校體系的認知，能對於他們的政治功效意識提出有效的解釋，並透過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的檢證，並說明「學校功效意識」概念的適用性，除了瞭解影響我國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政治參與之因素，或. 1. Paul R. Abramso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1983), p. 183..

(5)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5. 許也可做為我國未來高等教育中公民教育之重要參考。以下，筆者將首先介紹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其次，將探討如何從政治社會化的途徑，對於個人的政治定向形塑提出解釋，以形成本文的研究架構；接著則是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資料、變數建構與主要研究假設；在資料分析與解釋上，首先將呈現我國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現況，接著以本研究所進行的理論設定，對於影響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因素提出社會化途徑的檢證與解釋，同時也探討學校功效意識的內涵與影響；最後，在結論與討論部分，除了簡述本研究的發現外，也對於理論上的意涵提出相關說明。. 貳、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國內外研究成果自1950年以來，學界開始嘗試運用各種不同的分析途徑與測量方式，對於民眾的政治態度進行研究與了解，實證研究也發現，民眾的政治態度與本身的政治行為具有顯著的關聯性。2其中「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關聯性特別為學者所注意，而政治參與也多被視為政治功效意識重要的政治效果。3 政治功效意識除了當作解釋政治參與的變項之外，Finkel的研究則提供另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向。他以固定樣本連續訪問的研究方式，發現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是交互影響的，特別是投票與選舉活動的競選參與，對個人的外在功效意識影響更之為甚。4 2. 參見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60). 3. 參見 Margaret M. Conwa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Steven J. Rosenstone and John Mark Hansen,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 Y.: MacMillan, 1993), pp. 144~145. 4. Steven E. Finkel, “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 Pane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9, No.4 (November 1985), pp. 891~913..

(6) 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國內的相關研究則發現了不同的結果，黃秀端指出，民眾的競選行為參與和其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呈反向關係，起因於認為政府越重視民眾福祉者，對現狀較為滿意，因而不需採取行動來改變現狀；5陳義彥與陳陸輝的跨時研究則表示，整體而言，台灣民眾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關聯性相當微弱；6黃信豪則嘗試探討不同面向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他發現內在功效意識，是民眾從事競選活動參與相當重要的心理基礎，至於外在功效意識，則在2001年的立委選舉中，成為民眾是否選擇繼續支持執政黨的重要心理依據。7 至於就台灣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關聯性而言，過去並無相關研究可以佐證，然而我們預期，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應具有某種關聯性存在，以下筆者將整理過去對於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相關研究成果，特別著重在於此兩者相關概念的定義與測量上。. 一、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與測量自我功效意識（self-efficacy）指的是個人認為自己可以成功的信念，過去有關自我功效意識的研究，大多集中於政治功效意識上面，即為個人對於政治體系的認知。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由 Campbell、Gurin與Miller首先提出，其定義為「人們是否能認知個人的政治行動對於政治過程有所影響，或是能具有影響的」，8換言之，政治功效意識即民眾對於自己了解政治的能力評估，以及自認 5. 黃秀端，「1994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第2卷第1期（1995年5月），頁51~76。 6. 陳陸輝、陳義彥，「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台灣選民的民主價值」，發表於「2001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2年10月19~20日）。 7. 黃信豪，「政治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1998-2003」，台灣民主季刊，第3卷第2期（2006 年6月），頁119~158。 8. Angus Campebll,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1954), p. 187..

(7)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7. 為對於政策制定過程中影響程度的主觀認知。而後類似於「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則廣泛為學者所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Almond與 Verba以主觀政治能力（subjective political competence）的跨國比較，主觀政治能力為民眾認為能影響地方層級政治決策的自我能力評估。他們的研究發現：自認為政治能力愈高者，在政治的態度與行為也表現的愈積極，例如：愈關心政治事物，與他人討論政治的頻率也愈高，且認同民主政體的比例也愈高。9而後Easton與Dennis 也以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進行小學生政治世界的探索研究，他們發現以小學三年級的兒童而言，有四分之三的的受訪者已能夠在政治功效意識的量表上加以歸類，亦即兒童已經開始形成態度。10 整體而言，過去測量方式並不完全一致，11且將「政治功效意識」視為單一面向的概念。Lane即認為政治功效意識應包含兩種不同成份，也就是個人自認為有作用的（effective）以及認為政府對人民是有回應的（responsive）。12Balch更驗證了Lane的論述，他採取Campbell等人所建立的政治功效意識的測量題目，結果發現「投票是唯一的方式」以及「政治太複雜」等兩項，即為內在功效意識，該變項與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聯性較高，而「官員關心」與「無置喙餘地」兩項，即為外在功效意識，該變項則與政治信任感的關聯性較強。13在政治功效意識的源起方面，Abramson 9.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0. 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 Political Effic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1, No.1 (March 1967), pp. 25~38. 11. 從事政治態度相關研究者主要以The American Voter書中的四題來測量政治功效意識，參見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而政治社會化研究者則主要沿用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所著文中的五題來進行測量，參見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 Political Efficacy,” pp. 25~38. 12. Robert E. Lane,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59), p.149. 13. George I. Balch, “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Vol.1, No.2 (Spring 1974), pp. 1~43. 內.

(8) 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認為政治社會化中家庭傳遞對於其政治功效意識的形塑影響並無想像中的大，他指出關鍵的影響為種族與次文化的團體社會系絡（social context）因素，是造成政治功效意識高低差異的主因，因而基本的人口變項或個人條件，成為評估個人政治功效意識高低的重要變數。14從Abramson的研究發現，我們可以預期的是，處在不同的校園環境中，大學生與同儕以及師長的互動、及其個人的修學過程所經歷的對學校事務之涉入程度，對其政治功效意識必定也會產生一定之影響。在國內有關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則始於1980年代，由郭秋永首開其端，他運用「概念分析程序」來解析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15而吳重禮、湯京平與黃紀以「美國全國選舉研究」測量政治功效意識的標準問卷題目翻譯成中文，試圖將國內測量題目予以標準化，同時他們也以嘉義縣的選民為例，發現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與外在功效意識的概念區分，在台灣也是相當適用的。16. 二、功效意識概念的應用：「學校功效意識」透過以上的整理可以初步瞭解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其主要內涵是以政治體系為認知對象的個人自我效益評估。由於學校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是強化個人政治價值以及公民教育的角. 在政治功效意識為輸入（input）功效，意指個人相信自己具有能夠了解政治事務、認知政治過程的能力；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則為輸出（output）功效，意指個人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民需求有所反應或重視的程度。參見George I. Balch, “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pp. 3~5. 14. 有關政治功效意識的進一步討論及整理，請參見Paul R. Abramso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Formation and Change, pp. 147~152. 「抽象概念的分析與測量：『政治功效感』的例釋」，方萬全、李有成主 15. 郭秋永，編，第二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 1991），轉引自吳重禮、湯京平、黃紀，「我國『政治功效意識』測量之初探」，，頁23~44。選舉研究，第6卷第2期（2000年11月） 16. 有關國內政治功效意識的相關研究，也可參見吳重禮、湯京平、黃紀，「我國『政治功效意識』測量之初探」，頁23~44。.

