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俄容共政策之決策環境及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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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3-317 頁 2002 年 5 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聯俄容共政策之決策環境及其意涵

陳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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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聯俄容共政策係孫中山晚年的一項重要決策，對中國近代史具關鍵性的影響，在當時的環境背景下何以制定這項與後來中國國民黨「反共抗俄」前後迥然相異的政策，此乃引發作者研究的興趣。本文以史實為經，政策探討為緯，並以決策形成研究法為理論主軸，其重點在於探討決策之國內革命環境與國際外交情勢之內外境況及其決策本意，期以釐清聯俄容共政策之真相。本文在序論中說明其研究動機、理論架構，並對「聯俄」、「容共」釋明其政策涵義。在決策的國內境況方面是以國家統一的目標追求、民間親俄的澎湃輿情、五四時期的社會思潮為論述重點。在決策的國外境況方面，是以孫中山的外交期待、美英日對中國態度、蘇維埃的東進影響為分析軸線，並對聯俄容共政策的決策過程及其本意進一步論證闡明。經由前述之論述，本文在結論中強調，聯俄容共政策，不能因後來中國國民黨反共抗俄的主張而認為該政策有所違誤。以當時決策環境來說，這是一項有革命目的取向的活動，孫中山為突破現實困境，不得不採行之權宜性政策，其聯俄為抵抗列強帝國主義，其容共為對抗國內軍閥，其主觀的目的仍在於追求中國平等獨立的國際地位，達成國家民主自由的完全統一。關鍵詞：聯俄、容共、孫中山、政策 *_{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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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論

一、問題意識

孫中山為挽救中國的危亡，倡導國民革命，其目的是要從列強殖民地主義的壓迫之下，解除不平等條約的束縛，建設獨立自由的國家。民前一年（一九一一）辛亥革命之役，「便將數千年君主政體，一旦推翻，建立民主共和國1。」但是，當時革命建國的運動仍然沒有完全成功。以袁世凱為首的北洋軍閥，憑藉列強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專以恢復帝制，推翻民國為謀。尤以日本軍閥從中鼓動各省地方軍閥，割據自雄，以逞其干涉內政，宰割中國的野心。因而，中華民國主權不能保持其完整，行政效能不能發揮，現代工業不能發達，而農業、手工業趨於衰落。所謂民主政治者，不過是政客豪紳爭權奪利的口實，一般民眾的自由沒有保障，生活益趨貧困。孫中山對民國建立後紛亂的政局沈痛地指出：「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正中華民國」2。孫中山為了完成革命努力的最高目標：一個統一、強大而又現代化的中國。他採取了新的方向，在那些圖謀擴張的軍閥和日漸衰弱的北洋政府之間，希望找到其他新的途徑去重組和加強他所領導的中國國民黨，並向中國同胞極力傳播黨的目標。孫中山清楚了解，只能經由組織更嚴密和紀律更良好的中國國民黨才能完成理想；同時，也必須發展出一個可靠、訓練精良而忠於黨、由他領導的軍事力量，並致力於建國思想的研究與宣傳，革命建國的目標始可達成。為了達成上述理想，孫中山繼續尋求海內外國人的支持；但是這些努力，也來不及提供他的急切需要，於是鑒於俄國革命的輝煌成果，逐步同意接受俄國的援助，並且與個別的中國共產黨員合作。聯俄容共政策成了他當時情況下審慎而權宜的一種選擇。聯俄容共初期，黨內黨外，對孫中山此一政策頗感困惑，或提異議。蓋因共產主義與我中華文化不盡相容，孫中山對此亦有所了解。然而，迫於情勢，為求團結革命力量，早日實現中國統一，乃力排眾議，堅持主張。惟部份中國國民黨黨員及社會人士，未能詳察本意，歧見仍深，心中疑問未得其解。聯俄容共政策，中共指為聯俄、聯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即所謂新三民主義，並劃歸為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常以此為反反共及國共第三次合作之統戰宣傳憑藉。但中國國民黨自宣布反共抗俄以後，由於政府的禁忌，對孫中山 1_{桂崇基著，沈世平譯，}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台北：台灣中華書局，民國六十九年十二月，頁一。 2 孫文，〈要造成真中華民國〉，民國九年五月十六日在上海國民黨本部考績訓詞，《國父全集》，第二冊。台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六十二年六月，頁三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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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年這項重大決策甚少論及，相關史料的公開也有限，致使真相撲朔迷離，隱誨不明。在許多教科書中，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直是國人尊敬的睿智革命領導者，何以他的聯俄容共政策和後來中國國民黨的反共抗俄主張迥然相異。此一問題令人困惑，引發對該問題研究之興趣，並期深入瞭解其政策背景與決策意涵。

二、理論架構

梁啟超嘗謂：「歷史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3。」西方學者認為歷史在科學與藝術之間徘徊，發現史實的方法須科學，將史實展示給讀者則賴藝術。歷史為往事紀錄，更是研究往事的學術。基於以上認識，本文將採用歷史研究法、文件分析法及決策形成研究法之理論架構。決策形成研究法亦稱決策形成分析法，為現代政治學中以決策形成過程為中心的研究方法。首先必須判明誰是和該項決定有關的「行為者」，接著便需找出有關行為者中的決策因素，然後再從其「內在境況」、「外在境況」和「社會結構及行為」有關的各種變數，來分析決策形成的過程。在一項政策決定形成的過程中，其主要變項叢尚有：1.決策的情勢 2.決策參與者 3.決策程序 4.決策後果4。所以決策的環境是政策後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的重點在於聯俄容共政策之決策環境（亦即：內境況與外境況）及其背景分析。政治學家史奈德（R.C.Snyder）認為：「決策是一種過程，即指決策者為達到想像中未來事務的狀態，從社會所限制的各種途徑中選擇一個行動計畫的過程5。」所以，在經驗的世界中，一個可能想像的決策場合，必發生於一種特定的時空中，此一場合由三個部分所構成：第一是決策者（個人或個人所組成的團體），第二是圍繞決策者的特殊環境（包括自然的、文化的以及行為交互影響所形成的狀況），第三是決策者懷有一個主觀的目的，並企圖從克服環境和利用環境而加以實現。聯俄容共政策之決策者孫中山，他在何種環境下決定該項政策？主觀的目的為何？如何克服其特殊環境的限制而達到目的之實現？此為本文探討重點之所在。本文以史實為經，政策探討為緯，並以決策形成研究法為理論主軸，對聯俄容共政策之國內革命環境與國際外交情勢之內外境況、決定意涵作論述與分析，希能對聯俄容共政策真相有所釐清。 3 梁啟超，《中國歷史研究法》。台北：里仁書局，民國七十三年十月，頁一八四。 4 呂亞力，《政治學方法論》。台北：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九年八月，頁二六八。 5

Richard C.Snyder,"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enomena," in R. Young.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Northwestern, 1958, p.19 轉引自：易君博，《政治理論與研究方法》。台北：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三年九月，頁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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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詞釋義

