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始末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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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始末之探討葉陽明1. 摘要國際恐怖主義無疑是 21 世紀國際關係發展中極度震撼全球的議題。國內外學者趨之若鶩地鑽研此項課題的同時，似乎忽略了對早期特定國家（例如：德國）內部恐怖主義及其組織、行動和影響的考察。雖然不宜大而化之地確認國內恐怖主義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根源，然而兩者間的緊密關聯性卻是無庸置疑的。本文研究主旨在於探討德國恐怖主義崛起背景、恐怖組織、其行動及對德國自由社會與民主政治的衝擊。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崛起於首次大聯合政府執政時（1966-1969）國會政治欠缺強勢在野黨監督制衡的政治環境中。反常的議會政治激起國會外在反對勢力的集結和反撲；其主力之一即為激進大學生領導下反國家現行體制的抗爭性「學生運動」。1968 年春，學生運動因其領袖遇刺而步入解體。少數極激進份子鑒於透過學生抗爭運動，終無法實現其顛覆體制的革命目標，遂策劃組成恐怖集團，試圖以非法組織化的恐怖暴力手段及行動，向德國自由民主體制宣戰到底。1970 年代先後出現「赤軍團」（RAF）、「六二運動」及「革命細胞」恐怖組織，肆無忌憚地發動多起對特定人和物的恐怖攻擊行動（如：謀殺、挾持人質、引爆炸藥、縱火、劫機等），致使社會大眾陷入驚恐不安。1977 年恐怖活動因一連串的血腥攻擊事件而達到最高潮，不僅激發德國政府及公安單位以堅定態度、嚴密佈局和有效行動來反擊恐怖份子，而且也激起全民的同仇敵愾和反恐總動員。由於幕後包庇恐怖組織活動的東德社會主義政權於 1989 年解體，恐怖份子失去主要靠山，是故德國統一後左傾恐怖主義勢力益加沒落，然而絕為潰散。面對恐怖主義的肆虐，德國政府備有反恐決策機制。關鍵詞：德意志聯邦共和國、左傾恐怖主義、學生運動、恐怖組織、反恐決策與行動。前言自從 2001 年 9 月 11 日國際恐怖組織「阿卡伊達」（Al-Qaida）2對美國紐約世貿大廈發動空前的恐怖暴力攻擊行動、造成美國人與物的重創，並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震撼和驚恐以後，國際恐怖主義的新動向無疑成為 21 世紀國際新情勢發展中威脅全球和平秩序及全人類生命和財產安全至巨的議題。近年來國內、外學者趨之若鶩地研析此一熱門問題的同時，難免忽略了對特定工業民主國家（例如：「德意志聯邦共和國」；以下簡稱：「現代德國」或「聯邦共和國」）國內恐怖. 1 2.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一般稱賓拉登（Osama Binladen）領導的國際恐怖組織（全名：「國際反猶太反十字軍東征者之伊斯蘭鬥爭陣線」）為「蓋達」組織。本文採用「阿卡伊達」組織名稱。 1.

(2) 主義及其組織、行動和影響所及的均衡性考察。雖然不宜大而化之地確認國內恐怖主義為國際恐怖主義發展的根源，國際恐怖主義是國內恐怖主義演變的延伸，然而由於兩者行為表現皆有恐怖暴力特性的共同特徵，所以彼此間或多或少的關聯性卻是可予肯定的。基於國內恐怖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有必要予以均衡性探討的考量，作者決意探究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問題。此為本項研究的第一個動機。至於第二個動機，則發自於作者對史實真相的觀察，認為：1970 年代，以「赤軍團」（Rote Armee Fraktion；簡稱：RAF）為主體的德國左傾恐怖組織之暴力活動愈來愈密集和猖狂，至 1977 年秋天達到最高潮，讓安定祥和的自由社會陷入高度驚恐不安，對國內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甚至肆無忌憚地挑戰聯邦共和國基於「基本法」（das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憲政 3 民主秩序。此一空前的現象頗具研究價值。 2007 年，德國不幸發生赤軍團血腥殺害聯邦總檢察官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及全國資方協會主席史萊爾（Hanns Martin Schleyer）暴力事件滿三十年，舉國各界在追思受害者的同時，法、政界與學術界掀起針對當年慘案相關議題的新一波論辯，議題中甚至包括是否可考慮赦免最後一批被判刑的恐怖份子問題。論辯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待釐清的事實真相能水落石出。由此顯示，當今，德國人對於 70 年代左傾恐怖主義的崛起及其份子凶殘的暴行，仍然記憶猶新，而暴力事件對社會產生的巨大震撼力至今仍餘波盪漾。這個事實促成作者的第三個研究動機。作者擬交互運用政治學規範與經驗研究途徑，從事對於研究主題的探討。政治理想與價值的實現建構政治的應然面；依循規範途徑所欲研究者，便是政治現象的應然面。反之，政治意識形態衍生的特定政治行為則構成政治的實然面；依循經驗途徑所欲解析者，即為政治現象的實然面。若將此種論點應用在本研究主題範圍的問題探討上，則可確言：德國基本法所規範的憲政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形成該國政治現象的應然面；相對於此，由德國左傾恐怖主義的崛起、組織及暴行中彰顯出該國激進政治現象的實然面。兩者對比下，無疑呈現無法彌合的差距。無論從意識形態、組織結構或行為動向而觀，德國恐怖主義及其組織成員無疑皆是堅決反對現代德國的憲政秩序及自由民主體制的。本文遵循以下脈絡，進行論述、分析和評斷：首先，闡釋恐怖主義研究對於現代政治學研究的意義。其次，釐清恐怖主義概念的意涵。再者，解析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崛起的政治情境及背景因素。繼之，論述德國左傾恐怖主義的崛起、恐怖組織赤軍團、其恐怖活動及發展動向，同時也兼論其他左傾恐怖組織。最後，探究德國憲政民主體制在護憲原則指導下的反恐決策機制。. 3. 基本法為聯邦共和國憲法，1948 至 1949 年期間由「立法會議」制定。德國分裂時期，該法具有暫時性，然而不失其作為聯邦共和國根本大法的效力。 2.

(3) 壹恐怖主義研究對於現代政治學研究的意義德國政治學者巴克斯（Uwe Backes）與葉瑟（Eckhard Jesse）4將恐怖主義歸類為除了左激進主義及右激進主義以外的第三種政治激進主義。5 由此可確定，恐怖主義屬於政治激進主義之一。整體而觀，無論其所屬種類為何，政治激進主義思想、組織及行動皆一致性地堅決對抗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換言之，反憲政民主為政治激進主義的共同特徵。左激進主義與左傾恐怖主義則以顛覆工業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為目標，藉此彰顯本身與右激進主義根本上的區別。此種論點可由歷史事實和經驗獲得證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美先進憲政民主國家的學術界傾向於視現代政治學為「科際整合型科學」與「民主政治之科學」。進而言之，政治學者在成為一門科學的政治學領域中，從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間互補及整合的基本觀點出發，從事以民主政治及其相關議題為核心主題的學術研究。6 據此，現代政治學又可被理解為民主政治之科學。若政治學者普遍肯定現代政治學為研究民主政治之科學，則民主政治現象中無法避免出現的所有反人權、反自由、反多元民主的思想、組織化的勢力及其行為表現便屬於政治學研究範圍中具有探討價值的重要問題。反民主現象的研究之所以饒富重大意義，係因為此問題的研究結果能讓民主國家的公民認清潛伏在多元開放社會中反體制的敵對勢力及其意圖和動向，進而激發群體以實際行動捍衛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危機意識，並凝聚全民抗敵的團結力。既然恐怖主義屬於政治激進主義之一，則其思想、組織及行動無疑同樣具有堅決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敵的反民主特質。被理解為民主政治之科學的現代政治學，在研究範圍上，不僅研析民主政治現象，而且也探究反憲政民主問題。憲政民主國家絕不可姑息或包容處心積慮顛覆現有秩序的反自由民主勢力及其行動，因為如此行徑極可能導致葬送憲政民主的惡果。德國威瑪共和（1919-1933）的慘痛經驗便是典型的實例。7 由上述觀點可推斷，對於現代政治學而言，從事反自由民主的恐怖主義相關問題之研究，確實具有知識性與實用性的雙重意義；前者係指，此項研究結果讓吾人獲得關於恐怖主義思想、組織及其行為動向的專業知識，從而促動進一步更深入的鑽研，為政治激進主義研究的深化作出貢獻；後者即謂，研究結果能讓憲 4. 在德國政治激進主義問題的研究中，巴克斯與葉瑟兩位學者享有權威地位。自 1980 年代末期，兩人共同撰著上、中、下三冊的巨著德意志聯邦共和國之政治激進主義，並共同編篡激進主義與民主政治年鑑。巴克斯擔任德國拜若依特（Bayreuth）大學政治學講座；葉瑟任教於德國肯尼茨（Chemnitz）科技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5 參閱 Uwe Backes/Eckhard Jesse 1993 Politischer Extrem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erlag Ullstein GmbH, Berlin, 頁 5-6。 6 就德國政治學界而言，「新多元主義民主理論」的導師福倫克（Ernst Fraenkel）堪稱為此一努力方向的先驅。 7 威瑪共和憲政民主體制面對左、右激進勢力（德國共產黨 KPD 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NSDAP）的坐大、互鬥及亂國束手無策下，國家元首興登堡（Hindenburg）總統接納國社黨黨魁希特勒出任首相，掌控國政大權，導致希氏奪權及濫權，進而造成威瑪共和的瓦解，國社黨極權獨裁體制的建立。從此，德國國運飽受浩劫。 3.