(9)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9. 色，相當程度來說為政治體系的代言者；其次，當我們對大學生的態度與價值觀進行研究時，不可忽略的是大學生對於既存體系獨特的批判性格，在他們眼中，學校將是先於政治體系的評價對象，因而對大學生而言，學校也可說是權威體系的另類形式。透過以上的討論，也可預期大學生的學校功效意識對政治功效意識應相當具有預測力，特別的是，相對於學校而言，政治體系對他們來說是更為遙遠而陌生的，因此當相同的功效意識概念以學校體系為認知對象時，也將由於學校體系相對於政治體系而言，對大學生來說更與自身相關，以及感受更為明顯，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大學生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功效意識將會產生具體的落差，特別是在對於體系回應（responsive）的感受上，也就是說大學生的外在學校功效意識應該顯著高於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不過，相對而言，學生對政治事務獲取資訊之管道，可能比對學校事務還多，因此，他們的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功效意識之分佈情形如何，應也是相當值得探究的課題。本研究將把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功效意識採用類似的測量方式，即同樣區分為內在學校功效與外在學校功效兩者。前者即為個人相信自己具有能夠了解學校事務、認知學校決策或運作過程的能力，而外在學校功效，意指個人相信學校對於學生需求有所反應或重視的程度。對於大學生而言，學校行政當局是一個國家中政府的縮影，因此筆者認為個人對學校功效意識與其政治功效意識應具有重要關聯性，而學校功效意識同時也將對其政治參與有所影響。. 三、政治參與的類型與解釋「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是現今民主政治中，代議政治運作的主要原則，代表著公民具有同等權力影響政治體制，包括政治領導人的選擇與政策的產出，不因個人社會背景，例如：職業、性別、.

(10) 1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階級與種族等特性有所不同，因此「投票與否」即成為學界研究民眾政治參與行為之差異的首要面向。17 事實上，「投票」並非民眾影響政府政策的唯一管道，因此學界開始嘗試不同範疇中民眾政治參與類型的研究，也因此學界對於政治參與的定義並不太一致，特別對於參與的類型與範疇有不同的分類， Verba 、 Nie 與 Kim 於 1978 年的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一書所進行的跨國比較研究中，則將政治參與定義為公民欲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政府的人事或政策，所採取的合法行動，18在其定義中排除非體制內的參與以及由上而下發起的動員參與。綜合言之，其著重的是民眾的參與意識與參與行動的合法性，即參與者採取意圖影響政府之非法作為，則不在其定義的參與範圍內，因而可見其政治參與範疇具有一定程度的侷限性，當然，他們所進行的是不同國家的比較研究，為了比較的一致性，該概念的定義似乎是不得不的選擇。而後Conway從民眾政治行動的類型進一步將政治參與系統化並進行分類，19定義政治參與為政治活躍者意圖影響政府結構、領導者的選擇與政策的執行等等，因此民眾可能支持既存政策、領導者或政府結構，抑或是尋求另一替代政治體系，此為正規（conventional）與非正規（unconventional）政治參與的區分。20但 17. Raymond E. Woifinger and Steven J. Rosenstone, Who Vot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8. Verba、Nie與Kim將政治參與區分為投票、競選活動參與、公共事務參與以及特殊性個別與官員接觸等四類，參見Sidney Verba, Norman Nie, and Jae-On Kim,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3~56. 19. 參見Margaret M. Conwa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6. 事實上，正規政治參與（ 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與非正規政治參與（unconvem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概念最早是由Barnes與Kaase所提出，參見Samuel H. Barnes and Max Kaase eds., Political Action (Bec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9). 20. Conway主要以民眾的競選活動參與作為正規政治參與的測量，包括說服他人投.

(11)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11. 兩者並非相對而立，一旦政府對抗議運動訴求有所回應，或納入主要利益團體的遊說內容等，非正規政治參與可能就此消失，或轉化為正規政治參與的一部分，21筆者以為此一定義較能廣泛涵蓋政治活躍者之政治參與範疇，主要原因在於若將政治參與定義僅侷限在既存政治體系或權威中，恐將無法概視其全貌。在本文中，筆者也將採用Conway對於政治參與的定義，包括正規的競選活動參與，以及非正規的社會與抗議運動參與，來進行我國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探索。在瞭解了政治參與的不同類型後，其次，什麼樣的民眾可能去從事政治參與？民眾為何參與？首先，Verba與Nie在研究美國民眾的政治參與發現，教育、收入與職業的不同，將讓民眾在政治參與上展現差異。22一般而言，教育程度高的民眾較具有良好的公民技巧，較有自信表達自身意願，因而增進政治參與的程度，23而收入高的白領階級也較有閒暇參與政治。24此外男性與女性政治參與的差異，也早在小學時即出現，25成年後的婦女角色對女性之限制，也對女性參與政治具有負面的影響，26而美國特殊的種族問題，展現在黑人與白人的投票率上，也具明顯的差異，27當然黑人在美國票、參與活動、為政黨或候選人工作、配戴徽章或在汽車上張貼競選標語，以及捐款。 21. Margaret M. Conwa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 77. 22. Sidney Verba and Norman H. Nie,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Social Equality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23. Richard A. Brody, “The Puzzl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in Anthony King ed., The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1978), pp. 299~301. 24. John P. Robinson and Philip E. Converse, “Social Change Reflected in the Use of Time,” in Angus Campbell and Philip Convers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 1972), pp.17~86. 25. Herbert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9). 26. Kent L. Tedin, David W. Brady and Arnold Vedlitz, “Sex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he Case for Situational Factor,” Journal of Politics, Vol.39, No.2 (May 1977), pp. 448~456. 27. Margaret M. Conwa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p.27~30..

(12) 1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社會中居於劣勢，相較白人而言，在教育程度與其職業等社會特徵皆較低，因此有其差異性。可以發現，從社會學人口背景解釋民眾政治參與差異的角度，多從參與成本出發，教育程度與收入較高、職業社會地位較高的民眾，由於擁有較多的資源，因此較具能力參加成本較高的政治活動。對於大學生而言，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差異，應能解釋他們是否參與政治的差異，也就是說，來自社會經濟地位愈高的大學生，應愈有機會從事政治參與。其次，民眾為何參與政治？從個體的角度而言，他們可能具有某種心理態度、信仰或價值，即為心理涉入感（ 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實證研究也發現，包括：個人公民責任認知、對政治的興趣、政治功效意識、政黨認同強度以及對選舉興趣，皆與正規的政治參與具有正向關係，28亦即心理涉入感愈高的民眾，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愈高，政治疏離感（political alienation）則是與非正規政治參與的心理涉入因素關係較為密切，29此解釋說明了參與政治活動民眾的特殊心理狀態。 Rosenstone 與 Hansen 的動員（mobilization）理論則更補充了此途徑之不足，進一步解釋了理性無知者參與困境之行動邏輯，他們認為民眾政治參與起因於利益團體、政黨與政治活躍者說服民眾之結果，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成為政治動員之主要途徑，以此解釋缺乏心理涉入感民眾參與政治之原因。30 在釐清了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概念與定義後，我們要如何以政治社會化的途徑，對我國大學生的政治定向提出解釋？以下，筆者將接著討論政治社會化，包括不同社會化媒介與大學生在 28. Richard A. Brody, “The Puzzl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p. 287~324. 29. David C. Schwartz, Political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hicago: Aldine, 1973). 30. Steven J. Rosenstone and John Mark Hansen,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pp. 20~37..