所謂聯俄，就是中國國民黨以俄國為友而獲其援助，並吸收其革命經驗與方法，俾共同抵抗帝國主義，有助國民革命之推展；所謂容共，就是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以擴大黨的組織陣容，共同打倒軍閥，完成國家統一之目標。聯俄與容共，兩者並非同一件事；一般人將聯俄與容共混為一談，以為兩個政策同時決定，或竟以為容共為聯俄之條件，此不盡符合史實。蓋聯俄方針正式的決定是始於民國十二年（一九二三）一月二十六日，孫中山與越飛(A. Joffe) 發表的〈孫越聯合宣言〉，其具體辦法則是同年一月二十八日越飛離滬赴日本熱海養病時，孫中山派廖仲愷陪往，「繼續商討一月之久」6其間越飛再次強調「俄國命令中共加入國民黨，是為了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7。」「共產主義在俄國一時都不能實現，更何必顧慮會在中國實行8。」孫中山於接獲廖仲愷報告後，而確定了聯俄政策。容共政策之決定則較早於〈孫越聯合宣言〉半年，民國十一年（一九二二）六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主張與中國國民黨聯合。同年八月十四日孫中山廣州蒙難後抵滬，馬林(Maring)再請國共相互合作，孫中山拒之，惟請求容共則許之。後來張繼引李大釗求見孫中山，並准其加入中國國民黨，此乃加入中國國民黨的第一位中國共產黨黨員。因此，容共與聯俄雖然為二件事，但仍有密切的關係，我們可以說容共係由聯俄而來，也可以說容共係由聯俄所促成，如不聯俄，容共的問題也許不會發生 9_{。因此，世人對於發生於當時且有密切關係的二件事，併稱之為聯俄容共。} 政策一詞的涵義，各家說法不同，茲列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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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一詞，乃指團體組織，無論小如社團，大如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為欲達到其自身之種種目的時，就若干可能採取之方法中，擇一而決定方法而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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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乃是指一個人、集團或政府，在特殊的環境下，為達到某種目的， 6 桂崇基，〈中山先生為什麼會聯俄容共〉，台北：《傳記文學》，第一八九期，頁二二。 7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北：東華書局，民國六十八年十月，頁三八二。 8 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年八月，頁二五。 9 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年八月，頁一九。 10 王世憲，〈政策〉。《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民國六十年二月，頁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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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選擇最佳途徑或政策的一種行為過程11。」

（三）

「政策乃係為某項目標、價值與實踐而設計之計畫12。」

（四）

「凡是政府選擇要做的或者不要做的決定13。」

（五）

「某一個或某些政府行動者在處理某一問題或事務，所遵循之有目的行動過程14。」由上述各項的看法，我們可了解，政策是一個有目的，即有目標取向的活動，不是任意的行為，也不是隨便發生的。而一個政策的決定也就是判斷如何在既定場合中達到特定的目標。政策的決定不能漠視環境的因素，決策者必須考量四周的環境，也就是他覺得自己應該何去何從的情境，是很重要的因素。

貳、聯俄容共政策的內在境況

一、國家統一的目標追求

中國是個具有五千多年歷史文化的國家，但自鴉片戰爭以來，受西方文化的衝擊和帝國主義的欺凌，使這古老的國家面臨興衰存亡的嚴重挑戰。從自強、維新運動至孫中山領導的國民革命，中華民族走出了一條振興之路。可惜，辛亥革命之後，北洋軍閥竊據政權，民主共和有名無實。中華民國的命運深陷於列強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勢力合流的交錯衝擊之下，而顯得危機重重，在紛擾的政局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運動，始終如砥柱般的堅持奮鬥並正確地導引著中國命運的未來。這也是中共不得不尊之為「革命的先行者」的原因。中華民國正式成立之時，孫中山的革命進程在構想上已步入了建設時期。一方面，他以「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說事蹟者，有吾所獨見而創獲者」15的三民主義體系作為全盤新中國建設事業的理論根據。另一方面，他又以軍政、訓政、憲政的革命方略作為達到此目的的三個過渡階段。然而在這草創的時期裡，中國的第一步應該如何走呢？當然，在當時客觀情況下，孫中山認 11

Carl Friedrick, "Man and His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 N. Y.:McGraw Hill, 1963, P.79.

12

Harold D. Lasswell, "Abraham Kapplan,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71.

13

Thomas 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N. J.:Prentice Hall, 1975, P.3. 14

James E. Anderson, "Public Policy-making", N.Y.: Prager, 1975, P.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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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衹有在先完成國內統一之後，才能進一步談到建設的具體問題。所以在他就職臨時大總統時，即曾明白地指出：民族統一、領土統一、軍政統一、內政統一和財政統一為政務之方針16。但不幸的是統一理想，始終在現實上未能達到成功目的，從而建設的實施，自然就更為渺茫了。民國初年，孫中山鑒於雖有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實的殘破局面，本想乘革命新興之勢完成軍事統一的任務。但是一則由於北洋軍閥的實力未可輕動，且不願造成生靈塗炭的戰禍；再則由於部分國民黨黨員受到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影響，革命建設事業遭到嚴重打擊。在不得已的情形下，妥協地採取了南北議和的和平統一手段，並在制訂了對袁世凱有約束性的臨時約法以後，終於在民國元年（一九一二）四月辭去臨時大總統的職務，而讓位給代表北方軍閥勢力的袁世凱。但是袁世凱的帝王迷夢，在民國二年（一九一三）所爆發的一連串刺宋、借款和廢督等軍事專制的行動中表現出來。孫中山遂喪失了對袁期以小康17的念頭，而在日本成立了中華革命黨的組織，繼續領導革命行動。國內紛擾的政治情勢，再度地得有一個調整機會，而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得以統籌運用了其他反袁勢力，又匯聚為時代的主導地位，在民國五年（一九一六）的討袁之役，打垮了袁世凱軍事統一的野心。此時，國內的政局似乎又呈現了一片統一的良好時機，但不幸取而代之的卻是更多地方性小軍閥的割據武力，加以列強帝國主義者的幕後操縱，更造成中國內政上的紛亂，加深歷史悲劇的延長。民國六年（一九一七）六月，段祺瑞首先解散國會，七月，張勳又擁清廢帝溥儀復辟；孫中山遂於七月南下廣州倡導護法並擔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陸軍大元帥的職務，力圖結合南方軍閥以成護法大業，可是假共和的小軍閥卻不是擁護統一的可靠後盾，最後孫中山悄然返回上海。孫中山離粵期間，國內政局又起若干變化。由於軍閥本質上的攘奪性格，是以南、北兩方的戰事迭起，而北方內部又有直、皖內鬨，南方亦因桂系專橫而激起粵、貴、滇、湘趨於合流對抗之勢。至此統一願望，雖經兩度打擊，但他並未氣餒，這時遂又運用上海為南北要衝的優越地位，展開了另一新的統一行動，期在南、北諸軍閥間進行聯小攻大以為王的辦法18此為謀求統一的準備。由於南方軍事討桂的成功，孫中山在民國九年（一九二○）十一月又回到廣東，民國十年(一九二一)五月被選為非常大總統，從此之後，遂以廣州為革命基地，進行聯絡北方皖、奉勢力，奠定北伐統一之基礎。可是，當孫中山全力北伐，開展革命契機之時，卻意外地在民國十一年（一九二二）六月遭遇陳烔明的叛變。這一個變生肘腋的內部叛亂，非但動搖了南方 16 孫文，〈臨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民國元年元旦，《國父全集》，第一冊。前揭書，頁七八一。 17 孫文，〈中國革命史〉，民國十二年一月二十九日，《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一八九。 18 孫文，〈致唐繼堯請令在湘滇軍返旆討桂書〉、〈促李烈鈞速調在湘滇軍攻桂書〉、〈復甘肅留日同鄉會論護法與革命救國書〉等函，民國九年九月九日，《國父全集》，第三冊。前揭書，頁七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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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軍政府的統一領導地位，而且使得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面臨著毫無憑藉的危墜局面。這一慘痛的教訓，使他認識到了以往和傳統實力派軍閥間的妥協忍讓，實不足以共謀統一大業，從而促使孫中山重新考慮，尋求可靠的革命勢力為後盾，以完成統一中國的終極目標。孫中山領導國民革命的優先目的，乃在於要求完成國家統一。他認為中國的前途只有在真實的統一之下，才能展開其他一切有關建設圖強的相應步驟。但是，一切的努力，都在列強帝國主義和軍閥勢力的勾結下，遭到痛苦的失敗。聯俄容共政策的實施，即產生於此一革命環境歷史背景中。

