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為促進跨領域間的對話以凝聚各系所跨領域整合共識，俾建 立本院特色，特舉辦一系列社會科學前沿課題論壇，鄭重邀請院內教授擔任論壇引言人， 試著就其研究領域的學術生涯回顧、未來發展性以及跨領域結合的可能性等三個面向分 享並向全院教師請益，希冀激盪出璀璨的本院發展特色。本文收錄自 2011 年 9 月 20 日， 社會科學前沿課題論壇—第三場次。
在專業與博雅之間：政治研究與教育研究
Between Political Studies an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季
淳
美國洛杉磯西方文理大學政治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政大書院客座教授
國際發展書院總導師
Tsung Ch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Occidental College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Ⅱ 社會科學論叢 年 月第六卷第一期
在專業與博雅之間：政治研究與教育研究
季 淳一、學術生涯
兩個原則
我的學術生涯中有兩個原則，一是選擇走人煙較稀少的地方（taking the road
less traveled），二是所做的研究一定要跟生養我們的社會相關。一位出身芝加
哥大學的社會學學者對學生講過一句話：「如果研究不能對社會有所助益、糾 正社會弊端，那只不過是垃圾罷了（If research cannot cure social illness, it is just
a piece of garbage）。」 三個階段 1. 第一階段，從數學到政治：我高中念理工掛帥的高雄中學，數學和化學成績 比較好的學生不能轉到社會組，學校覺得念社會組的學生是因為念不來自然 組。因為我數學念得不錯，學校不讓我轉組，為了抗議，我高三下所有的物 理課都請假。考大學時物理拿了兩分進了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1978 年的春 天，我在政大找到人生中學術上的至愛，就是政治學，美國人說如果你把興 趣當工作的話，你這輩子就不用工作了，我對政治學就是這樣子的熱愛。當 時政大就是一個近乎 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環境，我所學到的知識大半不是 在教室裡獲得，而是在教室之外，從跟同學大量地交談、討論中得到。
2.第二階段，徘徊於在亞洲政治到亞美政治之間：我在學術上主要有兩個變化，
先從亞洲政治（Asian Politics）轉到亞美政治（Asian American Politics），再 從亞美政治回到亞洲政治，其中的分水嶺為 1998 年與 2005 年。1998 年以 前，我從事亞洲研究，包括兩岸以及日本和韓國的研究。因為受到 Harold
Las-swell 的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一書的啟發，我的研究希望回到
政治的基本面－資源分配的機制和原則，我的博士研究就是比較台灣跟大陸 長期性的教育資源與政治資源的分配問題。完成博士論文後，就對這個題目 失去了興趣，除了覺得這個題目與社會不甚相關，我發現任何資源分配的系 統都是地方性且複雜的（Each and every syste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ends to be
在專業與博雅之間：政治研究與教育研究 Ⅲ
local and thus, messy）。同樣的資源在不同時空環境之下，都存在著不同的意
義，更遑論資源分配的機制和原則。儘管我放棄了這個題目，但我所建議的 政大書院的主題－發展與平等，仍受到博士論文的影響。我在 1998 年拿到終 身職之後，就離開自己較熟悉的研究領域。做為一個亞裔的我，此時希望我 的思考跟研究能夠和所處的洛杉磯的亞裔社會有所關連，於是轉向研究亞美 政治，於 2005 年完成 East 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一書。 可是在 2005 年取得正教授資格之後，2006 年前往史丹佛大學的亞太研究中 心，研究領域從亞美政治又回到亞洲政治，計畫研究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但 是 2006 年 9 月份開始的紅衫軍事件，令我開始思考台灣的民主到底出了什麼 問題。因此 2006-2007 年我的研究方向回到了台灣政治，特別是台灣的民主 化過程。
3. 第三階段，從政治到 liberal arts education：2007 年我再度改弦更張，這次完