(13)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13. 學經驗的重要性，其對於個人政治定向形成的影響力以及在社會化途徑上的理論關聯。. 參、政治社會化與個人政治定向自1960年代起，有關於社會化中政治行為的相關研究開始受到政治學界的重視。Dennis界定政治社會化有十項主要的研究問題與領域，31對政治社會化領域劃定清楚的界線，至今相關研究仍不出該範疇。本研究所主要關注的焦點，在於以政治社會化的途徑，對於我國大學生的政治定向提出解釋。以下，筆者將首先整理過去政治社會化之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家庭、學校與同儕團體對個人政治定向與態度形成的影響；接著，並從個人與社會化媒介不同互動型態中區分成為個人與媒介的「政治互動」，以及個人在學經驗中的「個人主動性選擇」兩者不同的解釋面向，說明台灣大學生政治定向與態度形塑之源起。. 一、不同社會化媒介的影響過去政治社會化相關研究認為，家庭、學校、同儕是社會化中重要的媒介（agencies），包括家庭中成員結構、管教方式與社經地位、學校裡公民教育的養成、以及同儕團體中成員同質性差異，多成為學界研究個人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政治定向與態度形塑的重要背景。其中家庭的角色尤其重要，32其研究大多集中於兩者面向的 31. 包括與系統有關的政治社會化、政治社會化內容的差異、跨生命週期的政治社會化、跨世代的政治社會化、政治社會化的跨文化面向、次級團體與次級文化的政治社會化、政治學習的過程、政治社會化的代理人與媒介、不同個人在政治社會化下的程度與效果、特殊的政治社會化（特指菁英）等，參見Jack Dennis, “Major Problem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Research,”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2, No.1 (February 1968), pp. 85~114. 32. 參見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9); Richard Dawson and Kenneth Prewit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14) 1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影響力，包括家庭具有對子女傳遞特殊的政治態度、價值與認同的能力，33以及家庭透過對權威當局與政府或領導人的態度來影響子女的看法，34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即為Jennings與Niemi在1965、 1973及1982三個不同時間點所使用的固定樣本連續訪問法（panel studies）之研究，Beck與Jennings分析上述調查研究資料，發現家庭的政治化程度、父母的政黨認同與時空因素對於其子女的政黨認同之形塑有所顯著的影響。35 除了家庭之外，成長過程中個人身處的週遭環境，包括正式的學校環境與非正式的同儕環境，也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學校方面，該場域在個人政治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政治體系的概象與社會價值的傳遞角色，以及提供公民教育的課程，特別對個人在往後政治過程的參與及意願產生重要的影響。36在同儕團體的影響上，個人所屬的同儕團體，其成員的異質性與否與個人政治態度的穩定性有重要關聯性，Langton以社會階層作為劃分團體異質與否的標準，發現若個人處於同質性較高的同儕團體，對於原有的社會經驗與價值有強化的作用，然而若處於在異質性較高的團體中，來自中低階層的個人則傾向改變原有的態度以迎合來自較高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33. 參見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The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from Parent to Chi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2, No.1 (March 1968), pp. 169~184;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A Panel Study of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Kenneth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34. 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35. Paul Allen Beck and M. Kent Jennings, “Family Traditions, Political Perio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san Orient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3, No.3 (August 1991), pp. 742~763. 36. John J. Patrick,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Stanley Allen Rensh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p. 204~206..

(15)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15. 階層人們的意見，其中，年級愈高的學生此一傾向愈為明顯。37 在瞭解家庭、學校與同儕團體對於個人態度形塑之影響力後，究竟不同媒介相對影響力大小孰重孰輕？過去許多研究中看法並不一致：Beck與Sibliger皆認為同儕團體對個人的影響力沒有想像中得大，38反之，Harvey則認為同儕團體是所有社會化的媒介當中最重要的角色；39Jennings與Niemi則從「議題重要性」的角度來看待個人受家庭或同儕團體影響力差異來源的問題。40如在滿18歲是否具有投票權的議題上，在此議題中，個人與同儕團體，相對於與父母而言，具有較重要的關係，因此在此議題上同儕團體的影響力是大於家庭的。Tedin則從認知正確性與議題重要性來評估兩者的影響力差異，發現就政治面向議題而言，子女對父母立場的認知正確性與相關議題的討論皆多於同儕團體，因此父母對子女的政治態度影響較大。 41 Langton則以政治功效意識作為測量標的，來評估對家庭、學校、同儕團體的相對影響力差異，發現家庭與學校對於個人政治功效意識具有基礎的奠基影響作用，至於個人是否具有高度的政治功效意識，則取決於與同儕之間的政治化環境程度高低。42. 37. Kenneth Langton, “Peer Group and School and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ro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1, No.3 (September 1967), pp. 751~758. 38. 參見Paul Allen Beck, “The Role of Agent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Stanley Allen Rensh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 132; Sara L. Sibliger, “Peers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Stanley Allen Rensh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 174. 39. Ted G. Harvey, “Computer Simulation of Peer Group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Political Behavior: An Exploratory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6 (November 1972), p. 601. 40.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41. Kent L. Tedin, “Assessing Peer and Parent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4, No.1 (February 1980), pp. 136~154. 42. Kenneth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p. 154~157..