二、民間親俄的澎湃輿情

歷史上俄國是中國的宿敵，清末至民初，中國人民對俄國殊無好感。但自民國六年（一九一七）俄國革命成功以後，卻逐漸改變對俄國的傳統觀念。民國七年（一九一八）三月俄國背叛協約國向德國投降，單獨訂立合約，俄國遂在英、法、日、美各國包圍壓力之下，列寧為了突破各國之圍攻，遂欲發動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之革命，以減輕各國對俄國之壓力。俄國政府為爭取中國人民的好感，於民國八年、九年間（一九一九、一九二○）即由其代理外交委員長加拉罕 (Leo Karakhan)連續發表兩次對華宣言，表明願意放棄沙皇時代在中國一切侵略所得的權利。以知識份子為主的民間輿情，惑於其動聽言詞，竟對俄國讚賞頌揚，此宣言顯然收到了史無前例的宣傳效果，甚至稱此宣言為外交大憲章(A Diplomatic Magna Carta)19。在此期間，學界、報界等各團體或致函俄國當局表示友誼，或建議北京政府與之親善，甚而建交。其提出友俄理由包括： 1.因其社會主義國家以不侵略為原則；2.因其為反帝國主義國家，中國正好與之聯合，扺抗英美；3.因其為被壓迫民族，與中國情形相同；4.因其地與中國接壤，民性亦與華人相近；5.因其哥薩克馬隊好，其赤軍能戰20。民國九年（一九二○）四月全國報界聯合會在上海召開特別會議，擬就第一次對華宣言致俄國的覆電稱：「希望中俄兩國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正義下面，以美好的友誼，致力於廢除國際的壓迫，及國家的、種族的，階段的差別21。」北京二十九所學校更提出三項具體辦法：一、請北京政府外交部向蘇俄政府表示親善之意；二、由北京學界全體具名致電俄國政府；三、請北京政府速從民意決定對俄方針。未久，該會在逕電俄國政府的電文中稱：「你們這一次大舉動足為世界革命史開一新紀元，我們自當盡我們所有能力，在國內一致主張與貴國正式 19 郭廷以，《俄帝侵略中國簡史》。台北：復興書局，民國四十六年八月，頁六一。 20 李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北：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五十五年五月，頁九0。 21_{《新青年》，第七卷，第六號。民國九年五月一日，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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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復邦交22」。此外，全國商界救國總團、上海各界聯合會、基督教救國會、全國各界聯合會、杭州學生聯合會、中華實業協會等各團體，甚至國會議員，皆致函備加讚頌。由此可見，當時民間親俄輿情的狂熱。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指出：「他這一個宣言真是使中國全體國民感覺俄國革命是一個侵略強權的舊帝制滅亡，和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立。百年來中國所受不平等條約的束縛，蘇維埃俄國是首先自動撤廢了，故其對中國影響之大，而其所獲之富，亦是史無前例的23。」北京政府有鑒於全國各界主張對俄談判、建交及接受俄國宣言的輿論或有不可收拾的危險，是以通電各省將全國報界聯合會等團體予以查禁。但此一壓制行動，不但未能控制輿情，反而更增長了民間反帝親俄的急切心理。雖然加拉罕第二次對華宣言於民國九年（一九二○）九月再度發表，並且規定了若干條件的限制。如：中國必須替俄國驅除在中國境內的反對勢力，中國必須將舊俄時代的部份財產交與俄國，庚款的運用須受俄國的限制，尤其對於中東鐵路，竟以允許另訂專約的文字收回了第一次宣言的「一概無條件的歸還中國，毫不索償24」的諾言，但已形成的親俄風潮，卻仍為共產國際爾後在中國發展上造成有利的形勢，不但推銷了共產主義思想，更造成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孫中山在上海時期的言論中，曾對愛國青年懷有莫大的期望和讚許。但是，他對於盲目的親俄思潮，雖沒有明白的嚴厲批評，卻也隱示出他的恐懼和欲以加強三民主義的宣傳來教育青年的決心。然而在面對澎湃的親俄輿情下，為了革命大業，為了國家前途，必須有一明智的決策，於是逐漸與蘇俄接觸交往。換言之，在親俄輿情的導引之下，孫中山終於走向了聯俄容共之途。

三、五四時期的社會思潮

滿清末季，由於中國長期遭受列強的沉重壓迫，若干憂時之士為求民族出路，曾在譯介西方富強思想方面，作相當努力，因此許多有關民主，科學的學說與觀念有所流傳。此時孫中山雖有了以三民主義救中國的思想，但卻因絕大多數時間在實踐革命而沒有餘暇從事思想宣導的工作，因而不為一般人了解。而民族與國家所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如故，再加以軍閥割據，內戰無已。在這種情形下，知識份子們群起尋覓民族的歷史之路，乃是自然的發展，其結果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民國八年（一九一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迸發，為中國思想界投下了革新的 22 《新青年》，第七卷，第六號。民國九年五月一日，頁五。 23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五年十二月，頁四。 24 李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北：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五十五年五月，頁三九～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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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作為時代先鋒的知識份子，由於對北京政府的憎惡與對世界列強的憤懣，乃對新政府與新社會的追求，表現出熱烈的希望。中國需要為自已開闢一條生路，要開闢生路就要改造暮氣深沉的社會，於是革新乃為知識份子的一致要求。孫中山曾言：「自北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來，一般愛國青年無不以革新思想，為將來革新事業的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論，國內各輿論界，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年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吾黨欲收革命之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25。」就在這個革新的觀念要求下，凡激揚新文化之波瀾，灌溉新思想之萌櫱，樹立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社會之雛形之學說，遂大受社會歡迎；輿論界更是百花競開，百鳥爭鳴，當時出版之雜誌期刊，為數甚多，盛況空前。五四時期的這些洶湧澎湃的新思潮，給中國傳統社會帶來很大的衝擊，其中有三種分明的勢力相互激盪著，一種是歐美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想；一種是以馬克思為主的社會主義思想；再一種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三民主義是產生於中國本土，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則來自外國，西洋文化主流的民主、自由主義因在輸入中國的過程中不幸遭遇兩次挫折，使得社會主義趁機竄起，為馬列主義之輸入及中國共產黨組織之建立創造了有利的條件。所以，毛澤東曾說：「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了民國十年（一九二一）中國共產黨的成立26。」在五四以前，中國知識份子是崇拜西方的，尤其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其國勢趨強，內政修明，給中國知識份子有很深刻的印象。但當中國知識份子看到蘇俄十月革命後，馬列主義者卻在一個落後的社會建立了共產國家，因此，馬列主義就成了當時中國知識份子心目中的理想體系；為了摧毀軍閥勢力，驅逐控制中國的外力，以解救中國，知識份子開始轉向蘇俄。社會主義傳入中國後，吸取了許多激進知識份子的參與，加以當時俄國革命的成功及其成功後的兩次對華宣言，確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傳播。青年學生如瞿秋白者，固汲汲於奔赴紅色的耶路撒冷，老一輩的社會黨人如江亢虎者，更滿懷熱望的要作社會主義的實驗，文人如張西曼者，相率偷渡俄疆，老革命黨人如馮自由者，也高談從社會主義解決中國之社會問題。民國九、十年間（一九二○、一九二一）社會主義的狂飆吹遍了中國學術出版界，大學裡出現了社會主義研究會之類的組織，報紙上開闢了專談社會主義的特刊，全國各地社會主義社團相繼成立。各雜誌競相刊載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書局與出版社亦有計劃出版社會主義性質的叢書。據統計全國報導這一主義書報 25 孫文，〈為創設英文雜誌印刷機關致海外同志書〉，民國九年一月二十九日，《國父全集》，第三冊。前揭書，頁六七0。 2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北京：人民出版社，一九六九年三月，頁六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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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計有二百幾十種27，影響當時社會頗大，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有思想界炸彈之稱的「新青年」，其發行量由初期的一千份左右，到五四時期，增至一萬六千份，在該刊物還未成為共黨機關報之前，就刊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之有關俄國之研究，國內工人運動的報導計一百三十七篇之多28。此可顯示當時社會迷惑社會主義之嚴重情形，這是聯俄容共前中國社會所呈現意識形態之趨向，同時亦提供了聯俄容共的有利條件。