(4) 政民主國家的全民認清潛伏在多元開放社會中反現有體制的敵對勢力、其顛覆自由民主秩序的意圖以及肆無忌憚的暴力恐怖攻擊行動，進而激發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人民產生危機意識，並凝聚全民抗敵的團結力，以果決的實際行動，捍衛及確保基本人權、自由社會及憲政民主。貳恐怖主義概念的意涵「恐怖主義」一詞概念上的意涵難以被作成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界定。主要原因在於不同的歷史時空條件下代表著不同的意涵。換言之，隨著人類歷史的演變及時空環境的變動，吾人在該概念下可理解的內容也會發生改變；意涵改變的幅度相當大，甚至達到呈現正、反兩面對立的程度。意思即指，歷史中的恐怖主義與當代恐怖主義在意涵上迴然而異，甚至南轅北轍。8因此，就恐怖主義概念而言，一種具有普遍代表性和適用性的定義並不存在。區分今、昔恐怖主義間的差異，自然有其必要性。此外，更重要的議題是，如何擬定德國型恐怖主義的意涵？下文中，從歷史中的恐怖主義、當代恐怖主義、德國型恐怖主義三個面向，來透視恐怖主義概念。一、從法國大革命後的恐怖統治論歷史中的恐怖主義及其意涵「恐怖主義」一詞的使用最早出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相對於帶有截然反面色彩的當代恐怖主義，大革命時期的恐怖主義彰顯其對彼時政局發展的正面意義。1789 年大革命成功後在始料未及下出現的「恐怖統治之政權」（regime de la terreur 1793-1794）便是歷史上首次恐怖主義思想在現實政治上的實踐。9 革命後的動亂使國家陷入無政府狀態。該新政權因應亂局而成立，以恐怖統治為手段，為求達到再造政局安定和確保國內常態秩序的根本目的。與反自由民主、旨在解構憲政民主體制的當代恐怖主義大異其趣的是，此種藉由恐怖統治來維持政局穩定的最初之恐怖主義，在思想和理念上，與統治者的善治德行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觀頗為接近。恐怖統治下的革命導師羅貝斯皮耶（Maximilien Robespierre）堅決主張，善治的德行係一個代表全民的政府在國家安定時期治國的原動力。然而在革命性的非常時期，此種德行卻必須暫時與恐怖統治相結合，目的在致使民主政治贏得最後的勝利。羅氏還強調，若沒有善治德行，則恐怖統治只是禍害而已；反之，沒有恐怖統治，善治德行便無能為力。恐怖統治並無其他意涵，惟代表著一種及時、不妥協、不屈服的正義。10 由此可知，歷史中的恐怖主義，以法國大革命時空環境下的恐怖主義為實例，呈現出兩個特質：（一）恐怖主義思想落實於一個暫時性政權的建立；（二）該政權秉持善治德行的理念及正義觀，於國家動亂時期以恐怖統治的非常手段，力圖在無政府狀態中再造和確保自由民主的新秩序。姑且不論大革命後的恐怖統 8. 歷史中的恐怖主義即指 18 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至 20 世紀前半期的恐怖主義；當代恐怖主義即指 20 世紀後半期迄今的恐怖主義。 9 英文 terror 及德文 Terror 起源於法文 terreur。 10 參閱 Bruce Hoffman 2001Terrorismus-der unerklärte Krieg Neue Gefahren politischer Gewal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頁 16。 4.

(5) 治造成什麼樣的實際後果，至少在危機時刻，此種具有建設性的特質讓歷史中的恐怖主義取得了解救國家危難於一時的正面意義。基於上述觀點，法國近代史中恐怖主義的概念可以理解為：一種在特定歷史時空條件下所育成的有正義觀之革命政權，力圖透過過渡性的恐怖統治，引導國家脫離無政府狀態，進而邁入以全民福祉為依歸的共和民主新秩序。對於秉持正義觀的革命政權而言，暫時性的恐怖統治為徹底整頓亂象、達到國家長治久安目標的必要和非常手段。若國家動亂中沒有出現一個由有理想、有擔當的革命志士組成之政權，運用非常手段來撥亂反正，則國難永無休止，遑論再造國家的常態秩序。據此而論，被革命領袖認定為暫時性而符合正義原則的恐怖統治，在法國大革命後的特殊條件下，自有其手段運用上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二、當代恐怖主義及其意涵如前所言，大異於歷史中頗具正面意義的恐怖主義者，即為變遷的時空條件下所生成而滿佈負面色彩的當代恐怖主義。邁入二十世紀，尤其自戰後以降，全球政治與經濟主流造就並鞏固了眾多自由民主的憲政國家及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工業社會。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的持續現代化導致國家新秩序的建立及鞏固。於此同時，新環境與新秩序釀造的陰影面及矛盾面卻也為當代恐怖主義現象的生成營造機會。美籍學者霍夫曼（Bruce Hoffman）指出，在與社會上一般暴力型或精神失常型犯罪行為相區別下，當代恐怖主義表現出以下五個特徵：（一）恐怖份子行為的動機和目標純屬政治性。（二）恐怖活動具有暴力性或暴力脅迫性。（三）試圖透過對人及對物的直接恐怖攻擊行動，殘害人命及毀壞設施，並以此種暴行來間接營造遍及國內、外社會無所不在的恐怖氛圍，蓄意讓政府與全民因陷入心理上的驚恐不安而自亂陣腳，俾達到屈服其總體意志的目的。（四）恐怖攻擊行動係為一個由總指揮部（中樞系統）及其所屬指揮分部（細胞結構）構成的嚴密性層級組織所策劃、發動和執行；恐怖組織成員不穿著制服，是故無法由外表辨識其真實身份。（五）恐怖組織或恐怖集團與國家執政及執法當局誓不兩立，其暴力活動此落彼起，永無止息。11 依據上述特徵，霍氏將當代恐怖主義定義為：一種特定政治行為的總體表現，旨在藉由暴力或暴力威脅等不擇手段的各類恐怖活動，蓄意營造遍及社會無所不在的恐怖氛圍，以達到徹底改變政治現狀的目的。12 顯然，霍夫曼將恐怖主義主要視為一種激進的政治行為模式，因此從行為特性、動機、行為者組織、手段特性和運用以及目的或目標，來界定恐怖主義概念的意涵。其中，政治性動機、暴力攻擊、暴力脅迫、恐怖感普及化、組織化行動、挑戰當權勢力及顛覆政治現狀是構成要素。霍氏從行為觀點的解釋使吾人對當代恐怖主義產生基本認識，然而在他關於特徵的釋義中，卻欠缺對於恐怖份子或恐怖組織成員在意識形態層面的論述，舉其重要者如：恐怖份子的信念與訴求、恐 11 12. 參閱 B. Hoffman, 前引書，頁 55-56。同前註，頁 56。 5.

(6) 怖組織的基本教義與信條。無庸置疑，意識形態主導人的思想及行為動向，其相關因素的闡釋能讓行為者的動機明朗化。德籍學者西施曼（Kai Hirschmann）對於恐怖主義概念界定的內容與霍夫曼相較，並無二致。依西氏之見，恐怖主義的意涵中不可缺少五個元素，即為：（一）恐怖暴力的運用具有長期性、重覆性和延續性，藉此來與一次的行凶罪行相區隔。（二）施暴為有策劃和有組織的，而非如同示威失控下的暴動，是突發而無組織的。（三）暴力行為惟發自於政治性的動機，是故不同於社會上一般的犯罪行為。（四）暴力攻擊手段具有恐怖、甚至令人髮指的特色，同時帶有高度挑釁的色彩，例如：狙擊、血腥屠殺、綁架劫人、凌遲人質、劫持飛機、引爆彈藥、縱火等。恐怖份子為了達到營造恐怖紛圍的目的，在手法和謀略上無所不用其極，以對付其敵人。（五）恐怖份子謀求的主要目標在於儘可能深度影響其敵人的心理及行為，使其對手在意志上有所屈服，或受其擺布。儘管如此，恐怖組織卻無意奪取敵對一方的權位，而企圖占有之。此點與一般旨在奪取政權的政變、兵變或反叛運動實有差別。13 西施曼由前列構成元素導出他對於恐怖主義的定義；該概念可界定為一種以政治目標為導向、有策劃的長期施暴行為，藉由恐怖手段，以期深遠影響敵方（反恐勢力）的心理及行為。西施曼的定義同樣發自於暴力行為和目標的觀點，而忽略對於恐怖主義信徒在意識形態層面上的解釋。如此一來，恐怖暴行及恐怖攻擊的動因便仍然無法獲得釐清。於此欠缺上，巴克斯與葉瑟兩位學者對恐怖主義概念的解釋便可彌補所言及的美中不足之處。三、德國型恐怖主義的意涵巴克斯與葉瑟以聯邦共和國在 1970 年代崛起的恐怖主義及其組織化的暴力行動為實例，將德國恐怖主義概念，依據對立的意識形態，區分成左傾恐怖主義與右傾恐怖主義兩類，並分別予以闡釋，藉此不僅彰顯出德國恐怖份子不同的意識形態及其恐怖暴行不同的動機，而且也進一步打造出兩者間可比較的基礎。14 從左傾與右傾相對詞的使用，彰顯出兩種恐怖主義分別發自於對立的意識形態。事實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再度興起的馬克斯主義思想及無政府主義思想育成了當代德國左傾恐怖份子的激進意識形態。換言之，左激進主義思想可視為左傾恐怖份子意識形態的根源。相對於此，70 年代末期崛起的新國家社會主義（又稱：新納粹主義）思想則可謂孕育當代德國右傾恐怖份子意識形態的搖籃。 15 意思即指，右激進主義思想係右傾恐怖份子意識形態的起源。相較下，右傾恐怖主義及其組織所能發揮的影響力不及左傾怖主義為大。主要原因有二：（一）國家社會主義意識形態及思想主張為歷史所否定，曾給德國人帶來浩劫，根本無 13. 14 15. 參閱 Kai Hirschmann Internationaler Terrorismus, in:Wichard Woyke（ed.）2008 Handwörterbuch Internationale Politik,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頁 248。參閱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頁 212。事實可證明，新國家社會主義扮演戰前「德意志第三帝國」極權獨裁統治時期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繼承者之角色。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由三個元素所構成：種族主義思想、反猶太主義思想、達爾文社會進化論。 6.