(16) 1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二、一個新的理論建構：主動性與被動性的區分透過以上相關研究之回顧，有關政治社會化研究中媒介政治態度的價值傳遞之影響已相當豐富，然而，我們也發現有關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所面臨到的問題。首先，即便可以確定家庭、學校與同儕團體對於個人政治態度之形塑具有重要的價值傳遞之影響，但在不同媒介相對影響力比較上，究竟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其政治態度與價值觀受何者影響較大？即影響力大小差異之比較仍略嫌不足；其次，過去相關研究多屬於單一面向的理論模式，主要為個人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如何經由不同的媒介獲取政治價值，相對而言，個人是處於被動接受的角色，相關研究並無從個人主動選擇的角度出發。可以預期的是，在成長過程中的初期，個人所處於的是較為被動接受價值的。然而，以大部分已具公民資格的大學生而言，在已具備主動思考能力與初步的態度定向與價值觀之下，筆者認為僅從過去研究中所揭示的與社會化互動模式單一社會化途徑來探究其政治態度的形塑，似乎有其理論上不足之處。因此，本研究將從兩個不同面向來建構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等政治定向之源起。首先為過去政治社會化研究中所重視的社會化媒介，包括家庭、學校與同儕團體對於個人政治價值與態度之影響，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之一；其次為個人主動性選擇，即為大學生之在學時期不同面向的涉入經驗，對個人政治態度之影響，以期進一步充實政治社會化理論的適用性。當然必須澄清的是，「政治社會化」是一長期、連貫性的過程，也就是說大學生的主動選擇涉入經驗應相當程度受成長過程中社會化媒介所影響，方造成他們於在學階段各項涉入經驗的差異，然而，對於非貫時性的研究而言，我們認為仍具理論上區分之必要，以下將更進一步說明兩者不同面向的概念與差異。.

(17)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17. （一）個人被動性―與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 Langton首先從個人與社會化媒介互動的政治化程度來看待不同社會化媒介的相對影響力。43所謂「政治化環境」主要內涵為個人與社會化媒介之間的政治氣氛，例如：個人與父母、老師以及同儕間討論政治與公共事務的頻率。可以預期的是，與媒介政治化程度愈高者，個人接收政治相關資訊也愈發達，因而對其心理層面的政治態度，以及行為層面的參與行動皆具正面的影響。以家庭而言，家庭政治化環境為父母親是否會創造政治討論的環境，包括父母之間的討論以及其與子女間的互動，其中子女是否認知父母的取向或態度便成為家庭是否成為親子間價值傳遞的重要關鍵。44在學校政治化環境方面，所謂的「學校氣氛」（school climate），也就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模式以及課堂討論情況，是過去研究學校對於個人價值與態度形塑的重要面向。45 透過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以社會化媒介與個人之間所創造的政治互動模式應是一個可以觀察的面向，也符合本研究理論建構上的區分，因此本研究將以個人與社會化媒介政治互動的程度，來評估家庭、學校與同儕對於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形塑的相對影響力。（二）個人主動性―在學經驗的重要性除了個人與媒介的互動模式外，另一個本研究所提出的政治社會化解釋理論為個人主動性選擇。個人除了被動地接受知識與價值的灌輸，在邁入社會前的大學階段，對於這些大多已具公民資格的 43. Kenneth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p. 140~160. 44. Anders Westholm, “The Perceptual Pathway: Tracing the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Value Transfer across Gener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0, No.3 (September 1999), pp. 525~552. 45.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pp. 221~225..

(18) 1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未來社會菁英而言，其對於學校事務的態度與行為涉入程度，也或許可作為評估其政治態度與行為的重要因素，以下介紹過去的相關研究成果。大學生在學時期可選擇的一項重要活動為修課的選擇。學校課程是學校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工具之一，46即透過公民課程以養成個人公民權（citizenship）的概念，陳義彥也指出政治相關課程的修習對個人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是有所影響的，47然而現今我國大學學制已相當自由，大學生在課程選擇上有一定的自主空間，因此在理論上，本研究視其為個人主動性之選擇。但重要的是，即有可能原先具有高度政治興趣與涉入的個人，就會選擇政治相關課程或相關科系，增進其對政治的了解，而非政治相關課程修習經驗具有與否或是科系的修課限制影響了大學生的政治定向，因而推論上需格外注意；然而，其仍可觀察現今民主風氣蓬勃的台灣，個人政治課程修習學分的多寡在政治定向與涉入上的差異。大學生在學時期除了正常課業外，課餘活動也是重要的一部份。大學生的課餘活動對其政治參與，其實也是有重要的影響力。 Smith從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的角度評估個人的政治參與，發現與他人廣泛的接觸、緊密的家族聯繫、宗教活動與課餘活動的參與，將會產生對他人的互信與自信心，因而有較高程度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與政治參與；48Beck與Jennings則指出個人高中時代課餘活動參與的活躍程度，對其成年後的政治參與有一定的解釋力；49Verba、Scholzman與Brady則建立預測個人政治參與的四階段 46. Richard Dawson and Kenneth Prewit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 147. 47. 陳義彥，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1978），頁146~149。 48. Elizabeth Smith, “The Effects of Investments in the Social Capital of Youth on Political and Civic Behavior in Young Adulthood,”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0, No.3 (September 1999), pp. 553~580. 49. Paul Allen Beck and M. Kent Jennings, “Pathways to Participation,” American.

(19)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19. 模型，其中在學校課餘活動的活躍程度亦為重要變數之一，他們認為參與學校的課餘活動，有助於建立對於所屬環境與他人的互動及互信，進而對於個人成年後的政治參與有正面與積極的影響。50上述的相關研究中，他們皆指出：個人學生時期課餘活動的參與，即其自發性與主動性的與社會網路互動之程度，對於其政治態度與行為具有相當的解釋力。除了課堂與課餘活動的影響之外，個人在學經驗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影響力便是學校的環境。由於近年來台灣教育資源的分配，相當程度集中於公立與北部的大學。51如此的環境特性對於個人政治定向與取向的可能影響，首先便來自於有形資源與無形的資訊較為豐富，因而可能對於公共事務的理解來源也較為多元，使得個人較具自我評估的政治能力，即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其次，這些資源分配的受益者，也將較可能能認知到政府回應，即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因而，在上述兩者的心理因素影響下，而更具參與公共事務的動機。透過以上的探討，本文將從個人被動性，即與不同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情形，以及個人主動性，為在學經驗的主動選擇兩者面向，來探索我國大學生的政治定向，包括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來建構台灣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而也由於大學生大多已具公民權（滿20歲具投票資格），應具備初步的態度定向與價值觀，52因而，筆者認為個人對於學校體系決策過程的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6, No.1 (March 1982), pp. 94~108. 50. Sidney Verba,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5), pp. 416~460. 51. 以2005年10月所公布的「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為例，共有台大、成大、清華、交大、中央、中山、陽明、政大、中興、台科大、長庚、元智等十二所公私立大學補助3到30億不等的經費，其中台大和成大就占了總預算的50%，私立大學僅占了六分之一，而非北部大學也僅有三所。 52. 有關政治世代的研究，包括從生命週期與科夥（cohort）的解釋皆認為個人在年輕與初為成年人的階段，正是他們政治態度與行為開始具體化的時期，相關的研.

(20) 2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自我效益認知，以及自認為學校回應的程度，與其對政治體系的認知應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即以「學校功效意識」來對於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提出解釋，同時，為了釐清變項之間的因果關聯性，大學生的性別、年級與主觀階級認定，也將納入控制。整體的研究架構如下圖一所示：. 控制變數性別年級主觀階級認定. 政治功效意識內在功效. 外在功效社會化媒介的互動家庭政治化程度同儕討論政治頻率老師討論政治頻率. 政治參與在學經驗學校特性（公私立、北部與否）修習相關課程參與社團程度學校功效意識. 註：. 正規參與. 非正規參與. 表本文主要探討的因果關係表具有因果關係，但非本文主要探討之標的. 圖一.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究可參見 Karl Mannheim,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P. Keckemti 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286~320..