參、聯俄容共政策的外在境況

一、孫中山的外交期待

孫中山懷抱世界大同的理想及國家民族獨立平等的企盼，終其一生革命事業，深切體認出「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29」。他說：「國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復於外交之序。……兩國之相遇，猶二人相處，其間之行動，固有損己始能益人者，亦有不必損人始能益己者。擇其不損人可以益己之道而行之，則外交之手段可以畢其事30。」孫中山從事革命，周遊列國，深知一國之政治，千頭萬緒，但歸納則不外內政、外交兩者。就後者而言，國際上因為相互交往之國家很多，其關係密切，他說「既不可以長從事於戰爭，而對外國之關係則有增無日減。於此關係日密之際，不能用戰爭以達其存在發達之目的，則必求其他之手段，所謂外交者由是而發生 31_{。」而國家之間，彼此立約遣使，便是極為正常的相處之道。由是可知，外交} 就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為求達其存在發展之目的的一種方法，而且外交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五講〉中又指出，外交為政治力的手段之一，列強就是用政治力亡人的國家。他更舉例說明：「譬如從前的波蘭，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了的。他們從前瓜分波蘭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妥之後，波蘭便亡。照這個先例，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力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32。」 27 馮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之過去與將來〉，《社會主義與中國》。香港：社會主義研究會，頁12。 28 洪煥春，《五四時期的中國革命運動》，北京：三聯書局，一九五六，頁113。 29 孫文，〈裁兵之重要與處置方法〉，民國十二年三月十二日在廣州對某君談話，《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八六五。 30 孫文，〈中國存亡問題〉，民國六年，《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一00～一 0 一。 31 孫文，〈中國存亡問題〉，民國六年，《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一00。 32 孫文，〈民族主義第五講〉，民國十三年二月二十四日講。《國父全集》，第一冊。前揭書，頁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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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重視外交政策的運用，以圖擺脫列強帝國主義的壓迫，並從而達到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願望。一個獨立強盛的國家，欲謀發展，除維持適當武力外，必須在外交上努力，廣結友邦，少樹敵國。因此，外交政策的運用必須具備高度的智慧與權謀。一個武力不充分的國家，更應講求外交，使敵國不敢輕於挑釁，友邦不敢加以輕視。他亦深刻體認中國近百年來，受帝國主義之壓迫，一為政治力，一為經濟力。而列強亦嘗用兵力與外交作為政治力之壓迫手段，並藉不平等條約束縛中國。中國欲與帝國主義奮鬥唯有運用外交與兵力之手段以達廢除不平等條約與恢復中國領土主權完整之目標。革命要用外交，不僅是主觀的需要，亦是客觀的事實。孫中山運用外交而獲得了政權，並因此希望鞏固中華民國的基礎。民國元年（一九一二）完成了創建民國之宏願後，在外交政策上採取「非必親某國以排某國者也33」的廣泛友好態度，這種平和主義的外交政策，也許或多或少懷著對英、日、美等列強政府及人民在反清革命運動時賦予同情支持的感謝，並期望繼續贊助中國國內建設的情緒作用，但在面對列強一貫殖民利益的客觀現實上，卻也有不得不採取此一政策的必要。這一政策，具有二個積極目的：第一、維持列強對我素持之主義，使之相承不變，而得專心一意於內政之整理34。第二、藉以爭取國家獨立，民族平等的國際外交地位及確實廢除不平等條約之束縛的過渡手段。然而，由於日俄戰爭（一九○三～一九○四）的流血教訓，使列強們警覺到在中國爆發爭奪地盤的殖民地主義戰爭乃是有害於共同利益的不智行為，而終於在彼此的節制和諒解下，有默契地接受了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曾於一八九九、一九○○及一九○二年先後三度提出的有關中國門戶開放的利益均霑原則，而這一原則所形成的列強國際均衡局面，卻在先天上嚴重地妨礙了孫中山平和外交政策的發展，他的一番努力，所換得的祇是與列強維持著一種多角而無力的接觸。自民國元年到民國十三年之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四），一方面，因為中國自發性民族主義與列強殖民主義在根本上的矛盾，導致了帝國主義者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不斷壓迫；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內革命勢力的增長而相對提高了各列強在勢力範圍內對中國地方性軍閥的扶植，力圖破壞中國統一。以致孫中山的外交努力，終在嚴重的致命打擊和慘痛的經驗教訓之下，逐步地產生了決定性的轉變，而提出了反帝國主義的口號，更由於蘇聯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宣示，孫中山的對外政策，自然地逐漸走上了一條權宜可行的聯俄道路。 33 孫文，〈中國存亡問題〉，民國六年，《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一0 一。 34 孫文，〈國民黨政見宣言〉，民國二年四月，《國父全集》，第一冊。前揭書，頁八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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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英日對中國的態度

外交策略的運用是多面性的、曲折性的，隨時勢變遷而改變。雖然，孫中山有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但如帝國主義國家能覺悟其侵略之非，而能以平等待我自當樂與為友。換言之，聯俄並非放棄國際外交，而專以俄國為友，更非認定俄國為可親可信，千秋萬世而不改。反之，在聯俄的同時，孫中山仍切盼美國的協助，甚至對與中國結怨最深的英、日兩國，雖堅決反對其侵略政策，但對於良好制度與昌明學術，認為仍值得國人學習仿傚。孫中山抱持寬闊的胸懷，願與各友邦和睦相交。惟列強諸國為自己利益，不僅不能支持他的革命建國理想，反而協助殘害百姓蹂躝國家的軍閥，例如：「支持皖系、奉系及張勳的是日本；支持直系的為英國、美國，與滇系、桂系為近的是法國35。」以當時外交情勢，仍聯絡列強，並重視與彼等關係，「縱不冀其作極大之支助，亦冀有以釋其疑懼，減少其外交上之阻力36」而其中尤側重於聯美、聯日、聯英。孫中山始終以高度的智慧與善意，竭力與列強聯絡，以尋求外交突破，以益民國的建立與發展，茲分述如下：

（一）

聯美方面：美國在華之權益較少，對中國內政亦不甚關心，惟堅決反對列強對中國之干涉，以維護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孫中山嘗言：「美國素重感情，主持人道37」。對華政策則採「領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利益均霑38」。因此，在外交政策中，孫中山認為美國是中國可靠的盟邦，對美國政府也抱有殷切的期望；然而，外交之情事，往往難以預期。雖然孫中山對美國企望甚深，但美國為維持其對華政策的均衡及保持其條約權益，對廣州政府始終持保留態度。雖然美國拒絕協助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但孫中山在失望之餘，仍然表示對美國之諒解，他以為美國只是沒有一個令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其本性仍是善良的。此可說明，孫中山晚年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望，然而卻又懷著很大的期望，惟為求國家外交處境突破，孫中山只好另尋他國的合作與支持。

（二）

聯日方面：孫中山領導國民革命，一向對日本有特別深厚的革命情感， 3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一八三0～一九二四）。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九年，頁四六四。 36 桂崇基著，沈世平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台北：中華書局，民國六十九年十二月，頁二。 37 孫文，〈外交上應取的態度〉，民國十一年八月九日由廣州赴香港在摩漢砲艦對幕僚談話，《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八五六。 38 李守孔，〈辛亥革命之國際背景〉，《中華民國史料研究中心十週年紀念論文集》。台北：中華民國史料研究中心，民國六十七年，頁二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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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日本地理環境上為我東鄰邦國，歷史文化上多淵源。孫中山始終以日本為理想友邦，甚且以為「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39」可見孫中山對日本期望之殷，亦見中日關係之篤厚。民國八年（一九一九），中國在巴黎和會失敗後，孫中山之聯日主張一度趨於消極，惟仍望日本軍閥覺醒。甚至一再表示，如果日本仍然在中國扶植軍閥，抑制革命，則「亦不能不倒行逆施，親英美以排日也40。」孫中山甚盼日本政府能早日醒悟，變易方針，裨益中日之關係，發展亞洲共同利益。民國十三年（一九二四）十一月北上途中，在船上接見日本記者時，就曾表示中日兩國只應親善，不能敵對。他說：「中日兩國就目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不可，兩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禦他人侵掠政策41。」並於路經日本時，曾在神戶高等女子學校講演大亞洲主義，殷殷期望日本人民：「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了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42。」無奈日本軍閥，以窮兵黷武為能事，不肯接受忠告。因此終其一生，孫中山都未能將聯日之理想付諸實現。

