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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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2006年11月，頁233-258. 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周惠民 ∗. 歷史是現代與過去的永恆對話，對話者的角度不同、想法不同，對歷史的認識與敘述自然有別，所以史家必須不斷面對「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的改變。歷史的改變雖屬人類活動的常態，但在某些特定的時空，歷史改變往往會引起較大的注意，例如德國因為必須負起「挑起兩次世界大戰」的責任，所以德國有關兩次大戰歷史解釋的改變，必然引起有關政府及史家的關注。過去幾十年來，德意志現代史學者先要釐清第三帝國的相關史實，並進一步建立獨立的史觀及歷史解釋，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引起幾次重大的爭議，一番辯證之後，各界的看法才漸趨一致。關鍵詞：諾特、費雪爭議、帝國議會大火、泰勒、德國歷史解釋. 一、前言從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1778)以後，歷史學者普遍同意：歷史沒有主導原則，只有在許多謊言中選擇一個最接近事實的敘述。而從現代史的許多「歷史敘述」中，我們可以不斷看到「歷史解釋」的改變，透露出許多世人選擇「接近事實」時，態度不斷改變。改變的原因甚多，舉其要者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2) ．23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如：「歷史敘述」必須面臨新資料的挑戰；「歷史解釋」則因時空背景與社會思潮不斷交互影響，「新看法」與時並進。如何檢討並修正歷史的敘述及解釋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例如學界普遍改稱「黑暗時代」為「中古」，德語地區多數學者稱馬丁路德發動的「宗教改革」為「宗教分裂」 (die Glaubenspaltung)，都牽涉歷史解釋。 20世紀以降，政治形勢變動迅速，歷史解釋權變動甚大，許多歷史敘述必須隨之修正，愛爾蘭共和國成立之後，將聯合王國口中的「叛變」改為「起事」，著名者為1916年4月的「復活節起事」(Easter Rising)。這一類的解釋變遷，並不影響他國利益或立場，不致引起國際矚目。但德國現代史的敘述，卻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時空背景，經常引起史家的注意。德國以「無條件投降」的方式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的戰事。德國除了被剝奪國際人格，面對斷瓦殘垣及列強分區佔領之外，還得面對歷史的指控。國際社會不僅重提凡爾賽和約中「戰爭責任條款」，也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所有罪責交給德國人承擔。與希特勒有關的戰爭暴行，更成了德國上下的最大心魔。 1950年代，國際社會對納粹暴行的撻伐，猶太人對相關當事人的追訴，使得許多人不敢申辯，唯恐被劃為「法西斯主義者」或是「納粹獨裁同路人」。德國史家將國際社會的主流論述直接呈現在其研究與教學之中，缺乏自己的史觀。雖然部分學者並不認同這樣的作法，但也多半採取「諱莫如深」的態度，靜默以對。 1960年代以後，德國重建速度加快，經濟逐漸復興，又陸續加入歐洲共同體等各種國際組織，並漸漸在歐洲事務上取得較大的發言權。戰後才就學的新世代史家開始檢討一些重要議題：從「誰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負責？」到「納粹反猶行動獲得群眾支持嗎？」，都引起廣泛的討論。 1這些議題中，有歷史解釋權的改變，也有歷史論述的重新調整。 1961年，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泰勒(A. J. P. Taylor, 1906-1990) 2出版了一 1. 例如1960年代的「費雪爭議」(Fischer Kontroverse)或是1980年代的「歷史家爭議」(Historikerstreit) 都是一些引起廣泛討論的案例。. 2. 泰勒於1906年出生在蘭開夏，家族經營棉紡織致富，中學畢業後，獲得牛津大學的獎學金，前.

(3)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35．. 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推翻許多學界既有的看法，引起各界的批評，也因此將德國現代史重大事件帶入了國際舞台，許多歷史敘述及解釋因而修正，「帝國議會大火案」(Reichstagsbrand, 1933)即為一個顯著的例子。本文先以「帝國議會大火案」為例，討論國際學術對德國歷史敘述的影響，並以德國現代史的兩個重要議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應負何種責任？」及「第三帝國是如何興起的？」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學界對德國現代歷史看法的轉變過程。. 二、帝國議會大火案 1933 年 2 月 27 日夜間，德國舉國上下都將注意焦點集中在即將舉行的國會大選時，忽然傳出位於柏林市中心帝國議會(Reichstag)發生大火，警方只在現場逮捕 1 名涉嫌重大的荷蘭籍失業工人范得盧伯(Marinus van der Lubbe, 1909-1933)。當時擔任總理的是國社黨(NSDAP)黨魁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他巡視大火現場後，與其幕僚戈林(Hermann Göring, 1893-1946)商議，認為有機可乘，做成「共黨份子」陰謀縱火的結論，除了大肆逮捕共黨份子外，又採取幾項重要措施，包括：發佈「帝國大火緊急命令」(die 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3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要求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 1847-1934)總統簽署命令，授權政府採取各種必要措施；停止實施威瑪憲法中一些有關民權的重要事項。稍後，德國檢方將包括德國共黨重要人物托格樂(Ernst Torgler, 1893-1963) 4及幾位保加利亞籍的共往奧力歐(Oriel)學院就讀。又曾至維也納遊學。後擔任牛津大學教職，並在廣播電視中推廣歷史，成為50年代以後英國最知名的歷史學者，也有人稱之為「麻煩」(troublemaker)。他政治立場傾向社會主義，對俄國大革命卻有許多批評。泰勒認為：希特勒與當時其他的政治人物一樣，並不特別邪惡。但是在作法上，超過所有的人。這種論調震驚了當時的歐洲學界。一時之間，批評聲浪四起，但是經過許多討論之後，這種說法漸漸為學界接受。 3. 全名為〈帝國總統保護民族與國家之命令〉(die Verordnung des Reichspräsidenten zum Schutz von. 4. 托格樂原為社民黨員，後退出，並加入共產黨。1924年成為帝國議會議員，並成為該黨在議會. Volk und Staat)，又稱帝國議會大火令(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

