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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及母親心理控制行為與子女同儕受害的關聯:社交焦慮的中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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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心 理 與 輔 導 學 系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2 0 1 5 , 4 6 卷 , 3 期 , 3 5 7 - 3 7 5 頁 DOI:10.6251/BEP.20140612

父親及母親心理控制行為與子女同儕受

害的關聯:社交焦慮的中介影響

程景琳 陳虹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父母心理控制與青少年子女同儕受害之關聯,澄清父親及母親心理控制 之影響差異,並檢視青少年社交焦慮之中介角色。研究參與者為716 位國小高年級學生(男生 366 位、女生 350 位,平均年齡為 11.44 歲)。本研究以自陳式量表測量高年級學生所知覺之父 母心理控制、社交焦慮程度及同儕受害情形。研究結果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傾向與子女之同儕 受害有正向關聯,且父母心理控制行為會透過子女社交焦慮的中介途徑,而影響子女的同儕受 害情況,亦即父母親使用心理控制行為的傾向愈高,其子女社交焦慮程度愈嚴重,並進而導致 子女有較多的同儕受害情形;其中,母親心理控制傾向在此路徑上的影響大於父親心理控制傾 向。 關鍵詞:父親心理控制、母親心理控制、同儕受害、社交焦慮、 青少年 親子關係與同儕關係,對青少年的發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青少年逐漸尋求獨立 自主的空間,開始朝家庭以外的環境探索,與同儕的互動密切頻繁,也相當重視同儕對其的看法 與接納;但是,父母親仍然是多數青少年的主要照顧者及情感依賴對象(Laursen & Collins, 2009)。 父母親對於青少年的同儕關係,可能以指導者(instructor)或顧問(advisor)的角色,而直接影響 子女的同儕關係,亦即,父母可能透過示範或具體建議孩子,如何去建立及維持和同儕的關係, 與學習相關的人際互動規則(Parke & Buriel, 2006)。另一方面,透過親子間的互動,父母亦可能 對於子女的人際關係產生間接的影響;亦即,根據親子互動取向(parent-child interactional approach) 的看法(Patterson, 2002),孩子與父母面對面的互動,即提供了子女學習、複習、及改進社交技巧 的機會,而這些技巧同樣有助於孩子與同儕的互動。無論是藉由直接或間接的途徑,皆顯示了親 子互動對於子女同儕關係的顯著影響。 過去研究在探討父母因素對子女的影響時,父母親的教養/管教(parenting)應該是最常被探 討的預測因素之一,例如Baumrind(1971)所主張的四種「管教風格(parental styles)」類型:開

1.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程景琳,通訊方式:clcheng@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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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威信(authoritative)、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寬鬆放任(permissive)與忽視不管(uninivolved), 便被大量的研究者用以說明家庭教養對子女發展的影響。但父母的教養風格未必直接反映於管教 行為,如同 Darling 與 Steinberg(1993)之主張:「管教風格」是指父母對孩子全面性的態度與情 緒性的立場,反映出父母對於親子關係的看法,而「管教實踐(parenting practices)」則指父母為 使孩子順服、維持控制、與執行期待的特定策略,呈現出在親子關係下對待孩子的行為。是以, 近年在探討父母教養對子女的影響時,逐漸常見學者使用父母控制(control)的概念,來表示父母 的管教行為。相對而言,針對父母管教行為的探討,應該更能具體解釋對於孩子發展結果之影響 過程(Parke & Buriel, 2008)。故本研究乃從父母控制的角度,探討父母管教行為對於子女之同儕 關係的可能影響。 一、父母管教之心理控制行為 針對父母控制的內涵,可區分為著重於行為層面或是心理層面的控制(Barber, 2002)。父母在 管教過程中的行為控制(behavior control)策略,旨在對孩子的行為表現加以限制及規範,而使其 得以有合乎父母期待的舉止;故行為控制的策略,即類似傳統管教風格中的「要求(demanding)」 向度,高度的要求即表示對孩子設定嚴格的行為限制。相對而言,心理控制策略在過去研究中, 所受到的關注較不足。 心理控制的教養方式,是一種干涉孩子心理自主性之負向型式的父母控制手段(Barber, 1996),不同於「行為控制」策略主要針對孩子的行為舉止進行規範與監控,心理控制策略則是對 於孩子心理層面的介入及干預,即父母親抑制子女的自主性與個人表達,而未顧及子女的情緒與 心理需求,同時也不鼓勵子女與他人互動。在種種隱含心理介入特性的父母教養策略中,Barber 與Harmon(2002)認為主要可區分出二種特性的心理控制行為,即強制性(constraining)與操控 性(manipulative):「強制性」指父母以自己的興趣或自我為主,而抑制孩子在自我的探索與表達, 所以父母的管教行為會限制子女的語言行為,剝奪了孩子參與家庭互動之機會;「操控性」則指父 母會以撤回關愛、灌輸焦慮等管教方式,去形塑孩子的行為或情緒感受。所以,Barber(1996)認 為父母親的心理控制程度,會反映在親子互動過程的管教行為中,包括:撤回對孩子的關愛(love withdrawal)、引發孩子的罪惡感(guilt induction)、限制孩子的意見表達(constraining verbal expressions)、反駁孩子的個人感受(invalidating feelings)、對孩子進行人身攻擊(personal attack) 及對孩子表現出捉摸不定的情緒反應(erratic emotional behavior)等作法。Barber(1996)並根據 這些行為特性發展出測量父母心理控制之工具,在過去二十年中,也被廣泛地使用在不同國家、 種族、文化中,使得心理控制這個構念已藉由實徵研究獲得普遍的確認(Barber, Xia, Olsen, McNeely, & Bose, 2012)。