(7) 法獲得多元自由社會普遍民眾（尤其是知識份子和社會菁英）的認同和支持；其支持者多半為社會影響力相當有限的低教育程度者，是故無法為右傾恐怖份子形成社會強有力的後盾。（二）右傾恐怖組織結構鬆散，欠缺嚴明紀律，而其成員年齡層不一致，其中不乏年邁者，難以凝聚高昂的戰鬥意志，遑論有效動員以發揮地下活動中的強大襲擊力。16 上述德國特有的經驗可作為界定德國型恐怖主義概念意涵的根據。據此，德國型恐怖主義可被定義如下：德國型恐怖主義為政治激進主義中與左激進主義（戰後再興的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和右激進主義（新國家社會主義）保有緊密關聯的意識形態、恐怖組織及其暴力行為之總體。恐怖組織及恐怖份子基於特定意識形態所生成的動機，試圖善用一切有策劃、組織化的恐怖暴力手段，藉以達到顛覆「聯邦共和國基本法」所確立的現代德國自由民主秩序之目標。進而言之，左傾恐怖主義以建立一個沒有政府、全民參與政治、人性解放的新烏托邦為最終理想。至於右傾恐怖主義的終極理想，則在於再造戰前德意志第三帝國的極權獨裁統治。左傾恐怖活動係由一群為數不多、政治影響力不大、然而完全否定德國憲政民主秩序合法性及正當性的青壯、激進知識份子或社會菁英所策動。恐怖份子企圖透過無所不用其極的恐怖手法，一再施展暴力活動，蓄意營造遍及德國社會的恐怖氛圍，使全國民心陷入長期驚恐不安，同時以其孤注一擲、肆無忌憚的行動引起廣大民眾普遍的關注和震撼，並秉持其人性解放的基本訴求，儘可能地爭取源自社會特定階層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此外，恐怖份子還圖謀藉由散播左激進主義意識形態及密集化恐怖活動來吸收更多志同道合者加入核心組織，另方面同時積極動員一般不滿資本主義社會現狀的激進群眾，形成外圍勢力。核心與外圍勢力的結合對德國型民主政治及資本主義社會構成最嚴重的威脅。叁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崛起的政治情境及背景因素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崛起於聯邦共和國聯邦政治上第一個「大聯合政府」執政（1966-1969）的政治情境中，17 而 1968 年達到最高潮的西德「大學生運動」（die 18 Studentenbewegung）與左傾恐怖份子及其組織「赤軍團」的出現有著直接的因 16 17. 18. 參閱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德國「大聯合政府」係指由「基督教民主聯盟」（基民聯盟 CDU）及其姊妹黨「基督教社會聯盟」（基社聯盟 CSU）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民黨 SPD）兩個大黨聯合組成的政府。自 1949 年 9 月德意志聯邦共和國建立後，至 1966 年 12 月聯邦政治上第一個大聯合政府產出前，聯邦政治層級基本上由基民聯盟與「自由民主黨」（自民黨 FDP）聯合執政。1965 年聯邦議會選舉結果顯示，社民黨得票率增加；自民黨得票率減少。選後，基民/基社聯盟（聯盟）與自民黨繼續聯合執政。一年後，自民黨因為反對增稅而退出歐哈德（Ludwig Erhard）領導的聯合政府，導致政府的倒閣。自民黨無意再與聯盟合作下，1966 年底聯盟與社民黨達成空前的聯合執政協議，在聯盟黨籍凱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領導下，兩大黨共同組成聯邦共和國史上第一個聯邦聯合政府。 1949 至 1990 年德國分裂時期，「德意志聯邦共和國」俗稱「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俗稱「東德」。西德基本法保障人民享有言論、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權；憲政民主秩序為大學生運動營造自由組織及發展的環境。相對於此，東德厲行社會主義黨國極權統治，剝奪人民應享 7.

(8) 果關聯。若聯邦政治上沒有演變成大聯合政府執政的局面，則大學生運動（以下簡稱：學運）不會在「國會外部反對勢力」（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衝擊既有體制的浪潮中崛起。若大聯合政府沒有在 1960 年代末期解體，國會政治中朝、野政黨的制衡仍未趨於常態化，則學運不會沒落。又若學運仍持續發展不輟，則左傾恐怖主義沒有崛起的條件。是故，大聯合政府時期國會政治的非常態及學運是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崛起的兩大決定因素。不探討這兩個成因，則無法解釋 1970 年代橫行的恐怖主義。大聯合政府治理下，德國國會政治權力分配上呈現出執政黨與在野黨勢力極其懸殊的狀態。第五屆聯邦議會（1965-1969）僅有三個黨團，即為：基民/基社聯盟黨團（聯盟黨團）、社民黨團、自民黨團；前兩者為執政黨團，後者為在野黨團。總席數 496 席中，兩大執政黨團囊括 447 席；唯一的在野黨團只占有 49 席。19 在兩大黨聯合執政、一個小黨在野的極度失衡態勢下，國會內部顯然欠缺制衡並監督政府及執政黨的力量。聯盟黨團與社民黨團基於為大聯合政府施政作後盾的共識，採取一致支持政府法案及政策的共同行動，便足以讓政府所提出的所有法案、政策案、預算案及國際條約案等其他議案順利過關。如此局面讓勢單力薄、寡不敵眾的自民黨長期處於徒有在野黨之名、而了無強勢監督及制衡政府之實的窘境。事實顯示，凱辛格大聯合政府執政的三年期間，國會內部沒有名實相符的在野黨反對勢力，藉以發揮其應有的監督與制衡功能；在權力比重過於懸殊下，執政黨陣營憑藉絕對優勢，得以全盤主導國會政治運作，無往不利。此種就聯邦政治發展經驗而言實屬非常態的政治現象帶來嚴重後果，即為：激起國會外部反對勢力的生成，茁壯和橫行。既然國會內部欠缺實質的反對黨以有效監督政府並制衡執政黨，是則反對勢力的醞釀、興起和擴展便轉移到非國會運作場域的多元社會中，由廣大的開放型公民社會來體現此股蓬勃的反體制力量。換言之，國會政治運作的非常態激起社會上不滿政治現狀者及反體制者的反彈，彼等以在國會外部掀起反對勢力來回應異常的國會政治。學運為國會外部反對勢力構成的主要元素之一。大學生群中思想極左的偏激和激進份子鼓動不滿西德型民主政治及資本主義社會現狀的學生，發起學運。校際學生的串連使得組織化的大學生運動遍及全國，進而演成一股知識份子反體制的狂潮。學運以反抗被其曲解為「威權體制」的西德型民主政治及資本主義社會為訴求，是故本質上係一種反基本法憲政民主體制、反資本主義、反美國「帝國主義」的知識份子抗爭運動。學運份子對基本法第 20 條賦予人民的「反抗權」（Widerstandsrecht）之真實意涵不加明辨，而作成有利於學運本身的曲解，藉以使其反抗國家現有體制的行為合憲化。20 無疑，該法所稱反抗權的真意是指：人民享有群起反抗憲政敵人. 19. 20. 的自由權，學生運動無由而生。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E.V. Institut für Wahlanalyse und Gesellschaftsbeobachtung (ed.) 1998 Wahlergebnisse in Deutschland 1946-1998, Mannheim, 頁 142。基本法第 20 條第 4 項規定：『他種救援皆無計可施時，德國全民享有反抗任何試圖推翻憲政 8.