(4) ．23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黨份子等人起訴，3 月 9 日，萊比錫法院公開審理此案，范得盧伯以「謀反」5罪名被宣判死刑，其他同案被告無罪開釋，交由相關單位管束。當時國際共黨組織有許多反制作法，包括舉行「模擬審判」。德國共黨宣傳部長明岑貝格(Willi Münzenberg, 1889-1940)集合了流亡在英國的德裔共黨份子，並邀請著名的律師、法官及一些反對納粹的民主人士，組織了一個法庭，同步「審判」帝國議會縱火案。經過 1 個星期的辯論，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共黨份子均無罪開釋，法庭甚至進一步認為戈林才是組織縱火的「元兇」。這種論述經由國際組織及傳播媒體的大肆報導後，英美等國的學界都接受這種論述。德國戰敗投降後，德國學術界接受這樣的邏輯，坊間出版物及相關教科書也都採取同樣的記載，「帝國大會大火案是國社黨陰謀所致」的說法幾乎成為定論。這樣的歷史陳述不僅符合反納粹政權者的利益，也符合當時世人對「納粹罪行」的期待，所以各界並沒有太多的質疑。1955 年出版的《布羅克豪斯大百科》(Der Grosse Brockhaus)對〈帝國議會大火〉條目的說明便採取國社黨成員所為的說法：「許多間接證據指出帝國議會大火是國社黨中的恐怖組織所為。」 6 但 1950 年代距此事件不遠，許多知情或涉案者仍然在世，檔案文獻也均可考，所以也有熟知內情者對這樣的說法並不滿意，甚至希望重新檢討此事。1959 年，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記者佗比亞斯(Fritz Tobias)長期蒐集各種相關資料，經過研究後先在週刊中發表一系列文章，認為「帝國議會大火」確為范得盧伯一人所為，引起廣泛的討論。這些資料又在 1962 年. 中的黨鞭。帝國議會大火之後，因涉及共產黨，托格樂自願向警方報到，接受偵察，其後遭起訴，但並無確實證據，交保護管束。他因與警方合作，遭共黨除名。他將一生經歷寫成《在帝國議會大火陰影下的一生》(Ein Leben im Schatten des Reichstagsbrandes) (Berlin: Trafo verlag, 2006)一書出版。 5. 德文原文為Hochverrat(英文作High Treason)，但范得盧伯並非德籍，故不能稱之為「叛國」，以謀反罪(conspiracy)稱之較為恰當。. 6. Der Grosse Brockhaus (Wiesbaden: F. A. Brockhaus, 1956), Band 9, S. 638, Reichstagsbrand..

(5)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37．. 編輯成書出版，7掀起了學界的論戰。反對者如瑞士史家侯佛(Walther Hofer, b. 1920) 認為佗比亞斯所說缺乏證據，並不可信， 8 但支持者如孟森 (Hans Mommsen, b. 1930) 9則以為范得盧伯獨立犯罪的說法也確有實證。孟森查考各種檔案，提出「個人犯罪理論」(Alleinschuld-These)，並以為希特勒是一個無能的領導者，才會讓此種局面發生。 10但孟森的說法又引起相當大的爭議，歷史學者如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 b. 1925)、希爾德布蘭德(Klaus Hildebrand, b. 1941)等人批評此種說法低估了希特勒的地位，也低估了納粹意識型態的力量，有替納粹政權脫罪的可能。 11 就在各界吵得不可開交之際，牛津大學的泰勒也出版專書，從他一向比較堅持的左派史學角度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認為：美國有一群主張「歷史修正論」的學者，對自己的國家有諸多怨懟，強調對光榮孤立思潮的懷念、反羅斯福新政等，經常採取光怪陸離的「陰謀論」說法，才會將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說的如此複雜。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理由相當清楚。有關帝國議會大火案的發展，泰勒認為：國社黨並非帝國議會的縱火者；他更進一步的指出：如果與 1930 年代許多政治人物相比，希特勒並不特別邪惡或放肆妄為，但在後果上，希特勒的罪行，比起其他人所作所為，要嚴重許多。有關得利的部分，泰勒與孟森看法類似，認為：納粹政權確實利用了大火事件在即將舉行的大選中爭取較多的支持，也利用此事件獲得許多的政治利益；即使納粹無論如何將會破壞德國的民主體系，「縱火」事件仍應當是一個偶發的個人行為。 7 8. 9. Fritz Tobias, Der Reichstagsbrand (Köln, Grote, 1962). Walther Hofer, Der Reichstagsbrand, Eine wissenschaftliche Dokumentation (München: Food Promotion, 1982). 孟森生於1930年，研究德國現代史，專精於第三帝國時期的官僚體系，曾在海德堡、杜賓根等地教書，被歸類成「左派」史家。. 10. 孟森提出「結構解釋理論」(structuralist interpretation)，認為：納粹政權是一群腐敗官僚的集合，他們不斷進行無止境的權力鬥爭，才會使局面不可收拾；權力鬥爭也正是納粹種族政策的最佳動力。. 11. 孟森後來修正其對希特勒「領導性格不足」的說法，認為希特勒獲得的權力遠超過預期，所以無法有效運作。.

(6) ．23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此種言論一出，立刻引起英、美等國許多歷史學者批判，認為泰勒是為希特勒脫罪。這時，突然出現許多新「證據」，均指向納粹政府「參與縱火」，但是這些「新證據」均屬共黨政權的偽造，禁不起驗證。 12 歐美等國的學者開始對納粹宣傳的大火責任歸屬問題產生懷疑。卡爾 (W. Carr)在 1969 年出版的《1815 到 1945 年間德國史》(A History of Germany: 1815- 1945)一書中就表示：究竟是半瘋狂的荷蘭共黨份子范得盧伯一人所為，或更可能是納粹用來影響視聽？仍無法判斷，但不可否認的，此事件發生的時機，對納粹相當有利。 13 此後的著作中，對帝國議會大火事件的解釋，逐漸接受「個人行為」的說法。1987 年，英格蘭史家李(Stephan Lee)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原本許多人都相信這是國社黨的精心設計，以便將過錯加諸於共產黨或是民主社會黨，現在大家都普遍接受這個事件是范得盧伯的個人行為，而非一個有計畫的陰謀。但不管真相如何，希特勒將這個事件利用得淋漓盡致。 14 在德國方面，對此事件的評論也有相當的轉變，特羅伊(Wilhelm Treue, 1909-?)於 1978 年出版的《德國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比較保守的指出：就在選舉前一週，帝國議會遭到明顯的縱火，只是縱火者是誰至今仍不清楚。就在當天晚上，政府的發言機構就將責任推給共黨份子，並以此合理化其慘酷的追捕行動。 15 1996 年出版的《麥爾袖珍百科》(Meyers Taschenlexikon)更指出： 1933 年萊比錫法庭宣判三名同案被告無罪，已經說明共黨與此事無關。國社黨策劃、戈林(Göring)知情的猜測也無法證實。根據相關資 12. 有關共黨偽造相關文件之事，係一連續且影響重大的事件，還包括1960年代對許多西德官員的攻擊，將另為文探討。. 13. William Carr, A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45 (London: E. Arnold Co, 1969), p. 326.. 14. Stephan J. Lee, The European Dictatorships 1918-1945 (London: Methuen, 1987), p. 158.. 15. Wilhelm Treue, Deusche Geschichte (Stuttgart: Kröner, 1978), S. 872..