父母行使心理控制之管教行為,意味著父母親對於子女的價值發出貶抑、否定的訊息,而父 母親過多的限制則可能使子女減少了與他人互動的機會,而使子女無法在成長過程中形塑出適當 的自我定義,也降低子女建立自我效能的可能性;整體而言,父母親的心理控制行為,對於子女 的自我覺知與社會適應可能有不利的影響(Barber, 1996; Barber, Olsen, & Shagle, 1994),且可能對 青少年時期的孩子有特別明顯的影響(Barber & Harmon, 2002)。

二、父親vs.母親的心理控制 在探討家長管教對子女的影響時,受限於資料取得之便利性,大多數研究乃以母親管教為探 討之焦點,對於父親管教對孩子影響之研究分析,實相對缺乏。但因父親與母親可能在子女生活 中,扮演不同的照顧角色、或有不同的參與程度,而使得父親與母親的教養可能對子女有不同的 影響。Hoeve 等人(2009)針對父母教養與子女偏差行為之關聯,所進行的統合分析結果就發現, 父母性別是重要的調節因子,他們發現父親的支持行為與孩子偏差行為間之負向關聯,比母子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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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還高。可見,家長的管教對於子女行為的影響,除了教養行為本身的特性之外,也可能因 管教來自父親或母親,而對子女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到底父親和母親的心理控制行為對於 子女適應結果有怎樣的差異,目前的研究結果仍未有一致性之看法。 國內迄今僅有極少數的學位論文曾探討過父母心理控制行為,而在少數幾篇同時分別測量父 親心理控制及母親心理控制的國外研究中,大多是針對子女攻擊行為的探討。Albrecht、Galambos 與Jansson(2007)針對加拿大青少年之攻擊行為的研究發現,父親及母親的心理控制皆可預測子 女的肢體攻擊傾向,但僅有母親的心理控制能預測子女的關係攻擊傾向。而 Kuppens、Grietens、 Onghena 與 Michiels(2009b)針對荷蘭兒童之關係攻擊行為的研究發現,母親的心理控制與孩童 的關係攻擊之間具有互為因果(reciprocal)的關聯性,但是父親的心理控制僅能單方向地預測孩 童的關係攻擊。另外,Nelson、Hart、Yang、Olsen 與 Jin(2006)以中國兒童進行的研究發現,當 父母親皆使用心理控制行為時,能預測女孩有較多肢體攻擊與關係攻擊,但無法預測男孩之攻擊 行為。又,Kawabat、Alink、Tseng、van IJzendoorn 與 Crick(2011)針對父親及母親的管教方式 與兒童及青少年關係攻擊之關聯進行後設分析,結果發現父親使用心理控制策略與孩子的關係攻 擊有正相關,但是母親的心理控制策略與孩子的關係攻擊並沒有顯著關聯。從上述研究中,得見 父親與母親的心理控制對於子女行為會有不同的影響,但何者的影響程度較大,似乎仍難以有定 論。 是以,本研究之目的之一即同時檢視父親及母親的心理控制程度,以澄清其對子女之同儕關 係是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父母之心理控制與子女之同儕受害:透過孩子的社交焦慮 為 檢 視 父 母 心 理 控 制 對 於 子 女 之 同 儕 關 係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以 青 少 年 的 同 儕 受 害 (peer victimization)程度,做為其同儕關係不良之指標。同儕受害是指遭遇來自同儕之不當對待的攻擊, 因攻擊形式的不同而可分為肢體(physical)受害及關係(relational)受害,肢體受害表示遭受打、 踢等攻擊或威脅,而關係受害指受到排擠、造謠等造成社交地位或名聲被惡意破壞的對待(Crick & Grotpeter, 1996)。 過去少數以心理控制作為家長管教行為指標,藉以探討子女同儕受害情形的研究,發現照顧 者之心理控制與子女的受害情形有正向關聯。例如:Finnegan、Hodges 與 Perry(1998)針對四至 七年級學童的研究,發現母親對子女過度保護(overprotectiveness)、或是收回關愛及否定親子關 係等拒絕行為,與其子女之同儕受害情形有顯著的正相關。Ladd 與 Ladd(1998)以學前幼兒為研 究對象,發現照顧者限制子女表達意見、削弱子女想法及要求子女服從命令等行為,會正向預測 子女同儕受害的情形;但是此研究用來表示控制性教養行為的指標,乃同時涵蓋心理控制構念的 行為(即限制子女表達意見、削弱子女想法等)以及行為控制構念的行為(即要求、命令等),並 非直接以父母心理控制變項來預測子女的同儕受害。綜合上述兩個研究結果看來,目前我們僅能 推測家長採取偏向心理控制之管教行為可能與其子女之同儕受害情形具有相關性,但仍無法假設 照顧者心理控制行為傾向可以直接預測子女的同儕受害情形。此推論的合理性亦反映在 Ma 與 Bellmore(2012)的縱貫研究結果中─他們發現父親與母親第一年的心理控制傾向,並無法預測青 少年子女第三年的同儕受害情形。因此,本研究預期,對於青少年階段的子女,父母親的心理控 制傾向可能與其同儕受害情形之間,具有正向的關聯性,但是根據現有文獻,並無法進一步假設 父母心理控制傾向能直接正向預測青少年子女的同儕受害情形。 是以,為能更細緻了解父母教養行為對子女同儕受害的影響機制與作用歷程,中介途徑的檢 視應該是重要的探索方向。過去在探討父母教養行為對子女同儕關係的影響時,子女本身的特質 與能力被認為是重要的因素,包括子女的情緒調節能力、預期信念或社會認知因素等,都可能扮 演中介角色(Parke & Buriel, 2008)。例如:Yabko、Hokoda 與 Ulloa(2008)以青少年的憂鬱 (depression)程度作為中介變項,探討父母教養方式對於子女同儕受害情形的影響,結果發現, 父母親採取強制性(power-assertive)的教養方式會使子女的憂鬱程度較高,而憂鬱程度愈高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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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其同儕受害情形又愈嚴重;顯示納入青少年本身特性的考量,對於釐清父母教養行為與子女 同儕受害情形間的影響方式,是相當重要的。本研究選擇以子女本身之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 程度為中介變項,藉以探討父母親心理控制行為對於青少年子女之同儕受害的影響途徑。