(21)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21. 肆、研究資料、概念測量與研究假設本文所運用的調查研究資料，為陳義彥主持的「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53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執行，於2001年針對在台灣地區四年制的日間部大學生，以自填式問卷所進行的訪問，完成成功樣本共1,576份。就主要變項的測量上，在個人與社會化媒介政治互動方面，筆者主要採用Langton測量政治化環境的概念與題目。 54 必須強調的是，「政治化程度」並無法全面地代表各媒介的影響力，而為了對於不同的媒介採取相同的指標進行比較，「政治化程度」即成為了如此的妥協工具。在本研究中「家庭政治化」包括家庭中父母是否對公共事務有興趣與參加相關活動，以及與個人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加總取平均數；「與老師政治互動程度」則是老師上課與學生討論政治或公共事務的頻率；「與同儕政治互動程度」則是與同學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分數愈高，則表示個人與該媒介政治互動程度愈高，為了進一步比較媒介影響力大小，筆者將把測量方式統一轉換成最低為0，最高為1的尺度，55問卷題目與指標建立的相關性檢定見附錄一。在個人主動性選擇上，除了受訪者就讀學校的公私立與所在地區等事實題目外，課餘活動參與程度則為受訪者自行評估參與社團的活躍程度、是否參與社團的重要決策與是否在社團會議上發言之加總平均，分數愈高，表示參與課餘活動愈積極；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則詢問受訪者修習憲法、政治學、公民教育與兩岸政經關係等相. 53. 陳義彥，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 : 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 NSC89-2414-H-004-048（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1）。 54. Kenneth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55. Christopher H. Achen, Interpreting and Using Regress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p.68~77..

(22) 2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關課程的學分加總取平均數，56可較詳細觀察相關學分修習多寡的差異，且亦包含是否就讀政治相關科系的差異性比較，問卷題目與指標建立的相關性檢定同列於附錄一。在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功效意識上，則採取相同的處理方式。外在功效意識包含的「官員／學校不關心」與「對政策／學校沒有影響力」等兩個題目加以測量，由於政治態度的測量屬於順序尺度，且題目採反向敘述，因此筆者將回答非常不同意、相當不同意與有點不同意者合併給於1分，反之回答非常同意、相當同意與有點同意者給於0分，在兩題合併後可以得到高、中、低三類的區別；內在功效意識則使用「政治／學校太複雜」來測量，分數愈高，代表對學校功效意識愈高，也同樣兩兩合併為高、中、低三類，問卷題目與指標建立的相關性檢定則附錄一。57 在政治參與上，我們將區分正規的競選活動參與，以及非正規的抗議活動參與來進行討論。在正規參與部分，我們將主要關注於大學生參加各項競選活動的程度，包括說服他人投票、參與競選或造勢活動、配戴競選旗幟或物品以及選舉時擔任工作人員等面向，各題分數分布為1至6，四題加總取平均數，至於在媒體上政治言論的發表或透過官員意見的表達等廣義的政治參與，在這裡筆者則不加以討論；而非正規參與上，則是受訪者自行評估是否可能參加社會運動與為了抗議某件事情或表達主張而採取與警察發生衝突的行動，重要的是，在問卷上並非詢問受訪者是否有參與抗議運動或 56. 由於政治相關課程有極高的相似性，而四題不同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的題目，將會造成受訪者重複計算的結果，因而以採平均數方式處理。 57. 在內在功效意識的測量上，除了「政治太複雜」項次之外，以往「投票是唯一的方式」也曾被用來測量內在功效，但McPherson等人的研究發現，此兩項次的信度較低，因而至今美國全國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也使用此三項次來分別測量內、外在功效意識。參見Miller J. McPherson, Susan Welch and Cal Clark,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Political Efficacy: Using Path Analysis to Test Alternative Model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1, No.2 (June 1977), pp. 509~521..

(23)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23. 社會運動的經驗，而是自我評估參與的可能性，以此也可測量其參與意識，或是對既存體制不滿程度，處理方式同樣加總採其平均數，分數分布則為1至4，分數愈高，代表參與意識愈高，問卷題目與指標建立的相關性檢定見附錄一。如前所述，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應亦有基本人口變項上的差異，因此包括性別、年齡與主觀階級認定（subjective social class identification）皆納入估計模型之中，58而政治參與的模型中，筆者則也將進一步控制心理涉入感，作為控制變項，以進一步釐清本研究理論上設定的因果關係。59 以此，筆者將從社會化媒介與在學經驗等政治社會化的角度，評估對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等態度與行為之影響，基於上節的理論架構探討，本文的研究假設如下：. 一、個人被動性：大學生與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假設一：與各項媒介討論政治頻率愈高者，個人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愈高。個人在成長過程受到家庭、學校與同儕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所影響，因此在與各項媒介討論政治頻率愈高者，個人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愈高；同時，我們也將透過政治化互動程度的指標，來進一步探討不同媒介的相對影響力。. 58. 階級的認定主要依職業類別區分為主觀與客觀的不同，由於受訪者皆為學生，並無客觀的職業差異，且採取主觀的分類則牽涉情感層面，對於政治功效意識與參與等態度面向更具影響力。階級的認同與意識的相關研究可參見Patricia Gurin, Arthur H. Miller and Gerald Gurin, “Stratum Identification and Consciousnes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43, No.1 (March 1980), pp. 30~47. 59. 在政黨認同強度上區分為中立不偏、稍微偏向、普通支持與非常支持；對選舉關心程度則分為完全不關心、不太關心、有點不關心、有點關心、相當關心與非常關心等六類；在政治媒介使用上包括電視新聞、報紙、政論性雜誌、電子報或 BBS與政論性節目收看等六題，同樣加總採平均數處理。同樣地，分數愈高，代表各項心理涉入感指標愈高。.

(24) 2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二、個人主動性：大學生的在學經驗假設二：公立大學的學生，其個人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程度，相較來說將比私立大學的學生較高。假設三：北部大學的學生，其個人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程度，相較來說將比其他地區大學的學生較高。假設四：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愈高的學生，其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愈高。假設五：參與社團程度愈高的學生，其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愈高。假設六：對於學校功效意識愈高的學生，其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愈高。在學經驗方面，由於台灣具有一定的地區發展差異，而公立學校的資源也相對私立大學來得豐富，因此學校環境與相對資源的多寡等學校特性，對於大學生公民性格的養成應也有所差異。同時，透過文獻所示，我們也預期在學期間主動修習政治相關課程愈多者，其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也愈高；而課餘活動參與方面，其與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同樣應具相同的正向關係。學校功效意識則是全新的概念，筆者將其區分為對學校體系的內在功效意識與外在功效意識，分別作為政治內在功效意識與外在功效意識的獨立變數，以觀察從台灣大學生對於學校體系之認知，是否能如本研究所預期的，可有效解釋其對於政治體系之認知，在下節的資料分析中，我們將對於這些研究假設，提出實證的研究成果。. 伍、資料分析與解釋本文主要由政治社會化理論出發，探討影響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之因素。在本節中，我們首先將敘述大學生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功效意識的異同之處與現況，以及正規競選參與和.