(9) 的權利。然而，學運份子卻扭曲其意，而揚言：人民有權對抗基本法憲政體制。此外，學運以基於正義感而無法坐視世界各地區的亂象（例如：越南戰爭、伊朗革命政權獨裁統治）為藉口，為所欲為，並試圖將其違法或暴力行為正當化。學運一方面為思想偏激的大學生藉激進手段來追求實現其所謂「真正全民民主」願景的運動；另方面又是眾多極左學生團體合成一體、反抗美國帝國主義霸權勢力的抗爭行動。戰後再興的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奠定了大學生抗爭風潮及集體暴力活動的精神基礎。戰後出生的德國年輕代未曾歷經「納粹政權」的極權獨裁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是故無從親身體驗人生苦難至極的滋味。戰後在安定環境中成長、未經逆境磨練的年輕代將西德民主政治、自由社會及市場經濟上所獲得的成就視為不必付出努力代價的理所當然知結果。彼等將國家治理上的「總理型民主政治」（Kanzlerdemokratie）誤判為西德資本主義工業國家資產階級壟斷政治資源的威權統治，而力圖以所謂全民全面參與國家事務決定的烏托邦是純理想來對抗被扭曲的總理型民主政治。學運份子全方位地對政治及社會現狀展開嚴峻的批判和指控；於此同時，激進意識形態的掛帥取代了對現狀做出明辨是非的理性評斷。德國史上的第二共和「波昂共和」（die Bonner Republik）21被指控為傾向法西斯極權獨裁及親近美國帝國主義霸權勢力的威權國家。此種充滿馬克思主義意識形態色彩的批判論點凝聚成學運對於統治正當性及全民反抗權行使等重大議題爭辯的基本出發點。即使反威權、反資本主義、反美和反帝國主義的批判性政治觀點在抗爭運動中及社會反對團體間始終成為激辯的焦點，而各方主張莫衷一是，但是反現行體制及反國際社會現狀的思維模式，基本上仍然提供了學運份子向西德憲政民主體制宣戰到底的精神利器。22 學運份子經常在聚眾示威活動中因行為失控而演變成與維持公安秩序的警力間的暴力衝突。起初，抗爭份子以比較輕微的暴力行動鬧事，例如：投擲器物、破壞公共設施等。其後，為了達到更大的震撼社會之效果，極端份子遂將暴力運用層次升高到有組織、有策劃的武裝械鬥，甚至恐怖暗殺；藉此激進手段，公然向憲政民主秩序挑戰，蓄意使自由民主社會陷入恐懼不安，以遂其強求政府當局讓步的政治目的。除了暴力抗爭以外，學運還營造出一種與中產階級社會文化不同的次文化。尤其在大型的大學城如：柏林、法蘭克福、慕尼黑、海德堡，學運激進份子公開呼籲社會大眾設法擺脫資本主義營利、消費和享樂型的社會文化及其生活之束縛。彼等不齒讓人奢靡、腐化、墮落的資本主義生活形態，並對於西德公民社會欠缺自主性和獨立的批判力感到徹底絕望，故而毅然追求一種自我全面解放的全新生活。23. 21 22 23. 民主秩序者之權利。』參閱 Deutscher Bundestag (ed.) 1988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Clausen & Bosse Leck,Bonn, 頁 27。德國史上第一個共和國為「威瑪共和」（dieWeimarer Republik 1919-1933）。參閱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頁 197。同前註，頁 198。 9.

(10) 初期，學運特立獨行的反體制思想與行徑，被社會視為知識份子尋求理想的表現，一時能獲得部分民眾的同情。然而日久，當始終死守基本教義的激進份子行為變得愈來愈猖狂無度時，來自於部分社會人士的同情和支持便與日俱減。在學運失去社會做其後盾下，其處境便日益陷入孤立，抗爭能量也日趨式微。肆德國左傾恐怖主義的崛起、恐怖組織赤軍團、其恐怖活動及發展動向崛起於 1970 年夏的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可視為學運在 1960 年代末期因國家政治大環境變遷而步入沒落之途下的產物。左傾恐怖主義的發展歷程可區分為三個階段，即為：一、恐怖主義組織化與第一代恐怖份子施暴階段（1970-1975）；二、第二代恐怖份子變本加厲施暴階段（1975-1985）；三、第三代恐怖份子暴行個體化與零星化階段（1985-1992）。如此的劃分不僅按照時序，而且也依據恐怖暴行表現的特點。一、恐怖主義組織化與第一代恐怖份子施暴左傾恐怖主義的組織化及第一代恐怖份子的施暴起因於兩種相銜接的情勢：其一，學運領袖遇刺身亡；其二，聯邦執政權交替，內政情勢丕變。1968 年 4 月，學運精神領袖杜池克（Rudi Dutschke）遭到暗殺，如此一來嚴重打擊抗爭份子的士氣，進而致使學運目標的實現：以無政府的新秩序取代現行「威權」體制，愈加渺茫。至此，抗爭活動逐漸歸於平靜。學運中為數頗多的積極份子甚至走出激進抗爭的激情，步入理性的自覺。1969 年 9 月，第六屆聯邦議會選舉結果讓大聯合政府的執政落幕，次月演成社民黨與自民黨聯合執政的新局面。國會政治不再欠缺名副其實的在野黨，而擁有強勢監督及制衡執政勢力的大黨基民聯盟。在一大一小黨聯合執政、一大黨在野監督制衡的聯邦新政局下，國會政治恢復常態。於此，實質的政治反對力量能藉由國會政治常態性的運作充分發揮出來，無需假手國會外部的反對團體和學運。聯邦執政權的交替及內政情勢的丕變造成國會外部反對勢力喪失有利的繼續發展之大環境。大勢所趨，激烈抗爭性的學運無法避免其解散的後果。當學運消聲匿跡、而絕大多數學生重歸建制之時，卻有極少數激進份子對學運走入歷史、而其壯志未酬，心有未甘。彼等決意以激進至極的恐怖主義思想及暴力行為來平衡因學運挫敗、革命理想破滅而產生的極度失落感。彼等毅然與自由民主社會誓不兩立，目空一切地向「威權」政府當局及資本主義社會所有有權勢力宣戰到底。自此刻起，西德學運激進份子反現行體制、反法西斯威權獨裁、反資本主義剝削、反美國帝國主義略奪思想，關鍵性地轉化為左傾恐怖主義思想及由此驅動的恐怖暴力行為。1960/1970 年代之交，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具體成形，從而啟動其震憾國內和國際的發展歷程。第一代恐怖份子早在反體制抗爭的學運時期，便習得拉丁美洲國家游擊隊所善用的「城市游擊戰術」。依據此種戰術的構思，游擊式的攻擊行動應從鄉村出發，向大城市伸展推進，進而在城市各要處展開暴力攻擊行動。此外，恐怖份子也同時有計畫地自我強化馬克思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洗腦，藉以讓反體制的. 10.

(11) 意識形態深植於腦海中，從而產生堅定不移的絕對信念。此方面發揮示範作用者，即為遇刺的杜池克。杜氏在生前思想上深受馬庫色（Herbert Marcuse）24所著《單面向人：進步的工業社會意識形態之研究》（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1964 年出版）一書的啟迪，公然主張務必拓展鄉村遊擊活動至各大城市，主要目的是為了將被動、冷漠和麻痺的都會人從其意識形態的昏睡中喚醒。據此，城市游擊無疑成為激發工業都會人群自我覺醒、為徹底改變現狀的革命完成精神武裝和集體動員之必要手段。早在恐怖主義崛起前，學運抗爭份子便與公安警力一再發生暴力衝突；此種出自於政治動機的暴力事件愈演愈烈。同時，城市游擊活動帶來嚴重後果；西德許多城市頻傳縱火事件及炸彈爆炸的駭聞，引起社會人心至為驚恐者，莫過於 1968 年 4 月初法蘭克福市施奈德（Schneider）百貨公司被恐怖份子縱火焚毀，造成無比的財物損失。未久，縱火歹徒被捕，其中包括後來「赤軍團」恐怖組織的兩位創建者：慕尼黑人巴德（Andreas Baader）及柏林自由大學學生、亦為教士之女恩斯林（Gudrun Ensslin）。法庭審問時，兩人供稱：『吾等縱火的動機係出自嚴正抗議世人漠視越南戰場上的大殺戮。』25 此情突顯出，恐怖份子肆無忌憚地以極端行徑來表達彼等對國際社會了無正義公理的憤怒。其要求實踐國際正義的政治訴求並無不當，反而值得肯定和支持，然而為達目的所使用的激進手段是萬不可取的，當然為自由民主的法治國所絕不寬容。縱火行為揭開恐怖活動的序幕。其後，恐怖份子決心從事地下化恐怖活動。為了有效展開地下化暴力行動，1970 年 5 月恐怖份子秘密組成「救援小組」，以暴力擊劫方式，成功地將巴德與恩斯林救出拘留所。同年夏，思想由左傾轉為極左的女記者麥侯芙（Ulrike Meinhof），基於與巴、恩兩人的摯友關係，會同甫受審判的律師馬勒爾（Horst Mahler），加入巴德與恩斯林的恐怖行動行列，四人共同創建德國第一個左傾恐怖集團，組織號稱：「赤軍團」。顧名思義下可確定，赤軍團成員視馬克斯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為絕對的真理，是故誓死不渝地奉行之。至於該集團的核心份子，則無疑非前述「四人幫」莫屬。26 後續發展中，四人幫積極強化和拓展赤軍團組織。起初，核心份子在約旦一所巴勒斯坦營接受游擊武鬥式的軍事訓練，習得戰鬥襲擊的戰技。爾後，訓練有素的恐怖份子返回德國，展開持械搶劫銀行的暴力行動。1972 年 5 月，赤軍團發動多起武裝襲擊，大多鎖定駐德美軍據點為攻擊目標。此外，恐怖組織還利用汽車引爆炸藥，嚴重傷及德國聯邦法院法官家屬。就西德民意對恐怖集團行徑的態度而言，赤軍團策動的一連串恐怖事件造成社會人心驚恐不安，同時更激起西德社會民眾普遍對暴力行為的憤慨，進而自發性地動員起來支援聯邦政府當局追緝恐怖份子的反恐行動。民眾方面的後援以密 24 25 26. 馬庫色為哲學家及社會學者，1898 生於德國柏林，後來移居北美。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頁 201。參閱 Susanne Kailitz 2006 Die Rote Armee Fraktion brachte den Terrorismus in die Bundesrepublik: Sechs gegen sechzig Millionen, in:Das Parlament Terrorismus, 56. Jahrgang, Nr.36 Berlin, 4. September 2006, 頁 6。 11.