(7)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39．. 料顯示，由被判處死刑的范得盧伯一人所為的判斷應當正確無誤。 16 德文版威基百科全書(Wikipedia)在帝國議會大火的條目中也採取「獨立犯案」的說法。 17 帝國議會縱火案的討論，不僅從事證上說明第三帝國議題並非政治禁忌，不可碰觸，還開啟德國學者重新檢討德國現代史敘述的風氣，此後數十年間，許多史家開始檢視第三帝國及其相關的歷史解釋，並開始修正一些看法。. 三、「費雪爭議」(die Fischer-Kontroverse) 1918 年，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提出「無勝利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獲德國執政當局同意，便以德皇遜位為前提，雙方停戰。1919 年，同盟國與協約國在巴黎召開和會。此時，英、法兩國堅持要求德國負起發動戰爭的責任，在和約第 231 條規定：德國及其盟邦發動攻擊，造成戰爭，同盟國及其盟邦政府及人民因此遭受損失及傷害。同盟國及其盟邦宣布德國及其盟邦必須為此負責，德國也承認此點。 18 條約簽訂時，美國並不支持英、法的要求，德方更是認為受到欺騙。戰爭原以「無勝利」為前提，以「停戰」收場，卻必須負起「戰爭責任」，條約也未曾明訂賠款的總數，英、法等國卻據此向德國要求大筆賠償。 191920 年，條約生效之後，各項賠償及割地都對德國經濟發展造成沈重的負擔，也是日後世界受到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衝擊的嚆矢。德國人民解讀此次戰爭時，多認為德國並未投降，卻遭到戰敗國的待遇，因此對列強乃至對新的共 16. Meyers Lexikonredation, Meyers Taschenlexikon (Mannheim: B. I. Taschenbuch- verlag, 1996), Band 9, S. 2822.. 17 18 19. http://de.wikipedia.org/wiki/Reichstagsbrand. 譯自德文本條約，條約全文見：http://www.documentarchiv.de/wr/vv08.html. 條約中雖為規定德國賠償的範圍及總數，但根據各國所提出的要求，德國約需支付66億英鎊的戰爭賠款，第一期付10億，其餘分30年攤還。.

(8) ．24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和政府都無好感，埋下日後許多爭議的種子。列強方面，對此也有許多檢討，法國福熙(Marschall Ferdinand Foch, 1851-1929)元帥就表示：「這不是和平，這只是為期 20 年的停戰協定。」聯合王國總理勞合喬治(Llyod George, 1863-1945)也認為：「沒有人會忘記或原諒我們在勝利時刻所表現的不公義。我想充滿力量的德意志民族一定會在未來再一次發動戰爭。」 20這些言論大概可以說明當時協約國方面的許多當事人對凡爾賽和約中的相關規範也不盡同意。在德國方面，反感更強。當時的德國總理鮑爾(Gustav Bauer, 1870-1944)就針對凡爾賽和約簽署問題表示：因為體認到責任，我們才在這裡努力挽回。政府在持一定保留態度的前提下簽署條約，以免讓已經忍受無法言語的痛苦的德意志人民再次承受新的戰爭，以免主權再遭撕裂，領土再遭佔領，婦孺遭受飢餓，戰俘無法回家。 21. 正因如此，1920 年代起，德國內部就開始質疑德國是否應當負起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當時政界及學界普遍認為：德國是「被迫應戰」，參照鮑爾等人的說法，可以證實當時德國人不得不接受凡爾賽和約，又對之有強烈的不滿，所以衝突終將再起。1933 年國社黨的崛起與壯大，就與此種情結有重大關連。只是 1933 年以後，國社黨利用緊急命令，關閉許多報紙，限制反對言論，使得相關討論禁聲，德國對凡爾賽和約的意見，均由國社黨的宣傳工具定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佔領德國，學術活動也遭到列強監管，到 1950 年代末期，才冒出一些生機，因此學界又重新檢討威瑪共和時期的歷史，其中的重要議題之一自然是凡爾賽和約 231 條。許多學者指出：德意志帝國在 19 世紀末期到 20 世紀初期並未有追求世界霸權的想法，國家政策與戰略的設計多以防禦為目標，凡爾賽和約中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肇因的責任歸屬應當重新檢討。但就在此種氣氛中，突然 20. 見：http://de.wikipedia.org/wiki/Versailler_Vertrag.. 21. 見：http://de.wikipedia.org/wiki/Versailler_Vertrag..

(9)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41．. 有學者獨排眾議，認為德國應當負起所有的戰爭責任，自然造成學界嘩然，並引發長時期爭議。 1959年，漢堡大學歷史學者費雪(Fritz Fischer, 1908-1999) 22在《歷史雜誌》 (Historischen Zeitschrift)發表一篇名為〈德意志戰爭目標，東方的革命與單獨媾和1914-1918〉(“Deutsche Kriegsziele. Revolutionierung und Separatfrieden im Osten 1914-1918”)的論文，1961年，他擴大討論範圍，舉出更多例證，並出版一本名為《追求世界霸權：1914到1918年間德意志帝國的戰爭策略》(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在這兩種著作中，費雪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政治理念與戰爭目標仍是延續帝國時期首相侯威格 (Bethmann Hollweg, 1856-1921)於1914年訂立的「九月政綱」(Septemberprogramm)政策方針，而這個政綱與戰前的帝國主義方針與理念並無二致，也就是說，德國軍方對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薩拉耶佛(Sarajevo)事件」可能導致的後果已經有清楚的認識，並任其發生。德國希望奧國與塞爾維亞發生戰爭，也加以支持。德國自信軍力佔有優勢，所以在 1914 年時，放任對俄國與法國發生衝突。所以德國帝國的領導者對大戰爆發的最重要的歷史責任。 23 費雪的說法，認定 19 世紀末以後，德國的內部結構改變，為了因應這種結構改變帶來的壓力，政治領袖開始採取較激進的作法，企圖以成為一個世界霸權來滿足內部的需求，所以他強調「九月政綱」的功能。 24由於費雪的標題「追求世界霸權」相當聳動，立刻引起德國新聞媒體的興趣，全德國的主要報紙如《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簡稱FAZ)、《世界報》(Die Welt)、《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明鏡週刊》及《時 22. 費雪曾就讀於愛爾郎恩及柏林大學，1937年獲得博士學位，1948年起在漢堡大學担任教職，1973 年退休。1999年死後，將其私人藏書捐給羅斯托克(Rostock)大學。後人整理其文件時，確定他曾與國社黨合作，柏林所藏前東德的資料也證實他自1937年就加入國社黨。. 23. 24. Fritz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s 1914-1918 (Düsseldorf: Droste, 1994), S. 82. 這種說法，頗類似於韋勒(Hans U. Wehler)所提出的「社會操縱論」，但兩者又有其不同之處。.