(25)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25. 非正規抗議活動參與的差異；其次，以研究架構所區分的個人與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與個人於大學環境的主動性選擇，來分析這些因素與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政治參與之關聯性。. 一、台灣大學生的學校功效意識、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大學生對於學校體系的認知以及其對於政治體系認知的相關性為何？兩者是否存在者如本研究所預期的落差？首先，我們將先比較台灣大學生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功效意識的分佈，60如下表一所示。在外在功效意識方面，大學生在感受學校體系的回應上，在「學校不關心」項目上，具有該項外在學校功效意識的比例為 41.6%，在「學校決策影響力」的項目上具有的比例則為47.1%，但在能感受政治體系的回應比例則驟降至「官員不關心」項目的20.0% 以及「沒有政策影響力」項目的28.7%。也就是說，不論以學校或政治體系為對象，多數的台灣大學生認為「體制」對於個人是缺乏回應的，但對於學校以及政府官員的外在功效意識的比例上卻有顯著的差異，如先前所預期的，或許是政治體系的作為，相對於學校來說，對於大學生而言是較為遙遠的，以及長期以來，媒體對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的較多的負面評價，因此展現於他們的外在學校功效意識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的分佈上具有顯著的落差，但從整體比例而言，台灣大學生的外在學校功效意識則相當程度反應了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的情形，即不具外在功效意識的比例較高。在內在功效意識的部分，則呈現了不同的分佈，在大學生對於學校與政治體系運作過程的認知上，在「學校太複雜」項目的比例 60. 由於問卷題目採反向敘述，回答不同意者，則代表民眾具有該項功效意識，學校功效意識的概念則類似於政治功效意識概念的區分與測量。Wright曾採正面敘述與反面敘述的相同題目進行分析，發現傳統以反向敘述的測量方式，使民眾默許（acquiesce）的現象並不明顯，即不會造成低估的問題，參見James D. Wright, “Does Acquiescence Bias the ‘Index of Political Effic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39, No.2 (Summer 1975), pp. 219~226..

(26) 2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為40.2%，其比例反而顯著的低於「政治太複雜」項目的55.0%，也就是台灣大學生具有內在學校功效意識反而低於具有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比例，顯示多數正受高等教育的未來社會菁英，主觀上認為自己具有了解政治，以及認知政治過程的能力，此則相當程度反應了媒體的蓬勃發展，使得大學生具有較為多元瞭解政治體系的管道，而對於學校體系的不夠認識，也反應了台灣大學生對於學校事務相對而言較不關心的態度，或他們並無太多的管道去瞭解學校事務，因此如果實際的原因是後者所致，則本研究認為各大學應考慮增加學生取得有關校務資訊的不同管道，讓大學生對於學校事務能有更清楚的瞭解與認知。（見表一）表一. 台灣大學生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功效意識的分佈外在功效意識. 項目類別. 學校／官員不關心. 單位：% 內在功效意識. 決策／政策無影響力. 學校／政治太複雜.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學校功效意識. 58.4. 41.6. 52.9. 47.1. 59.8. 40.2. 政治功效意識. 79.0. 20.0. 71.3. 28.7. 45.0. 55.0. 資料來源：陳義彥，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NSC892414-H-004-048（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1）。. 而大學生與全體民眾在政治功效意識上又有何差異？我們可以比較政大選研中心於2000年所執行，由陳義彥教授所主持的「跨世紀總統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的科際整合」面訪，針對全台灣民眾的調查研究資料中相同測量題目，可以發現，相對於全體民眾而言，61大學生在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上是顯著較低的，在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上則反而顯著較高，這表示了這些正受高等教育的未來社會. 61. 2001年的調查研究中，不同意「官員不關心」的比例為39.8%；不同意「沒有影響力」的比例為42.7%；而不同意「政治太複雜」的比例則為29.1%，完成成功樣本共1,181份。.

(27)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27. 菁英，在認為自己較為具有認知政治過程與事物的能力之餘，但卻對政治體系的回應性抱持著較負面之看法，也或許意味著大學生相較於全體民眾而言，具有較高的批判或反省既有政治體制的傾向。綜合台灣大學生對於學校體系與政治體系的認知的比較，可以發現，台灣大學生對於具有內在學校功效意識與外在學校功效意識的比例都是較低的。在政治功效意識上，值得擔心的是，大學生們多數認為自己具有瞭解政治的能力，卻表示無法感受政府的回應力，而這樣的落差是否會展現在他們的政治參與上，則是本研究另一個關注的焦點。在政治參與方面，筆者區分競選活動的正規（conventional）參與，以及反對體制或政策的非正規（unconventional）參與。在正規競選活動參與方面，62可以發現回答「有時」、「常」與「時常」者，在「勸說他人投票」上約佔全體四分之一，除此之外，其他競選活動的參與程度皆較「勸說他人投票」較低，甚至僅有一成左右的大學生表示，有時或時常「參與競選造勢活動」，以及「配戴競選旗幟等物品」，在更積極參與「擔任政黨或候選人工作人員」的大學生比例則為最少。其次，進一步比較參與活動的種類與程度，可以發現台灣大學生的正規政治參與的程度隨著參與活動的成本提高而逐漸下降。整體來說，台灣大學生參與頻率較常的比例雖然相對較少，但相對於一般民眾，其比例仍不低。63（見表二）. 62. 在此，筆者並未考量投票參與。主要原因在於並非全數大學生皆擁有投票權，為了共同比較的基準，故以競選活動參與程度作為大學生正規參與的測量標的。 63. 2000年的調查研究中，回答曾勸說他人投票的比例為11.3%，參與競選造勢活動的比例為10.9%，配戴競選物品與旗幟的比例則為1.9%，值得注意的是，兩筆資料測量方式並不一致，因此本數據僅作為參考。.