(12) 報被通緝在逃元凶的行蹤為主；當局於公共場所遍處公告核心恐怖份子人頭照，並釋出懸賞獎金，鼓勵民眾提供線索以協助警方破案。27 至於治安單位方面，無論聯邦或各邦層級，則針對空前的恐怖暴力事件保持最高度的全面警戒；完成任務編組而經強化的公安警力，在嚴密部署下，被大規模地備用，隨時待命，因應突發事件。赤軍團四人幫中，擅長筆下工夫的麥侯芙負責恐怖主義活動的宣傳工作。其設計的宣傳單大多以前述的「城市游擊構思」及相關議題為主題；文宣內容旨在為赤軍團在西德社會中散佈的武裝鬥爭作出自圓其說的辯護。藉由文宣內容，執筆者一方面試圖扭轉社會大眾對赤軍團產生的「錯誤」形象；另方面重申該組織在國內進行城市游擊式武裝鬥爭及暴力活動的時宜性、必要性、可行性和正當性。此外在文宣策略運用上，麥侯芙力圖藉由認同極左思想及共產黨人游擊戰術，來優先爭取到極左主戰派及其他左激進革命份子的精神奧援。更重要的是，文宣資料證實，赤軍團成員交付自己一種如同從前列寧賦予蘇聯共產黨幹部的任務，即為：為革命理想的實現做人民的前鋒，以視死如歸的精神鬥爭到底。本此神聖使命之所託，恐怖集團應透過武裝鬥爭和恐怖攻擊行動，在西德臨時首都波昂（Bonn）及其他各大都市點燃燎原的革命火種。28 儘管德國左傾恐怖組織依據馬列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建構出一套自認是為世界正義公理請命的反體制革命論，並試圖藉此來喚醒社會民眾，爭取大眾對其理念及行動的認同及支持，然而恐怖份子所追求的理想陳義過高，近乎逃離現實的幻想，確實無法為 1970 年代認同於西德現行體制的絕大多數民眾所接受。即使激進革命的理想值得或多或少的同情，但是流血的恐怖暴力手法卻為全民所不齒。知其不可而為之的赤軍團自視肆無忌憚的恐怖活動為「替天行道」，於此同時卻以無所不用其極的手段來踐踏人性化的社會，因而葬送無辜者的生命。倒行逆施的行徑註定恐怖份子挫敗的下場。1972 年 6 月，四人幫中除了馬勒爾以外，其他三人皆被警方捕獲，赤軍團成員士氣受到重創，其預定的中、大規模恐怖攻擊計畫就此被迫暫時中止。至於群眾動員方面，礙於無政府主義的激進革命論無法獲得社會的共鳴，加以政府公安機關滴水不漏地持續緝捕該團餘部，終究未獲預期成效。事實顯示，恐怖主義發展的步伐絲毫沒有因政府的反恐措施及欠缺社會後盾而退縮。雖然赤軍團核心恐怖份子多人被囚，組織領導力遭削弱，然而地下組織依舊十分活躍，繼續進行零星的恐怖活動。此外，部分被囚的恐怖暴徒得利於刑法的修改而獲得釋放，儘管如此卻仍不改其本色，藉助於各地地下組織的後援，尚能無後顧之憂地捲土重來。二、第二代恐怖份子變本加厲施暴階段自 1975 年後，德國左傾恐怖主義發展以第二代赤軍團恐怖份子及其活動為. 27 28. 例如：對四人幫之一的麥侯芙，當局訂出一萬馬克懸賞獎金。參閱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頁 202-203。. 12.

(13) 主體邁入第二個階段。第二代恐怖勢力由更青壯、更積極活躍且更肆無忌憚的激進份子所構成。第二代比第一代團員更強硬、更火爆、更殘酷、更冷血；整體表現呈現出變本加厲的態勢。第二代恐怖份子深受前代資深同志的精神感召、思想灌輸和武鬥調教，思想的激進及行為的暴力程度達到極點；彼等主導多起帶有高度血腥性的恐怖攻擊事件，充分暴露出其更猙獰的面目。此處舉出兩個令人髮指的恐怖事件之實例如下：實例一：1975 年 4 月，赤軍團所屬的「喉割麥恩斯」（Holger Meins）突擊隊攻擊西德駐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大使館，挾持使館外交人員充為人質，藉此試圖迫使西德當局釋放被囚的「同志」。西德聯邦政府拒絕接受恐怖份子的要脅後，恐怖暴徒竟然冷血擊斃多位使館官員，以示報復。在接踵而來的德方攻堅行動中，暴徒若非被擊斃、擊傷，則遭逮捕。29 實例二：1977 年 9 月，赤軍團成員劫車成功，從座車上綁架西德「全國資方企業主協會」主席史萊爾。恐怖份子作案的目的是為了以肉票來強求聯邦政府立即釋放被囚的巴德、恩斯林等「同志」。聯邦政府在社民黨籍總理施密特（Helmut Schmidt）領導下，採取既堅定又強硬的態度，堅決不與恐怖份子談判和妥協，遑論接受其釋囚的要求。為了有效對付暴徒，施密特下令組成一個機動性的「危機應變小組」；該小組視狀況需要隨時秘密集會，火速研商反恐策略策，並將政府的對策密告國會各個黨團領導人，俾盡速凝聚朝、野就危機處理的共識。政府秉持絕不作絲毫讓步的立場，自始至終與綁匪周旋到底，並積極策劃營救史萊爾的行動。始料未及的是，一個由巴勒斯坦恐怖份子組成的武裝突擊隊為赤軍團助陣；突擊隊劫持一架由法蘭克福飛往非洲的德航班機，機名“Landshut“，藉此劫機暴行對西德政府進一步施壓。德方則暗中派出一支特攻隊，以閃電奇襲方式搶攻機艙，成功救出機上人質。劫機未竟全功後未久，巴德、恩斯林等核心恐怖份子便在監所自殺身亡。自殺訊息走漏，傳至赤軍團本部，恐怖份子一不做、二不休，斷然殺害史萊爾，並棄屍於法國艾爾薩斯市（Elsaß）街頭，以示報復。此樁綁架工商界領袖的恐怖事件不幸以慘絕人寰的悲劇收場，無疑對西德舉國上下帶來極大的震驚和憤慨。30 西德法、政、學界使用「1977 德國秋天」（der deutsche Herbst 1977）一專有名詞，以資銘記此次極度震撼國內、外的恐怖事件。 1977 年除了史萊爾事件以外，還發生多起恐怖屠殺事件，舉其重大者如：是年 4 月，恐怖分子殺害聯邦總檢察官布巴克及其隨扈；幾個月後，恐怖份子又潛入德勒斯登銀行（die Dresdner Bank）董事長彭投（Jürgen Ponto）寓所，謀刺成功；8 月，恐怖份子鎖定聯邦檢察總署為攻擊目標，試圖引爆炸藥摧毀之。所幸炸藥失靈，否則後果不堪設想。如此一連串的施暴行動使赤軍團發動的恐怖活. 29 30. 參閱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頁 204。同前註。關於史萊爾被劫及遇害事件詳情可參閱德國聯邦政府新聞局出版的相關文件，收錄於：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ed.) 1977 Dokumentationen zu den Ereignissen und Entscheidung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ntführung von Hanns Martin Schleyer und der Lufthansa-Maschine “Landshut“.Bonn. 13.

(14) 動在 1977 年達到血腥和凶殘的最高點。赤軍團組織結構嚴密。1980 年代末期，德國政府公安機關將赤軍團組織在行動上區分為四個層級。圖一顯示該團組織的四個行動層級，由上至下分別為：（一）特遣突擊小組；（二）武裝戰鬥連隊；（三）戰鬥營隊；（四）非攻擊性行動團隊。圖一：赤軍團組織行動層級：行動方式對人襲擊. 成員人數特遣. 15-30 人. 突擊小組對物襲擊. 對物大規模襲擊. 武裝戰鬥連隊. 20-50 人. 戰鬥營隊. 約 200 人. 非攻擊性行動團隊. 約 2000 人. 文宣動員聯繫. （資料來源：Uwe Backes/Eckhard Jesse 1993 Politischer Extrem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erlag Ullstein GmbH, Berlin, 頁 215。）進一步觀察赤軍團組織的行動層級，可發現，第一層級特遣突擊小組號稱「硬核心」，其成員進行地下活動，利用假名及偽造身分證，鎖定司法、黨政、工商經貿、社會各界地位崇高的知名人士為施暴對象，如前述布巴克、史萊爾等。第二及第三層級行動單位武裝戰鬥連隊與戰鬥營隊，從事大、小規模對特定目標物、政府機關、司法檢調機關及軍事重地的攻擊或破壞，如：縱火焚燒法蘭克福施耐德百貨公司；襲擊德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攻擊美國陸軍第五軍團駐法蘭克福的大本營；破壞漢堡市著名出版公司「史普林格」（Springer Verlag）大樓；爆破聯邦檢察總署等。情況需要下，武裝戰鬥連隊與戰鬥營隊支援特遣小組的突襲行動。第四層級非攻擊性行動團隊執行多項非暴力性任務，包括：以文字宣傳左傾恐怖主義思想；煽動及動員群眾；設法維持特遣突襲小組與被囚同志間的聯繫，並讓赤軍團取得與社會抗爭團體的接觸和聯繫。組織上、下層級行動者間具有流動性；下層行動單位中表現突出的積極份子可躍升至上層，甚至成為硬核心的生力軍。31. 三、第三代恐怖份子恐怖暴行個體化與零星化自 1977 年赤團將恐怖活動推至最高點後，德國左傾恐怖主義逐漸朝向恐怖 31. 參閱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頁 215-216。 14.