（三）

聯英方面：辛亥革命時，由於英國在華具有最大經濟利益，所以希望中國的革命迅速結束，恢復和平。表面上嚴守中立，並竭力促進南北議和，實際上，則為其利益從中作梗。孫中山仍認為英國外交，則專重利害，在所撰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中，有極為深刻之批評：「英國自戰勝西班牙之無敵艦隊以來，其對外有一定之國是，即聯合較弱之國以摧抑當時最強之國是也43。」孫中山並表示，英國百年以強國為敵之外交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不能不變。因在戰後英國之勢必然中落而不能與強國為敵。並指出：「苟無其力，慎勿為英之友，茍無其力而為英之力，必不免為英犧牲。若其無力而欲免於犧牲，中立上策也。不然者，與其為英之友，無寧為英之敵44。」由此可知，中國若有力量，不虞被出賣，英國亦可為友；中國若無力量，而欲英國之協助，則不啻緣木求魚。孫中山雖認為英國外交重利害，但仍試圖與英國作外交努力。由於英國抱持著機會主義的外交，而我國國勢積弱，因此，對英國外交關係，並無很大的進展，且英國外務部一直對他的革命事業採取冷落及不友善之態度，故聯英之外交並無所成。前述聯日、聯美、聯英乃為借助列強近代國防及科技文明，以推進國民革命 39 孫文，〈中國存亡問題〉，民國六年，《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一四九。 40 孫文，〈復宮崎寅藏望糾正日本軍閥侵華政策書〉，民國九年十月五日，《國父全集》，第三冊。前揭書，頁七四三。 41 孫文，〈中日兩國應親善攜手共禦他國之侵略〉，民國十三年十一月二十二日北上時在輪中與日本記者談話，《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八七0。 42 孫文，〈大亞洲主義〉，民國十三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神戶高等女校對神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七七0。 43 孫文，〈中國存亡問題〉，民國六年，《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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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現代化。但列強帝國主義則為榨取我國經濟、政治等權益，故一方面願意看見中國繼續分裂，另一方面則居於門戶開放的關係，為謀取共同權益，自然不願與孫中山相聯絡。眼見局勢一籌莫展，孫中山遂有聯俄之考量，以圖外交之突破。孫中山對列強外交失望之餘，當時蘇聯伸出了友誼之手，確是一個極強烈的對比，從聯俄或俄聯中國主客先後的角度予以分析，當可理解孫中山對列強外交的失望，雖可說與聯俄政策的相互因果關聯之相依變數，實非唯一之獨立變數。我們可從其晚年聯絡列強之言論，亦可證明列強外交之挫折，並非其聯俄政策之主要或唯一之因素，但卻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背景因素。

三、蘇維埃的東進影響

中華民國建立後的第六年，俄國的革命運動也終於爆發了成功的二月革命，沙皇的退位遂使俄國成為亞洲第二個共和國。但是，二月革命後由克倫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所領導的臨時政府，一則由於同盟國壓力的影響，以致於未能擺脫對德戰爭的軍事包袱；再則由於對國內社會主義增長不安，而又延遲了立憲會議的召開，這些嚴重的錯誤措施導致了失敗的悲劇命運，而也給了列寧在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中，攫取了俄國革命的成果。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政權，轉到了以列寧(Nikolai Lenin)為首，而假藉勞動階級之名的布爾什維克（Bolshevik）手中。十一月八日，列寧在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很快的組成了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並由他自任主席的頭銜，從此以後，俄國的國際地位，遂在所謂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旗幟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號召下，急速的獲得了空前的成就，也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歐列強，企圖繼續享受他們在華特權，此時列寧主政的俄國卻單獨對中國作出友好的表示。民國七年（一九一八）七月四日，俄國外交部長齊采林(G.V. Chicherin)在第五次蘇維埃大會的報告中宣稱：俄國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北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領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45。民國八年（一九一九）七月二十五日，俄國代理外交部長加拉罕(L.M. Karakhan)根據齊采林的報告，發表一篇〈致中國國民南方政府及北方政府宣言〉（又稱〈第一次對華宣言〉），提出把所有沙皇政府單獨或與日本和其他協約國共同自中國攫取的一切權益歸還，且不要求任何補償。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凡從前俄羅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州以及別處，用侵略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律放棄，……蘇維埃政府把中東鐵路、礦產、林業等權利及其他由俄羅斯帝國政 44 孫文，〈中國存亡問題〉，民國六年，《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一三二。 45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五年十二月，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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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俄國軍人、資本家等所取得的特權，都返還給中國，不受任何報酬46」等。這一份加拉罕宣言乃是列寧政權建立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略，在東方最先嘗試的第一次笑臉外交。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論及：「蘇俄這個笑臉外交所發表的宣言，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可說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偉大的宣言。這個宣言使得中國全體國民覺得俄國十月革命所代表的意義是一個侵略強權的舊帝制滅亡，和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立47。」後來中共建黨及中國國民黨的聯俄容共就是蘇俄的收獲之一。民國九年（一九二○）俄共政權雖漸趨鞏固，但國內戰爭造成的經濟混亂和飢荒，以及歐洲一連串革命的挫折，使列寧得以了解：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在暫時或較長時期內是不可能了，於是他們改變戰術，即在西方標榜和平共處，經過他們的外交人民委員會，利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打破封鎖，並企圖以市場為餌，誘引帝國主義投資，同時又和近鄰各國訂立和約。在東方，則經過第三國際鼓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鬥爭。也就是，他們的工作中心，由西方移到東方，尤其是中國。史大林並且大聲疾呼：「不要忘記東方，認為東方是世界帝國主義底『取之不盡』的後備力量和最『可靠的』後方48。」這就是說，俄國要想搞世界革命就必須支配東方。而中國又是東方的第一大國。中國文化又是東方文化的母體，蘇俄要想支配東方，就必須先影響中國。列寧在十月革命後，一連串的笑臉外交，其基本目的就在於此。我們從列寧西守東進策略的佈署來看，如無此一策略，中國共產黨可能不會被移植中國，如無中國共產黨，自然就不會有容共政策的產生。如上所述，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自然中國國民黨就不會有容共政策，這是因果關係的演變。中國本來並無產生共產思想與共產黨的條件，但中國終究有了共產黨。我們可從上述列寧西守東進的策略可知，中共是俄共一手所扶植培養造成的。誠如蔣中正說：「中國共產黨不是中國的產物，乃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49」。其實，列寧對孫中山及其領導的革命運動早就有長期密切的注意。遠在民前一年（一九一一）列寧即首次對中國辛亥革命成功表示其深切的興奮與充分的同情。當時布爾什維克之前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在巴黎召開會議，因震驚於中國革命的成功及其革命勢力之強大，並表示其崇敬之情。民國元年（一九一二）四月，孫中山在布魯塞爾社會主義的人民報提出〈中國的第二步〉一文中，對中國革命建國的目標曾作扼要的提示。而列寧當時亦亡命在布魯塞爾，列寧乃於七月十五日出刊的《涅瓦明星報》第十七期中發表〈中 46 〈加拉罕第一次對華宣言全文〉，中國現代史資料匯編。香港：文化資料供應社，一九七八年八月，頁三三～三五。 47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五年十二月，頁一三～一四。 48 史大林，〈不要忘記東方〉，張仲實譯，《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北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年十一月，頁一一八。 49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五年十二月，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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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乙文50，該文除引述孫中山前文外，並題為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對其思想加以評論。列寧首先將孫中山的主張比之為俄國的民粹主義，謂其主張是以歐洲資本主義為基礎，最後列寧認為中國工業無產階級將日益成長，並預言將組織中國社會民主工黨，實際上就是共產黨。他一方面讚美孫中山的政綱為真正熱心共和，並將辛亥革命與十八世紀末葉的法國革命相比擬。另一方面卻認為清廷雖被推翻，政治與經濟的再造並未完成，中國資產階級並未能鞏固其力量。列寧此一評價和觀點，成為日後援助孫中山革命運動的理論基礎，以及第三國際和中共戰略轉變的根源，並已明白表示日後對中國所要進行革命征服的訊息，亦是其對中國欲實行赤化的依據。列寧在奪取政權後，即積極佈署成立中國共產黨，民國九年（一九二○），共產國際東方部長胡定斯基（即胡定康Gregori Voitinsky）到中國來，與李大釗及陳獨秀等籌備中國共產黨。民國十年（一九二一）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莫斯科再派荷蘭人馬林(Maring)來華參與指導，中國共產黨因此誕生，而中共成立即側身於第三國際支部地位。顯然的，中共的被移植成功，乃是日後容共的起點，如果沒有中共，即無從容共了。