社交焦慮是指個體害怕社交場合,或對於在人際情境中與他人互動感到緊張、焦慮的情形(La Greca & Stone, 1993);不同於社交恐懼症(social phobia)或社交焦慮疾患(social anxiety disorder) 之嚴重性,社交焦慮雖未達到臨床上的診斷標準,但對於個體日常的社交生活,仍然會有某種程 度的負向影響(Voelkel, Lee, Abrahamson, & Dempsey, 2013)。研究上通常以個體對於陌生的社交情 境和一般性的社交情境所產生的焦慮感,以及個體擔心他人對自己有負向評價(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的程度,來評估個體社交焦慮的傾向(La Greca & Lopez, 1998; La Greca & Stone, 1993)。

個體本身的社交焦慮程度可能受到父母親管教行為之影響。Mills 與 Rubin(1998)透過觀察 不同年齡兒童與母親的互動,發現相較於控制組的母親,社交退縮組兒童的母親表現出更高的心 理控制行為傾向,她們不但較無法針對子女的需求提供適當的回應,也更常要求子女必需服從其 指令。也有追蹤研究指出,父母的心理控制行為能正向預測青少年子女未來的害羞退縮情形(van Zalk & Kerr, 2011)。可見,若父母親的心理控制程度愈高,子女在社交情境或人際互動過程中會有 更多緊張或焦慮的狀況;而此影響過程可能是因為:父母愈常使用心理控制行為,則子女愈可能 對自己所遭遇的困難採取外控(external control)的態度,認為自己無法面對或解決問題,也傾向 將問題視為是自己無法掌握的,而這樣的認知方式使得子女更容易產生焦慮的情形(Nanda, Kotchick, & Grover, 2012)。

而由於社交焦慮是與社交情境有關,不難想像個體的社交焦慮傾向會與其人際互動經驗有所 關聯。Siegel、La Greca 與 Harrison(2009)發現,青少年的社交焦慮程度能正向預測其兩個月後 的同儕受害情形;顯示個體的社交焦慮程度愈高,同儕受害的情形可能愈嚴重。Slee(1994)亦發 現,有同儕受害情形的兒童與青少年,往往也有擔心負面評價的特性,即傾向於過度擔心他人如 何看待自己;而且不論是肢體或關係形式的同儕受害經驗,皆與個體的社交焦慮程度有所關聯(La Greca & Harrison, 2005; Storch, Brassard, & Masia-Warner, 2003)。而青少年的社交焦慮對於同儕受 害的影響,可能與其缺乏社交技巧或具有某些行為特性,而較易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有關。Erath、 Flanagan 與 Bierman(2007)指出,社交焦慮程度高的青少年往往很少主動參與同儕互動,而長時 間缺乏與同儕往來的經驗,減少了訓練社交能力的機會,便可能降低其在同儕間被接納的程度; 高社交焦慮之青少年也可能因為在互動場合中表現出來的害怕退縮反應,而被攻擊者視為容易下 手的目標(easy target),即可以輕易欺負、也不會有所反擊的對象(Blöte & Westenberg, 2007), 因而更容易遭遇同儕受害結果。 因此,本研究假設子女本身的社交焦慮程度,會在父母心理控制行為對子女同儕受害經驗之 影響上,產生中介效果的作用,亦即,父親及母親的心理控制行為會增加青少年子女社交焦慮的 程度,而青少年的社交焦慮程度愈高,又會使其有較多的同儕受害情形。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檢視父親及母親的心理控制行為與其子女同儕受害情形間之關聯,並進一步主張 透過青少年之社交焦慮傾向為中介變項,所形成之影響途徑。在國內期刊文獻中,尚少見以父母 管教行為角度探討對於子女同儕關係之影響的研究,對於青少年階段之社交焦慮及父母心理控制 的探討亦相當缺乏;本研究同時檢視家庭環境經驗與個人特性對於青少年負向人際互動之影響, 有助於擴充我們對於青少年階段之父母影響的了解。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假設為:(一)父母親之心理控制行為會與子女之同儕受害經驗有正相關; (二)父親心理控制與母親心理控制對於子女之同儕受害有不同的影響;(三)父母心理控制行為 會透過子女社交焦慮的中介,而影響子女的同儕受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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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心理控制 子女社交焦慮 子女同儕受害 圖1 研究架構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所分析之資料來自台北市及新北市六所國小共28 個班級的 716 位學生,其中包含五年 級學生305 名(43%)、六年級學生 411 名(57%),男生 365 名(51%)、女生 350 名(49%),平 均年齡為11.44 歲。 二、研究程序 考量國小學生在進入五年級時重新分班,需要時間適應高年級生活及新的同儕關係脈絡,故 本研究之施測乃安排在下學期進行。研究者先向學校及相關教師說明研究目的及進行方式,獲得 校方同意後,再委由班級導師轉交研究說明函給家長。依不同學校之要求,本研究之施測分別由 研究助理或班級導師進行,研究者對施測者提供書面及口頭的施測說明,確定其了解施測程序及 相關注意事項。施測當天向學生說明本研究對於問卷資料之保密措施,強調若沒有填答意願的話, 可以不需填答、自己安靜看書,且填答問卷與學校成績無關;並提醒學生下課後不宜和同學討論 填答內容,以尊重每位同學的隱私。 本研究所使用之測量工具在徵詢獲得原英文量表題項後,即由研究者翻譯為中文題項,再由 受心理學訓練且具中英雙語背景者,檢視中譯敘述之正確性,並由現任國小及國中教師檢視題項 之用詞及脈絡的適切性,調整題項內容後以國小高年級及國中學生進行預試。研究者接續以預試 資料進行項目分析,以決斷值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與校正後相關值低於 .30、及刪除該題後之內部 一致性係數有所提升者為刪題考量;進行因素分析後,各題項在該因子之因素負荷量亦至少在 .50 以上;本研究依此程序編定研究工具,各量表之信效度資料說明於下。 三、研究工具 (一)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本量表來源為 Barber(1996)的「心理控制量表─青少年自陳版(Psychological Control Scale-Youth Self-Report)」,原量表在題項中包含了多種心理控制的行為成分(如:收回關愛、反駁 感受、引發罪惡感、人身攻擊、限制意見表達等),但因其當時的編製意圖乃形成單一向度的心理 控制量表,故並未再區分出心理控制的分向度。研究者參考原量表題項,斟酌題項脈絡之在地適 用性後,編製了中文版的父母心理控制量表,並進行預試(樣本人數為466 人,男生 240 名、女 生226 名,平均年齡為 11.50 歲);再參考項目分析結果刪除 3 題後,以主軸因子法之直接斜交法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而萃取出兩個因子,總解釋變異量為57.386%。其中一個因子包含了「收回關 愛」(如:如果我不照爸爸的方式做,他就會對我比較冷淡)與「人身攻擊」(如:當我沒達到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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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的期望時,她就會說我讓她丟臉)的行為成分,研究者考量題項內涵反映出父母對子女個體的 貶抑與漠視,故命名此因素為「貶低價值」。另外一個因子則涵蓋「反駁感受」(如:爸爸總是想 要改變我對事情的看法跟感受)與「引發罪惡感」(如:媽媽總是設法讓我知道,她為我做了很多 犧牲)的行為成分,研究者認為題項內涵反映了父母維護本身主導性的控制,故將此因素命名為 「增強權威」。 是以,本研究所使用之心理控制量表包含了二個分向度(「貶低價值」與「增強權威」),共有 12 題,並分別針對父親與母親的心理控制而有父親版與母親版。填答者以「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選項進行作答,以1 至 5 分表示,得分愈高表示填答者 知覺父親或母親之心理控制程度愈高。另,考量目前普遍存在之多元家庭結構型態(如:單親、 隔代教養),有些研究參與者可能因缺乏實際互動,而無法針對父親版或母親版之題項內容進行填 答,故在此部分之填答說明中,特別指出若研究參與者覺得自己沒有與父親或母親相處的充分經 驗(例如:父母去世或已分開很久),則不需填答該版本題目。 以本研究樣本進行施測所得之信度,父親心理控制全量表之Cronbach’s α 為 .876,「貶低價值」 與「增強權威」分量表之Cronbach’s α 分別為 .874 與 .814;母親心理控制全量表之 Cronbach’s α 為 .860,「貶低價值」與「增強權威」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分別為 .841 與 .787,顯示本量表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模式和資料適配的情形尚可(父親版:χ2 = 363.814, RMSEA = .091, 90% CI = .081 ~ .099, CFI = .954, SRMR = .062;母親版:χ2 = 298.101, RMSEA = .080,