(10) ．24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代週報》(Die Zeit)等意見領袖均紛紛報導，認為費雪鱸列的證據相當有說服力，也同意他的新觀點。尤其是《明鏡週刊》的發行人奧格斯坦(Rudolf Augstein, 1923-2002) 25更是積極支持費雪的論調。但是德國歷史學界並不做如此想，尤其是費雪的論證將德國追求世界霸權的理念與日後的第三帝國連結，更讓許多學者無法接受。當時德國專研現代史的學者包括李特(G. Ritter, 1888-1967)、 26艾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 1910-1990) 、. 27. 柴西林 (Egmont Zechlin, 1896-1992) 28 及希爾格魯伯 (A.. Hilgruber, 1925-1989) 29等人都提出極為嚴厲的批判。他們主要延續著 1920 年代以後的歷史解釋，認為當時 1910 年代德國係採取守勢，只有在軍事上偶而採取主動。李特指出：國社黨是當時世界各地都出現的極權思想中的一個環節，並非德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威瑪憲政體系的缺失才是造成希特勒興起的原因，德國的帝國體制與第三帝國間並沒有傳承關係。柴西林反對費雪的社會內部結構解釋，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德國內部結構改變並無關連，應從國際政治及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問題。希爾格魯伯則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是德國企圖成世界霸權所致。他進一步指出：納粹時期德國的外交政策極端激進，與德國傳統的外交目標有. 25. 奧格斯坦對政治有相當興趣，曾出版許多專著。他發行的明鏡週刊一向監督政府，甚至引起政府不快，幾次羈押、搜索。但奧格斯坦不為所動，週刊的影響力因而大增。1972年起，他還擔任國會議員，堪稱引領德國言論界風騷的人物。. 26. 李特於1925到1965年間任教於芙萊堡(Freiburg)大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德國近代史、軍事史及政治史。他原本支持希特勒的改革方案，但反對其宗教政策，後轉為批評國社黨政權。1944年7 月的刺殺希特勒行動中，他曾受牽連，遭逮捕。. 27 28. 艾德曼自1953年起擔任基爾(Kiel)大學現代史講座教授。柴西林曾於第一次大戰中加入戰鬥，失去左手，癒後又擔任戰地記者。戰後才入大學，從邁涅克研讀歷史。獲博士學位後曾到美國及東亞研究，曾目睹日軍攻入東北地區。後在馬堡 (Marburg)、柏林等地任教。第三帝國時期，不願與國社黨同流。選擇引退。戰後才又擔任漢堡大學教職，專研「海外擴張史」。費雪理論一出，他表示反對，並將研究方向轉入現代史，著述甚多。. 29. 希爾格魯伯出生於安格堡(Angerburg，今屬波蘭)，1943年曾應召入伍，戰後進入法國戰俘營，獲釋後進入大學就讀，對戰爭有相當切身的認識，曾任於馬堡、芙萊堡及科隆等大學擔任歷史學教授，專研1871到1945年間德國政治、外交及軍事史。.

(11)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43．. 極大的差異，不能以第三帝國的狀況反證德意志帝國的外交理念。當然，反對費雪的人也必須同意：侯威格主政時期，德國確實嘗試著採取較為主動的外交策略。但希爾格魯伯認為薩拉耶佛事件是「利用國際危機，用可計算的風險，以推動有限度的強權政策」，30與日後國社黨政權截然不同。學界除了檢驗費雪的論述內容之外，也檢驗費雪的政治立場，認為他在 1933 年就加入國社黨行動隊(SA)，1937 年，國社黨開放入黨申請後，又加入國社黨，曾經獲得新德國歷史研究所(Reichsinstituts für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lands) 31 的獎學金，卻又否認自己是納粹同路人，不無可議之處。而第三帝國時期史學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反對德國必須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負起全責，費雪當時也是抱持這樣的信念。32所以李特等人嚴詞批評費雪，認為他嘩眾取寵，缺乏一貫的學術理念。的確，從帝國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去職，威爾罕二世(Kaiser Wilhelm II, 1859-1941)控制德國政權之後，德國政府的相關外交作為如佔領膠州灣或是其他地方的殖民地，都是利用列強間的矛盾，以操弄「均勢」的手法達到其目的，根本不是費雪所說的「主動爭取霸權地位」。如果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則俄國的動員行動所造成的危機與德皇對奧皇所開的「空白授權書」(Blankovollmacht)兩者都是造成 1914 年「七月危機」 (Juli Krise)升高的重要因素，德國不應獨自負起責任。這些學者的論證將德意志帝國的政策放在國際局勢中討論，考量時也納入列強的互動，說明此時德國國家政策的制訂與列強的政策有一定程度的關連，也確實也合乎歷史發 30. 31. Andreas Hillgruber, Deutsche Großmacht- und Weltpolitik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Droste, 1977), S. 92. 這是1935年國社黨成立的一個國家級研究所(Reichsintitut)，以研究第三帝國的(納粹政權的)歷史為主，獲國社黨重要成員海斯(Rudlof Hess)支大力持而成立，法郎克(Walter Frank, 1905-1945) 為主要領導人物。. 32. 有關第三帝國時期學者的相關問題，請參考Richard Wolin,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 Fascism from Nietzsche to Postmodernis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 3..