肆、聯俄容共政策的決策意涵

一、聯俄政策的採行

孫中山採行聯俄政策，有其時代背景及一定的發展過程，以下將針對孫中山對俄態度之轉變再作探討，俾有助聯俄政策之採行有所了解。在歐戰前後，孫中山對俄態度己有明顯轉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深以俄國戰後轉而進取中國為慮。在民國六年他所發表的〈中國存亡問題〉中有過敘述。但在戰爭發生後，俄國戰敗，加上革命的發生，使一個一意向外擴張的老大帝國，變為艱難自守的國家。孫中山便以為這是俄國可以為友的條件，這一轉變的因素，一部分來自對俄國革命的看法。二十世紀初葉，中俄兩國同在專制帝政下，但中國革命在先，六年後俄國革命發生在後，孫中山起初就認為俄國革命是受中國革命的影響，他說：「俄羅斯之頑固腐敗，歐洲文化不能改易之；國人志士，擲無數頭顱，而不能改易。因中國確立共和之故，舉數十朝之帝政，僅以三數日之變動而推翻之，且毫無阻力焉，中國為之也51。」孫中山對俄國政情的變化，一直十分關心，民國六年（一九一七）三月俄國 50 列寧，〈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列寧選集》，第二卷。北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年十月，頁四二四～四二五。 51 孫文，〈爭回真共和之貫徹救國救民之宗旨〉，民國六年七月十七日中山先生在廣東黃埔公園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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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俄曆為二月二十七日）後，曾致電俄京探詢政情。由於消息阻隔，能夠瞭解的程度，顯然十分有限，接著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孫中山把俄國革命看作是世界社會革命的發端。民國十年（一九二一）十二月十日他在桂林對滇贛粵軍演講〈軍人精神教育〉，曾三番兩次的提到俄國革命。不過，這時他卻指出，俄國之革命「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所謂勞農政府者，直乃農工兵政府，即以為農、為工、為兵者組織而成之政府也。彼之新政府，不獨推翻君主專制，且實行打破資本家專制，是即所謂社會革命，亦即所謂民生問題52。」他甚至於說俄國勞農政府之計畫頗與孔子理想大同世界相合。民國十一年（一九二二）六月，因陳烔明叛變，孫中山被迫乘英艦經香港轉往上海，於八月九日在摩漢艦，他與隨行人員談及當時我國應該聯俄，而且講得特別詳盡，他說：「今日俄國之新經濟政策，早已變更其共產主義，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並弛私有之禁，其事已逾一年；而國人不察，至今尚指其為共產主義，為過激派53。」孫中山認為俄國之新經濟政策，早已變更其共產主義，因而認為俄國已無可懼之處。從以上談話，可以看出他聯俄的傾向已清楚了。他在談話中並強調俄國政府實行的不是共產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並弛私有之禁。俄國於民國十一年（一九二二）八月十二日派越飛抵達北京，他的任務是：與北京政府談判以及受命考察中國的政情，而發現可能與俄國合作的政黨。前一任務完全失敗，而後一使命則有相當的成就。他在北京談判失敗後，旋於民國十二年（一九二三）一月到了上海，他與孫中山談判了好幾次，終於獲得了協議並發表〈孫越聯合宣言〉，其要點如下：1.雙方均同意共產主義不能推行於中國。 2.俄國確認以往所發表的放棄特權的聲明仍然有效。3.關於中東鐵路問題，雙方達成了諒解。4.俄國承認對外蒙古無領土野心。聯合宣言公布後，越飛由滬赴日，孫中山指派廖仲愷隨行，藉以作進一步的商討。越飛曾向廖氏表示俄國所實行的並非共產主義。廖氏也曾問越飛，在十年之內共產主義是否可以實現，越飛說不能。「二十年呢」？「也不行」。「一百年呢」？「也許可以」54。這顯示越飛要廖氏放心，共產主義連在俄國一時都無法實現，更可不必擔心會在中國實行。孫中山在接到廖氏的報告後，因而認為聯俄在當時是一個權宜可行的政策。後來，中俄合作的第一個實施步驟，便是俄國選派了若干顧問到廣州，他們包括了政治與軍事專家，其中最重要者當為鮑羅廷。鮑羅廷富於組織能力和精於宣傳技術。因為他在英、美住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英文能說、能寫。他於民國十二年（一九二三）十月抵達廣州。到了廣州以迎會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三七六。 52 孫文，〈軍人精神教育〉，民國十年十二月十日在桂林對滇贛粵軍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四九五。 53 孫文：〈外交上應取之態度〉，民國十一年八月九日由廣州赴香港在摩漢砲艦對幕僚談話，《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八五七。 54 李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北：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五十五年五月，頁一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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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似乎與孫中山很談的來，孫中山亦對鮑羅廷相當器重，可以從孫中山於是年十二月一日發表的演說中看出。他說：「從前何以不從事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律的奮鬥？因為未有模範，未有先例之故。現在一位好朋友鮑君是從俄國來的，……蓋俄國革命之成功，全由於黨員之奮鬥。一方面黨員奮鬥，一方面又有兵力幫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練，方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練員，使之訓練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見，誠意去學他的方法55。」從以後的政局發展來看，鮑羅廷似乎有一套計畫，其要點是：第一，參酌俄共的經驗來協助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第二，鼓勵中國國民黨從事反帝的鬥爭，也就是企圖把中國國民黨帶領到世界革命的路上去。第三，使國共發生組織上的關係，即促成中國國民黨的容共。孫中山晚年注意俄國政局的變化和發展。五四以後，除中國局勢變遷的衝擊之外，對俄國的聯繫，實際上是有相當多的成分是出於實際利益的考慮。明白的說，他確是希望當時伸出友誼之手的俄國，能夠在軍事和財政給予支援，在革命經驗中提示「好方法」，以實現統一中國改造中國的願望。