90% CI = .072 ~ .089, CFI = .957, SRMR = .052),即父母心理控制量表具有尚可接受的效度。 (二)社交焦慮量表

本研究使用 La Greca 與 Stone(1993)之「青少年社交焦慮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Adolescents)」,全量表原有 18 題,包含「擔心負向評價」、「一般情境焦慮」及「陌生情境焦慮」 三個分向度。中譯版經由預試分析(樣本人數為1024 人,男生 539 名、女生 485 名,平均年齡為 11.44 歲),參考項目分析結果刪除 4 題後,得出全量表之 Cronbach’s α 為 .884,再以主軸因子法 之直接斜交法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可萃取出與原量表相符之三個因子,總解釋變異量為 57.140 %。填答者以「從未這樣」、「很少這樣」、「有時這樣」、「常常這樣」、「總是這樣」五個選項進行作 答,分別代表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填答者之社交焦慮程度愈高。以本研究樣本進行信度分析, 社交焦慮全量表之Cronbach’s α 為 .899,「擔心負向評價」、「一般情境焦慮」及「陌生情境焦慮」 分量表之Cronbach’s α 分別為 .921、.644、.879,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之模式和資料適配的情形良 好(χ2 = 310.211, RMSEA = .067, 90% CI = .059 ~ .075, CFI = .979, SRMR = .050),顯示社交焦慮量 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及效度。 (三)同儕受害經驗量表

研 究 者 參 考 Mynard 與 Joseph ( 2000 ) 之 「 多 向 度 同 儕 受 害 量 表 ( Multidimensional Peer-Victimization Scale)」中的外顯受害題項,並擴充原量表之關係受害題項,編製了由青少年填 答之同儕受害經驗量表。全量表共有15 題,包含「肢體受害」、「直接關係受害」、「間接關係受害」 三個分向度。經由預試分析(樣本人數為420 人,男、女生各 210 名,平均年齡為 14.29 歲),結 果顯示本量表之Cronbach’s α 值為 .879,以主軸因子法之直接斜交法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可萃 取出如上述之三個因子,總解釋變異量為68.659%。填答者以「從未這樣」、「很少這樣」、「有時這 樣」、「常常這樣」、「總是這樣」五個選項進行作答,分別代表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填答者之 同儕受害經驗愈多。再以本研究樣本進行信度分析,同儕受害經驗全量表之Cronbach’s α 為 .902, 「肢體受害」、「直接關係受害」、「間接關係受害」分量表之Cronbach’s α 分別為 .888、.823、.886,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之模式和資料適配的情形良好(χ2 = 341.509, RMSEA = .064, 90% CI = .057 ~ .071, CFI = .979, SRMR = .052),顯示本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及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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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問卷施測完成後隨即進行資料之檢視及登錄。考量本研究擬同時分析父親與母親之心理控制 行為傾向,故在問卷登錄完畢後,研究者刪除僅填答父親或母親資料、以及同時缺乏父親與母親 心理控制資料之問卷共171 份,只保留兼具父親與母親心理控制資料之 716 份問卷進入後續之分 析。 本研究先檢視父親與母親之心理控制與子女之同儕受害的關聯,再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檢視社交焦慮之中介效果。以 LISREL 軟體執行結構方程模式之統計分 析,使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進行估計,並以四種指標評鑑資料與模式是否適配(Kline, 2011):(1)卡方考驗(χ2 test):卡方考驗達顯著水準表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不佳;