(15) 暴行個體化與零星化的動向發展。1985 年，赤軍團第三代出現。第三代恐怖份子相較於第一、二代，在暴行表現上有顯著差異；其基本特徵包括：去左傾恐怖主義意識形態化、孤軍奮戰、愈加專業化。如此特色的生成與馬列共產主義趨於窮途末路實有直接關聯。從 1980 年代末期起，左傾恐怖主義顯然走向沒落之途，然而絕不意謂恐怖活動完全消跡，成為歷史。沒落的主要原因出自東德獨裁體制的解體。其原委概述如下： 1990 年德國統一前，早在 1970 年代，赤軍團與東德共黨政府國家安全部（簡稱：國安部），透過南葉門人民共和國官方及巴勒斯坦左傾恐怖組織「巴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的居間穿線，取得聯繫，並建立微妙的友好關係。東德官方之所以對赤軍團感興趣，原因除了左傾恐怖份子奉行馬克思主義以外，東柏林還試圖藉由釋出善意以免於本身成為恐怖攻擊的目標。基於友好關係，赤軍團提供國安部國際及西德國內恐怖活動的完整情報，俾讓東德政府便於掌控恐怖組織的動向；國安部則提供被西德官方通緝在逃的赤軍團恐怖份子安身的避難所，並給予恐怖份子其他個人安全上必要的掩護和支援。32 是故，70 年代赤軍團得以有恃無恐地猖狂展開其恐怖活動。進入 1980 年代，雙方互助關係愈加緊密。始料未及的是，1989 年秋，德國內部政治情勢發生巨變，東德社會主義黨國極權體制瓦解。其後，東德徹底全面改革，如期完成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多元化的轉型，進而導致東、西德實現統一。無疑，東德共黨政權的崩潰讓赤軍團失去靠山之一，又重創恐怖份子的士氣。截然不利的情勢所使然，赤軍團勢力難逃日薄西山的命運。33 鑒於兩德情勢丕變，赤軍團及其兄弟組織「革命細胞」（Revolutionäre Zelle）的部分成員共同宣告停止恐怖攻擊行動。儘管如此，恐怖組織中的主戰份子仍然策動零星的恐怖暴力事件。1989 年 11 月，德意志銀行（die Deutsche Bank）董事會發言人賀豪森（Alfred Herrhausen）被恐怖份子以高明的技術炸死。1990 年 7 月，聯邦政府內政部高階官員諾斯爾（Hans Neusel）險些遇害，逃過一劫。1991 年 2 月，赤軍團特遣突擊小組在波昂以機槍隔著萊茵河掃射對岸的美國駐德國大使館，如置身於了無王法之境。1991 年春，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爆發，赤軍團發出指控書，嚴厲指控和譴責美國帝國主義行為的再現，而德國是美帝的幫凶，只會為虎作倀。指控書並誓言，德、美等法西斯主義國家已被鎖定為優先供擊的目標。同年 4 月，柏林託管署署長羅威德（Detlev Karsten Rohwedder）遇刺於杜賽多夫（Düsseldorf）市郊。以上事實足以證明，德國統一後，赤軍團的恐怖活動仍未完全停擺，其暴行的猖狂度也絲毫未減。值得關注的是，赤軍團與革命細胞成員發動的各種恐怖行動，在 90 年代所有由左傾恐怖份子及左激進份子犯下的暴行件數中，只占一小部分。依據德國公安機關的調查結果，絕大多數（約 90%）的暴行事端係由個體性、好戰的自主份 32. 33. 參閱 Sebastian Hille 2006 Die RAF-Stasi-Connection Rotkäppchen im Sozialismus, in: Das Parlament Terrorismus, 56. Jahrgang, Nr.36 Berlin, 4. September 2006, 頁 7。參閱 Eckhard Jesse 2007 Die Ursachen des RAF-Terrorismus und sein Scheitern,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t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 40-41/20207, 1. Oktober 2007, 頁 21。 15.

(16) 子及無政府主義暴徒所釀造而成。武裝好鬥的自主份子崛起於 1980 年代的西德若干大城市。自主份子的年齡介於 18 至 28 歲，1991 年底人數總計約 3000 人；彼等的意識形態和行為模式帶有高度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堅決反對任何形態的國家統治，對國家與政府深惡痛絕。34 集體性和組織化的施暴並非自主份子代表性的行為特徵，其暴力行為傾向個體化。此點可視為區隔自主份子與赤軍團的基準。自主份子對國家與政府的憎恨充分表現在德國統一日（1990 年 10 月 3 日）當天其激進份子以暴力猖狂對抗警方的失控行為之中。若謂自主份子奪走了赤軍團過去叱咤風雲的光采，則此種觀點亦無不當。伍其他左傾恐怖組織概述德國左傾恐怖勢力的構成除了最具影響力和震撼力的赤軍團以外，還包括所謂的「六二運動」（Bewegung 2. Juni）、「革命細胞」兩個恐怖組織及自主份子。前章業已述及自主份子，此處從略。如同赤軍團出現的背景，六二運動同樣是 1960 年代後半期西德學運抗爭情境下的產物。繼赤軍團之後，該組織於 1971 年底由西柏林地區認同左傾恐怖主義的好戰份子組成，其恐怖活動範圍基本上侷限於與東德和東柏林一牆之隔的西柏林。組織的定名是為了紀念該區恐怖份子歐尼索（Benno Ohnesorg）於 1967 年 6 月 2 日被槍決。組織成立之初，六二運動以赤軍團為學習的榜樣，向該團習得恐怖攻擊和施暴的伎倆。赤軍團方面則灌輸運動成員恐怖主義思想，並以財力支援其親密的戰友。六二運動為一個由若干自主性高的小型恐怖團體結合而成的暴力集團。如前所言，赤軍團以列寧式的幹部領導型組織建構為師，擁有行動層級分明的嚴密組織結構。相較於赤軍團，六二運動組織較為鬆散，組織內部欠缺紀律和協調，也沒有行動層級的區分，成員地位平等，其行動較不受指令，自主性較高。運動成員思想傾向無政府主義，生活並無規律。組織正面條件的不足致使六二運動難以規劃長遠的發展，也造成發動大規模行動上的困難。依運動成員的信念，每次行動皆必須對社會大眾發出特定的信號，並產生預期效用；換言之，信號內容須讓民眾個人能直接領悟，進而產生革命意識和行動。在組織激進份子的策劃下，自 1971 年 12 月起，六二運動發動一連串暴力行動。鑒於行動的暴力性，成員中的部分非極端份子毅然脫離組織。由成員加入與退出組織的自如性可見運動弱於制約力的特色。1971 年底，激進份子與警方槍戰。1972 年 2 月，運動成員首次以引爆炸藥方式展開暴力攻擊，造成無辜民眾喪命。恐怖暴力的一再運用致使成員多人被捕，組織行動的目標多集中在解救同志一環；激進份子使出挾持人質的手段，強求執法當局釋放被捕者，否則撕毀肉票。1974 年 11 月，六二運動所屬恐怖小組綁架西柏林高等法院庭長德倫曼（Günter von Drenkmann）。德氏力圖反抗，即遭殺害。數月後，西柏林市議會選舉選戰期間，恐怖小組重施故技，劫持基民聯盟黨籍第一候選人羅倫慈（Peter 34. 參閱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頁 221。 16.