二、容共政策的決定

孫中山於民國十一年（一九二二）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一方面決定國民黨黨務的改進；一方面決定接受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民國十一年（一九二二）九月四日孫中山邀約各省在滬負責黨員張繼等五十三人座談改進黨務的意見，六日指定丁惟汾等九人為起草委員，七日起開始集會，籌商起草改進計畫。孫中山首先邀請陳獨秀參加是項改進工作，並負責輔助總理的重要參議。但是，陳獨秀並沒有辦理參加中國國民黨的手續。據汪兆銘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的報告：「最先加入本黨的就是李大釗，由張繼介紹來的56」。李大釗由北京來到上海，是在民國十二年（一九二三）二月上旬，所以，李大釗加入中國國民黨，當在此一時期。他當時對孫中山說明其為第三國際黨員，不能脫離第三國際黨籍的，故請示孫中山是否接納，孫中山表示：「這不打緊，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儘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57」。二月十五日孫中山派張繼為中國國民黨北京支部的支部長，張繼又請孫中山委派李大釗為總幹事。張繼因不常駐北京，中國國民黨北方黨務便由李大釗負責。 55 孫文，〈要靠黨員成功不專靠軍隊成功〉，民國十二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廣州大本營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五六四～五六五。 56 汪兆銘，〈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轉引自李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前揭書，頁一五七。 57_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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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民國十三年（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在廣州召開，代表名額規定每省六人，由總理指派三人，各省份黨員互相推舉三人，海外總支部約十二人。大會代表中之共黨份子，如：陳獨秀、李大釗、于樹德、沈定一、譚平山等五人係由指派產生，其餘之共黨份子，如：夏曦、毛澤東、林祖涵等十餘人，均是在壟斷把持之情況下、取得代表之資格。依照大會議程，章程審查委員會報告一案，列於一月二十八日的會議，有關容共問題，則於本案內一併討論。當日出席代表一百三十三人，列席臨時中央執行委員四人，由胡漢民擔任主席，首先由汪兆銘以章程審查委員會召集人身分作審查報告，繼之由戴季陶發言，表示對於汪兆銘的審查報告深為滿意。隨即由方瑞麟針對容共問題提議，其內容如下：「本黨黨員不得加入他黨，應有明文規定，主張在第一章第二節之後增加一條文為『本黨黨員不得加入他黨58。』」擔任主席的胡漢民即對方瑞麟之提議徵求附議，附議者在十人以上，提案於是成立。此時，出席大會的李大釗要求答辯並獲主席之認可後即登台發言，陳述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中國國民黨，是為了「服從國民黨的主義，遵守國民黨的黨章以參加國民革命事業，絕對不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59」。這話說完，隨即分發早已準備好的書面資料，即〈北京代表李大釗意見書〉（又稱之為〈李大釗對共產份子加入國民黨之聲明〉），李大釗並在會中宣讀：「我們環顧中國，有歷史有主義有領袖的革命，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復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到本黨來。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來的，斷乎不是為取巧討便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來的。因為在今日經濟落後淪為帝國主義下半殖民地的中國，只有國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路，所以國民革命的事業，便是我們的事業，本黨主張的勝利，即是我們的勝利。我們以此理由，不但自己願來加入本黨，並願全國國民一齊加入本黨60」。接著汪兆銘為共黨份子作辯護：「曩者吳稚暉、李石曾、張溥泉諸君，都是無政府黨，我們已承認他為國民黨員。如何對於共產黨員又不允許他，這是什麼道理？我曾記得戴君季陶說過一句很精闢的話，他說只有民族主義者不贊成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斷沒有主張民生主義者不贊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理。且黨章已有紀律專章，對於黨員違反黨義有所制裁，則黨員跨黨一層，亦可不必過慮，且從前既已許之，固經過慎重考慮，矧共產黨又係國際的團体，更無礙本黨乎61」。廖仲愷係主張容共最力者，也為共黨份子講些有利的話，廖說：「加入本黨的人，我們只認他個人的加入，不認他團体的加入，只要問加入的人是否誠意來革命 58_{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錄，毛筆原件。台北：中國國黨中央黨史會藏。} 59 羅家倫，《革命文獻》，第九輯。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六十七年十月，頁三七～四0。 60_同前註。 61_{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錄，毛筆原件。台北：中國國黨中央黨史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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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外即不必多問。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黨一個新生命，且彼等亦不是來拖累我們的，是與我們同做國民革命的工夫的62。」擔任主席的胡漢民於發言時，請林森暫代主席職務，純以代表身分發表意見說：「聽大家的議論，實際上並沒有什麼爭執，不過討論之焦點在怕違反本黨黨義，和違反黨德黨章。但此種顧慮，只要在紀律上規定即可。現在紀律已訂有專章，似不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規定何種取締條文，惟申明紀律可也63」。胡漢民發言甫畢，參加會議的毛澤東，竟大聲嚷叫著「即刻付表決」，主席基於動議之順序，將「黨員不得加入他黨，不必用明文規定於章程，惟申明紀律可也」一案提付表決，大會多數代表贊成，於是國民黨的容共政策遂告確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孫中山的聯俄容共政策正式而公開的付諸實施了，俄國的政治、軍事及群眾運動的專家源源而來，都成了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的顧問，另外莫斯科通訊處的設置也便利了中俄之間的連絡，而俄國軍艦的物質援助更加深了彼此的關係，中國共產黨份子因而逐漸獲得了在實際的黨務工作中的相當發展機會。

三、聯俄容共的本意

孫中山之制定聯俄容共政策，在當時雖引起中國國民黨黨內人士激烈的辯論，但何以仍然決定聯俄？根據前述政策之決策環境背景之分析，實具有防制俄患，爭取俄援的雙重用意。檢視孫中山民初之言論，防俄是他外交主張中的一個重心，及至晚年，他決定聯俄政策，亦頗具防患制俄之意義。聯俄政策在防制俄患上具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防止外蒙古疆土被俄侵佔。二是防止俄國武力與國內軍閥相勾結以入侵。三是防止由俄國移植中國的共產勢力惡性發展。再者，孫中山認為俄國可聯，是因為：「俄國革命，原本只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無民族主義。但其在六年間的奮鬥，皆是為民族主義而奮鬥；若是與吾黨之三民主義，實為暗相符合。……吾黨與他等所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良好方法，所以仍遲遲未能成功64。」俄國在民國十年（一九二一）所施行的新經濟政策孫中山亦認為：實與民生主義相符合，他說：「當俄國革命之初施行共產制度時，確與吾黨三民主義不同，至於俄國現在所行之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故非吾黨學俄國，實俄國學吾黨65。」並指出：「故彼黨遂悉研究三民主義，認定救國大計，非此 62_{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錄，毛筆原件。台北：中國國黨中央黨史會藏。} 63_同前註。 64 孫文，〈要靠黨員成功不專靠軍隊成功〉民國十二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廣州大本營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五六五。 65 中國國民黨臨時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錄，民國十三年一月三日。轉引自呂方上《革命之再起》。台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民國七十八年四月，頁四九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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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於是誠心悅服本黨之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66。」由此可知，孫中山決定聯俄政策，自消極面看，固在防制俄患，鞏固國家基脈；若自積極面看，則更是希望俄共在思想上接受三民主義，實行三民主義，推廣三民主義，也就是要以三民主義為大刀闊斧，永絕共產主義的後患。聯俄另一層用意，就是為爭取俄援，並學習其革命經驗及方法，孫中山在革命初期，即已確認外交為獲取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國八、九年（一九一九、一九二○）間，俄國先後兩次發表對華宣言，聲明願放棄在華一切特權，因而普遍贏得國人的好感。民國十年（一九二一），馬林來華，向孫中山描述了俄國實施新經濟政策的狀況。不過，其時孫中山表示只希望獲得軍事援助。例如他在〈孫越聯合宣言〉中與越飛共同表示：「中國當得俄國國民之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67。」其次，孫中山亦急於吸收俄國革命的經驗及方法。在國民黨改組前後，齊采林曾於民國十二年（一九二三）十二月致函孫中山：「我們以為國民黨的根本目的，是發動中國人民進行一個強大的運動。因此，大規模的組織與宣傳，實為首要之圖。我們以前活動成功，就是因為我們在事前曾用很多年的功夫，組織並訓練我們的黨員，而組成一個強大的黨，普遍到全國，終於打倒了一切的反革命勢力68。」孫中山對國民黨的組織始終想要改進，曾多次表示：「無論做甚麼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69。」「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方法，所以不能大功告成70。」並說：「中國之革命黨經驗不多，遂令反對派得盡其技，沒有俄國那種好方法，以防範反革命派，使其不能從中破壞。故俄國雖遲我六年革命，而已成功，我雖早六年革命，而仍失敗71。」既然，俄國有好方法以致成功，中國無好方法而致失敗，則中國若欲達到成功，似可借鏡俄國的成功方法。因此，孫中山得到這樣的結論：「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練，方有成功的希望72。」「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來，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有力量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73。」由此可知孫中山的以俄為師，正是一種不恥下問的表現，是師俄的組織， 66 孫文，〈關於民生主義之說明〉，民國十三年一月二十二在廣州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六二四。 67 武尚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重慶：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一年五月，頁十三。 68_{S. C. Leng and N. D. Palmer, "San Yat-sen and Communism", N. Y., Frederick A. Preger, Inc, 1960,}