(12) ．24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展的現實。但英格蘭的洛爾(John Röhl, b. 1938)專研 1890 到 1920 年間的德國史，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威爾罕二世大力推動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 有密切關係。這種維護費雪的立場，多少反應英格蘭歷史學界傳統的解釋，一貫地將發動兩次戰爭的責任加諸於德國之上。 1964 年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 50 週年及第二次大戰開戰 25 週年，德國各界均舉辦許多紀念活動，媒體也有許多專門討論。當時艾德曼擔任德國歷史學會主席，在當年召開的學術研討會中，也以費雪所引發的爭議為主題，進行各種討論。德國政界也破例的表示對此事件的看法，當時德國總理艾哈特 (Ludwig Erhard, 1897-1977) 及總統格司登麥爾 (Eugen Gerstenmaier, 1906-1986)都對此發表意見，駁斥費雪的說法。倒是此時德國史學界開始挑戰既有觀念，所以德國歷史學的重要刊物《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主編席德(Theodor Schieder, 1908-1984)願意在雜誌刊登費雪的論文。但也讓另一陣營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甚至於讓新生代的史學工作者也表示意見。此後，許多學校開始開設相關的研究課程，專門討論這些議題。綜觀各家的說法，學界對費雪「為德國向世人道歉」的論點並不太認同，認為他的說法將德國抽離 20 世紀的歐洲政治場景。德國學界開始重新檢視現代史，停止了為德國歷史辯護的歷史解釋，而以更為務實的態度，討論德國現代史上的種種議題，也對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威爾罕二世統治時期的歷史有進一步的探討及解釋。在主觀意識上，德國打破原有的自我限制，開始探討第一次大戰期間其他列強的帝國主義思想及擴張策略，不再以德國為唯一的「侵略者」；有關社會結構的討論也明顯增加，希望進一步解釋國際政策與內政發展的關係；並對歐洲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外交政策及戰略構想做進一步的研究。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解釋，逐漸需要修正。歷史的修正，或因為新史料出土；或因為解釋權轉移，或因為放棄成見，但總需經過一段辯證的過程，才能凝聚共識，精確描述。德國史家甚至以為：.

(13)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45．. 1980 年代以前的史家因為個人經驗及長期的集體記憶，無法突破對第三帝國既有的刻板印象，所以處理相關議題時，無法「抽離」歷史場景，自然有「不客觀」之虞。 33 從費雪引發爭議之後，德國學者開始深入討論第三帝國的相關問題。到 1980 年代，政治氣氛轉變，戰後世代也不願意也不必要再背負德國發動戰爭的「原罪」，許多主張修正的言論，逐漸出現。例如「德國現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布羅斯刹 (Martin Broszat, 1926-1989) 34就以「敢言」著稱，他曾提出「德國歷史學界應當以正常心看待第三帝國歷史」的呼籲，卻因時代思潮限制，並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及討論。但當時西德政府努力推動歐洲整合，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對「修正歷史」的相關主張，低調從事。直到 1982 年以後，德國政局改變，基督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CDU/FDP) 聯合執政，德國歷史解釋權才有新的面貌。 1986年6月6日，柏林自由大學教授諾特(Ernst Nolte, b. 1923) 35在《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發表一篇〈不願成為過去的過去〉(“Die 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討論德國現代史上最具有爭議的問題之一：納粹政權的本質。諾特認為：德國現代的法西斯思想起源於「反共產主義」，但兩者的意識型態及所採用的手法卻相當接近。法西斯主義的特徵包括：反馬克斯主義、反自由主義、強調國家意識，重視宣傳。最值得注意的是：諾特並未將種族主義與反猶思想歸納成法西斯主義的基本. 33. 例如史家貝格(Nicolas Berg)在其著作《西德史家與大屠殺》(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Göttingen:Wallstein, 2004)一書中，就持此種看法。. 34. 布羅斯刹生於1926年，先後就讀於萊比錫、科隆等地，1952年獲博士學位，稍後任職於慕尼黑現代史研究所，並擔任該所季刊的主編。1972年以後接任該所所長，也擔任康斯坦茲等大學的榮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第三帝國社會史、德國反猶運動史。布羅斯刹一向認為第三帝國時期許多社會、財政及福利措施都是相當出色：以往貴族獨佔的局面逐漸消失，平民階級的社會地位不斷上升；官僚體系中不乏出身平民的年輕人，這是以往德國歷史不曾見過的氣象；失業率降低、醫療照顧及退休保障保障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因此人民對政府施政的表現也相當滿意。他以為，許多學者討論第三帝國時只看到醜惡的一面，因此主張「修正」第三帝國的歷史。. 35. 諾特取得博士學位後，任教於中學，1963年出版《時代中的法西斯》(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一夕成名，稍後在柏林自由大學教授現代史。.

(14) ．24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內容中。諾特的另一個重點是擴張了法西斯的範圍，將法國的「法國行動」 (Action française) 36運動等也當做近代法西斯思潮的重要表現。這篇論文一出，立刻掀起一場激辯，吸引當時各個領域的重要的學者學者如社會史家韋勒(Hans U. Wehler, b. 1931)、 37 哲學及政治學者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b. 1929)、 38歷史學者希爾格魯伯等人參與，美國及英國的學者也各自為文，抒發己見。這場論戰一直延燒到1987年，相關言論甚至可以集結成書出版，所以德國歷史學界特稱之為「歷史家爭論」 (der Historikerstreit)。究竟歷史家之間的爭議為何？是詮釋的角度不同？還是企圖否定歷史？要瞭解爭論的內容，必須先回溯一下 1980 年代初的幾個重要相關事件。. 四、歷史家爭論早在1980年，諾特就曾以〈在歷史傳說與修正主義之間〉(“Zwischen Geschichtslegende und Revisionismus?”)發表演說，認為希特勒的許多行動係出自對共產主義的害怕，也企圖將國社黨的種族屠殺轉換成被動的自我防衛。他指出：如果不把希特勒屠殺猶太的事件放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下觀察，就會誤解歷史。奧許維茲屠殺猶太人不僅是「反猶思想」(Antisemitismus)，. 36. 1898年，法國幾位作家及言論領袖因受到德雷福斯(Dreyfus-Affäre)案影響，成立「法國行動」組織，並以同名的《法國行動報》為宣傳機構，參加者多為小市民階級，並接受貴族巨賈的資助。組織以羅馬公教及軍事思想為中心，宣傳王權思想、國家主義及反猶思想，也包括了種族主義等各種右派份子的激進主張。羅馬教宗曾譴責其宗教觀及世界觀，但並無效果，其支持群眾仍相當穩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行動」者主張向萊茵河推進。因為該組織製造許多問題，引起政府關切，於1936年禁止其活動，機關報也於1944年查封。1947年，組織重建，改稱「法國行動中央保王派」(Centre royaliste d'Action française)，但影響有限。. 37. 韋勒曾就讀於科隆、波昂及美國奧亥奧大學，1960年獲博士學位。1968-71年間先後任教於科隆大學，柏林自由大學，之後轉往畢勒菲大學(Bielefeld)，1996年退休。. 38. 哈伯瑪斯生於1929年，1954年獲博士學位，以後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1964年起擔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及社會學教授，後轉往蒲朗克(Marx Planck Institut)任研究工作，1984年後回到法蘭克福任教，直至退休。.