卡方考驗未達顯著水準表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良好,但因為卡方分配與樣本數有 關,大樣本容易造成卡方值擴大的效果,因此仍須參考其他適配指標;(2)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為判斷模式接近適配的指標,RMSEA 小於 .05 被視為良好適配 (good fit),大於 .10 表示不良適配(poor fit);(3)CFI(Comparative-Fit Index):CFI 值介於 0 與1 之間,一般以大於 .95 做為判斷理論模式可被接受的門檻;(4)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 值介於 0 與 1 之間,一般以小於 .08 做為判斷理論模式可被接受的依據。

結果與討論

一、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同儕受害之關聯 由表1 可見,父親之心理控制行為與子女之同儕受害情形呈現正相關(r = .232, p < .001),而 母親之心理控制行為亦與子女之同儕受害情形呈現正相關(r = .315, p < .001);亦即,父母之心理 控制傾向愈高,則子女同儕受害程度愈高。 表1 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同儕受害之相關係數 FPC 總分 MPC 總分 MPC 總分 .509*** VIC 總分 .232*** .315*** 註:FPC 父親心理控制,MPC 母親心理控制,VIC 同儕受害 ***p < .001

此關聯結果符合本研究之預期,也呼應了過去類似研究的發現(Finnegan et al., 1998; Schwartz, Dodge, Pettit, & Bates, 1997),即家長執行較高程度的心理控制,可能會造成子女的人際互動困難。 這反映出在家庭社會化(family socialization)的過程中,父母過於使用心理控制管教策略,可能 使得子女在青少年階段之個體化(individuation)過程受挫,而傷害了子女的自我感(Barber, Stolz, Olsen, Collins, & Burchinal, 2005);也可能因為這種親子互動方式,而助長其子女在同儕互動中, 採用操縱性及關係攻擊的互動策略(Soenens, Vansteenkiste, Goossens, Duriez, & Niemiec, 2008),因 而對青少年子女之人際困難情形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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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控制透過社交焦慮對同儕受害之影響途徑 本研究有四個潛在變項(父親心理控制、母親心理控制、社交焦慮、同儕受害),共以十個觀 察變項指標(父親增強權威、父親貶低價值、母親增強權威、母親貶低價值、擔心負向評價、一 般情境焦慮、陌生情境焦慮、直接關係受害、間接關係受害、肢體受害)代表這四個潛在變項。 各觀察變項指標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如表 2 所示,所有觀察變項間的相關情形皆達 顯著水準。整體而言,各觀察變項之相關情形與研究者之假設相同,即:父親及母親之心理控制 行為與同儕受害呈現正相關(r = .130 ~ .265)、與社交焦慮呈現正相關(r = .109 ~ .228),青少年 子女之社交焦慮傾向與同儕受害呈現正相關(r = .163 ~ .552)。 表2 各觀察變項指標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

tRV mRV PV FNE NEW GEN FEN FBE MEN MBE tRV mRV .696*** PV .322*** .373*** FNE .496*** .552*** .324*** NEW .232*** .195*** .163*** .423*** GEN .299*** .319*** .261*** .531*** .428*** FEN .155*** .130** .208*** .181*** .130*** .179*** FBE .182*** .149*** .176*** .169*** .109** .199*** .505*** MEN .201*** .211*** .198*** .228*** .172*** .223*** .543*** .334*** MBE .265*** .225*** .231*** .221*** .159*** .196*** .238*** .429*** .513*** M 2.272 2.012 1.468 3.430 2.526 1.829 2.278 1.784 2.719 2.103 SD .848 1.002 .713 1.467 1.156 .713 .927 .919 .900 .952

註:tRV 直接關係受害,mRV 間接關係受害,PV 肢體受害,FNE 擔心負向評價,NEW 陌生情境焦慮,GEN 一般情境焦慮,FEN 父親增強權威,FBE 父親貶低價值,MEN 母親增強權威,MBE 母親貶低價值

**p < .01,***p < .001 根據Kline(2011)的建議,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中介效果分析的步驟可分為二階段:第一階 段為確認研究所提出之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能否與樣本資料適配,是以驗證性因素分 析的方式進行測量模式的參數估計。其做法是:比較所有觀察變項指標在單一因素下的模式適配 情形,以及所有潛在變項在研究所提出之因素個數下之模式適配情形。若兩者之卡方值達顯著差 異,表示兩個模式不能視為相等,應選擇適配情形較佳者為測量模式。理想狀況下,單一因素模 式的適配情形會較差,但即使資料在研究所提出之因素個數下之模式適配情形較佳,也必需視其 各項適配指標來決定是否修改測量模式;必要時,可先將同一潛在變項下之觀察變項指標設定誤 差相關(error correlation)以改善測量模式(Bowen & Guo, 2012)。待測量模式確定後才能進入第 二階段,即以結構迴歸模式(structural regression model)進行中介效果之分析。