P.69. 69 孫文：〈主義勝過武力〉，民國十三年一月二十日晚在廣州歡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六二二。 70 同前註，頁六二0。 71 孫文：〈中國現狀及國民黨改組問題〉，民國十三年一月二十日在廣州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六一七。 72 孫文，〈要靠黨員成功不專靠軍隊成功〉民國十二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廣州大本營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五六四。 73 孫文，〈政黨之精神在黨員全體不在領袖一人〉，民國十三年一月二十五日在廣州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前揭書，頁六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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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問俄的方法，與彼此主義完全無關。孫中山後來多次鄭重表示：「三民主義之革命，為中國革命運動中唯一之途徑，而最適合於中國之國情及環境74。」就是擔心別人誤解其聯俄用意，產生主義上的混淆。容共本由俄國所提出，後經孫中山考慮再三，才得實現。孫中山同意容共，他的目的究竟何在？綜而言之，其目的有三：1.擴大國民黨的組織陣容；2.約制共產黨的言論行動；3.導引共黨份子於革命正路。孫中山在組織上容納了中共份子，引導其參加國民革命大業，更從理論與事實各方面，力闢馬克思主義的缺失及俄國實行共產主義失敗的教訓，並且反覆解釋三民主義的精神與學理，並論證當時定國大計非奉行三民主義不可。他說：「中國青年現多傾向馬克思學說，強謂為社會主義，而對之卻無深刻研究。不知其與我國國情不合，亟應導之以正，吸收他們，加以訓練，使踏上正當途徑，了解中國歷史文化和倫理之優點，從而參研西洋政治思潮及制度，自可服膺本黨主義而成愛國有為的人才。本黨係容許共產黨員的個別加入，並非容許共產主義加入。凡加入本黨者應奉行三民主義，違則受黨紀制裁75。」從以上分析，略知孫中山聯俄容共政策本意所在。聯俄容共政策雖非勢在必行，卻是當時的革命環境中，最具功能的權宜政策。但孫中山制定此一政策之後，僅一年多的時光，遽爾逝世，此乃聯俄容共政策後來變質之關鍵所在，誠為孫中山所始料未及者。

伍、結論

從前述的剖析中，我們可以了解到聯俄容共政策形成的內外境況、及其政策意涵。雖然聯俄容共政策在中國國民黨內曾引起強烈辯論，甚至目前仍有許多人不能完全理解，但這一政策畢竟是孫中山面對當時國內外革命情勢審慎考量後的權宜決定。孫中山推翻滿清之後，中國幾乎在政治上完全分裂，袁世凱死後，中國政治更為軍閥所控制，在當時孫中山一直為列強所忽視，而在國際外交四處受挫之際，俄國的適時宣佈放棄帝俄時代在華一切特權，當然令人振奮，這不但是清末以來，中國第一次被外國勢力以平等對待，而且也等於是找到了外國朋友來支持我們反對國內的軍閥。於是，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孫中山乃曰：「我們不再寄望西方，我們將轉向俄國76」。一個政策的決定，可以視為是政治系統對來自環境中需求的一種反應，孫中 74 孫文，〈中國國民黨關於黨務宣言〉，民國十三年七月七日，《國父全集》，第一冊。前揭書，頁八九三。 75 轉引自：馬超俊，〈紀念國父應實踐三民主義〉，《中央日報》，民國五十一年十一月十二日。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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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決定聯俄容共政策，實為當時環境下不得不採取的一種權宜之策。孫中山的兩大政策；第一，聯俄以對抗帝國主義；第二，容共以對抗國內軍閥。他認為中國與俄國的革命目的相同，都是以帝國主義為敵，自應聯合反擊，方能達成革命的目的，俄國的力量直接、間接皆對我有幫助，如欲實現革命目的，即須與俄國聯合，初期的容共政策也是鑒於大敵當前，是為了共同目標而與中共攜手合作。因為處於內外不利的政治環境中，孫中山先從克服環境中的不利因素、再利用環境中的有利因素來實現他的崇高理想。但是，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的聯合，是在兩個獨立意志上，彼此做親切的朋友；聯合不同於依賴，聯好俄國，第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為了「中國的獨立和中國民族的自由77」，中國要求俄國的援助，但決不是請俄國共治中國，更不是容許他們來鼓吹共產主義。當時的容共政策也純係孫中山基於國際情勢及革命環境的一種政治權宜，決不表示中國國民黨的革命目標有任何變更。其用意只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內的個人服從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把中國共產黨轉變成中國國民黨，如此則中國共產黨自然不存在了。孫中山的聯俄容共政策是影響近代中國政治史上重要而關鍵的一項決策。當時在中國國民黨內部擁有實際權力的孫中山，並未漠視環境背景與決策因素，也就是說，任何一種政策的決策者，所處時代背景之影響或限制不能不予重視。經由本文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孫中山懷有一個遠大理想的主觀目的 ―― 追求中國平等獨立的國際地位，達成國家民主自由的完全統一。所以聯俄是為了抵抗列強帝國主義之侵略，其所聯之俄，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俄，而非以無產階級進行世界革命之俄；容共是為了加強國民革命力量，消除妨礙國家統一的軍閥勢力，其所容之共，是個別的中共黨員，而非其中國共產黨之黨。綜上所述，孫中山的聯俄容共政策有其現實性及階段性目標，如從決策分析觀點來看，應屬適當的權宜之策，以當時的環境與背景因素而言，這是一項有目標取向的活動，聯俄容共政策的短程目標是嚴密黨的組織體系和建立真正的革命武力。在短程目標完成後，孫中山的長程目標則是民國統一的完成以及國家獨立的獲得，在達到長程目標的過程中，必須努力不懈、一心一德為統一中國而努力。所以，孫中山在特殊革命環境下制定了聯俄容共政策，必先確定其主觀目的，並試圖從克服環境或利用環境這兩個途徑來達成這個目的。這個主觀的目的，就是國家的統一以及國家的完全獨立。聯俄容共只是在國內外特殊環境下，為達成目的而不得不選擇的權宜途徑和政策。 77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台北：陽明山莊，民國四十年，頁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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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293-317, No. 4, May 200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Sun Yat-sen’s Policy of

Alignment with the USSR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CCP

Chang-Yuan Chen

*

Abstract

Dr, Sun Yat-sen’s decision to align with the USSR and to cooperate with the CCP in his later years has critical influenc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hat were the factors that led Sun to make this decision which the KMT repudiated completely soon after his death? This writer attempts to delve into historical facts as well as employ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tackle this question. It is hoped we may thereby better understand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which motivated Sun to take this oft misunderstood step.

In the preface we first emphasize the ultimate goal of Sun’s revolutionary ideal, i. e.,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Secondly we notice the current public opinion of the time which was sympathetic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 tendency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hich was more of less socialistic in its overall inclinations. Internationally we notice the disappointment of Sun with the attitude of certain majors powers, especially the USA, Japan and the Great Britain that Sun had relied heavily before. At that time it seemed the Sovie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enin

*_{Associate Professor, Taiwan Police College；Ph.D. Candid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聯俄容共政策之決策環境及其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