全脫離了亞洲政治，甚至脫離了政治學的範疇。我開始研究與後來實踐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則是一個巧合。當時我兒子畢業的、位於南加州的社區高中邀 請我演講，演講題目為研習社會科學所需要的心性，沒想到大受好評，我開 始覺得教育對於國計民生更為重要。2008 年開始陸續接到一些邀請我介紹美 國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演講。美國的高等教育比較複雜，至少有六種不同的四 年制大學，在加上社區大學。而我在五種不同的大學裡教過書或做過研究， 體會到每種大學推動 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目標、方式跟程度都不一樣。
二、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Transnationalism and Diaspora Politics of Taiwanese Americans
在美國已經有很多人研究 Diaspora Politics of East Asian Americans，尤其是 大量地進行關於華裔美人的研究，但關於台裔美人的研究還是相當有限。幾年 前我寫過一篇專書論文，探討在中美關係裡華裔美人日益上升的角色。事實上， 有許多台裔美人回台灣參與政治，也有台裔美人在美國參與政治，甚至可以進 一步探討台裔美人對台美關係的影響。可是關於台裔美人的研究仍然不夠多。
Ⅳ 社會科學論叢 年 月第六卷第一期
Conflicting Effects of Indigenization on Taiwan s Democratization
東亞民主化的研究方向不在於有無民主化，而在於民主化之差異（vari-ation），因為各國民主化的風貌非常不同。日本的民主並非本土所產生，而是 由美國歷經七年的強權佔領所造成；韓國的民主主要來自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而菲律賓在 50 年代因美國的影響因而已有民主的經驗，所以屬於再民主化。這 三個離台灣最近的國家，民主化的過程皆不相同，而台灣的民主經驗則被稱為 妥協式的民主（negotiated democracy）。80 年代末期以後至 2008 年的二次政黨 輪替之前，我們都認為台灣已不是威權體制的國家了，但非威權體制並不代表 就是民主國家。台灣民主在制度上的轉型（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雖然成 功，但是民主的價值規範（norm）與原則（principle）至少在當時尚未全然落 實。由於政客與公民難以充分內化民主的價值觀念，每當政治危機產生的時候， 藍綠雙方（或執政黨或非執政黨）不習於運用憲政制度（constitutionally sanc-tioned institutions）解決問題，而是尋求體制外的解決方式。民進黨最常運用街
頭政治（street politics）的方式，國民黨則常以便宜行事（expedient politics）的 方式面對複雜的問題。這些方式對於推動有利於政黨的方案（partisan agenda） 可能有用，但是有礙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使得台灣的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出現問題。我覺得台灣的民主深化出現問題的原因之一，是族群政
治對於台灣民主化的特殊影響（the unique effects of Taiwan s (sub) ethnic politics
on democratization）。使用 sub-ethnic 一詞是因為除原住民外，客家、福佬與外 省人皆為同族同裔，但由於歷史經驗與政治記憶的不同而產生出 sub-ethnic iden-tities，十分複雜。 為何民主無法深化？ 第一個原因是跟其他國家相比之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相對」輕易，過 程輕易自然比較難以內化。台灣的例子非常特別，過去的權威政權是由外省人 中的少數族群獨占政治權力，而被壓迫的多數族群則具有經濟實力。但是少數 人不可能長時間壓迫具有經濟權力的多數族群，多數族群遲早會出頭促使整個 社會本土化。本土化不只促進也加速了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化，但缺乏足 夠的時間培養出讓民主觀念價值深化的環境。如果本土化的價值與原則超過民 主本身的價值，民主的規範便難以充分發展。一個國家裏面被壓迫或在政治上
在專業與博雅之間：政治研究與教育研究 Ⅴ 被排除的族群是否可以出頭天？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第一，此一被 壓迫的族群是少數還是多數？第二，該族群有沒有經濟權力？就美國來說，過 去被有系統地歧視的黑人居於少數又沒有經濟權力，所以抗爭的過程歷經百年， 非常艱難。而在 1994 年以前實施種族隔離的南非之中，黑人受白人統治，黑人 雖然沒有經濟權力，但占南非人口的絕對多數，所以南非對抗種族隔離的過程 雖然也非常辛苦，但較美國為易。1970 年代以來馬來西亞在一些法規上公然歧 視華人，而華人雖是少數，但因具有經濟權力，所以情況不至於非常悲觀。最 後回到台灣，雖然台灣民主之路十分艱辛，但和前述三個不同的例子比較，相 對容易，因為過去被壓迫的族群居於多數且有經濟實力。 第二個原因和一些推動本土化的政治人物有關。如果對於這些政治人物而 言，民主具有的只是工具價值，目的是為了達到本土化的最終目標，那麼一旦 認為民主的手段會影響到本土化的達成，便會犧牲民主，若認為民主有助於本 土化時，便會推動民主，如此民主成了工具價值，而難以內化。另外，如果政 治人物的最終目的只是政權的取得和維持，手段是本土化或民主化皆可，那麼 對於台灣的民主亦有戕害。 最後是中國大陸的因素。只要中國存在，朝野兩黨必定會不停地爭論種種 關於中國的問題，如統獨、去中國化、歷史解釋等等問題。從台灣的民主發展 來看，中國因素是個阻礙，族群政治也會因為中國而一直存在。由於上述的三 個原因，本土化雖然可能會促進或加速民主的制度化，但也可能會阻礙民主的 深化鞏固。