根據上述步驟,進行中介效果之二階段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3 所示。在第一階段測量模式的 部分,單一因素測量模式之適配情形不佳(χ2 = 899.275, p < .001, RMSEA = .186, 90% CI = .175 ~ .196, CFI = .699, SRMR = .119),四因素測量模式雖與單一因素測量模式達顯著差異(χD2 =

672.409, p < .001),但適配情形仍有改善空間(χ2 = 226.866, p < .001, RMSEA = .098, 90% CI = .086 ~.110, CFI = .938, SRMR = .059)。因此,研究者參考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ices)依序決定增 加設定四組觀察變項指標之誤差相關,分別為:「父親增強權威」與「母親增強權威」、「父親貶 低價值」與「母親貶低價值」、「直接關係受害」與「間接關係受害」、「陌生情境焦慮」與「一 般情境焦慮」。設定「父親增強權威」與「母親增強權威」之誤差有相關的原因為,雖然兩者並非 來自同一潛在變項,但二者「增強權威」的概念內涵是相同的,差異處僅在於父親與母親的來源 不同,因此影響「父親增強權威」與「母親增強權威」的誤差來源可能具有關聯;而設定「父親 貶低價值」與「母親貶低價值」之誤差相關的理由亦相似。另外,研究者設定「陌生情境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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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情境焦慮」、「直接關係受害」與「間接關係受害」之誤差相關的原因則在於,前、後兩 個觀察變項指標皆同屬於一個潛在變項,且其概念相似,即:「陌生情境焦慮」與「一般情境焦慮」 皆指個體在人際互動情境中所感受之焦慮感,差異處只在於所設定的情境不同,而「直接關係受 害」與「間接關係受害」皆表示個體所遭受之關係攻擊情形,差異處在於所遭受關係攻擊之進行 手段不同。因此符合Bowen 與 Guo(2012)對於設定誤差相關原則之看法。而修正後的四因素測 量模式(即增加了四個誤差相關)與原四因素測量模式之卡方值亦達顯著差異(χD2 = 167.348, p < .001),且此模式各項適配指標皆良好(χ2 = 59.518, p < .001, RMSEA = .044, 90% CI = .030 ~ .058, CFI = .989, SRMR = .035),顯示測量模式與樣本資料的適配情形不錯。 表3 中介模式適配情形摘要表 χ2 df χ D2 dfD RMSEA 90% CI CFI SRMR 測量模式 1-factor 899.275a 35 ─ .186 [.175, .196] .699 .119 4-factor 226.866a 29 672.409a 6 .098 [.086, .110] .938 .059 4-factor’ 59.518a 25 167.348a 4 .044 [.030, .058] .989 .035 結構迴歸模式 3 paths 74.273a 27 14.755a 2 .050 [.036, .063] .986 .043