(17) Lorenz）。當局深恐德倫曼事件重演，在苦無良計可施下，只得接受暴徒釋放恐怖份子的要求。保守黨參選人因而保住性命，重獲自由。35 革命細胞恐怖組織同樣崛起於 1970 年代初左傾恐怖主義盛行之始。組織成員清一色為逞強好鬥的左激進份子。革命細胞基於對恐怖施暴正當性的認同，與六二運動不僅保有頻繁的聯繫，而且在行動上與之密切合作。如同六二運動一樣，革命細胞也向赤軍團學習施暴手法和武裝突擊戰術。如此一來，兩個恐怖組織確實以赤軍團為馬首是瞻。1973 年底，革命細胞成員在西柏林及紐倫堡（Nürnberg）兩地進行恐怖攻擊，引爆炸藥，試圖炸毀商業大樓、貿易中心和企業集團總部。往後數年，其恐怖活動還包括狙擊、暗殺等。1975 年，坐落於卡斯魯爾市（Karlsruhe）的西德最高司法機關聯邦憲法法院被革命細胞組織的恐怖份子安置炸藥引爆，以此種明目張膽的暴行公然向自由民主法治秩序的守護者與保障者宣戰。其後兩年，邦高等法院、在德美軍軍官俱樂部，甚至聯邦醫師協會，接成為暴徒攻擊的目標。整體而觀，革命細胞襲擊目標係以具有象徵意義的物為主，而非政商名流，例如：公權力機關、工商重鎮、美軍在德設施。36 如前所言，東德極左政權的瓦解及德國以自由民主方式的再統一，對 90 年代左傾恐怖主義勢力的伸張造成重大打擊。既然國家政治大環境不利於恐怖活動野火的延燒，革命細胞的暴行便以宣告停火收場。陸德國憲政民主體制在護憲原則指導下的反恐決策機制：以史萊爾事件為例無庸置疑，憲政民主國家基於憲法所建立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是立國及國家發展的根本。積極上確保及鞏固此一國本、消極上防止憲政敵人對國本的破壞，不僅是國家機關、而且也是全體人民的責任。德意志聯邦共和國自然也不例外。對於聯邦共和國而言，鑒於戰前威瑪共和民主體制瓦解的慘痛經驗，維護基本法所確立的國本，避免重蹈威瑪的覆轍，確實具有致使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意義。為求確保基本法的憲政民主基本秩序，迎接包括右激進、左激進和恐怖份子在內的憲政敵人對自由社會及民主政治的挑戰，德國建立特有的「憲法保護體系」（簡稱：護憲體系），並發揮其護憲功能。護憲體系以絕不姑息和妥協的堅定立場，採行因狀況而置宜的多種對策。無可否認，對反憲政民主勢力的包容，甚至與之妥協，即等於陷人權、自由和民主於萬劫不復，為憲政民主體制的崩解營造最有利的環境。是故，護憲立場愈堅定，則憲政敵人得逞的機會便愈渺茫。由此體現出護憲極其重大的意義。就護憲的意涵而論，依德國學者黑沛（Reiner Heeb）、蕭毅納（Ulrich Scheuner）、曼茨（Theodor Maunz）之見，護憲係指：為了維護及確保憲法、並防範憲法受到憲法敵人的擾亂或危害而採取的所有規範、設施以及措施。護憲概念應採廣義界定。廣義而言，護憲並不僅指保護憲法，而且更是表示確保憲法（聯邦共和國基本法）明定的憲政核心架構；以德國而論，即為確保聯邦共和國基本 35 36. 參閱 U. Backes/E. Jesse, 前引書，頁 204-205。同前註，頁 205-206。 17.

(18) 法所規定的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積極上，護憲旨在維護及確保憲政民主秩序的存續；消極上，護憲旨在防範及對抗憲法敵人對憲政民主的危害。37 此處已指明護憲的範圍、目的及方法。護憲以憲法及憲政民主秩序為範圍。其目的則在於確保合憲秩序，以期免遭危害。護憲的方法包括：確立法源依據；建立護憲體系及護憲專責機關；採取相關措施、對策及行動。論及德國護憲的必要性，學者史瓦格（Joachim Schwagerl）與華爾特（Rolf Walther）從三點加以肯定。首先，德國如其他任何主權國家一樣，有確保本國憲政秩序、對抗憲法政敵的基本權責。若非如此，憲政秩序勢必危在旦夕。其次，德國如其他任何自由民主國家一樣，因其保障人權、自由開放及多元民主的特質而弱於有效保衛國內安全、以免於憲政敵人的滲透、破壞和顛覆。相對於此，對於由最高領導中心嚴密控制的威權或極權國家而言，在反制政治敵人上，大可善用國家安全情治系統的監控機制，故無難以克服的困難。是以，自由民主國家的護憲絕對有其必要。再者，西德在分裂期間，左傾恐怖組織、國內共產黨、東德及蘇聯共黨政權（極左勢力）虎視眈眈。德國統一後，極右勢力日趨增強，尤其是「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NPD）38黨勢的重振對憲政民主帶來構成政治激進勢力中最大的威脅。因此，護憲的必要性無庸置疑。39 聯邦共和國護憲體系組織嚴密，結構完整，功能健全。40 1950 年代，正值西德建國初期，充滿危機意識的聯邦政府，以堅定而不妥協的立場，發揮護憲體系的功能，結果造成極右的「社會主義帝國黨」（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SRP）與極左的「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因遭到黨禁處分而黨組織被迫解散。此實例證明，護憲體系在對付破壞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違憲政黨上，確實產生了帶來預期後果的效用。然而，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左傾恐怖組織與無政府主義集團，如赤軍團、六二運動、革命細胞等，在組織性質上並非激進政黨。是故，護憲體系根本無法透過德國「政黨法」明定的黨禁措施，以強制解散違憲政黨的手段來解散恐怖組織。此外，恐怖組織遍處發動地下化的武裝恐怖攻擊。面對恐怖份子不分時地策動的恐怖暴行，德國護憲機關、公安機關和警力甚難適時有效予以反制。至於恐怖份子激進行為的暴力程度，則無疑遠勝於激進政黨的黨員。恐怖組織截然不同於極左與極右政黨的特質使得護憲體系在對付左傾恐怖主義上，了無發揮預期功效的可能性。由此可論斷，聯邦共和國憲政民主體制與其藉由護憲體系的機制，不如秉持堅定不疑的護憲原則和精神， 37. 38. 39 40. Joachim Schwagerl/Rolf Walther 1968 Der Schutz der Verfassung Ein Handbuch für Theorie und Praxis, Carl Heymanns Verlag, Berlin München, 頁 7-8。德國國家民主黨為德國右激進政黨之一，建黨於 1964 年，1970 年代以後黨勢衰退，東、西德統一以來，由於黨領導中心再造鞏固局面，又結合德東新納粹極右組織的在地力量，組織實力及政治影響力得以重振。詳情可參閱葉陽明 2007 戰後德國極右主義、極右政黨對憲政民主之挑戰，刊於：社會科學論叢，第一卷第一期，2007 年 4 月國立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與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共同發行，頁 33-94。 J. Schwagerl/R. Walther, 前引書，頁 5。相關詳情可參閱葉陽明，前引文。 18.

(19) 以因應恐怖暴行個案特性所建立的反恐機制，來堅決對抗恐怖主義。此處以「史萊爾事件」為實例，透視德國聯邦政府的反恐決策機制如後：一、反恐決策機制的建構、功能及運作反恐決策機制由內閣、危機應變小組、大型對策諮商團三者建構而成。先就內閣而言，內閣居於決策機制之首位。所有的原則性決策先經內閣充分討論，再委託聯邦總理、外交部長、內政部長及司法部長直接作成反恐決策。聯邦總理、外交部長、內政部長及司法部四人組成決策核心。決策定案前，聯邦總理得徵詢危機應變小組與大型對策諮商團的意見。再就危機應變小組而言，該小組視情況發展需要，隨時集會研議應變之道；情況緊急時則持續集會。小組成員如同前述決策核心成員，外加經濟部長、國防部長（部長因公未能出席開會則由次長代理）、聯邦刑事局長及聯邦總檢察官，其中聯邦總理擔任危機應變小組召集人，並主持開會。原則上，小組將其決議知會聯邦議會各個黨團主席及政黨領導人。此外，聯邦總理亦向聯邦總統及聯邦議會議長通報小組的決定。最後就大型對策諮商團而言，該團每週定期集會一至二次；其成員包括聯邦總理、聯邦議會各個黨團主席、聯邦議會中占有席位的政黨之領導人、危機應變小組成員以及與「史萊爾事件」直接相關的四個邦之邦總理（巴登－威騰堡 Baden-Württemberg、巴伐利亞 Bayern、北萊茵－西法倫 Nordrhein-Westfalen、漢堡 Hamburg 四邦）。大型對策諮商團不作決策，而對反恐策略提出建議和整合性意見，俾提供內閣決策核心成員決策的參考。41 二、反恐決策機制的決策過程反恐決策機制的決策過程經由四個階段完成，即為：（一）掌控情勢動向並就情勢發展作成詳實報告；（二）針對危機情勢作出研判及完成全面評斷；（三）內閣決策核心決策；（四）就決策結果知會政府與國會中未參與決策的部門。首先就第一階段而論，外交、內政、司法檢調及公安警政主管單位分別就恐怖事件最新發展的動向及危機處理的方案作成詳實書面報告，並向內閣與危機應變小組闡明報告內容，其中包括六個要項：偵緝及偵訊恐怖份子的過程及結果、國家安全單位反恐警力的部署、司法檢調機關的作為、外交部的處置、國內與國際媒體的報導、政府相關單位與恐怖暴徒周旋的內情。其次就第二階段而論，在大型對策諮商團參與諮商和研議下，內閣與危機應變小組針對恐怖事件的危機情勢作出研判及完成全面評斷，俾利內閣決策核心作出切當的反恐決策。再者就第三階段而論，內閣以情勢判斷的結果為基礎，經內閣會議充分討論後，在聯邦總理主導下，內閣決策核心完成具有最終效力的決策。最後就第四階段而論，反恐決策過程產出的決策內容經由特定程序，以保密方式知會政府與國會中所有未曾參與決策的部門及相關人士。42. 41. 42. 參閱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ed.) 1977 Dokumentationen zu den Ereignissen und Entscheidung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ntführung von Hanns Martin Schleyer und der Lufthansa-Maschine “Landshut“.Bonn, 頁 29-31。同前註，頁 32。 19.