三、跨領域結合的可能性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台灣大約有十幾所大學已經開始發展博雅書院教育，在中國大陸則是最好 的其中六所大學在辦書院教育，而香港、澳門和新加坡也都在進行類似的計畫。 談到學生所謂的書院身份，以劍橋大學為例，新生一進入劍橋就有兩種身份： 書院身份與專業身份。因此政大若將來走向全面書院化，跟專業系所之間將會 彼此相輔相成、不會衝突。然而政大的系所認同非常強烈，如何打破系的認同
Ⅵ 社會科學論叢 年 月第六卷第一期 而成為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子，也是未來必須思考的課題之一。此外，台灣都在 談國際化，卻沒有人真正告訴我們政大學生該如何國際化。所以如何在台灣推 動國際教育，也是我們承辦國際發展書院希望能夠回答的問題，希望社科院的 老師也可以一起參與國際教育教科書的編撰。
提問與討論
提問一：我認為民主化跟本土化背後的邏輯還有國家建構的問題，全世界沒有 一個國家如台灣不被承認是個國家，因此可從此角度來探討。其次， 我不認為台灣在制度化層面已經做得很好，制度化並非只有選舉。在 台灣，民主鞏固的核心如憲政、選舉、政黨制度都出了問題，所以我 不認為制度化做得好。在此提出一個針砭：建立正義原則的法治社會， 亦即不同人、不同政黨做相同事情應該獲得相同對待，如果能做到， 台灣民主會相對提升。香港優於台灣之處在於法治維護了自由，台灣 有自由卻在法治的層面有所不足。 回應一：我也思考過台灣在制度化上可能有問題，例如過去一連串修憲造成的 結果。另外是關於台灣國家地位的問題，類似的情況如波多黎哥。波 多黎哥是美國的屬地，跟台灣一樣因為國家地位不清而分成不同政黨， 一個黨主張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另一個黨主張獨立，另一個黨主張 不統不獨，但波多黎哥沒有族群問題。另外一個有國家地位問題的是 巴勒斯坦，本身有和、戰爭議，政權本身有不民主地方，但是內部沒 有族群爭議。這部分需要很多人努力研究來釐清異同之處，甚至分析 尋找歷史上有無類似的情況。 提問二：我有兩個問題。第一，你說明從本土化機制所產生的台灣民主化特質， 我有另外一個看法。2010 年我在台灣社會學刊寫過一篇文章，合併了 社會變遷調查共八次的資料來探討台灣的社團參與。我認為四、五十 年次的人對台灣民主化運動有很大的幫助。在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 時，這些人非常投入台灣的社團參與，那時候沒有區分外省人跟本省 人，也沒有本土化，那時的台灣確實有參與的精神。但 1992 年之後社在專業與博雅之間：政治研究與教育研究 Ⅶ 團參與開始直線下降，2000 年後更為陡降，直到 2007 年的紅衫軍讓 社團參與又有些上升。回到你的議題，我一直覺得台灣的公民教育有 問題。升學主義使得公民教育變成附帶課程，公民教育失敗的原因， 在於其跟升學主義所有衝突。第二，博雅書院的課程叫國際化，是否 使用全球化一詞較好一點？將來我們面對新住民子女、兩岸等不同族 群時所需的包容、欣賞、瞭解、尊重，是博雅教育中很重要的部分。 我覺得全球化比較能凸顯現代公民的特質。
回應二：使用 IE（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主要是因為 GE（Global Education） 有多重的意思（巧合的是 GE 也是通識教育的縮寫），IE 則是比較通 用的字，而 IE 跟 GE 是可以互相交換使用的字，我們課程名稱也是叫 全球化與台灣。在美國沒有國際化這個字，因為美國本身非常國際化， 但台灣的環境是強調走出去、讓世界看到台灣，所以用這個詞。前面 所提 1998 至 2007 年的資料確實可以參考，因為社團參與的程度的確 是民主化的指標之一。台灣的民主之所以不夠內化、深化，就是沒做 好中、小學教育。博雅教育也是如此，應該從小就開始推動。清華學 院的學生前往哥本哈根參與氣候變遷會議，但學生到了哥本哈根卻不 知道該做什麼。歐美的學生從小就培養對於氣候變遷的理解，一到哥 本哈根便開始串連、抗議示威，成為 insiders，我們的學生卻是 bystan-ders。這便是只存在著有形的制度，卻不存在無形的 norms 的問題。 同理，台灣博雅教育的問題也出在這裡，我們學到的都是表面的制度， 裡面的東西卻不存在。台灣的民主化與博雅書院教育的推動都面臨相 同的問題。 提問三：1993 年的教育改革大遊行，參與者都是解嚴後曾參加環境運動的人。 這些人投入教育改革，因為他們發現運動是一時的，教育建設才是永 遠的，這一波運動最後轉入社區大學。雖然社團參與在趨勢上是萎縮 的，但民間活力仍然存在。可能是因為當時您不在台灣，沒有經歷到 教育改革的部分。台灣的教育改革已經衝擊到大學教育，現在的大學 生是 1991 年出生，成長於台灣最民主的社會裡，無法忍受太過權威主 義的教學方式，他們受教育的模式已經不同了。這些孩子來到大學，