註:1-factor 單一因素測量模式,4-factor 四因素測量模式,4-factor’增加四個誤差相關之四因素測量 模式,3 paths 本研究之三路徑理論模式,CI 信賴區間 a p < .001 第二階段結構迴歸模式的部分,本研究所提出之理論模式,即四個潛在變項之間共有三條路 徑,其適配情形良好(χ2 = 74.273, p < .001, RMSEA = .050, 90% CI = .036 ~ .063, CFI = .986, SRMR = .043);因此,本研究所提出之理論模式可以獲得資料支持。 整體模式如圖2 所示,路徑分析之各項效果如表 4 所示。各項直接效果的結果與研究者假設 相同。父親心理控制行為(β = .133, p < .05)與母親心理控制行為(β = .320, p < .001)皆可正向 預測青少年之社交焦慮情形,顯示當父親與母親對子女採取心理控制行為的傾向愈高,青少年社 交焦慮程度愈高。此外,青少年的社交焦慮程度可以正向預測其同儕受害情形(β = .801, p < .001), 顯示當青少年的社交焦慮程度愈高,其遭遇同儕受害的可能性愈高。 針對中介效果的檢視發現,如同研究者之預期,青少年社交焦慮程度會在父親心理控制行為 對青少年同儕受害情形(β = .106, p < .05)、母親心理控制行為對青少年同儕受害情形(β = .256, p < .001)兩個關聯間扮演中介角色,顯示父親與母親對子女採取心理控制行為的傾向,會透過青少 年子女之社交焦慮,而影響青少年之同儕受害程度,即父親與母親對青少年子女進行心理控制之 傾向愈高,子女社交焦慮程度愈高,而社交焦慮程度愈高進而又使其遭遇同儕受害的可能性增加。 由結構迴歸模型之標準化係數(迴歸係數)可知,相較於父親心理控制,母親心理控制對於青少 年子女同儕受害情形有更大的影響力;從「父親心理控制」到「同儕受害」之效果為 .106,從「母 親心理控制」到「同儕受害」之效果則為 .256。在整體模式中,潛在變項「同儕受害」之 R2值為 .642, 表示父親及母親之心理控制透過社交焦慮,所發揮的影響效果能夠解釋青少年同儕受害64.2%之變 異量。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父親心理控制之管教行為,如同母親心理控制一般,也會對子女的人際 關係有所影響;且母親心理控制對於子女受害的影響,可能略大於父親的影響。有可能是因為母 親大多是孩子日常生活的主要照顧者,與孩子的互動較父親更多,因而對孩子有較大的影響;也 呼應過去研究發現,經常遭遇同儕攻擊的受害者,通常與母親有較糾纏(enmeshed)的關係(Finnegan et al., 1998; Ladd & Ladd, 1998; Olweus, 1980),亦即母親傾向高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同時孩子也很 難脫離這樣的親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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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潛在變項路徑分析各項效果一覽表 自變項 依變項(內衍潛在變項) 社交焦慮 同儕受害 β t β t 外衍變項 父心理控制 直接效果 .133 2.180* 間接效果 ─ ─ .106 2.158*** 整體效果 .133 2.180* .106 2.158*** 母心理控制 直接效果 .320 5.324*** 間接效果 ─ ─ .256 5.037*** 整體效果 .320 5.324*** .256 5.037*** 內衍變項 社交焦慮 直接效果 ─ ─ .801 12.642*** 間接效果 ─ ─ ─ ─ 整體效果 ─ ─ .801 12.642*** *p < .05,***p < .001 迄今國內外仍少有研究針對父母心理控制對於子女人際關係的影響過程進行檢視,本研究結 果證實,親方對子方的影響途徑之一可藉由子女本身的社交焦慮程度所造成。我們的發現亦進一 步擴充了Ma 與 Bellmore(2012)的研究;他們曾假設青少年本身之內化性適應問題(憂鬱、焦慮、 退縮)為中介變項,藉以探討父母親心理控制與子女同儕受害之關聯,經由三年的縱貫追蹤,結 果發現無論在第一年的父母心理控制與第三年的青少年同儕受害情形間之關聯,或是在第一年的 青少年同儕受害與第三年的父母心理控制間,皆未呈現內化性適應問題之中介影響;他們推測可 能因為內化性適應所涵蓋之情緒層面太過廣泛,而無法突顯與青少年人際關係的具體關聯,以致 其研究假設無法獲得證實。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社交焦慮乃針對個體對於人際互動情境的緊張與 不安狀態,可能與同儕相處的品質及互動結果,有更密切的關聯,因而在本研究中,證實了社交 焦慮為父母親心理控制與青少年子女同儕受害之關聯間的中介角色。 而父母親的心理控制程度之所以透過青少年本身的社交焦慮傾向,而影響其後續的同儕關 係,反映出受到父母愈多控制的子女,往往具有較高的服從性(submissiveness)及較低的自主性 (autonomy),使其在同儕互動的過程中容易居於弱勢地位,而可能會低估自己與他人建立親密關 係的能力、對於如何表達自己的需求缺乏信心、或擔心自己無法以適當的社交技巧來防止自己受 到他人的欺壓(Finnegan et al., 1998);同時,社交焦慮程度愈高,願意主動參與同儕互動的可能 性愈低(Erath et al., 2007),而愈缺乏與同儕往來的結果,使得孩子更沒有機會培養出和諧、滿意 的同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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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社交適應 3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2 中介模式分析圖 註: FPC 父親心理控制 ( FEN 父親增強權威 , FBE 父親貶低價值) , MPC 母親心理控制 ( MEN 母親增強權威 , MBE 母親貶低價值) , SocAnx 社交焦慮 ( 負向評價, NEW 陌生情境焦慮, GEN 一般情境焦慮) , VIC 同儕受害( tR V 直接關係受害, mR V 間接關係受害, PV 肢體受害) *p < .05 , ** p < .01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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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家長所使用的心理控制管教策略,會與孩子的同儕互動經驗有所關聯;而母親 心理控制行為對子女同儕受害情況的影響─相對於父親而言,影響程度可能更大。同時,父母心 理控制行為會透過子女之社交焦慮程度,而影響子女之人際互動結果;即父母心理控制傾向愈高, 使得孩子的社交焦慮程度愈高,而造成孩子在同儕間受到欺負的情況愈嚴重。本研究結果反映出 家長管教行為對於子女同儕關係產生影響的可能機制,不僅證實父母心理控制管教策略的負向影 響,也顯示孩子本身對互動情境的焦慮不安,確實會影響其人際適應困難。 本研究使用 Barber(1996)主張之心理控制的定義與測量工具,結果證實此構念所表徵之父 母教養行為亦存在於台灣社會,並初步發現此構念可再進一步區分為「貶低價值」與「增強權威」 的內涵,雖不同於 Barber(1996)原先使用之單一向度內涵,但呼應了新近研究認為需更細緻化 此構念的提倡(Barber et al., 2012; Fung & Lau, 2012; Soenens, Vansteenkiste, & Luyten, 2010);同 時,這也突顯出心理控制內涵在不同文化脈絡下有所差異的可能性。在 Wu 等人(2002)對照中 美幼兒的研究中發現,美國母親的心理控制傾向與其開明威信的教養風格呈現負向關聯,但是中 國母親雖然使用心理控制的程度顯著高於美國母親,卻未必表示其在教養上採取開明威信的程度 較低。而在亞裔美國家庭中,子女對父母採用心理控制教養策略所產生之生氣與不滿情緒,顯著 低於歐裔美國家庭;納入子女負向情緒的考量後,亦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傾向與子女負向適應的關 聯性,在歐裔及亞裔家庭中有不同的影響效果(Chao & Aque, 2009)。由此可見,雖然心理控制行 為可見於不同文化脈絡,但是文化差異對於心理控制運作機制的影響,實需倚賴實徵證據之澄清。 建議未來研究可持續檢視心理控制多向度內涵在台灣家庭中的具體特性,及進一步探討對子女正 向與負向適應結果的影響過程。 未來研究擬延伸探討父母親心理控制對於子女的影響時,或可由三個方向進行。首先,本研 究藉由分別檢視父親及母親的心理控制程度,而得知家長角色對於青少年人際適應狀況的影響, 具有家長性別因素之差異。後續研究若能同時考量孩子的性別因素,或可更進一步地澄清其影響 方式,例如:Nelson 等人(2006)的研究即指出,父母親心理控制行為對於女孩使用攻擊行為的 影響程度,會較男孩的影響程度更大。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在探討家庭因素如何影響孩子之同儕 關係時,可同時檢視親方與子方性別之調節角色。再者,考量父母心理控制行為之心理介入特性, 可能對於子女的自我認知或個體自主性發展有負面的影響(Barber, 1996; Barber et al., 1994),建議 未來研究亦可檢視孩子的自尊或個體性,是否也會在父母心理控制行為與子女適應結果的關聯間 扮演重要角色。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父親與母親之心理控制對於子女同儕互動經驗的影響效 果有所不同,後續研究可再針對父母差異效果的機制與途徑加以檢視,以期能更細緻地說明父親 和母親角色對子女同儕關係之特定影響。