(15)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47．. 也不單純只是一個「種族屠殺」，而是俄國革命之後所造成的大恐慌心理的結果。 39 但是這個主題在當時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當時德國學術界與政治界正在討論「德國認同」問題。1982年，德國政黨政治有相當大的變化，主張國際合作，謀求與東德發展關係的社會民主黨(SPD)大選失利，在野相當久的基督民主黨(CDU)獲得政權，計畫重新調整德國的國際定位，並建立新的國家觀念。新任總理柯爾(Helmut Kohl, b. 1930)曾就讀海德堡大學，取得史學博士學位，身旁的顧問中也不乏歷史學者，對歷史的功能有相當清楚的認知，因此擘畫幾所大型博物館，作為歷史教育的輔助工具：例如為了紀念柏林建城750週年，計畫興建「德意志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並在波昂成立一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歷史之家(Das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籌建一所展館。在這幾個項目中如何論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基金會」述及呈現德國歷史，自然成了各方矚目的焦點。而1984年5月，德國召開「國際歷史學大會」，用以紀念即將到來的德國投降40週年。會議的主題之一便設定題為：「第三帝國時期的滅絕猶太行動」。會中爭議的重點之一是：希特勒的「滅猶計畫」究竟是處心積慮，策劃已久還是臨時起意，甚至未獲希特勒授權？主張前類說法者，仍是以傳統歷史解釋的框架看問題，後者的說法，似乎與「歷史修正」的主張唱和，有為國社黨政權脫罪之嫌，這些議題，吸引許多學者關切。 40到了1985年，全世界主要國家都熱烈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週年。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也特別在1985年5月造訪歐洲戰場，在訪德行程中，兩國政府特別安排了與德國總理柯爾一起前往畢德堡(Bitburg)軍人公墓向德國陣亡將士獻花致敬，希望藉此說明雙方已無敵意。但因為該公墓中葬有許多國社黨禁衛隊(Waffen-SS)成員，引起軒然大波，美國及德國輿論均鳴鼓而攻之，認為國家元首不宜對此類有戰犯之嫌的軍人致敬。此時又有許多「納粹. 39. 事後，諾特將此次演講的內容節錄並於1980年6月發表在《法蘭克福廣訊報》 (Frankfurter. 40. Rolf Kosiek, Historikerstreit und Geschichtsrevision (Tübingen: Grabert, 1987), S. 36.. Allgemeinen Zeitung)上。.

(16) ．24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光頭黨」(Nazi Skinheads) 41活動，有人開始擔心因為歷史教育不足，使得納粹思想有復活之虞；也有學者認為長期的掩蓋並非面對歷史應有的態度，所以希望重新檢視並面對第三帝國的歷史。就在此時，「德國現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布羅斯刹於一本標榜自由派的雜誌《水星》(Der Merkur)發表名為〈國家社會主義歷史化的最終辯詞〉 (“Plädoyer für eine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的文章，再度主張正常看待第三帝國的歷史，強調第三帝國歷史的正常化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但布羅斯刹一直是一個爭議人物，但是他對猶太問題的看法一向負面，引起許多批評，甚至有人指出他刻意隱瞞曾是國社黨的黨員的事實，對其言論並未重視。但這些討論的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重要動機：德國人如何擺脫第三帝國的夢魘，建立自己的「國家認同」及「歷史認同」。此所以愛爾郎恩(Erlangen) 大學現代史教授史圖墨(Michael Stürmer, b. 1938) 42於1986年4月在法蘭克福廣訊報(FAZ)撰文表示：沒有目標與尋求認同是孿生姊妹，在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中，只有填補記憶，塑造理念，顯示過去，才能贏得未來，這一點我們決不能忽視。德國必須在世界經濟及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也是中歐防禦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我們必須尋找失去的歷史，德國才能有一貫的外交政策及內部的延續。尋求失去的歷史並非一個空泛的教育理想，而是道德上合宜，政治上必須。 43這種說法呼應當時德國總理有關於建立德國歷史博物館的需求與作法。戰後德國需要新的歷史認同是不容置疑，但是仍有許多問題等待進一步的釐清，小自展覽館的走向為何？如何建立德國現代史的主要論述基調？乃至如何建立新的史觀與國家認同？大至德國國家定位的方向為何？其他國家又如何對待此事？這些問題並不容易處理，即使是德國內部，也有各種不. 41. 光頭黨(Skinheads)起源於1960年代，越戰期間相當活躍，1970年代中期稍戢，1980年代初期，又在英格蘭興起，並傳布到德國，稱為「納粹光頭黨」。. 42. 史圖墨曾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馬堡 (Marburg)等大學， 1973到 2003年間任教於愛爾郎恩 (Erlangen)大學，專長為現代史，並於80年代擔任德國總理柯爾的政治顧問。. 43. Rolf Kosiek, Historikerstreit und Geschichtsrevision (Tübingen: Grabert, 1987), S. 36, S. 38..

(17)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49．. 同的意見及看法。史家爭議就在這種情況下登場了。 1986年6月初，諾特在法蘭克福廣訊報將其原有的演講整理後發表成〈在歷史傳說與修正主義之間〉一文，引起軒然大波。他在文章中指出：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者還是希特勒，他們所以會採取「亞洲式」 (asiatische Tat) 44行為，是因為擔心自己會成為「亞洲式行為」的受害者。古拉格群島原本不也是奧許維茲？布爾什維克的階級屠殺不就是國社黨種族屠殺的前鑑？ 45 這種理論一出，立刻引起各界的反響，支持者與反對者鬧成一團。這一場論戰一直持續了7、8個月，參與的學者不僅發表專文，有時也以讀者投書的形式，發表意見。德國歷史學界很快地將各種言論區分成支持諾特與反對諾特者，其中有些人未必支持諾特，但因為同意諾特的部分說法，也被劃入諾特陣營。例如科隆大學的希爾格魯伯。他的主要說法是：希特勒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滅絕屠殺行動當然是一齣大悲劇，但並非歷史上的孤立事件，20世紀中還有許多類似的事件，例如史達林的罪行就可以與希特勒相提並論。他在1986年出版一本專書《兩種毀滅》(Zweierlei Untergang)表達了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意志民族被清掃出東歐地區事件的遺憾，並將之與猶太大屠殺相比。這種想法應當與他的出生地已經劃歸波蘭，故土不存有相當關係。他雖表示這本書並非為諾特辯護，也認為納粹必須為這兩件事件負責。但學術界確實將兩個事件連結，引發許多討論。最主要的批評是：如果不是德國揮兵入侵蘇聯，根本不會有日後德國人被逐出東歐的事件；希爾格魯伯卻有意將德人的苦難抽離這樣的前提來討論，不同時討論俄羅斯人、波蘭人及猶太人的苦難，顯然有意忽略。史家爭議發展到此，已經出現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納粹政權的罪惡是否為獨特的？或是可以將之與其他的種族屠殺相提並論？例如是否可以. 44. 所謂亞洲式行為，原指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行為。. 45. Rudolf Augstein (u. a.),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 Piper Verlag GmbH, 1987), S. 45..