(28) 2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表二. 台灣大學生正規競選活動參與分佈. 單位：%. 參與競選造勢活動配戴競選旗幟物品. 擔任政黨或候選人工作人員. 項目類別. 勸說他人投票. 從不. 39.4. 59.0. 63.7. 81.7. 很少. 20.6. 19.0. 17.0. 8.8. 少. 13.7. 10.9. 8.5. 5.2. 有時. 19.5. 9.1. 7.9. 3.6. 常. 5.0. 1.5. 2.0. 0.4. 很常. 1.9. 0.5. 0.9. 0.3.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註：樣本數為1,576人。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NSC892414-H-004-048（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1）。. 最後，在大學生的非正規政治參與上，由於非正規政治參與的測量方式為受訪者自行評估參與社會運動，以及參加可能與警察發生衝突的抗議活動的可能性，因此主要反應的是大學生的參與意識，列於下表三。在參與社會運動可能性方面，近五成的大學生表示可能參與（包括「有點可能」與「非常可能」），其中以有點可能為最高，達44.3%。值得注意的，一旦詢問是否可能參加與警察發生衝突的行動時，表示不可能（包括「不太可能」與「絕不可能」）的比例則提高至八成五以上，顯示當所謂的社會運動與權威體制產生衝突時，大學生對於以不滿既存體制或政策為主的非正規政治參與之傾向即隨之驟降，即使如此，仍有一成五左右的大學生表示有點可能與非常可能參與，64由此可見，在非正規政治參與方面，台灣大學生具有相當程度的參與意識。. 64. 政大選研中心於1997年的全國性面訪資料（NSC 87-2414-H004-009）中也詢問民眾同樣的問題，表示非常可能與可能的民眾合計僅6.5%，顯示台灣大學生相對於全體民眾而言，仍具較高程度的反權威性格，但其間相隔四年，因此大學生與全體民眾在有關抗議活動的參與意識上的差異性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29)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表三. 台灣大學生非正規抗議活動參與分佈項目類別. 參加社會運動. 29. 單位：% 參與警察發生衝突的行動. 絕不可能. 9.8. 40.6. 不太可能. 41.4. 45.7. 有點可能. 44.3. 12.1. 非常可能. 4.4. 1.7. 總和. 100.0. 100.0. 樣本數（件）. 1,576. 1,575.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NSC892414-H-004-048，（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1）。. 二、影響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之因素在分別說明我國大學生功效意識，包括面對學校與政治不同體系，以及政治參與的概況後，筆者將建構影響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因素的的實證模型。即便本研究所專注的是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影響，但為了釐清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因而我們仍須進一步控制可能影響的其他變數，在以下的模型中，筆者將控制性別、年級、主觀階級認定等人口基本特徵變項；而在政治參與的模型中，也進一步控制傳媒使用、政黨認同強度以及對選舉關心程度等心理涉入感因素。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將以不同類型的統計模型分別估計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在政治功效意識方面，筆者所使用的是「順序對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較常見的迴歸模型是將依變數的測量尺度視為距離相等的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而多數社會科學調查研究的變數測量方式則是以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為主，因此以迴歸模型中將順序尺度變數視為等距尺度變數將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結果；65所謂的「順序對數模型」特色是按依變數的類別順序所定義，並以模型中自變數的特性計算出應有的 65. C. Winship and R. D. Mare, “Regression Models with Ordinal Vari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9, No.4 (August 1984), pp. 512~525..

(30) 3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截點（cut），而所評估不同類別的機率比（odds ratio）則是連續累計所形成。66在政治參與源起模型上，由於測量題目較多，且其變數測量為六分類方式， 67 適宜建立一個政治參與的量表來加以分析，因此將以迴歸模型的最小平方法（OLS）來估計之。此外，在控制其他條件的情況下，筆者也以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代替學校功效意識來估計其政治參與之源起，除了檢視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外，也可瞭解學校功效意識概念的進一步適用性，同時也測試模型的穩定性。在影響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的因素部分，如前所述，政治功效意識區分為內在功效意識與外在功效意識為對政治體系輸入與輸出項兩者不同的概念，故在實證結果上，筆者將分別建立內在功效意識與外在功效意識的模型，整體模型如下表四所示。就卡方值而言，分別為283.97與236.37，自由度為12，兩個模型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本模型的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解釋有顯著的影響存在。在內在功效意識部分，在控制其他變數後，首先，在與社會化媒介的互動方面。大學生家庭政治化的程度，以及與同儕間討論政治的頻率，都與其內在政治關係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在比較係數後可以發現：「同儕」為影響台灣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之最主要的社會化媒介，這表示了對於大學生而言，同儕也許是最密切討論政治事務的對象，相對的對於他們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影響最大；其次，在個人主動性在學經驗方面，就學校特性而論，公立大 66. Alan Agresti,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ew York: John Wiley, 1990). 有關詳細對數模型（ logit model ）的說明與解釋，可參見 Tim Futing Liao, Literpreting Probability Model: Logit, Probit and Other Gneralized Linear Model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4); 王濟川、郭志剛，Logistic 迴歸模型―方法及應用（台北：五南，2003）。 67. Xie認為如果順序尺度的測量中有五個以上的選項或級別，將其作為連續變數的處理則不會產生太大的統計估計問題，參見Yu Xi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for Ordinal Variable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17, No.4 (May 1989), pp. 325~352..

(31) 31.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學的學生其內在政治功效意識顯著高於私立大學學生，而政治相關課程修習的學分數也與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有著顯著的正向關係，當然或許這些就讀於公立學校或修習較多政治相關課程的大表四. 影響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因素的順序對數模型（ordered logit）項目類別. 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係數（標準誤）. 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係數（標準誤）. 性別（女性為0）. -0.71. (0.11)***. 0.19. (0.11). 年級. 0.11. (0.05)*. 0.07. (0.05). 主觀階級認定. 0.12. (0.08). 0.20. (0.09)*. 1.17. (0.31)***. ＄. 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家庭政治化程度. 0.84. (0.29)**. 與同儕討論政治頻率. 1.07. (0.25)***. 0.40. (0.26). 與老師討論政治頻率. -0.03. (0.20). -0.14. (0.21). (0.11)***. 在學經驗學校公立（私立為0）學校位於北部（非北部為0）. 0.42 0.21. 0.26. (0.12)*. ＄. 0.03. (0.12). *. 0.03. (0.02). (0.11). 0.06. (0.03). 參與社團程度. 0.08. (0.07). 0.09. (0.08). 學校功效意識低. -0.83. (0.13)***. -0.65. (0.15)***. 學校功效意識高. 1.30. (0.15)***. 1.08. (0.15)***. 截點1. -0.96. (0.36)**. 2.99. (0.40)***. 4.14. (0.41)***. 修習相關課程. 截點2. 2.42. (0.36). ***. 模型相關資訊樣本數. 1,500. 1,499. 卡方值. 283.97. 236.37. 自由度. 12. 12. P值. 0.000. 0.000. Pseudo R2（Nagelkerke）. 0.20. 0.18. 註1：學校功效意識是以「內在學校功效意識」與「外在學校功效意識」分別估計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註2：***表P< .001，**表P< .01，*表P< .05 ，表P< .1（雙尾檢定）。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NSC892414-H-004-048（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1）。.