過去探討心理控制與青少年適應關聯的研究中,通常僅針對母親心理控制的影響加以分析 (如:Loukas, 2009; Loukas, Paulos, & Robinson, 2005; Steeger & Gondoli, 2013),即使同時納入父 親與母親心理控制的研究,通常是將父親與母親心理控制以兩個獨立的模式進行分析(如:Kuppens, Grietens, Onghena, & Michiels, 2009a; Kuppens et al., 2009b; Plunkett, Henry, Robinson, Behnke, & Falcon, 2007),或是以父母共同使用心理控制的情況加以測量(如:Nanda et al., 2012; van Zalk & Kerr, 2011),因而無法協助澄清父親與母親心理控制對於青少年適應的影響差異。而本研究同時將 父親與母親心理控制作為潛在變項,結果發現家長的心理控制行為透過子女本身的社交焦慮、並 進而影響子女同儕受害的情形,相對在母親更明顯。這可能是因為,相較於父親,母親被賦予更 多情感回應、支持照顧的功能,也花費較多時間與子女互動、與孩子有更緊密親近的親子關係(Shek, 1998; Shek, 2008),而可能對子女的社交行為產生較大的影響力(Lamb & Lewis, 2011);因而,若 母親在親子互動過程中,傾向以妨礙子女自主性、壓抑子女心理情緒狀態等方式對待子女時,子 女的社交適應情形也可能受到更明顯的負面影響(Mills & Rubin, 1998)。有鑑於此,實務工作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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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心理控制行為可能帶給孩子的影響。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建議在教育工作及輔導實務上,需多加留意青少年的社交焦慮傾向,並 可嘗試藉由培養青少年的社交互動技巧、強化其降低焦慮的情緒調節策略、鼓勵同儕間表達友善 寬容的互動氛圍等做法,設法減少高社交焦慮學生對人際互動的過度擔憂,而期降低其父母過度 控制之管教行為對青少年後續人際適應的不良影響。同時,本研究結果也突顯出,針對遭受同儕 攻擊之受害者的有效輔導介入,可能不僅要著力於受害者的學校及教室環境,也需擴及受害者的 家庭互動脈絡。固然學校教師要改變家長的管教方式,有相當大的難度,但可協助家長了解─父 母對待孩子的方式也會對孩子的同儕關係造成影響;倘若家長能有這樣的覺察與知識,或許較能 提醒自己,在管教子女的過程中,應盡量避免某些可能妨礙子女心理自主之手段。另外,透過輔 導工作的協助,也可讓家長練習替代性的管教作法,以取代可能傷害個體化過程的強制性干涉, 例如:父母支持(parental support)在過去研究中,即發現能緩衝受害者的心理不適(Schreck & Fisher, 2004),且能減少後續不當行為的發生(Aceves & Cookston, 2007)。

本研究之限制在於:研究參與者僅為來自台灣北部地區之高年級學童,侷限了本研究結果對 於不同地區、不同年齡範圍之青少年的可推論程度,建議未來研究能擴大樣本對象(如:台灣北、 中、南、東區,國中及高中學生)進行探討。且本研究僅由青少年提供資料來源,缺乏來自父母 親本身對其心理控制管教行為及孩子心理特性的評估,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充資料提供來源(如: 子女、父親、母親、配偶),來進行此議題之探討。且能再以另一群高年級學童樣本,施以同樣的 測量工具進行資料收集,以對本研究之中介模式進行複核效度(cross validation)之檢驗。同時, 建議未來研究亦能針對同一樣本,進行長期追蹤調查及縱貫資料分析,以證實本研究父母心理控 制及子女同儕受害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另外,本研究所使用之測量工具皆為翻譯及修訂自國外 研究之量表,雖然有助於將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進行對照,但是亦不能忽略,這些構念之深層內 涵可能存有文化差異;這些中文化量表雖經初步檢驗具有合格的信度及效度,未來研究仍需持續 檢視其效標關聯效度,並深入探討構念內涵是否具有文化意義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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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修訂日期:2013 年 12 月 09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14 年 03 月 31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14 年 06 月 12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0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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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Adolescents’ Peer Victimization: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Ching-Ling Cheng Hung-Yang Ch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s’ psychologically controlling behaviors and early adolescents’ peer victimization,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aternal and maternal influences, an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dolescents’ social anxiety in this association. A total of 716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366 boys and 350 girls, mean age = 11.44) particip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Self-reported measure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social anxiety and peer victimization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psychological control was positively linked with early adolescents’ peer victim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s’ peer victimization was mediated by adolescents’ social anxiety; namely,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positively predicted adolescents’ social anxiety, which in turn positively predicted adolescents’ peer victimization. The effect of m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was greater than p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this mediating pathway.

KEY WORDS: adolescents, m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p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peer victimization,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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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表 4  潛在變項路徑分析各項效果一覽表  自變項 依變項(內衍潛在變項) 社交焦慮 同儕受害 β t β t  外衍變項 父心理控制 直接效果 .133 2.180 * ─  ─  間接效果 ─  ─ .106  2.158 * ** 整體效果 .133 2.180 *  .106 2.158 * ** 母心理控制 直接效果 .320 5.324 *** ─  ─  間接效果 ─  ─ .256  5.037 *** 整體效果 .320 5.324 ***  .256  5.037 *** 內衍變項 社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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