(18) ．25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與史達林的罪惡相較？其二：是否有「特殊道路」(der Sonderweg)概念？所謂「特殊道路」說是德國知識份子及上層社會長期以來關心的重要議題。19 世紀中期以後，德意志社會中的菁英份子一直認為德意志社會的發展與鄰國相去甚遠，英法等國所呈現出的政治秩序與經濟表現遠遠超過德意志。為此，知識分子尋求這種現象的解釋，甚至提出「特殊道路」的主張，認為：德國政治的發展既不同於帝俄的專制獨裁，又有別於英、法式的民主。他們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是「屈從於來自下層的壓力」，認為只有強大的軍隊加上威權式的政治結構，才能確保「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才是最好的政治型態，可以稱為「特殊道路」。到 1960 年代，「特殊道路」有更明確的基本定義：德國歷史發展中，一直無法正常地發展國家連結的力量，所以其民主結構的形成過程與其鄰近的英、法兩國不同。從德意志帝國建立以後到威瑪共和末期為止的這段時間中，德國一直陷在傳統與現代的衝突中。許多人因此相信：這段期間中，德國的領導階層採行的政策僵硬而無法達到目的，甚至與時代脫節。此時也有學者希望能找出「德國災難」的原因，他們從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結構來解釋 19 世紀以後德國民主政治運作，希望能從中瞭解威瑪共和體制失敗及「第三帝國」興起的時空背景。這些討論顯示出一個矛盾：如果「特殊道路」理論成立，則第三帝國的出現是受到內部結構的影響，則希特勒屠殺猶太與「恐共情節」無關，諾特的假設就不能成立。專門研究希特勒的史家費司特(Joachim Fest, b. 1926) 46也在法蘭克福廣訊報撰文指出：諾特並未否認國社黨的大滅絕式暴行，但兩個大規模暴行間可能有一定的因果關係。他雖然不認為希特勒發動大規模毀滅戰爭一定是受到俄羅斯革命的威脅，而可能與德奧兩國的「征服的幻想」 (Überwältigungsphantasie)所致。 47 費司特也支持「特殊道路」說法，認為希 46. 費司特出生於柏林，曾任北德電視台總編輯，法蘭克福廣訊報特刊之共同發行人，1986年諾特文章的發表，與他關係密切。他是希特勒傳記專家，著作曾改編成電影「帝國毀滅」。. 47. Rudolf Augstein (Hg.),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19)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51．. 特勒所作所為是受到所處的政治及社會條件決定，並非來自於個人意志。費司特的文章製造了更多的議題，也引發的更激烈的辯論。倒是波昂大學的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 b. 1922) 48則採取折衷的說法，認為知識份子很容易的就會「比較」不同的事物，並進一步的分析。但是他也同意，屠殺猶太事件有其歷史的獨特性，並不適合與其他的種族屠殺比較。擔任德國政府顧問的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哈伯瑪斯主張自由理念，早在 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就主張「效忠憲法」(verfassungsloyal)的概念，其專業雖非歷史，卻對歷史相當關注。他對德國政府的歷史博物館設置計畫相當關心，也對雷根參拜事件、諾特專文等有許多看法，對4月以來的各種討論，並不滿意，所以選擇在報端發難。1986年7月，哈伯瑪斯在《時代報》上發表專文〈一種逃避禍害的方法〉(“Art Schadensabwicklung”)加以反駁。他認為諾特的說法是一種對「猶太屠殺」(Holocaust)「損失控制」的手法，並點名史圖墨及希爾格魯伯等人企圖漂白國社黨時期的德國歷史。他指出：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行動並非「反猶」，而是希特勒害怕毀滅時所做的反應。但納粹的罪行的確是獨一無二。哈伯瑪斯反對透過歷史來連結群眾的認同與愛國心，重複強調只有對憲法表示忠貞，才是德國人的新愛國精神，只有這樣才能與西方世界結合，這是面對冷戰的重要議題。哈伯瑪斯並非歷史學者，對第三帝國的歷史也不能提出深刻的看法，所以強調他一向主張的「效忠憲法」。但是其他加入哈伯瑪斯陣營的學者，卻從歷史進程提出反對諾特的理由，其中，尤以畢勒菲(Bielefeld)大學的社會史學者韋勒最為重要。韋勒以為：德意志民族發展的過程與其他周邊民族不同，自有其體系。他反對李特、希爾格魯伯及希爾德布蘭特等人外交為許多政策出發點的「外交優先論」(Primat der Aussenpolitik)說法，提出「內政優先說」(Primat der. 48.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 Piper Verlag GmbH, 1995), S. 101. 布拉赫主修歷史、哲學及文學，於1948年獲杜賓根(Tübingen)大學上古史博士學位，後在耶魯大學進修，於1955年取得柏林大學教授資格，研究威碼共和時期的德國史。前後在美國、日本、以色列等國擔任客座教授。.