(20) 結論作者透過對本文主題的探究，謹將研究發現歸納成以下八點：一、探討恐怖主義問題的主要意義在於：研究結果能讓憲政民主國家的全民認清潛伏在多元開放社會中反現有體制的敵對勢力、其顛覆自由民主秩序的意圖以及肆無忌憚的暴力恐怖攻擊行動，進而激發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人民產生危機意識，並凝聚全民抗敵的團結力，以果決的實際行動，捍衛及確保基本人權、自由社會及憲政民主。二、德國型左傾恐怖主義的意涵係指政治激進主義中與左激進主義及右激進主義保有緊密關聯的意識形態、恐怖組織及其暴力行為之總體。左傾恐怖組織及其成員基於左傾恐怖主義意識形態所生成的動機，試圖善用一切有策劃、組織化的恐怖暴力手段，以期顛覆「德意志聯邦共和國基本法」所確立的現代德國自由民主秩序，進而建立一個沒有政府治理、全民參與政治、人性解放的新烏托邦。三、左傾恐怖活動係由一群為數不多、政治影響力不大、然而完全否定德國憲政民主秩序合法性及正當性的青壯、激進知識份子或社會菁英所策動。恐怖份子企圖透過無所不用其極的恐怖手法，一再施展暴力活動，蓄意營造遍及德國社會的恐怖氛圍，使全國民心陷入長期驚恐不安，同時以其孤注一擲、肆無忌憚的行動引起廣大民眾普遍的關注和震撼，並秉持其人性解放的基本訴求，儘可能地爭取源自社會特定階層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另方面，恐怖份子還圖謀藉由散播左激進主義意識形態及密集化恐怖活動來吸收更多志同道合者加入核心組織，另方面同時積極動員一般不滿資本主義社會現狀的激進群眾，形成外圍勢力。核心與外圍勢力的結合對德國型民主政治及資本主義社會構成最嚴重的威脅。四、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崛起於聯邦共和國聯邦政治上第一個「大聯合政府」執政的政治情境中，而 1968 年達到最高潮的西德學運與左傾恐怖份子及其組織「赤軍團」的出現存有緊密的因果關聯。若聯邦政治上沒有演變成大聯合政府執政的局面，則學運不會在國會外部反對勢力衝擊既有體制的浪潮中崛起。若大聯合政府沒有在 1960 年代末期解體，國會政治中朝、野政黨的制衡仍未趨於常態化，則學運不會沒落。又若學運仍持續發展不輟，則左傾恐怖主義沒有崛起的條件。所以，大聯合政府時期國會政治的非常態及學運為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崛起的兩大決定因素。五、當學運消聲匿跡之時，有極少數激進份子對學運走入歷史、而其壯志未酬，心有未甘。彼等決意以激進至極的恐怖主義思想及暴力行為來平衡因學運挫敗、革命理想破滅而產生的極度失落感。彼等毅然與自由民主社會誓不兩立，目空一切地向「威權」政府當局及資本主義社會所有有權勢力宣戰到底。自此刻起，西德學運激進份子反現行體制、反法西斯威權獨裁、反資本主義剝削、反美國帝國主義略奪思想，關鍵性地轉化為左傾恐怖主義思想及由此驅動的恐怖暴力行為。1960/1970 年代之交，德國左傾恐怖主義具體成. 20.

(21) 形。六、德國左傾恐怖主義陣營的構成，除了最具影響力和震撼力的赤軍團以外，還包括六二運動、革命細胞兩個恐怖組織及自主份子。如同赤軍團，六二運動同樣是 1960 年代後半期西德學運抗爭情境下的產物。至於革命細胞恐怖組織，則崛起於 1970 年代初左傾恐怖主義盛行之始。組織成員清一色為左激進份子。革命細胞基於對恐怖施暴正當性的認同，與六二運動不僅保有密切的聯繫，而且也在行動上與之緊密合作。如同六二運動一樣，革命細胞也向赤軍團學習施暴手法和武裝突擊戰術。兩個恐怖組織確實以赤軍團為馬首是瞻。自主份子崛起於 1980 年代的西德若干大城市。彼等的意識形態和行為模式帶有高度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堅決反對任何形態的國家統治，對國家與政府的存續深惡痛絕。七、為了確保基本法憲政民主秩序，德國建立完整的護憲體系。護憲體系在對付破壞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違憲政黨上，確實產生了效用。然而，左傾恐怖組織與無政府主義集團在組織性質上並非激進政黨。因此，護憲體系根本無法憑藉德國「政黨法」明定的黨禁措施，來解散恐怖組織。面對恐怖份子不分時地策動恐怖暴行，德國公安機關與警力甚難適時有效予以反制。恐怖份子激進行為的暴力程度遠勝於激進政黨的黨員。恐怖組織截然不同於極左與極右政黨的特質讓護憲體系在對付左傾恐怖主義上，了無發揮功效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德國憲政民主體制遂秉持護憲原則，以因應恐怖暴行特性而建立的反恐機制，來有效打擊恐怖主義。八、德國國內左傾恐怖主義在歷經 1970 年代的極度盛行及 1990 年代的式微沒落以後，從當今展望未來，左傾恐怖主義對聯邦共和國的憲政民主秩序料應不再構成嚴重的威脅。儘管如此，左傾恐怖組織潛在的殘餘勢力未曾完全潰散，依然向自由社會挑戰到底。面對此一不容掩飾的事實，邁入 21 世紀「柏林共和」的德國朝野上下始終保有高度的防恐及反恐危機意識，並保持應有的安全警戒。尤其自「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以後，德國方面鑒於過去國內與國際恐怖組織串連合作的實例，更強化居安思危中的反恐意識與安全警戒。除了左傾恐怖份子的餘孽猶存以外，右傾恐怖份子活動規模雖然不大，然而其暴行同樣威脅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及自由社會的安定，無疑也成為德方反恐的打擊對象。另方面，還值得德方提高警覺的是，近年來，伊斯蘭教國家恐怖份子明目張膽地在德國境內從事恐怖活動，為德國警方所破獲；實例如：2006 年夏科隆（Köln）火車站被來自黎巴嫩的恐怖份子穆翰默德（Youssef Mohammed）及哈瑪德（Dschihad Hamad）以行李放置炸彈，企圖引爆，所幸因自製炸彈設計不良而未爆炸。兩人皆被警方逮捕後經證實，恐怖行動與阿卡伊達恐怖組織無關，純屬伊斯蘭教激進團體自發性的暴力行為。43 由此以觀，在可見的未來，聯邦共和國乃至於自由世界仍將無法擺脫 43. 參閱 Lars-Broder Keil Erster Attentatsversuch in Deutschland Amateure und Glück,in:Das Parlament Terrorismus, 56. Jahrgang, Nr.36 Berlin, 4. September 2006, 頁 6。 21.

(22) 各型各類恐怖主義勢力的威脅。從德國恐怖主義發展的實際經驗觀之，此股遍處營造恐怖氛圍的激進勢力早已跨越了國界而散佈於全球各角落。全球化浪潮持續推進的同時，各國堅定不移的反恐立場和國際聯合反恐行動始終是迎戰自由世界敵人的不二法門。參考文獻法典一、Deutscher Bundestag (ed.) 1988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Clausen & Bosse Leck,Bonn. 專書二、Bruce Hoffman 2001Terrorismus-der unerklärte Krieg Neue Gefahren politischer Gewal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三、Forschungsgruppe Wahlen E.V. Institut für Wahlanalyse und Gesellschaftsbeobachtung (ed.) 1998 Wahlergebnisse in Deutschland 1946-1998, Mannheim. 四、Joachim Schwagerl/Rolf Walther 1968 Der Schutz der Verfassung Ein Handbuch für Theorie und Praxis, Carl Heymanns Verlag, Berlin München. 五、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ed.）1977 Dokumentationen zu den Ereignissen und Entscheidung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ntführung von Hanns Martin Schleyer und der Lufthansa-Maschine“Landshut”, Bonn. 六、Uwe Backes/Eckhard Jesse 1993 Politischer Extrem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erlag Ullstein GmbH, Berlin. 專書文章七、Kai Hirschmann Internationaler Terrorismus, in: Wichard Woyke（ed.）2008 Handwörterbuch Internationale Politik,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期刊文章八、Eckhard Jesse 2007 Die Ursachen des RAF-Terrorismus und sein Scheitern,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t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 40-41/20207. 德國國會週報九、Lars-Broder Keil Erster Attentatsversuch in Deutschland Amateure und Glück, in: Das Parlament Terrorismus, 56. Jahrgang, Nr.36 Berlin, 4. September 2006. 十、Susanne Kailitz 2006 Die Rote Armee Fraktion brachte den Terrorismus in die. 22.

(23) Bundesrepublik:Sechs gegen sechzig Millionen, in: Das Parlament Terrorismus, 56. Jahrgang, Nr.36 Berlin, 4. September 2006. 十一、Sebastian Hille 2006 Die RAF-Stasi-Connection Rotkäppchen im Sozialismus, in: Das Parlament Terrorismus, 56. Jahrgang, Nr.36 Berlin, 4. September 2006.. -------------------------------------------------------------------------------------------------------. 23.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