Ⅷ 社會科學論叢 年 月第六卷第一期 若沒有給他出路，他會覺得沒有方向，政大此時推動政大書院也是讓 孩子有奮鬥的目標。另外，建議書院將來實體化之後課外活動組可以 解散，因為會有資源、工作重疊的問題。 回應三：90 年代我在海外，我很明顯地欠缺了對於草根活動如社團、野百合的 瞭解，這部分是我需要補足的。書院的業務的確會和一些既存的制度 疊床架屋，這需要時間來慢慢磨合。 提問四：首先，race 跟 ethnicity 涉及生物上與文化上的問題，例如：客家人跟 閩南人的差異是屬於生物上還是語言上尚有爭議。race 是否能跟 ethni-city 有所區別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其次，你提到台灣民主的輕易， 其實並非那麼輕易。一個政權獲得利益後要交出利益、放棄利益，都 不輕易。此外，要釐清什麼是民主價值。你認為台灣的 norms 未被建 立，在我看來，這幾十年的民主深化是非常珍貴的過程。民主價值可 能是法治的概念，關鍵在於法治的觀念可以被堅持，那就是很珍貴的 norms，而台灣有。台灣也有多數決。最近台灣也開始強調少數人的權 利（minority rights），例如土地徵收的抗爭。你可能必須強調台灣到 底缺了什麼要素，才能夠證明民主價值在台灣還不夠或尚未建立。另 外，中國因素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障礙，在歷史上可能相反，因為台灣 必須實行三民主義才能跟共產主義不同，實行民主才能跟極權不同。 蔣經國希望台灣跟大陸不同，做為大陸的對照，台灣才能驕傲。從歷 史來看，中國因素是激勵性因素而非阻礙性因素，這只是一個有趣的 說法，也許不一定正確。最後想請教書院的概念。我是到香港才首次 聽過書院，因此書院概念可能是英系或歐系，我想瞭解美國的書院是 如何？若書院是英系，您從美國過來，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新思維？ 回應四：第一，若我繼續研究台灣民主化的問題，關於 race 跟 ethnicity 的問題 可能不是重點。定義的混淆並非個別，而是反映在整個學科理論之中。 第二，關於台灣民主的輕易，是相形之下的比較，是 a matter of degree 而非 a matter of kind。若台灣被壓迫的族群居於少數，既使有經濟權力 如馬來西亞的華人，或如南非的黑人雖居多數但沒有經濟權力，民主 化過程相形之下會困難很多，所謂的輕易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第
在專業與博雅之間：政治研究與教育研究 Ⅸ 三，norms 也是程度上的，2004-2008 年的一些個案可以凸顯一些民主 化的不足，台灣有很多民主的 norms，但在程度上可能不盡如人意。 第四，剛剛提到中國因素可能是動力，但若台灣被壓迫的族群是少數 且不具經濟權力，蔣經國會有民主化的念頭嗎？我認為不會，因為他 也是時代的產物，若當時形勢是閩南人、客家人沒掌握經濟資源，我 懷疑他會願意走民主化這條路。最後談到書院教育，英文稱作 liberal
arts education，是純粹美國的產物，歐洲幾乎沒有 Liberal Arts Col-leges。香港的書院與其說是受到英國的影響，不如說是錢穆的影響。
美國式書院有強迫住校，多數班級不超過二十位學生，希望能夠培養 廣泛的、親密的互動，且不只師生之間的互動，還有學生之間的互動。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在台灣不知該如何翻譯，有人稱博雅教育、書院
教育。書院的概念是來自中國傳統。我對於 liberal arts education 翻譯 成博雅教育是有疑問的，但大家都使用這個名稱。「博雅」所代表的 廣博與典雅，並不是 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目標。劍橋、哈佛等校成 立之時，工業革命尚未發生，當時的大學注重安身立命、修身養性， 教授神學與人文藝術，此種 Liberal Arts College 並非職業取向。今天 美國多數的大學會成為職業訓練所，是歷經了兩波衝擊。第一波發生 於美國內戰結束之後，因戰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第二波為 1929 年 的經濟大恐慌，讓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受到很大的挑戰。中華民國建 國百年來，我們的大學從沒有一天擁抱過大學的核心價值，都是為了 要建國、救國、治國、復國，本身就缺乏中國和西方的書院傳統。政 大書院的目標就是要把我們的大學所缺乏的 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精 神找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