(20) ．25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Innenpolitik)，認為德國的內政措施往往影響其外交政策。他解釋帝國主義成因時，也一直強調「社會操縱論」(Sozialmanipulation)。這與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動機不同；另一方面，德國的發展路線在19世紀後半期已經成形，希特勒的反猶思想的起源，早已存在，所以諾特的「共黨革命反制論」不能成立。當時西德著名的史學家包括希德布蘭德、李特與希爾格魯伯均反對「特殊道路」的說法，但孟森兄弟(Wolfgang Mommsen, Hans Mommsen)、韋勒及費雪等人，甚至英國學者泰勒(A. J. P. Taylor)都支持「特殊道路」說。史家爭議的另一個重點是：德國的歷史是否遵循「特殊道路」發展？此「特殊道路」是否必然造成納粹政權的興起？果真如此，則 1945 年以前的德國歷史都是前定，問題在於德國自身，要討論納粹政權的根源，必須回溯到 19 世紀近代德國的形成階段。「納粹是對史達林的反動」的說法自然不能成立，德國群眾必須共同承擔國社黨罪行的歷史責任。如果德國歷史並非遵循這條「特殊道路」，德國屠殺猶太人事件就非「單一、特殊」事件，是否可以與其他時間及空間中的種族屠殺比較？史家爭議雖然主要是德國內部的爭議，但因為牽涉到現代史的重大爭議，也牽涉到許多國家的歷史論述，所以也引起英美等國史家的注意，英國幾位史家較接近「左派」，支持哈伯瑪斯的看法，例如任教於劍橋大學的伊凡斯(Richard J. Evans, b. 1947)原本認同費雪的特殊道路說，認為應從社會問題解釋第三帝國的相關政策，在其著作《在希特勒的陰影下》(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49 就採取這樣的討論角度。他對諾特的的說法相當不認同，對希爾格魯伯、史圖墨等人也有許多意見，認為這些人都有「漂白」德國歷史的企圖。英格蘭雪菲德(Sheffield)大學教授克修(Ian Kershaw, b. 1943) 50也是英格蘭地區的德 49. 50. Richard J.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the Nazi Past (New York: Pantheon, 1989). 克修曾受業於布羅斯剎，並參與其研究計畫「巴彥計畫」，該計畫主要以從事第三帝國研究為主。克修撰寫《希特勒傳》外，還有《希特勒迷思》(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該書原以德文於1980年出版，名為Der Hitler-Mythos: 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m Dritten Reich.另一本重要著作為《納粹極權》(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21)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53．. 國史專家，主要著述包括希特勒傳，雖然從心理及性格方面討論希特勒的許多問題，仍主張從社會結構角度看問題，所以對諾特陣營的說法並不苟同，有相當多的批評。歷史學的爭議，並沒有客觀的標準，多為立場的區別。所以 1980 年以後的史家爭議雖然引起許多討論，但並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共識」。隨著政治環境的遷移，俄羅斯及東德等共產政權的解體，德國的內政現實的發展更吸引當時政治家及史家的目光。尤其是德國統一之後，許多東德政權控制下的文件問世，德國史學界又掀起一波新的高潮，開始討論許多重要史家的「納粹背景」，掀起另一波的爭議。就在史家爭議遂逐漸冷卻之際，位於巴伐利亞羅森海姆(Rosenheim)的德國基金會 (Deutschland-Stiftung) 又將一個由艾德諾基金會 (Konrad-Adenauer-Stiftung)出資的 2000 年學術貢獻獎項頒給諾特。諾特在受獎時，仍然表示：猶太人相當支持布爾什維克主義，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並非基於不理性的衝動。甚至強調：並非反國家社會主義的，就是好的、正確的。51 而德國現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的所長莫勒(Horst Möller)還親自出席並致詞，對諾特的言論並無反對之意。此事一出，各界沸騰，認為這代表德國對「歷史修正」的看法有了轉變。紐約時報等重要報紙還特別以專文報導此事，餘波蕩漾甚久。最後，艾德諾基金會甚至收回這個獎項，以免與德國基金會淪為沆瀣一氣。 1945 年以後，德國歷史經歷許多的轉折，一個無條件投降，缺乏主權的「新國家」只能從「道歉式的歷史解釋」出發，這樣的歷史主軸，貫穿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的德國現代史。但 1960 年代以後，德國還有史家從這個角度解釋歷史時，就引起許多爭議。費雪爭議代表一個新的態度。1980 年代，部分史家企圖修正「第三帝國」的歷史論述時，卻又引起許多爭議，兩者間， Interpretations) (London: Arnold, 1989)。 51. Roger Cohen, “Hitler Apologist Wins German Honor, and a Storm Breaks Ou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1, 2000..

(22) ．25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存在著「修正史觀」的基本調性差異：歷史解釋縱有修正，共同「客觀史實」卻不容動搖。顯示出德國史家對這些事件的自我反省能力。1990 年後，這些反省逐漸發展成對第三帝國時期的歷史學界的批判，許多參與「史家爭議」的學者也被捲入，成為當事人之一，又爭論了有 10 年之久。其中過程牽涉頗廣，將另為文討論。.

(23)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55．. 徵引書目一、專著 1. 2.. Der Grosse Brockhaus, Wiesbaden: F. A. Brockhaus, 1956. Augstein, Rudolf(u. a.).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 Piper Verlag GmbH, 1987.. 3.. Augstein, Rudolf(Hg.).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 Piper Verlag GmbH, 1995.. 4.. Fischer, Fritz.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s. 5.. Hillgruber, Andreas. Deutsche Großmacht- und Weltpolitik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6.. Hofer, Walther. Der Reichstagsbrand, Eine wissenschaftliche Dokumentation, München: Food. 1914-1918, Düsseldorf: Droste, 1994. Düsseldorf: Droste, 1977. Promotion, 1982. 7.. Kosiek, Rolf. Historikerstreit und Geschichtsrevision, Tübingen: Grabert, 1987.. 8.. Lexikonredation, Meyers. Meyers Taschenlexikon, Mannheim: B. I. Taschenbuch- verlag, 1996.. 9.. Tobias, Fritz. Der Reichstagsbrand, Köln: Grote, 1962.. 10. Carr, William. A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45, London: E. Arnold Co, 1969. 11. Evans, Richard J.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the Nazi Past, New York: Pantheon, 1989. 12. Lee, Stephan J. The European Dictatorships 1918-1945, London: Methuen, 1987. 13. Wolin, Richard.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 Fascism from Nietzsche to Postmodernis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二、期刊論文 1.. Cohen, Roger. “Hitler Apologist Wins German Honor, and a Storm Breaks Ou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1, 2000..

(24) ．256．. 三、網頁 1.. http://de.wikipedia.org/wiki/Versailler_Vertrag. 2.. http://de.wikipedia.org/wiki/Reichstagsbrand. 3.. http://www.documentarchiv.de/wr/vv08.html.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25) 德國政治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 ．257．. Some Controversies on Contemporary German History Chou, Whei-m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story is often said to b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changing of time and space often caused the change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explanation. The German history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erves as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n the one hand, many mishaps were added to the Hitler’s regime. Any revision would be considered in favor of the Nazi’s, if not a sympathizer. The case of the fire of Reichstag was a very good example. To another extreme, scholars would confess all the ‘crime’ and felt responsible for all ‘wrong doings’, Fischer’s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erma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dicated such tendencies. Both extremes were modified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fter gaining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defeat during the World Wars, German scholars furthered their discussion over issues that would have deserved more atten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ishes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historiography before 1990. In following one, the debate over the “Third Reich” would be treated.. Keywords:. Ernst Nolte, Fritz Fischer, A.J.P Taylor, the Reichstag Fir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26) ．25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