(32) 3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學生原本就自認為具有較高認知政治過程的能力，而非來自於學校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課程修習的影響，然而，我們也可以由此發現具有這些特徵的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差異；在學校功效意識的影響方面，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可以發現內在學校功效意識與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意味著大學生的內在學校功效意識與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確具有重要的關聯性，即以他們自認為對於學校體系的認知能力，相當程度反應了他們自認為能瞭解政治過程或事務的能力。在外在功效意識部分，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在與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上，僅有「家庭政治化程度」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代表這在控制其他條件下，「家庭」為影響大學生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主要的社會化媒介，結合個人的主觀階級認定影響，可以看出「家庭」成為台灣大學生感受政府回應（responsiveness）程度的重要管道，我們也預期，家庭將進一步成為大學生對於政府評價之主要來源。有趣的是，在控制其他條件下，大學生在課堂上與老師討論政治的情況對於其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皆未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也意味著在台灣社會日漸多元開放的同時，大學生同時具有極高的自主性，個人在學校各種涉入與經驗成為他們政治功效意識的主要來源，而非老師上課與學生的互動情形；在個人主動性在學經驗方面，公立大學的學生在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上也如同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般，顯著高於私立大學學生。而「學校功效意識」的影響上，我們也發現如同內在學校功效意識與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關係，大學生的外在學校功效意識與其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也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即以他們的「學校功效意識」來解釋其政治功效意識是相當可行的，包括對於學校體系自我認知的影響能力與學校體系的回應力，也就是「內在學校功效意識」與「外在學校功效意識」的概念，因此若欲有效提昇我國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增.

(33)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33. 強他們對於政治體系的認知能力與感受能力，先從與他們關係較為密切的學校體系，即提升他們對於學校的認知能力應是相當可行的選擇。除此之外，在控制變項方面，在考量本研究所設定的社會化理論影響因素後，年級愈高，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也顯著愈高；主觀上認為自身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愈高的大學生，其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也顯著愈高，與過去的相關研究成果皆相當一致。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中男性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顯著低於女性，顯示大學生中女性相對於男性而言，較認為具有瞭解與認知政治事物的能力，與過去的研究結果較不一致，由於性別的差異非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但男女的政治能力差異，相信將是未來性別相關研究中，不得不受關注的重要主題。. 三、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之因素接著，我們將分析影響台灣大學生政治參與的因素。在此，筆者更進一步加入政黨認同強度、媒介使用與對選舉關心等心理涉入感作為控制變項，以期釐清本研究各解釋變數之影響力，同時，筆者將進一步探討我國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之關聯性，也將驗證學校功效意識概念在應用上的適當性。迴歸模型檢證結果如下表五所示，在正規的競選參與上，在控制其他變數後，與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的部分，家庭政治化程度與同儕間討論政治的頻率皆與大學生的正規競選活動參與程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比較係數後可以發現，家庭為影響大學生正規競選參與的最重要媒介；在個人主動在學經驗上，由於北部仍是台灣地區的政治重心，因此北部地區的大學生具有較多的機會參與正規的競選活動，其參與程度也顯著高於非北部的學生，而修習相關課程、參與社團程度與正規競選參與也如筆者所預期的具正向的顯著關係，與過去的研究結果相當一致。.

(34) 3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表五. 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因素的迴歸模型（OLS）項目類別. 競選參與. 抗議活動參與. 係數（標準誤）. 係數（標準誤）. 常數. -0.33. (0.15)*. 1.79. (0.11)***. 性別（女性為0）. 0.04. (0.04). -0.09. (0.03)**. 年級. 0.00. (0.02). -0.02. (0.01). 主觀階級認定. 0.07. (0.03)*. -0.06. (0.02)**. ＄. 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家庭政治化程度. 0.52. (0.11)***. 0.27. (0.08)**. 與同儕討論政治頻率. 0.33. (0.10)**. 0.06. (0.07). 與老師討論政治頻率. 0.05. (0.07). 0.07. (0.05). 0.01. (0.03). -0.03. (0.0). 0.01. (0.00). 0.04. (0.02)*. 在學經驗學校公立（私立為0）. -0.02. (0.04) *. 學校位於北部（非北部為0）. 0.10. (0.04). 修習相關課程. 0.03. (0.01)*** *. 參與社團程度. 0.07. (0.03). 內在學校功效意識高. 0.02. (0.05). 0.09. (0.04)*. 外在學校功效意識高. -0.05. (0.04). -0.05. (0.03). 傳媒使用率. 0.13. (0.03)***. 0.07. (0.02)***. 政黨認同強度. 0.26. (0.02)***. 0.03. (0.02)*. 0.02. (0.01). (0.02). *. 對選舉關心. 0.05. 樣本數. 1,498. 1,497. Adj. R2. 0.24. 0.07. S.E.E.. 0.76. ＄. 0.57 ＄. 註：***表P< .001，**表P< .01，*表P< .05 ，表P<.1（雙尾檢定）。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NSC892414-H-004-048（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1）。. 在非正規的參與意識上，在與社會化媒介政治互動上，僅有家庭政治化程度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大學生在正規與非正規的政治參與上，來自不同社會化媒介的政治互動影響則相當一致：「家庭」皆是主要的社會化媒介，具有最大的影響力。在個人主動選擇在學.

(35) 台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之影響因素. 35. 經驗上，參與社團程度與非正規的參與意識之關聯性，就如其與正規的政治參與一般，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除了過去文獻所揭示：參與學校的課餘活動，有助於建立對於所屬環境與他人的互動及互信，進而對於政治參與有正面與積極的影響外，筆者以為如果可以進一步控制參與的社團類型，將有助更進一步瞭解大學生參與社團種類與不同類型政治參與之關係。在控制變數部分，自我認定階級愈高的大學生，正規的競選活動參與的程度也愈高；自認為出身階級愈高的學生在參與非正規社會運動的意識則顯著愈低，這些結果則相當符合預期；另外，大學生中男性相較於女性而言，具有非正規政治參與的意識是顯著偏低的，表示女性比男性更具參加社會運動與抗議運動的參與意識，筆者以為這相當反應了近年來我國女性意識逐漸抬頭的社會氣氛，進一步使女大學生相較於男學生對於既有的體制或政策更具反省意識，因而有較高的非正規的參與意識，但更為深刻的理論意涵，則仍待往後相關研究進一步釐清。最後，在學校功效意識概念的適用性上，在表四影響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的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學校功效意識對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是有顯著影響力的，而在學校功效意識與非正規抗議活動參與意識的關係上，我們發現：具有高度內在學校功效意識的大學生，其參與非正規社會運動或抗議運動的意識是顯著高於其他學生的，為了進一步釐清「學校功效意識」的概念的適用性，筆者將同樣的模型設定方式以政治功效意識代替學校功效意識以瞭解大學生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關聯性（列於附錄二）。首先，附錄二的模型中各變數係數幾無變化，表示即使在模型中某些變數未如假設所預期的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但此並未對其他變數造成估計值的偏誤。其次，我們發現，台灣大學生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與其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所表現出的關係相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